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上下一片悲痛。而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时，大家的心情反而平静得多。这主要是周总理长期处于工作一线，而且大家对周总理的人格和风度十分敬仰。周总理的逝世，大家都有一种大树倒了的感觉，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 生活还是快乐的----干部篇（上） 郭小宁 造纸印刷工业公司 1976年初我调进武汉市造纸印刷工业公司，成为群工科的一名干部，当年我26岁多，已经不算年轻了。 武汉市造纸印刷工业公司是武汉市第一轻工业局下属的二级管理机构，级别为县团级。公司管辖大大小小的造纸厂、印刷厂、纸箱厂等30来家，职工总数达5000多人。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公司就占了其中的两项。 公司所在地原是基督教的一个教堂--荣光堂。该教堂位于汉口黄石路，建于1931年，初建时以进入华中地区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杨格非命名而称“格非堂”。解放后改名荣光堂。 该教堂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教堂共两层，第三层系假层，为大型聚会唱诗班席。礼拜大堂设在第二层，楼下一层为办公、社交之场所。我市基督教的盛大聚会多在该堂举行。主教堂后的侧面还有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楼，原是牧师的住房。文革中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荣光堂成为武汉市造纸印刷工业公司的办公地，这栋两层楼的小洋楼成为公司领导的办公室。 公司进驻后，对荣光堂的整体结构未作改变，教堂仍保持原状，只是将一楼改作公司业务科室的办公室，二楼500多平方米的做礼拜的大堂将两边用夹板隔成一间间房间，成为政工部门办公的场所。中间还剩下200多平方米的大厅成为一个大会议室。原教堂做礼拜的椅子仍然保留，可容纳200-300来人开会。三楼唱诗班席用夹板将开放部分封死，成为公司堆放杂物的仓库。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宗教政策，造纸印刷公司于1983年退出荣光堂，荣光堂又恢复了做礼拜，人气十分旺盛。 公司的书记、经理们 武汉市造纸印刷工业公司的书记、经理们资格都很老，几乎清一色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党委书记郑立泽是13级的高干。经理迟善交、副经理李忠山、王玉山、党委副书记邓金蝉也都是南下干部。副经理刘奇复是解放前武汉大学的学生，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资格浅一点的党委副书记梁述炎也是从市直机关下来的。后来调进的副经理姚作农解放初期就是武汉市工业局的局长，资格很老。听说五十年代因犯作风错误被撤了职。1978年左右他调到武汉市造纸印刷工业公司任了一段时间的副经理，也不分管什么具体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让他担任了几天的市科委主任，很快就以“副省级”的待遇离了休。 这些老干部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活简朴、对人和气、说话直率、没有架子、不用权力谋私利。 郑立泽、李忠山、梁述炎等几位领导的儿子都是部队复员后安排到公司下属的企业里当工人。当时对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有个原则，就是父母有工作单位的由父母所在单位接收。他们都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子女安排进公司机关，也没有要求企业对他们的子女有什么特殊照顾。 刘奇复的儿子也在一个铸造企业里当工人。在一次意外的铁水爆炸事故中面部严重受伤，满嘴的牙齿被炸掉不少，面部整形后留下终生的疤痕。 刘奇复经理在对他儿子所在企业的领导处理事故的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反而教育儿子要面对现实，树立信心，战胜伤痛，好好工作。 当刘奇复经理跟我们谈到这件事情时，我能感受到他对儿子受伤的沉重心情。但他的这种顾全大局不给企业添麻烦的胸襟使他儿子所在企业的领导很感动，也使我很感动。 郑立泽书记原是汉阳造纸厂的党委书记。汉阳造纸厂与造纸印刷公司同属县团级单位，直属市一轻局管辖。本来上级要调他到局里当副局长，他“宁为鸡首，不为凤尾”，要求到造纸印刷公司当了一把手（当时书记比经理的权力大）。 作为老干部来说，郑立泽书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水平还可以，他在大会上讲话基本不用讲稿但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有较大的鼓动性。我挺喜欢听他作报告。 他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关进“牛棚”，整得比较厉害。他的老婆受不了自杀了。他后来的老婆是他原老婆的妹妹。 粉碎“四人帮”后，开展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三大讲”活动来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郑立泽书记在公司系统“三大讲”的大会上带头作了发言。当他痛说文革中这段被造反派整得家破人亡的历史时嚎啕大哭。 经理迟善交个子矮矮的，也是北方人。他的右腮上长年贴着一小块纱布，不知是不是用来遮盖战争年代留下的伤口还是另有原因，有人背地里叫他“漏管”经理。 迟经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大会讲话时也喜欢用一些带有激情的豪言壮语开头和结尾。如什么“东风吹，战鼓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所以，他的讲话稿几乎都是由宣传科给他准备。 李忠山经理长得瘦高，皮肤白皙，也是一口北方话。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慢条斯理的，没有什么脾气，对我们这些一般干部总是和和气气的。但他发起倔脾气时，一点弯都不转。他当了公司经理后，跟班子中的某位领导关系很紧张，开会时老吵架。他干脆把他的办公桌从小楼搬出，到教堂一楼单独的一个房间办公，和业务部门的人做邻居。他还是挺有个性的。 公司的党委副书记邓金蝉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位女同志。她长得特别胖，体重起码有80公斤以上。她是北方人，童养媳出身，没上过学，参加革命后在延安时扫的盲。她纯粹是个家庭妇女型的干部，对人挺和气，也没有什么架子，但工作能力和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她具体分管共青团、工会和武装部的工作。 邓书记讲话完全没有口才，没有讲稿就开不了口。不管开什么会都需要别人给她准备讲话稿，她的任务就是照着稿子念一遍，就是念稿子也经常被她念得结结巴巴的。特别是念到那些外国人名如托洛斯基、布哈林、季洛维也夫时，结巴得更厉害。一次发言稿中有季洛维也夫的名字，在一页稿子的最后，名字中的一部分被分开到第二页。她念成“季洛维”，停顿一下，翻到第二页，再念“也夫”，引起下面人的捂嘴暗笑。 我和公司团委书记侯东昌经常负责给她起草讲话稿。由于邓书记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都要有讲话稿。我倒是没有什么，但侯东昌有点烦她。 一次，又要开共青团的什么会议，侯东昌迟迟不把稿子拿出来。直到开会前，才把发言稿交给她。她一看稿子就傻了眼，就只有一张纸，上面也就只有几行字。原来团委书记只给她准备了几段提纲，什么内容也没有。她上台后完全不知怎么讲，搞得很狼狈。 不久，这位公司团委书记就被贬到一家只有100多人的利华造纸机械厂当了排名第三的支部副书记。 还有一次，仍然是邓书记分管的武装部开全系统的武装干部大会，她有一个大会讲话，公司武装部将发言稿提前几天就给了她。 开会前一天晚上，她睡觉前躺在床上将发言稿又看了一遍，以加深印象。看完后将讲稿随手一放，不小心把稿子掉在了床下，她没有察觉。 第二天上午，大会开始。上级的有关文件传达完毕，轮到邓书记作总结发言。这时她才发现稿子没有了，就急忙叫武装部的干事张朝贵到她家里去找。她家住在蔡锷路，离公司有3公里多路，骑自行车来回需要一刻钟左右。张朝贵在她家里到处找也找不到，最后钻到床底下弄了一身灰才终于把稿子找到。 在找稿子的这半个多小时中，会议主持人让参加会议的武装干部足足唱了半个多小时的歌，把大家都唱得莫名其妙。发言稿找回来，会议又开始后，我们这些知情人远远躲在一边听张朝贵讲他如何找到稿子的过程，把大家的肚子都笑痛了。 公司领导一班人中，我最佩服的是副经理刘奇复。他的文化水平在公司领导中最高，属于知识分子型的老干部，很有水平。他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一般情况他都不需别人给他准备讲稿，确实需要别人准备稿子时，他也比较挑剔，给他准备的稿子经常被他打板子，好多人都怕给他写东西。但他对我写的东西从没打过板子，而且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公司机关里能写材料的只有我和宣传科的黄勤两个人。能得到他的欣赏我挺得意。 1979年，老书记郑立泽终于还是调到局里当副局长去了，接任公司党委书记的是原武汉印刷厂的党委书记熊明洪。 武汉印刷厂也是一家县团级单位，属一轻局直接领导。 熊明洪书记印刷工人出生，一辈子都在印刷行业工作，解放前在一起共过事的师兄弟不少，解放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了武汉市各印刷厂的领导和中层干部。熊明洪长期担任武汉印刷厂的党委书记，在武汉市印刷界很有影响。 熊明洪书记的风格与郑立泽完全不同。他是从普通工人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来的。他的工作威望的树立不是靠参加革命的资历而是靠他在印刷界混迹了一辈子的人脉关系。说得更直白一点，他不是那种正统的领导干部形象，而更像帮会的龙头老大。 熊明洪书记文化水平不高，他写得一手像“鸡子抓（在这里“抓”念“哈”的音）”的字（武汉方言，形容字写得难看），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不如。但他绝对是一个精明狡黠、老谋深算、权术娴熟的那一类人。 平时他也喜欢跟大家开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说一些“二五点子”的话（话中带一些占别人便宜或有嘲讽味道的东西）。如：熊明洪书记是个胖子，像一尊弥勒佛。一到夏天，他特别怕热。中午休息时他总是穿一个松垮肥大的背心还是汗流浃背。见到公司跟他较熟悉的女同志就跟她们开玩笑，要跟她们比谁的乳房大。 但在涉及到干部任用提拔等重大问题上，熊明洪就充分显示出他的过人的心计和手腕，绝对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安排好他看中的人。在玩弄权术方面，刘奇复经理等其他领导都不是他的对手。 1980年造纸、印刷分家。刘奇复担任了印刷公司的经理，党委书记还是熊明洪。 分家后，原公司的领导有一半分到造纸那边去了，也有几个老领导到了年纪离了休。印刷公司又要增加几位新的领导。在需要提拔谁进班子的问题上公司领导中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但最后提拔上来的人都是跟熊明洪关系密切的人。 就这样，在他只身一人到公司当党委书记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就把自己的脚跟站稳了，而且刘奇复经理在1983年底调到局党校当常务副校长以后，接手担任公司经理的是从湖北印刷厂党总支副书记任上调到中原印刷厂当厂长又调进公司当副经理的周伟成。周伟成毫不忌讳地公开叫熊明洪为“叔叔”。因为周的父亲解放前就跟熊明洪同在一起做事，而且还拜过把兄弟。 随着时间的推移熊明洪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公司内说话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 熊明洪书记在政治权力的舞台上确实是个高手。他能从一个普通工人在官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一步步走到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来，说明他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能始终把握住在公司重大问题处理上的主动权和控制权，这种本领不是从书本上学会的，而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摸爬滚打和官场的斗智斗勇中锻炼出来的。 很多人都想在熊明洪书记面前表现一番，以引起他的注意而得到信任和提拔。 1979年我调到公司党委办公室任秘书。虽然我就在领导的身边工作，比别人更有接近领导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我对他这样的领导风格虽然佩服但绝不敬重。我更喜欢刚到公司时的那些心计少、对人真诚和气的老干部。所以我从不跟他套近乎，只是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对我也很客气但决不亲密。我肯定不是他“圈子”里的人，但对我的工作还是满意的。我觉得这样也就很好了。 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迟善交、刘奇复、邓金婵、熊明洪、周伟成等已经作古，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褒贬之意，仅作为一段历史记录下来罢了。 又一个多事之秋 1976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上下一片悲痛。而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时，大家的心情反而平静得多。这主要是周总理长期处于工作一线，而且大家对周总理的人格和风度十分敬仰。周总理的逝世，大家都有一种大树倒了的感觉，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 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我刚到公司没有几天，公司领导正张罗着布置灵堂，准备举行悼念活动。突然接到上面通知，悼念活动一律停止，并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不许设灵堂。这使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中央举行的周恩来悼念活动的纪录片中，又看到江青连帽子都没有摘，也使大家特别气愤，但敢怒而不敢言。我们猜测肯定是要拿周恩来总理开刀了。 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又传出周恩来的政治遗言。公司有人搞到手抄件，我们在下面偷偷地传看。 《周恩来总理遗言》这样写道：（这篇遗言是从网上查找到的，内容跟原来看到的应该差不多）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生病，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撤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后来知道这个总理遗言是杭州一位工人编写的。编得相当有水平，口气也挺像总理。这篇编造的总理遗言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其中不但肯定了邓小平，对张春桥、王洪文也有赞美之词。这篇“总理遗言”被上面作为政治谣言来追查，只能说明“四人帮”对人民怀念总理的害怕。 上面对追查“总理遗言”的工作抓得很紧，搞得大家都噤若寒蝉，赶快把手抄件毁掉了。 周恩来逝世后的这段时间，政治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大家都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接手周恩来总理职务的是华国锋。毛主席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这场悼念活动后来发生群众骚动，局面混乱，被军警和民兵镇压下去。中央将“天安门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将出来工作不久的邓小平说成是“中国的纳吉”和“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又一次下台。 邓小平下台前夕，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应该是毛主席生前搞的最后一个批判运动。毛主席对“批邓”也做了很多指示,主要还是批判邓小平只搞经济建设、不抓阶级斗争，批判他的“黑猫、白猫论”。“批邓”中，还公布了由邓小平主持搞的几个文件，如“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又称汇报提纲）”等。这些材料一公布，我们越看越觉得有道理，发展科技、搞经济建设都是老百姓关心并拥护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物质供应紧张，购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群众的怨气很大。邓小平顺应了民心，而毛主席一意孤行还要搞阶级斗争。“批邓”实际上是为邓小平的主张作了广泛的宣传，民心实际上已倾斜到邓小平一边。这一点毛主席是没有预计到的。 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加上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7月28日，唐山又发生了大地震，真是灾难一个接着一个。 人们对中国的前途普遍担忧，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表演更是充满了厌恶和反感，但公开表现出来的还是沉默。 还是鲁迅的话最能说明当时的状况：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 终于，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消息一公布，真是举国欢腾。 高兴之余，又想到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十年，我们所经历的原来就是这样一场闹剧，感到受了一场愚弄和欺骗。我们这一代人最美好的青春，白白消磨在这场长达十年的荒唐的政治运动之中。当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理想和信念的破灭，甚至一度产生从此要远离政治、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颓废思想。 到今天，“文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再理智冷静地反思“文革”这段历史，也不能说文革对我们一点有意义的东西都没有。 首先，“文革”如同打开了“潘朵拉魔盒”，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充分展现在人们面前：残忍、无情、出卖、杀戮、反目、疯狂、争权夺利、见风使舵、盲目、懦弱、苟且、麻木……，每个人在这场运动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它使我们对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从而有了更多的反思，也增长了我们对社会和人的复杂性、多面性的认识； 其次，文革运动的失败也打破了对领袖、权威的迷信，使我们有了更多的独立思考，也有了更坚强、更成熟的人生态度； 第三，没有“文革”这样一场运动，从上到下也不会对“少搞政治运动，多搞经济建设”有这样深切的认识，现在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也不知会推迟多少年才能实现。我们也许会如同朝鲜那样，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纯粹从个人角度看，人生中能经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运动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中我们享受了那么多的“免费旅游”，那么长时间的休闲时间可以打球、游泳、看书，对自己体质的增强和文学修养的提高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把这段历史讲给我们下一代人听，使他们了解一个时代的荒唐、愚昧以及其中不乏“苦中作乐”的东西，也会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不过，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相关链接： 生活还是快乐的---工人阶级篇（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