这儿的“西尼”是指当时美国的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总统任上被暗杀。“东尼”指当时印度的总理尼赫鲁，1964年5月27日病逝。“某公”则是指当时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解除职务。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尼”字。
    不久又发表了毛主席的诗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首诗词的政治指向十分明白，就是号召全国人民在国际上要坚决地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国内要警惕帝、修、反的和平演变。

报纸上一拨又一拨地发表措辞激烈的反修防修的文章，让我们感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同学们对国内外形势都是十分的关注，议论也十分激烈。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为自己能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革命年代而激动、而热血沸腾，而跃跃欲试。

六十年代，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麦贤得……，英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涌现，全国上下掀起了“学英雄、做英雄”的热潮。

这些英雄人物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做好事、讲奉献。我们立刻行动起来，利用放学后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到汉水桥帮助板车工人推板车上桥，到学校附近的垃圾场帮清洁工人推垃圾车、倒垃圾，甚至到青山区参加武钢建设干打垒厂房的义务劳动……。这样的活动我们坚持了一年多，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干得毫无怨言，并以做好事不留名，甘当无名英雄为荣。

    六十年代在我心中是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年代。人们的那样一种无私奉献、积极向上的精神，现在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毛主席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他能把全国人民的精神统一起来，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投身到这样一场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去，也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班主任苏利生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叫苏利生，当时也就二十几岁。还没有结婚。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叫肖小兰。苏老师身材瘦削，戴着一副眼镜，身体不太好。苏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跟小学的班主任一样，他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苏老师的课上得一级棒，我们都喜欢听他讲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朗读课文中杨朔的散文《雪浪花》和《荔枝蜜》，真是声情并茂，使我对杨朔的散文有了特殊的好感。为此还专门买了杨朔的散文集看。

 一次，苏老师不知绊动了哪根弦，他分别找了班上的很多同学谈话。谈完话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苏老师真厉害，跟他谈话谈得心里直发虚，谈得你想哭。对他讲的话，我还半信半疑。等轮到找我谈话时，苏老师首先对我前一阶段的表现进行分析，指出我的优缺点，说的都很准确。当他指出我的心里深处的想法，说我因家庭出身问题，思想包袱很重，精神不振奋、有自卑感时，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一下就戳到我和心底的痛处。

我想，苏老师当时肯定是想显示一下他的心理学水平及他对我们同学的了解，他以把别人谈得哭起来作为乐趣。不过，他掌握别人的心理活动确实有一套，不得不佩服。

 后来，我才知道苏老师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一直在要求入党，但党组织的大门迟迟没向他打开。他是不是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他跟我说的话实际也是在说他自己心里深处的隐痛。我们同病相怜，难怪一语中的。

苏老师跟我们同学相处得很融洽。课余时间，他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班上举行文娱活动时，他也带头表演节目，他用黄陂话说的“颠倒歌”让大家捧腹不已。我还记得其中几句：“麻风细雨满天星，开水锅里结了凌冰……先生我，后生我的哥”。

他还邀我们几个班干部到他家里去玩。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里弄里，文革时改名为“红军里”，原来叫什么忘记了。他家住的房子比较破旧，面积也不大。他睡觉的地方是在他家的房间的上方加层搭盖的一个狭小的阁楼，需要搭梯子才能上去。爬梯子上阁楼时，我们都觉得十分好玩。在他的阁楼里，我看到床边的书架上放满了书，不少是关于情操修养方面的书籍。苏老师跟我们席地而谈。谈他的大学生活，谈他的理想，谈他对我们的希望。言语间，充满了激情，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临走时，我向他借了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负过伤，后来全身瘫痪并双目失明。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写作。这本书满篇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追求和献身精神。保尔.柯察金不但是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是中国青年的学习楷模。书中有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句名言深深激励和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

苏老师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的内页空白处用钢笔写下了不少感言。其中一句感言写到：“如果有一天我也遭遇到他那样的不幸，我会像他一样坚强”。这本书我一直没有还给他，后来也不知放到哪儿去了。

1977年的一天，我和朱家平一起去看他。谈话中，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们，不久前他刚被批准入党。并说，他要站在三尺讲台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苏老师为了入党，苦苦追求了一、二十年，现在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我被他的执着感动，同时也体会到他多年心底承受着的巨大痛苦。

几年后，突然听到苏老师病逝的噩耗，我和朱家平到他家去悼念，听其他老师讲，苏老师患的是肝癌。病重时，他坚决不肯住院，一直坚持上课，直到他倒在讲台前。听到这里，我脑海中马上涌现出他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中写下的的那句感言。

苏老师长期患有肝炎，我们在校时，他就一直在吃药。他是用生命的代价来证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的同学们

我们班是一个大集体，在学校，同学们相处都十分融洽。从1963年入校，到1966年毕业，后又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两年，我们在学校呆了近五年的时间。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同学们之间也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往事。

同学中故事最多，笑料也最多的，当数吕先荣无疑。

吕先荣家境贫寒，父母都不在世了，他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吕先荣的家庭条件虽然不好，但他绝对是个乐天派，成天笑哈哈的。

吕先荣长得也很有特点：瘦长的个子，细长的脖子，却长着一个又大又圆的脑袋。蒜头鼻子上架着一副缺了一条腿、用绳子框在耳朵上的眼镜，而且眼镜片上还有几道裂纹。他笑起来时大嘴咧开，露出满嘴参差不齐的牙齿，还缺了一颗门牙。说话激动时，变得结巴，从漏风的门牙缝中发出“嗤、嗤”的声音。我曾经给他画过一幅漫画，不用写名字，大家都知道是他，他看后也咧开大嘴笑起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皮球”。大家也从来不叫他的大名，“皮球”成了他的正式称呼。连同年级其他班的同学也这样叫他，他一点也不反感。

 吕先荣的语文较好，看的书也多，而且特别喜欢看古书。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他无所不知。

一次，他又跟我们大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法几个同盟国的故事。说得激动了，把英国首相张伯伦说成法国首相张伯伦，被大家抓住了辫子，拼命起哄。他也发觉说漏了嘴，马上想纠正，但大家就是不依，不停地叫喊“法国首相张伯伦！”他一急，双手抽筋，五个手指攥在一起，拳头捏得紧紧的，浑身颤抖起来。这时，班主任苏老师刚好也进了教室，看到我们一群人在逗撩吕先荣，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们不该欺负同学。

吕先荣还喜欢写诗，但写的诗有一股夫子气。学校开运动会，他写过一首“十六字令”发表在班上的墙报上。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一段：“跑，运动场上呈英豪，奋力追，个个争头鳌”。为了押韵，他把鳌头反过来，写成头鳌。当时，班上没有人知道头鳌是什么意思，他还跟我们解释了半天，显得很得意。

吕先荣的大脑特别发达，但小脑肯定没有发育好。他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极差，体育是他的弱项。跳高时，横杆只有一米来高，我们一抬腿就轻松地跳过去了。而他攒足了劲，呲牙咧嘴地比划了半天，跑到横杆前却停了下来，然后用双脚一并蹦着往上一跳，马上就重重地平摔在沙坑的木框边上，躺在沙坑里痛得“嗤、嗤”直吸气。练举重时，只有几十斤重的杠铃刚举到脖子处，就连人带杠铃一起向后倒在地上，杠铃的横杆卡在他的脖子上方，他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幸亏杠铃的铁盘有点大，杠子离他的喉咙还有几公分的距离，不然真要出人命，把大家吓得够呛。

一次，我们一群同学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到江边帮助拖垃圾的工人拖车倒垃圾。吕先荣也去了。倒垃圾时，他把浮在岸边水面上的垃圾当成了平地，一脚踩下去掉进江里去了。同学们七脚八手地把他拖上岸，只见他满头满身都是垃圾，衣服上还粘了不少大粪，整个人臭烘烘的。回到学校，女同学帮他把弄脏衣服洗干净拿出去晾晒。他穿着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头，刚洗过的头发还湿漉漉的，像一只落汤鸡似的坐在课桌旁发呆。女同学还买来点心递到他手边，他不肯接，也不表示感谢，反而摇头晃脑地冒出一句：“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搞得大家哭笑不得。

吕先荣的毅力还是不错的。文革中，我们一群男生自己组织去横渡长江，他也跟着去了。同学们都担心他游不过江，劝他算了，他偏要下水。没办法，我们给了他一个橡皮篮球让他背着。游了不到一半的距离，他的腿就抽筋了。我们正在为他担心之时，他却躺在江面上游起仰泳来。敢在横渡长江时游仰泳，是吕先荣的创造。我们一伙人连拉带拽地好不容易才把他带上岸，把大家累得够呛。

还有一位叫袁国新的同学，是个干部子弟，父亲是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的党委书记，一位老红军。按说他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不料一次他到新华书店看书时，顺手拿了一本书藏在衣服里，出门时被书店的工作人员发现。书店的负责人将他扣了起来，要学校去领人。

事情传开，在班上引起轩然大波。偷东西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平时言语不多、看起来十分老实的同学会偷东西。

袁国新在班会上作了检讨。他是个大舌头，一口普通话，嗫嗫嚅嚅地说了半天，我们还是没有听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偷一本直不了几个钱的破书。孔乙己也曾因偷书被人打了一顿，但他的理由却充足得很：“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袁国新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搪塞。

我们上的各门课都分别有一名课代表，由这门功课最好的同学来担任。

语文课代表叫吴昌瑜，她的作文写得感情细腻，文采也很好，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她曾写过一篇生病在家时的作文，苏老师对其中的“充满药味的房间”一句十分欣赏，特地在班上读给我们大家听。相比之下，有的同学的作文写得却让人匪夷所思，令人捧腹。

周诗僚同学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心的旅行》。一开头就来了这样一句：“我的心从嘴里飞出来，……”听到就让人毛骨悚然，人的心脏怎么可能从嘴里飞出来？明明本人就可以去旅行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让一颗心脏去做？他的想象也太离谱了。而且，一颗血淋淋的心脏突然从人的嘴里跑出来，在空中漂游，那又是一件多么可怕的情景。更可怕的是这颗心脏还飞到各处，参观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地头田边与人们对话，真是越写越恐怖。当这篇作文在班上作为问题作文朗读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还有魏东林同学写的一篇作文，用“雪白雪白的山崖上开着一朵血红血红的梅花”开头。颜色的对比倒是十分强烈，但怎么读都叫人不舒服。梅花能用“血红”来形容吗？怎么就只开了一朵呢？不可想象。

英语课代表是谢安娜。我们的英语教材与别的学校不同，是示范课本。课程的进度很快，我们初三上学期用的英语课本连我姐姐读高一时都还没有上，快了整整一年多。

谢安娜在班上介绍过她的学习英语的经验。在讲到如何记住学过的英语单词时，她的做法是：用心观察自己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事物，尽量把它们用学过的英语单词联系起来。比如在街上看到树，就说 “ tree”,看到街道，就说“street”……。谢安娜记英语单词的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把她所用的方法推而广之用到同学的名字上来。黄龙奇同学名字的发音与英语“橙子”的发音相近，我们就把他叫“oringe”,殷发生同学的名字中有“发生”两个字，我们就叫他“殷happen”、“殷 take place”,谭力士的名字的发音与“乒乓球”的英语发音简直是一模一样（现在这个单词已经不用了直接就用中文的发音ping pang），我们就叫他“table tennis”。这个方法看来还真管用，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住这几个英语单词。

英语课本其实就是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或翻译作品，它应是属于语文课范畴。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英语课的，并且英语的成绩也不错。什么“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现在完成时”、“过去时”、“将来时”、“过去将来时”等等时态，很多人都觉得太麻烦，不好掌握，我却觉得很简单，倒是数学、物理、化学中的公式、定律、分子式等枯燥无味，我一点也不喜欢。

我们学过的有些课文的确很有趣味。如《半夜鸡叫》课文中，有一句周扒皮催长工起床下地干活的话：“are you steel sleeping ？ you are lazybones， get up and go to work ！”（你们还在睡觉吗？你们这些懒鬼，快起来，干活去！）这句英语经常被同学之间互相叫骂着玩。

还有一首是关于新年钟声的，我只记得结尾一段：“……ding dang ， ding dang , ring the new years in.ding dang ,ding dang，ring the old years out.”（叮铛、叮铛，新的一年来到了。叮铛、叮铛，旧的一年过去了。）这首英语小诗是在一次班上举办的新年晚会上，教英语的何老师念给我们听的，这段英文小诗也是我们英语课本附录中的一篇。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晚上读诵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到特别温馨，比起我们过年时常说的“恭喜发财”又别有一番情调。

跟我玩得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伦杰，一个是黄龙奇。

胡伦杰家住兰陵路，离我家很近，放学后我们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晚上也经常在一起玩。他出身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家里有一栋三层楼的私房。他家中有一台留声机，还有一台落地式的收音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我在他家里听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时而悠扬委婉，时而狂风骤雨的小提琴声加上伴奏，听得使人如痴如醉、潸然泪下。

我们还经常交换书籍阅看，书大多是从别人手中借的，他借书的路子挺广，总有紧俏的书可以借得到。文革中，他借到一本《基督山恩仇记》。据说当时这本书用一块英纳格的手表都换不到。他借给我看时，要求在一个晚上看完，第二天就要还。这本书已经被传阅得破烂不堪，还缺了不少页。我硬是用一个晚上把它看完了。

还有一次，一个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家里一楼的房间里，在昏暗的15支光的灯泡下看一本叫《隐身人》的外国惊险小说。正看到全身包裹严密的隐身人（他是一位科学家，吃了他自己研究的一种药，使身体变得透明起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投宿到一家小旅馆。他进了二楼的房间，开始脱衣服。他一件件地摘下帽子、眼镜、围巾、口罩、手套、脱去外套，衣服……，身体的各部分随着衣物的脱掉逐渐在空气中消失不见。这时，旅店的女主人端着茶盘上楼给客人送茶点，上楼梯后正准备推门。看到这儿，我的心也绷得紧紧的。突然，我听到门口的走道上也响起嚓、嚓、嚓轻微的脚步声，半掩的门突然“吱呀”一声被推开。我“登”地一下站立起来，心跳加速。进来的人是胡伦杰！我好半天缓不过气来。

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开展了“破四旧”的运动。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家里都被抄了家。胡伦杰父母的家也被抄了。他家离我家很近，就跑过去看。被炒的东西在他家门口对了一大堆，他的父母亲也被剃成阴阳头，站在门口被人批斗。批斗时，抄家的那帮人在揭发中说到胡伦杰家里有个亲戚叫徐鹏飞。这个名字与小说《红岩》中的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名字一模一样。

不久，我们班上也开会进行“破四旧”的动员。为了表现积极，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我在发言时，就把胡伦杰家的亲戚中有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的事情讲了。胡伦杰在下面小声说:“不是那个徐鹏飞。”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胡牵乱扯，太不够朋友了。

黄龙奇家住惠济路武汉建筑设计院宿舍院内，他父亲是设计院的总工，高级知识分子。黄龙奇的数学很好，他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是二中的学生，可见家庭环境和遗传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黄龙奇喜欢养鸽子，家里有一大排鸽子笼，养着几十只洋鸽子，品种不错。我们经常在他家里去玩，看他喂鸽子、给鸽子羽毛翄条、喂食，放飞等，看着鸽群在空中盘旋，呜呜的鸽哨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很是享受。黄龙奇也喜欢看书，我们之间谁有书都是互相传看的。黄龙奇和胡伦杰还喜欢在一起下围棋，而我对围棋一窍不通，只有在旁边看的份。

初中毕业前夕

1966年6月，初中三年的学业全部结束了，毕业考试也考完了。除了留级的同学外，大家都在准备升学考试。

当《升学自愿表》发到我们每个同学手中时，我们又一次面临选择：是继续升学读高中，再准备考大学？还是考中专，读完后就业？或者不再读书，直接参加工作？同学中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成绩好的同学几乎都准备考高中，也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或成绩一般的同学准备考中专，少数同学准备不再读书而去就业参加工作。铁路工人家庭出身的林光辉（二七大罢工中的工人领袖林祥谦是他的叔叔）在毕业前夕就放弃了学业，辍学到江岸车辆厂参加了工作。

班主任苏老师找我谈话，他说我的成绩不错，表现也很好，希望我能继续报考二中的高中。

我初中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但可以排在前十名左右。继续报考二中的高中应该问题不大，但我对于读书上大学一直没有太强的愿望。这也许是自己从来就没有把读书太当一回事，更主要的还是受到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和当时突出政治、为人民服务等思想教育的影响较深。毛主席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书读得越多越蠢”、“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也认为一心只想读书，上大学，就是走白专道路，是想成名成家。我更愿意向雷锋等英雄人物那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来。特别是当时刘少奇主席接见北京的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当国家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当掏粪工人也是为人民服务。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面临毕业去向的选择，是考验我们平时总说要听党的话、要为人民服务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言行一致，不做口头革命派。

我告诉班主任苏老师说，我已考虑好了，我准备报考武汉市服务学校。我的这一决定让苏老师感到意外，他愣了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你是不是回家与父母商量一下？”我却毫不犹豫地填好了报考武汉市服务学校的志愿，也没有再填写第二志愿，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填好后马上交了上去。回家后，我把我填写志愿的事情告诉母亲。她知道我已经把报考志愿上交了，也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服务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当时我也不清楚，以为就是当厨师。社会上很多人都瞧不起服务这个行业，同学们口头上虽然都不会这样说，但在选择职业时，也绝不会挑选服务行业。我就是要证明越是别人瞧不起的行业、越是别人不敢去的我敢去。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任何行业都可以干出成绩来。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确是太理想化了，我的人生差一点就要走上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真的走上服务行业这条路，我相信我也能走得很好。现在的厨师不也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吗？如果得到名师的真传，说不定还会成为名厨。也有可能进了服务学校，学的是摄影等专业，毕业后当个摄影师不是也很好吗？我在造纸印刷公司工作时，宣传科干事黄勤的爱人就是武汉市服务学校毕业的，专业学的是摄影。他毕业后分配到《长江日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后来成为报社摄影部的主任，在武汉市摄影界小有名气。我把自己当作他的准校友。（郭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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