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瓜尔佳后代的自叙---略述我的家世

关采芹

我和父亲，那时我两岁

在填表“民族”一栏中，我写的是“满”少数民族。但我姓“关”这是汉姓。

民国成立后，被推翻的满族姓氏都改为汉姓了。“瓜尔佳”氏改姓“关”，皇族“爱新觉罗”改姓“金”，这是用声母或韵母的谐音。

康熙幼年登基时，雍正帝指定的四个辅政大臣中最专权的鳌拜和慈禧的重臣荣禄都姓“瓜尔佳”，末代皇帝溥仪的母亲也姓“瓜尔佳”，但我家这个“瓜尔佳”和他们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也没必要去攀附皇亲权贵。但我家有一门至亲姓金，是皇族的姓氏，两家联姻至少也是门当户对吧。

我家祖籍应该是湖北荆州----说是祖籍也不恰当，因为满族的发源地是白山黑水，而不是荆楚大地。大概是满族入主中原后给贵族们的封官镇守之地，因而在那里长期居住了。

荆州这地方我这一辈后人从未到过，只听说高祖是带兵“打长毛”（镇压太平天国）战死疆场的军官，他的未婚妻仍然过门抱养姐姐的幼儿——我的曾祖父矢志守节，受到地区政府的旌表，为她立了座高大的牌坊，在当地很是风光。

曾祖父吉斋公在母亲的教导下品学兼优，于光绪年间考中举人。他精通汉满两文，不久就迁升到京城当了皇家翻译经典的官员。所以举家就随之搬到天子脚下的北京安家落户了。对曾祖父我还是有记忆的，我七岁才离开北京老家，他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大概是他过生日那一年，在厅堂前拍了一张一尺多长的全家福大照片，儿孙在后面站成两排，他端坐中央，搂着站在他跟前的只有两岁多的我。我是我们这一辈中最大的，四世同堂当然我独占鳌头了。可惜在“文革”时怕招来麻烦，把照片悄悄烧了（只剪下站在边上的生母的像）否则还可以看到他的遗容。

我的生母

曾祖父原配夫人生了祖父不久就去世了。她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出嫁时还带了一个贴身的陪嫁丫环——后来就是抚养我长大的曾祖母赵氏。（曾祖父后又娶的两任先后都去世也没生有子女就将她收房了）她是一个最真诚最善良最命苦的好人，我三岁丧母是她一手抚育我长大，对我倾注了无私真挚的爱，否则我无法想象我会有怎样的童年。我永远感念她。她有一个亲生儿子（曾有两个女儿都早逝）就是我的二爷，但这母子俩的命比黄连还要苦。

我的曾祖母。她一生从未留下任何照片，这仅有的一张应该是一张登记照，户口薄上或者其他证件上的，从照片上还可以清楚的看到钢印。

祖父名洵字洁澄，他是清末实施新政派出的留学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后来很多著名将领都出自该校，他们是军界元老一辈。如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等人都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回国后又培养出第二代军事人才。祖父虽没有那么出名却也是将军级的人物有些声望，曾在沈阳张作霖处做他的幕僚，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北京老家不知道又干过什么事。祖父在外在家都是派头十足架子很大，满脸肃杀之气令人望而生畏，对子女孙辈从未露出过笑脸（父亲还被他训斥罚过“立正”被我偷偷看到。）但他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就是没有当汉奸。北平沦陷后因他在日本多年有些日本朋友，拉他出来搞维持会，他连夜化妆离开北平到了西安。这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家已到达成都，他曾写信要父亲寄钱购置冬衣。至于他为什么到西安去可能是和胡宗南有交往？或是那里住有他的同僚？这就不清楚了。不过应该肯定祖父是有气节的，否则我们就会戴上一顶“汉奸后代”的帽子了。祖父一生挥霍，爱抽高级香烟打大牌，爱穿名贵皮衣，从不积钱财置产业。仅在南苑买了一顷地（百亩）做为陵园安葬家人（曾祖父、我的生母、前婶母等都安葬于此）。周边的地就租给一个叫李奉山的佃户并要他照管陵墓，他逢年过节就送点野鸡等山货来。所幸后来这块地只留下几个坟头都卖了，省去一顶“地主”帽子。解放后征用南苑做机场迁了坟，希圣妹（叔父的长女）还来信问过我坟里陪葬品（女人一般都戴有金珠首饰）的事，因为其中埋着她的生母，我却一无所知无可奉告。

祖母朝氏生了父亲和叔父两个儿子，也是较早去世孙辈没有见过她。祖父先后又娶了于氏姐妹。前者生了大姑姑又较早去世了，她的妹妹哭闹着要当填房，可能是祖父当时有钱有地位被她看上了。我在北京喊过她“奶奶”，可我父亲叔父都不以她为继母，仍喊她“三姨”，她比他们大不了几岁。这个女人非常歹毒，专爱播弄是非，更可恨的是她耍弄我老实的生母，欺侮我出身低微的曾祖母。尤其是曾祖父死后她把可怜的曾祖母看得比佣人都不如，不让她上桌吃饭，我对这人的印象坏极了。

二爷名澂字瀞澄，朝阳大学经济系毕业。虽有学历但他为人太耿直忠厚，在那尔虞我诈的社会中不善为人处世而潦倒终生。他曾在绥远傅作义处任过职，后又被裁到南京谋事。那时曾祖母已经被母亲从北京带到南京照看在京出生的小妹妹，这样他母子都跟随我们一处了。谁知谋事未成抗日战争爆发又一同碾转逃难入川，停留在武汉时他进入“中央战地服务团”学习后分配到老河口汉中好像是搞教学工作，后又到四川等地，可是各处工作都不能固定，根本无力成家和供养老母。父亲对他这个叔父一贯瞧不上眼，把他母子视为累赘。成都解放前他在华阳县政府当文书（当时成都市分为成都和华阳两县，治所都在市内），解放后被遣散。他以少数的遣散费先买油条再提篮沿街叫卖赚个差价，这哪是个长久营生，最终把本钱吃光完事。父亲当时也从军校被遣散生活困难，他母子更加受气。曾祖母去世后他得了帕金森病更加无人照顾，又无钱医治只有等死，临终时他要求捐献遗体以省掉丧葬费用。

二爷的一生如此可悲，但他对我的帮助不小。我小时候他用石板石笔教我认字写字；逃难时无法上学他辅导我学习高小课程没有耽误学业；上初中他搞到进入不花钱的国立六中的介绍信使我免于失学（战时家境已由优裕转为困难），对我的恩情能说不大吗！他母子两在我们这个家庭中是最可亲、最慈祥、最善良的人。可命运对他们竟是这样的不公平，谁说好人有好报！

再说我的父亲名嘉彬字质伯，祖父把他培养成职业军人，送他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当教官。保定军校也出了不少将才，如顾祝同、陈诚、刘文辉等都是保定生。但父亲从事的是教学工作，他教的是工兵筑城（筑造战时的防御工事），他总是感叹自己没能带兵，以他的上校军衔是能当上个团旅长什么的，前途才有发展。可他一生只站在三尺讲台上吃粉笔灰，九．一八事变前他在沈阳张学良办的讲武堂当教官，事变后到蒋介石在南京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直至成都解放。所幸他低调做人运动中还没受到冲击（和他情况相似的另一亲戚金中和就在北京被街道批斗交公安部门遣送回老家劳动，因他旧习未改得罪过人）。父亲用收编军校遣散年老军官的一笔钱买了一台纺纱机在家自觉地当起“劳动人民”来。“文革”中街道组织学习他也写了言不由衷的批判稿批孔孟之道（其实他就是孔孟的信徒）。父亲和祖父一样都有家长作风和军人面孔，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对子女没有交流只有训斥。但他对我的期望值很高，因我的学习成绩令他满意，他对我没能完成高等学业深表遗憾，说我“功亏一篑”。一九七六年在母亲去世两年后他独自一人平静地病逝成都家中。我和妹妹得讯后才赶回去办理丧事，他终年七十八岁。

我的生母韩德芳继母胡亚奇都是辽宁省人，都是在沈阳和父亲结的婚，我也是出生在沈阳。母亲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时我还不满三岁，对她只有模糊的印象，只听说她很早就父母双亡跟哥嫂过活，好像是她侄子和父亲相识做的媒。母亲老实巴交小城市的人又乏父母教导，不懂大家庭的规矩和礼仪，嫁到我家常受那个坏奶奶的作弄让她受尽委屈，她临死前最不放心我。继母是上过师范学校当过老师的，当然和生母不同，不会受到欺侮。她心地善良，曾祖母就是她带到南京的。解放前后她教书挣钱养家有助于度过那段艰辛的日子。

叔父名嘉模字范仲，他是祖父培养的文职人员，让他读书学金融在银行工作，职务稳定待遇优厚一直过着小资生活，只北平沦陷时期生活有些拮据。他性格开朗和气善言谈，能和子女无拘无束地交谈，和乃兄大不一样。叔父年青时还是个具有新思想反封建的人物。他成家后立即摆脱祖父统治的封建大家庭的束缚，毅然搬出去过夫妻两人的小家庭生活，这在当时可是需要有点叛逆精神的。叔父一家一直在北京居住没有离开过，他有七个子女，是我的三个堂弟四个堂妹。叔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相继去世。

大姑姑名嘉瑢。祖父要把她培养成大家闺秀，不进洋学堂在家学琴棋书画，后来又学了中医。我到北京去过她家一次，据说她医道不错有些名气。姑父是大学毕业搞工程的。她有七个子女是我的表弟妹，但因各居一方没有联系。大姑夫妇也在早些年离开人世了。

小姑姑名嘉琪，她是上过学校的，大概是风气变了祖父也不再固执己见了。她是小学教师，因她母亲的关系，叔父一家都少和她们来往。我小时候在北京曾和她一起玩耍过，她只比我大四岁。我因念旧让二弟希明带我去她家看过她一次，当然是今非昔比了。现在她的情况全然不知，和她的子女更无联系。

到我这一辈，弟弟怡勤因心脏病二十多岁的青年就走完了人生之路，可惜了他的才华。小弟弟一岁多夭折，父亲这一脉就没有男丁了。叔父一脉三个儿子也只有希明二弟有个孙子，（大弟两个儿子一个未婚一个不愿要孩子，三弟一女）希明的儿子关平前些年举家移民加拿大，儿子关皓宇在加拿大出生，现在已在多伦多上中学了。他是关家的独苗，而这个独苗却是加拿大国籍。但愿他能一枝独秀学有成就光耀门庭——这也算是我残留的旧家族观念吧？

女儿平平说时下热衷于写家族史，你不妨也写写，好让我们子女知道些情况。遂仅就我之所知略述如上。

2014．12．25（于武汉）

相关链接：

忆曾祖母(上篇)

忆曾祖母(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