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就在我们升学自愿已填好，准备中考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的升学考试暂停了，全校师生都投入到运动中去。

写到文革，感到下笔很困难。虽然我这里仅仅只写从1966年6月到1967年11月这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太多了，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使人眼花缭乱。又因为像文革这样重大历史事件，各方面的评论多如牛毛。我不想参与对文革的评论，而只想用一个初中学生眼中的文革表像来记叙自己的经历。所以，我所反映的这段历史，完全是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在时间上、事件的联系上多是不够准确的。它只能是自己的一点感受和体会，从这点上说，它又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前面已经说到，60年代开始，国内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到1965年，毛泽东又相继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冬，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央报刊上发表。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看来，国内的阶级敌人已经在蠢蠢欲动，正在和美帝、苏修遥相呼应。帝、修、反想在中国搞颠覆和复辟已不是警惕的问题，而是正在变现实。报纸上的一篇篇重磅文章，都给大家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7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广播电台也进行了转播。听到广播，全校立刻沸腾起来。我们班旁边的教室里传出哭声一片，有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种激动的情绪很快在全校蔓延开来。回到班里，我们班的一些军队的干子弟也站出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泪俱下，有的当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

北京的学生由于在中央领导机关的身边，行动最快，他们派出先遣队到全国各地去播撒革命火种。北京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消息一下子就在武汉市各学校中传开。我们学校的军队干部子弟也跟着行动起来，他们穿上父辈的黄军衣，扎起武装带，十分威风。

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学校的老师，开始了残酷的折磨。一位教外语的女老师被他们用胶布封住嘴，胸前挂着牌子，上写“美国特务”，并用红笔划上叉。他们挥舞着皮带，强迫她和另一些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围着操场跑步。谁的步子一慢，皮带就抽到他（她）的身上，还不许他们停下来。一位教政治的女老师被他们将头发剃成阴阳头，用字纸篓糊成高帽戴在头上。学校的校长也成了他们折磨的对象。一位教历史的老师受到惊吓，突然一天晚上跑到学校后面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在“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的“造反歌”声中，学校的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越演越烈。

到了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件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十六条》还提出要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坚决地、勇敢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进攻。

不久，上面宣布学校正式停课闹革命，学校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活动，校园内顿时热闹起来。

首先是老师们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走道里、教学楼外的墙上，到处都挂满了老师揭发学校领导和老师之间互相揭发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从三楼一直拉到一楼，十分壮观。

我记得我们的班主任苏利生老师被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肖小兰贴出揭发他的大字报，题目就叫《评苏利生》，马上，苏老师也贴出《评肖小兰》的大字报进行回击。老师们的互相揭发让我们大开眼界，知道了老师们的一些平时不为人知的隐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位老师揭发另一位负责生物实验室的老师，说他有一次穿着棉大衣在菜场偷猪蹄，把棉衣都弄油了。

不久，学生们也开始对老师进行大字报攻击。并在学校不同教研室的房门两边贴出对联。贴在语文教研组门两边的对联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意在语文老师中有历史问题的人多；贴在理化教研室门两边的是“酸反应、碱反应、运动无反应，初速度、加速度、革命没速度。”就完全是玩套用物理、化学名词的游戏。

接着开始了“破四旧”运动。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对那些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招牌、路牌进行砸毁，换上充满革命意义的新牌子。地主、资本家的家庭被抄家，被认为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被没收，有的就当街堆起来放火烧掉。我们跟着学校的高年级同学一起，到黄浦路附近的古德寺去破四旧。他们用很粗的绳子套住寺里的泥塑菩萨，用力拉倒。当菩萨倒地摔成碎块、尘土扬起时，同学中发出一片欢呼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阵线就十分鲜明。“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特别是革干子弟成为的学校文革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根红苗壮、苦大仇深，父辈们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过血、负过伤，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些地方干部家庭的子女，有的人的父母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们在学校也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同届不同班的一位女生的父亲当时是武汉市文化局的局长，革干子弟中的一人把她从同学中点名站起来，指着她的鼻子说，你父亲是三点五到四点零的干部，你要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他们还算客气，给她留了一条出路。平时温文尔雅、娇气十足的军队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这时也开口一个“老娘”、闭口一个“老娘”地耍起泼来。

而像我这样出身职员家庭，还有那些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同学，不管你过去在学习上或在政治上表现如何优秀，在运动一开始就全部归零了，现在则成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类低人一等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都自觉地少说为佳，谨慎做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由北师大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后，一夜之间，学校的革干子弟们也都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队伍又逐渐扩大到那些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同学中。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家庭有历史问题的以及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学，是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的一群，随时准备接受他们的教训。

曾经因为偷书在班上做过检讨、沉闷了好长时间的袁国新，现在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在班上特别活跃。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父亲是伪官吏！”

文革前的一次学校汇演时，我们班出了一个节目叫《不忘阶级苦》，就是根据那首有名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歌曲编排的。班上分派我在其中扮演一位贫农老大爷，由另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女同学扮演老大爷的女儿（我这个人天生缺乏文艺细胞，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在舞台上表演节目）。现在也被他们指责为“两个有家庭问题的人有什么资格来来扮演我们贫下中农？！”简直是义愤填膺。

我们班上的这批革干子弟还算是温和的，他们没有对老师和同学动过手，也仅仅是极个别人在语言上稍有过火。造反派当权后，别的班上有殴打革干子弟的事情发生，我们班从来没有人这样做，也没有人参加武斗之类的事情。但同学之间原来那种和睦相处的关系顿时变得陌生起来。

大串联

1966年9月，为了在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互相学习闹革命的经验，毛主席向全国的学生发出了大串联的号召。

开始，大串联还是有组织地进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发给每个班级一定数量专门印制的乘车、乘船票，每张票上都标明了时间和要到达的地点。像我这样出身不太好的人是不敢奢望能有出去串联的机会的。班上现在有实权的人是朱家平。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主席，一直是搭档，关系不错。当他将到重庆去串联的船票给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时，我真是大感意外，我算是有资格第一批参加革命大串联的同学，觉得十分荣幸。

我们带上被子、洗漱用具等简单的行李和几块钱，乘船前往重庆串联。全国各地均设有接待串联同学的接待站，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都腾出地方给我们吃、住，只要登个记，吃住免费。

到了重庆，接待站安排我们到一所学校住下，教室的课桌成了我们的临时床铺，每间教室都住得满满登登的。我们一安顿好，就跑到大学去抄大字报，收集传单，小报，又跑到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热情十分高涨。

重庆串联完毕，回到武汉不久，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又得到去成都串联的火车票。这趟火车坐得十分辛苦，火车要过郑州，再过西安，还要翻秦岭，穿山洞，路程漫长而艰辛。沿途还有不少串联的学生要上车，每到一站，站台上黑压压的都是人。大家都背着行李，拼命往车上挤，有的人干脆从车窗往里翻，车厢里人挤得都不能动弹了，连椅子下、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是人。我整整在火车的狭窄行李架上挤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时，脚肿得连鞋子脱掉后就穿不进去了。

这次我们住在成都体育学院。串联的学生太多，教室都住满了，我们被安排到学校的大礼堂。诺大的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铺盖，就连椅子和椅子之间的狭窄空地都打上了地铺。

刚安顿好，我回了一趟外婆家。七妹和大毛弟他们还没有外出串联，听说我来了，他们都过来看我。一晃十年过去了，见到从前的小伙伴，还有点不好意思。我把身上仅有的几枚毛主席像章送给他们，在外婆家吃了晚饭就连忙赶回驻地。

回到成都体育学院，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商量决定当晚步行去大邑县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泥塑展览。大邑县离成都有一百多公里，我们估计到第二天早上可以到达。本来第二天早上是有大卡车送我们到大邑县去的，我们为了表示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态度，决定步行前往。

晚上6点钟左右，我们出发前往大邑县。走出城区，天黑下来，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少，到后来就只剩我们三个人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我拿出口琴，一边吹，一边走。走了几个小时，大家就感到又累又饿，一个个变得无精打采、沉默不语了。

天越来越黑，四周一片静悄悄，通向的前方道路淹没黑暗中，手电筒照在前方只有一道淡黄的光柱，天上的星星是那样遥远，天空显得特别的深邃而神秘，我只觉得天地是那样广阔无垠，那样深不可测，只听到我们三人“嚓、嚓”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野地里回响，不时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深秋的夜晚，一阵阵寒气逼人。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警惕地竖起耳朵注意聆听周围的动静，生怕路边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往前行走，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我们才看到天边露出了淡淡的一道灰白色，灰白色逐渐扩展，黑色的夜幕一点点消退。慢慢地，灰白色变成淡黄色而金黄色而金红色，天越来越亮，太阳终于露出来了。新的一天到来了，我们悬了一夜的心才放了下来。路上也开始有了行人，我们赶紧上前问路，得知到大邑还有二十几公里后，顿时感到两腿发软，再也走不动了。这时，后面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我们赶快招手上了车。

大邑县的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泥塑规模宏大，栩栩如生，确实壮观。但在我脑海里印象更深刻的还是那一晚的夜路。黑暗中那样的田野，那样的星空，那样的寂静，那样的紧张，那样的疲劳，那样的晨曦……，在记忆中都变得格外的美，格外的难忘。

串联回到学校，校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那一批红卫兵（后来被叫做“三字兵”）由于他们的父辈在运动中开始受到冲击，他们变为了“保爹、保妈”的保守派，并退出了学校这块阵地。社会上，工厂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打倒省、市委领导干部还是保护省、市委领带干部”的问题上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社会上各种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学校也成为“造反派”的天地。各年级的同学中也纷纷建立组织，三两个人也可以拉个队伍，刻个印章，印面旗帜，就可以开张了。我这时才感到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我和班上意气相投的十几个男生成立了一个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已算是初四的学生，我们班是三班，就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四零三部队”。女同学则参加了高年级同学的组织，起名叫“红灯照”。我们把它叫“破灯照”。

“四零三部队”成立后，上没有领导，下没有基层，就我们十几个人无所事事，整天呆在学校里，晚上也不回家，跟着高年级的大同学们瞎起哄。

回想这段时间所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十分无聊的。如：趁着深夜无人，翻墙到隔壁的教师进修学院去偷该校造反组织“红教工”的打字机，第二天，该校“红教工”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强烈抗议、严重警告的声明”；也是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个同学在黑暗中，躲在三楼教室的窗户旁，用弹弓向“红教工”亮着灯光的窗户射石子，引来对方的叫骂。我们仍不住手，使对方忍无可忍，向我们这边扔过来一把椅子，把我们这边的一扇窗户砸垮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新鲜感过去了，大家决定干脆再到外地去串联。

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上面发出了停止串联的决定。决定归决定，我们开始用扒火车的方法自行组织去串联。大串联这个车已经刹不住了。

两次见到毛主席

从1966年8月开始，毛主席已多次接见了红卫兵，为赶上毛主席的接见，1966年11月，我和几个同学在上面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后，仍然决定上北京。

虽然宣布了停止串联，但红卫兵接待站还没有撤销。我们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学院住下。现在大家都是串联的“老油条”了，不会像刚开始那样跑到大学去抄大字报，而是到处去看热闹。我们既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去看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大会，也到北海公园去看白塔。那首少儿时就喜欢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曲，使我们对北海公园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各地学生之间也经常为一些小事发生争执，甚至动手打架。一次排队吃饭，也是武汉去的一位小个子学生插队，后面一位大个子东北的同学要将他拉出来。当时这位武汉同学手里拿着个灌满开水的热水瓶，他举起热水瓶跳起来向大个子东北同学砸去，大个子一下子满身热气腾腾。幸亏是冬天，没有烫着。其他几个东北的学生冲上去要打他，小个子马上叫起来：“武汉的同学快来帮忙呀！”我们一帮武汉的学生马上围拢过去。由于武汉的学生人多势众，东北的同学立刻闪人。

由于要参加被毛主席的接见，各地来的同学被编成连、排、班，由军人负责管理。11月26日半夜3点多钟，我们被急促的口哨声叫醒。部队的军人通知我们赶快集合排队，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每人领到两个馒头、一砣咸菜、一个鸡蛋。队伍集合好立刻就出发了。天墨黑墨黑的，走了不多时就走在农村的小路上。我们踉踉仓仓地往前一路小跑，只听前面“扑通”一声，立刻有人叫起来：“有人掉进水里了！”队伍一阵骚乱，又听见有军人喊道：“不要乱，继续走！”

清晨5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场地，在我们之前已经到了不少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声鼎沸。天还是黑沉沉的，天边微微露出一点点晨曦，我们问领队的军人这里是哪儿，军人告诉我们是西郊机场。

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发给的干粮也吃光了，毛主席还没有出现，大家都焦急不安。突然听见一声喊：“毛主席来了！”同学们立刻兴奋起来，拼命往前挤、往上跳。后面的同学因为看不见，大声地哭起来。站在前排的全是军人，他们手拉手，一边把同学们拦住，一边喊：“不要挤！不要挤！”远远看见开过来一排吉普车，模模糊糊地看到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毛主席穿着军大衣，向两边的人群挥动手臂。车辆开得较快，紧接着一阵吉普车带起的尘土漫卷过来，就什么也看不清了。队伍中只听见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叫和哭泣声，队伍乱作一团。尘土过去，车早已开远了。这时再看同学们，一个个衣冠不整，泪流满面。地上到处都是帽子、书包、鞋子、干粮等。更多的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记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虽然没有看清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在红宝书上写下这样的字句：“1966年11月26日某时某分，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后来，我才知道，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那天西郊机场足足容纳了200万人！红卫兵涌上去如海浪一般，将后面的警卫车挤坏了不说，还伤亡了两个人。这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7年4月底，我和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又跑到北京，这次主要是想看看北京的“五一”焰火晚会。

到了5月1号这天，我们下午3点多钟就往天安门广场赶去。因为听说5点钟天安门广场要戒严，不让人随便进入。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我们发现很多路口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好不容易穿胡同走小路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时间已是5点钟左右了，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

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柱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不时还有活动主持人员在宣布会场纪律，布置解放军维持秩序。7点钟左右，天完全黑了下来，广场的路灯、彩灯齐放光明。广场上几个发射焰火的地方，解放军战士也戴上防毒面具、穿好防护服装，做好了发射准备。这时，高音喇叭中传出活动组织领导的讲话，宣布“五一”庆祝活动开始。只听见广场上及更远的地方，几乎同时响起雷鸣般的礼炮声，同时天空出现了无数耀眼而绚丽的礼花，把广场照得如白昼一般。我们站在离放礼花的地方很近，放礼花的响声把耳朵都快震聋了，火药的烟雾呛得人睁不开眼，爆炸后礼花纸筒的碎屑也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得满头满身都是。突然，高音喇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同时传出主持人的讲话声“请解放军同志维持好秩序，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广场看望革命群众！”人群立刻涌动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只见几辆吉普车沿着解放军维持好的通道，从人民大会堂方向开过来，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缓缓向天安门方向驶去。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身穿军装，面向周围的人群挥动手臂，后面跟着的几辆车上，分别还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都穿着军装，向大家挥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整个广场。

造反派、保守派

文革中，派性林立，各种组织多如牛毛。但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造反派”和“保守派”。

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工人总部”，保守派的最大组织是“百万雄师”。这两大组织后来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两大群众组织。在造反派内部，又分为好多派系，主要有“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和“三联”（中学红联、公安联司、文艺革联），还有“工造总司”。“三钢”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三新”是大学中的造反派，较温和一些，“三联”则是观点倾向于“三新”的势力较小的几个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则是跟“钢工总”摩擦不断的另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造反派组织在跟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同时，内部也互相攻击，闹得个一塌糊涂。

我们学校的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成为“中学红联”的一部分。到了1967年，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开始夺权，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夺权。为了夺权中的利益，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也开始了内斗。文革运动现在已经成为大人们的争夺权力的运动，大学生们还有一点能量，学校的高中同学只能跟着起点哄，我们这样的初中学生连起哄的资格都没有，只有跟着后面凑热闹的份。

我们“四零三部队”的成员曾跟着高中同学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到一元路江边的市政府静坐，最后静坐演变为绝食斗争。我们绝食了一天还是两天，大家饿得实在撑不住了，绝食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喊：“晕倒了一个！”“又晕倒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连忙赶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组织者通知大家转移到旁边的市人委礼堂继续绝食。在礼堂里，同学们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那个悲壮，那个凄凉，哭声混合着歌声在礼堂上空回荡。

不久，传来绝食斗争胜利的消息，礼堂内又是一片欢呼。前来支援的工人造反派给我们送来水和食品，“文艺革联”的造反派还到现场慰问，为我们演出节目。当其中一个胖胖的男高音唱歌时，有人说他就是吴雁泽。我根本不知道吴雁泽是谁，当时他还没有后来那样出名。看完演出，吃完东西，我们就各自回家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造反派的集体活动。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逐步由文斗升级到武斗，百万雄师在武斗方面显得更正规、更有组织，更有实力。他们头戴一色的藤条安全帽，手拿大刀、长矛，坐着清一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像一支经过训练的准军事化组织，传言在“百万雄师”背后有武汉军区的支持，这一点在7.20事件中得到证实。

我两次亲眼看到“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大型武斗场面，一次在汉口最热闹的六渡桥，一次在汉口车站路附近的“工造总司”总部。

六渡桥的武斗场面是在战斗结束后进去看的。武斗时，“百万雄师”的队伍把从江汉路水塔开始的道路就封锁了。围观的群众也是密密麻麻，人群中不断有人叫骂“百万雄师”。只见“百万雄师”中有人拿着长矛就向人群赶去，人们马上回头飞跑，过一会又围拢过来。

武斗结束，“百万雄师”的人马立刻撤退。我跑到六渡桥去看时，只见从中南旅社到铜人像一带房顶上的瓦全部被揭得一干二净，它们被用作造反派还击“百万雄师”的武器。这样的武器肯定敌不过“百万雄师”的大刀、长矛，被刺死的造反派的尸体就躺在马路上，一连几天没有人来收拾，一场雨过后，尸体发胀，就像吹了气的橡皮人。

汉口车站路附近的战斗是“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的总部，“工造总司”的总部设在文化局的大楼内。

攻打“工造总司”总部的那天早上，我们听到消息，一帮同学赶到离文化局大楼不远的一个同学的家里。从远处可以见到大楼外的街道上满是头戴藤条帽、手握长矛的“百万雄师”的人在走动。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听到大楼顶的高音喇叭中传出“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声，不久就听见一位女广播员急促的声音：“强烈抗议百万雄师围攻我工造总司！”不一会，广播声停止，就看见有人从顶楼窗口纵身跳下。

战斗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战斗结束，“百万雄师”很快就撤退了。我们赶快下楼跑到“工造总司”的总部里去看，只见院子里、走道上、楼梯旁到处横躺着一具具尸体，身上戳得到处是伤口，身上、地上都是一滩滩鲜血。

“百万雄师”的每一场战斗都进行得十分干净利落，有章有法。战斗前首先用大卡车把进入的各路口堵死，不让人进入，战斗一结束，立即撤退。

“百万雄师”武斗时的凶残，在绝大多数群众心里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百万雄师”的确是很不得人心的，他们每次游行，几乎都遭到围观人群的唾骂。

1967年的“7.20”事件，主要是“百万雄师”针对当时中央文革派到武汉来处理造反派、保守派关系的谢富治、王力等人。武斗的场面看不到，只看见“百万雄师”的大队人马坐着一辆辆大卡车，头戴藤条安全帽，手拿大刀、长矛，从7月19日起，连续数天上街游行，高呼：“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等口号。“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少则200辆卡车，多则据说曾出动过千辆。他们在东湖客舍围攻、殴打、绑架中央文革的代表的情况都是事后从各种报道中得知的。“7.20”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从7月23日早5：30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的重大新闻，并连续20天发表社论，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舆论传遍全国。“武汉7.20事件”就此向全国公众公布，“百万雄师“遭到毁灭性打击。

逍遥派

夺权斗争的反复无常、“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残酷武斗，让我们感到了厌倦。我们的“四零三部队”也自行消亡，大家都成了“逍遥派”。

时间到了1967年的夏天，有同学提出去游泳。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武汉的东湖是游泳的好去处，沿湖大学不少，如武汉大学、武汉水利工程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工学院等等，每个学院沿湖都有天然游泳池。

从汉口到武昌去游泳，路程实在太远了。为了乘车不花钱，我又发挥了绘画的特长：画乘车学生月票。当时的学生月票的图案实在简单，也就几种颜色。每个月我都要画几十张，人手一张。最后连我们宿舍的邻居小孩都有我画的月票。一个夏天，大家都是用我画的月票乘车，一次也没有被抓住过。

大学的游泳池玩够了，我们又决定去横渡长江。长江江面的直线距离有1000多米，从武昌中华门到汉口滨江公园横渡的斜线距离有7000多米，中间还要抢过汉水入长江口，抢不好，会被汉水冲跑，就不可能在滨江公园上岸。

在长江游泳十分刺激，江水水流湍激，轮船一过，波涛起伏，在浪中一上一下的感觉真好。我们五、六个水性较好、胆子较大的同学只穿一条游泳裤，打伙共用一、两个篮球当救生圈，从汉口轮渡码头混上船，船快到武昌中华门码头时，我们一个个就从船上往江里跳，再从武昌游回汉口来。

最刺激的一次横渡长江是1967年8月2日。

“7.20事件”广播后，我和隔壁的邻居小孩朱伟新、周厚学、黑子四个人又跑到上海玩了几天，8月1号下午才回到家。当我们听到上午武汉市举行了盛大的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不好，死了很多人的消息后，我和朱伟新觉得错过了这样惊险的场面而十分遗憾，决定第二天早上再补一次横渡长江。

8月2日上午7点多钟，我们两人就到达了武昌中华门码头。只见长江大桥旁边的横渡长江的下水处有一大帮人正在忙碌，岸边的堤上摆放着一大排打捞上来的尸体。我们两人从打捞尸体的人群中穿过，从容不迫地走进江水里，向汉口方向游去。

下水后才感到风浪特别大，天特别的阴，江中几乎看不到有船在开，整个江面显得格外开阔，布满乌云的天空也显得格外的低，就像要压下来似的。波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使我们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我们两个人在江面上感到格外的渺小无助，心里甚至有点紧张。于是，我们加快了游泳的速度，奋力向汉口滨江公园方向游去。上岸后，两腿发软，路都走不动了。

一个夏天，我已经横渡过不下20次长江了，这一次是最困难、最刺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