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心中不免感到一種失落。我生命中二十五歲至五十六歲（1951---1982）最美好的這段時光，仿佛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悄悄偷去了。記得有部為人熟知的電視劇《蹉跎歲月》（同名小說改編）反映下放知青的群體命運，那就不妨把我個人這三十年的工作經歷稱之為“歲月蹉跎”吧。 一、“三反”中成了積極分子 我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參加軍委民航局華中分局工作的（當時民航屬軍管）。其實此前市教育局招考教師我已榜上有名，正準備去報到時，民航政委田績考和我談話，要我不去教書，留在民航工作。因我在家屬學習班表現積極，要求進步，被認定是“民航後備軍”，這樣我就成為民航局的一名包幹制幹部。所謂包幹制，就是沒有工資，組織管吃飯，每年（或兩年）發一套列寧服、一雙皮鞋，每月發點洗理費而已。可我自己卻要掏錢請保姆帶孩子。這我並不計較，因為我參加了革命工作，不是為了掙錢。但也擔心民航是技術姓很強的部門，怕沒有適合我的工作。 此時正值抗美援朝的激烈階段，單位要配合搞宣傳，不久就把我從華中分局收發室（漢口珞珈山街1號是局辦公樓）調到武昌民航武漢站總機室以便於參加獨幕劇《母親的心》的排練。主演是翁乾之（她也是民航家屬參加工作的），我演她的親家母。後來在鐵路俱樂部演出，反映不錯。 五二年初全國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這是“三反”運動的前奏。隨着劉青山、張子善兩個紅小鬼出身的高層領導幹部被中央處決，轟轟烈烈的“三反”就在全國全面鋪開。運動的重點是“反貪污”（另外兩個是“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各單位都有“抓老虎”的指標。局長李勃作動員報告說民航局是“老虎窩子”，大家要查亮眼睛檢舉揭發，本人也要爭取主動坦白交待。我第一次參加共產黨的群眾運動，感到新奇不已。這期間半日工作半日坐下來學習，不准外出。為造成氣氛給貪污分子施加壓力，學習前要教唱“三反運動歌”，歌詞我還清楚記得： 貪污分子，你睜開眼， 兩條道路由你挑， 一條活路，一條絕路， 一條光明，一條黑暗。 想想吧，看你走向那一條! 徹底坦白從寬處理， 拒不坦白要嚴辦! 一定要嚴辦! 運動逐步深入，對象浮出水面，原央航重慶站電台台長馬國賢成了“黃金老虎”（此外還有汽油老虎、器材老虎、房產老虎等）。“老虎”們都被關進了“老虎籠子”，珞珈山街1號的地下室就是籠子之一處。 我在舊社會經歷簡單，自然成了可以使用的積極分子，分派我和革大調來的女同志李惠芳一同去做馬國賢家屬的工作。台長太太閔樹榮在重慶時我們是有過往來的，去做她的工作開始還有些拉不下面子，但一想這是組織分配的革命工作，我幫助她也是為她家好，就耐心動員她幫助馬國賢坦白重慶解放前夕央航總公司給職工發放的以黃金折合三個月的工資（應變費）的問題。她並不承認其中有貪污，我們就說組織上已經掌握了材料，早交待退贓早解脫。這樣軟說硬磨的去了幾次未見成效，她卻向我們訴苦，說工資凍結了，發的生活費不夠用。她孩子多，我們也有些同情但不好說什麼。 大概又過了一個多月，中央派錢瑛部長來漢進一步動員群眾深入開展三反運動，在濱江公園召開萬人大會，好幾個單位參加。她號召貪污分子的家屬可當場表態坦白，爭取寬大處理。只見閔樹榮舉起顫抖的手說“我要坦白!”我想這也許是我們做工作起了些作用，但會後她又沒有交待出什麼具體問題，東拉西扯地把問題引到香港總公司薛之同身上。當時她也許是靈機一動做出一種姿態表示並非頑固抗拒吧。 半年後，這樣大張旗鼓搞運動的結果出人意外，民航局除了雞毛蒜皮外沒有抓到一隻真正的“老虎”。到了處理階段“老虎”們恢復人身自由，凍結的工資全部照發。他們出來後不勝感謝組織弄清了自己的問題，我們這些“運動員”也覺得黨是實事求是的，不冤枉一個好人。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也認為對象經得起考驗。好像沒有想到這種做法是對人權的侵犯，人格的侮辱，而且白白浪費了多少人力和時間。 二、又成了肅反隊伍的一員 三反運動後，華中分局因機構重疊撤銷，人員全部調出（我這時是局辦資料員看報紙剪有關資料供領導參考）。一九五二年十月調我到中南公路局汽車輪渡管理所，改為低薪制（那時還沒有建大橋汽車過江靠輪渡）。剛去搞總務，後又調所長室搞文秘、人事。五五年初見報載高等學校招生，在職幹部三十歲以下的也可以報考，而且可帶薪學習。這可是我圓大學夢的極好機會呀（我高中輟學純屬意外）!我暗自複習功課做考學校的準備，在長江海員宣傳幹部學習班（我也在工會搞宣傳）結業後就向所里提出考大學的申請，不料這時反胡風運動擴大成全國範圍的肅反，各部門要關起門來搞清查反革命，誰也不能離開這場運動，而且幹部要集中住宿學習一段時間。按“公安六條”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里二十幾個幹部中劉凱旋等兩三人符合六條（解放前行政科長以上、軍隊連長以上、黨務區分部書記以上、三青團分隊長以上等）成了清查對象。我的歷史簡單，只是在國立六中初中時集體加入過三青團，算是一般的歷史污點，當然又成了積極分子。其實這些人的歷史問題早就交待過了，現在又要挖他們有沒有隱瞞的罪行，有沒有反共的活動，我對此有些不解；我思想上不解的還有從公布的胡風集團的三批材料上看都是文藝界的問題，怎麼就成了反革命集團呢？我的認識是只有殺人放火搞破壞，反對政府的才叫反革命。當然不解歸不解，黨中央這樣布置必有其道理，不能懷疑。積極投入運動吧! 輪渡所此時已劃歸五三年成立的武漢港務局，運動由局黨委領導。很快局裡成立了肅反辦公室，各部門抽調的人員集中辦公，我們所只我一人被抽調去了。到局肅反辦的絕大多數都是黨員，我只是培養對象。由於組織的信任作為黨員使用，我當然高興。這裡的任務是從重點人員的檔案中找問題，發現疑點列出外調線索，取得查證材料後作出有無問題的結論。搞外調的人根據我們列出的調查線索跑遍全國東南西北，既勞民又傷財，也沒查出什麼大問題來，但給清查對象做出了歷史結論，和本人見面簽字，單位蓋章，也算是了結一樁歷史公案（文革時又推翻原結論再次批鬥），而我的大學夢終成泡影，因我的年齡已滿三十歲，這成為我永遠的憾事。 三、從播音室到整風辦公室 五七年三月我局肅反運動結束，我沒回輪渡所調為二作業區黨總支宣傳幹事。但具體工作是播音員。局裡購買了三套播音設備，在三個作業區各設立播音室。沿江各碼頭都安裝了高音喇叭。據說購置這些設備花了不少錢。別看廣播事小，局裡可把這當做自己的廣播電台，機要部門嘛!從肅反幹部中挑出蔣崇文、劉岱明和我當播音員。政治上不可靠的不能用（要是在播音時散布反動言論市里都能聽到怎麼辦!）儼然是中央廣播電台的作派。雖然是組織信任，可我並不喜歡，因為這工作太單調，每天開了機子不過讀讀報、放放唱片、播播表揚稿。好處是播音室設在躉船上，一個人自由自在，隨意性強。這樣閒適沒過兩個月，又一撥運動---大鳴大放整風運動開始了，我是總支宣傳幹事自然又回機關搞運動。局裡區里都成立整風辦公室，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寫大字報幫黨整風。我和從機械股抽調的劉淑珍收集大字報底稿，並將寫給每個人的底稿集中起來交與本人。還要逐日統計鳴放條數上報局整風辦。局裡從鳴放條數的多少了解各區運動的開展情況，鳴放的條數越多就說明群眾發動的越好。到後來大家都好像沒有什麼可提的了，就說寫表揚稿也行（我都收到了幾條）。正在運動處於沉悶階段，《人民日報》發表了《工人階級說話了》的社論，如同一聲巨響，運動急轉直下，變為“反右派鬥爭”，“不能容忍他們向黨猖狂進攻”。我們單位哪有北京這類高級知識分子、科學家、民主人士，鳴放出來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但也不能不揪出幾個右派來，這是有指標的。可能是由於平時不夠積極和愛說怪話吧，調度股的朱某某和業校女老師栗繼馨被內定為右派，在一次機關召開的大會上把他們當場揪了出來，後送沙洋農場（？）運動才算進入尾聲整改階段。區里辦了個整風成果展覽，宣傳整風反右的偉大勝利。我和劉淑珍都當了講解員。 四、為大躍進搖旗吶喊 整風反右剛剛結束，五八年又開始高舉三面紅旗搞起了大躍進。黨中央發動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大干快上超英趕美。對工業戰線提出的口號是“打一場人民戰爭，為奪取今年產鋼一0七0萬噸而奮鬥”，要求各條戰線都要大放衛星。我們運輸單位提出了“出大力，流大汗，多裝快卸，放操作噸衛星”的口號。長航工人詩人黃聲孝的聲音最為豪邁：“裝卸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左手送走上海市，右手迎來重慶城”。 宣傳工作是政治任務的急先鋒，不僅要寫文字的宣傳材料，組織學習，還要大造聲勢，搞出熱火朝天的大躍進氣氛。我們在各碼頭都扯起了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紅布大標語，在防水牆上刷出一天等於二十年、超英趕美等口號，宣傳欄里貼滿各種大躍進資料，真是好不熱鬧。局宣傳科還不時下來檢查，提出新的要求。有時要在我區開現場會了，那更是要連夜布置得有聲有色，只能調工人上來一起戰通宵。遇到裝卸重點船隻，還要組織宣傳隊上躉船演唱自己編寫的小節目鼓舞士氣，敲鑼打鼓送表揚信，向局裡送放出衛星的喜報……搞到深更半夜都回不了家。 新花樣層出不窮，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大辦鋼鐵的高潮，我們是搞航運裝卸的部門，哪裡懂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但不搞怎麼行呢，在貨場邊砌起了兩座小土高爐，抽20多個工人三班倒當煉鋼師傅，機關幹部全部參加錘礦石、焦炭（輪流上班，業餘加班勞動）我清楚地記得那年的中秋之夜我們一邊錘礦石一邊聽見武漢關的大鐘敲響十二下，不過倒也看見鐵水流出來了，紅通通的。可那是沒有用的廢渣呀，而那些礦石、焦炭搞不清是從哪兒弄來的，很可能是貨主託運的物資被我們“就地取材”了。 更為稀奇的是市里下達指示，要運輸單位搞技術革新，而且要快出成果。裝卸工人和技術沾不了邊，機修小廠的工人重任在肩。他們也真有辦法，硬是用貨主的矽鋼片做成一台小吊杆，區里連忙組織一車人馬，敲鑼打鼓向市委送喜報，還放鞭以示慶賀。可是後來知道這是把做大型機械的高級優質鋼片做成根本沒有什麼用的小吊杆，是驚人的浪費；何況還是偷用了貨主託運的東西。 不過我在大躍進中得到了“回報”，大辦鋼鐵市里搞評功活動，我評上了三等功，還拿着市鋼鐵指揮部發的獎狀在區大院裡拍了集體照。而且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批准我為預備期一年的共產黨員，算是“火線入黨”吧。 五、三年災害勒緊褲帶幹革命 大躍進、放衛星的結果是三年災害。原先還加上“自然”兩個字，現在知道是“人為”的。折騰一氣卻搞得老百姓沒飯吃。我們城市人口每人按工種還有二、三十斤的定量，農村可就得餓死人了。但不准說，我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我的定量是二十六斤，又沒有副食品和其他零食可補充，肚子老是餓，可工作量卻不斷加大。六0年二區搬到漢陽後，我在黨委（二作業區改稱漢陽作業區 ，總支升為黨委）除宣傳工作外，還兼任秘書工作，管重點人員的檔案及部分組織工作，成天寫各種材料（工作、學習的計劃、總結、簡報、匯報等），忙不完。那時住在單位，每周才能回漢口家裡一次，更便於加夜班，經常是黨委夜晚開完會人散了，我卻要留下來趕緊整理記錄寫次日一早就要上報的匯報材料。肚子感到餓了，就到附近的愛雅亭小餐館花二兩糧票吃一盤“豆皮”，實際上只不過是米漿攤成的皮子撒上點醃菜做成豆皮狀，但吃起來有滋有味卻捨不得多吃一盤。長期下來我“衣帶漸寬”，體重只有八十多斤，又得了浮腫（每月可分一斤黃豆）但任勞任怨從沒叫過苦發過牢騷，相信黨會領導人民渡過難關的。比起長征吃樹皮、草根這點困難算什麼。 一九六五年底我由漢陽調到江岸作業區工會，仍是搞宣傳。好處是每天可以回家了。不料半年後又一場政治風暴席捲全國。 六、“文革”中隨波逐流 “文革”開始北京學生大串聯，到各地煽風點火。我區也設立了紅衛兵接待站。作業區主任召開會議布置如何敬而遠之的對付這些紅衛兵小將，其實後來一個學生也沒見來。 運動來了宣傳工作又要打前站，這次上面布置的任務是搞“紅海洋”，用紅油漆在各處刷寫醒目的大標語，時間要求在一周內全區範圍要出現“紅色海洋”。 我只得抽調能寫標語字的工人上來，又要供應股快些採購大桶的紅、黃油漆（他們雖然怕超支又不能不辦，政治任務壓倒一切嘛），果然不出一周，區里各建築物上滿目可見“三忠於”、“四無限”、“四個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等醒目的標語，算是達到上級要求。 原以為這場運動是革“文化”的命，企業只是配合運動造造聲勢而已，怎麼也不會革到毫無文化氣息的企業里來。可是不久毛主席發下最新指示，說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時一場政治大革命，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繼續，是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這樣工人階級當然是這場運動的主力軍了。情況如此變化，各企業都不可避免地要捲入運動中去。長航機關首先揪鬥了幾個民生公司合營過來的副局長，我們區里也跟着揪出了保健站醫生葉哲夫，因他從四川探家回來“放毒”說農村餓死了人。我們搞宣傳的在政治處組織幹事韓啟環的帶領下糊了高帽子敲鑼打鼓喊口號到保健站揪出他在區範圍內遊行了一圈。這時長航系統很快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但機關的紅衛兵名單中沒有我的名字，我感到不平。因參加工作以來歷次運動我都是骨幹，現在還是黨小組長，為什麼把我排除在外呢，肯定是因為家庭出身關係了。而這時市里成立了群眾組織“工人戰鬥隊總部”，在長航等各系統招兵買馬。機關曾漢文從長航領回一摞工人總部的紅袖章，發動沒能參加欽定紅衛兵的人參加，只要簽個名就發袖章。我當時認為都是投入運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那個組織不讓參加，參加這個同樣是幹革命嘛。哪裡知道這就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兩個對立組織的開端，後來大打出手鬧得冤冤不解（工人總部是造反派組織後稱“鋼工總”，三字紅衛兵後改稱“紅武兵”成為後來的“百萬雄師”）。 在運動衝擊下作業區各級組織都癱瘓了，群眾成天除搞“革命行動”外無事可干，三字兵的“革命行動”是到工會來“破四舊”，把演楚劇的服裝道具和當時認為屬於封、資、修的書籍都拿去燒了，戰鬥隊的“革命行動”是到作業區派出所查封“黑材料”。兩個組織各參加各的遊行集會。 我閒不住就自己刻印小報，內容不外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從大報、小報（群眾組織出了各種小報）中摘抄文章等。出了幾期覺得沒多大意思，不如趁此空閒請假到南京、北京去看親戚，十多年來忙工作還沒離開漢口一步呢。 一個月回來區里進駐了軍代表（部隊支左），成立了斗、批、改小組。分配我在這裡搞彭連才主任的檔案材料。因為要根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解放幹部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了（另兩結合是要有軍隊代表、革命群眾代表）。彭的幾個疑點問題調查落實作出結論他就被結合進去了。 其實六七年上海“一月風暴”後，各地造反派也紛紛起來奪權，我區的造反派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我也被選為“候補委員”，但我從來未想過要奪什麼權，所以自動退出一次也沒參加過他們的會議，這應該說是明智的。 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算是結束了“文革”中的無政府狀態。好歹也有了個領導機構。不久又一件遍及全國牽動千家萬戶的新事物出台了。 七、走上了“五.七道路” 要收拾“文革”這三年動亂的局面---生產停頓、學生停課、人心浮動、打派仗等，最好的辦法是落實毛主席六六年就提出的“五.七”指示，讓停課三學期的學生上山下鄉（老三屆）；讓部分機關幹部下放幹校。於是在中央統一布置下從六八年五月開始各地就大規模地掀起了走“五.七”道路的高潮。一九七零年底，我帶上大紅花，成了“光榮的‘五.七’戰士”，到農村去煉紅心。 長航系統的幹校在沙洋農場，我們是屬於幹校領導下插隊落戶的。港務局成立了一個連，二百多人。有醫務人員、技術人員、教師、機關幹部等。大多是家庭出身不好，有歷史問題、犯過錯誤、參加造反派組織“跳得高”的各類人，由正副連長、正副指導員帶隊到荊門縣周集公社插隊。（長航還有其他連隊統一由設在煙墩區的大隊部管理）我分配到劉院班劉院大隊二小隊，和港一小教師彭家珍合住。有些人是拖家帶口的全家下放，由公社給他們安排住處。我家早已是五人在五處（家人分別下放、參軍）所以我是單身。安頓好沒幾天正值七一年元旦，班長布置要到貧下中農家送元旦社論，這又苦了我在煤油燈下用向大隊小學借來的鋼板蠟紙趕刻社論全文，用紅綠紙寫些標語口號。第二天全班人員敲鑼打鼓到農家貼標語、發社論並朗讀社論，可是只見他們木然的表情。 這時是冬季農閒，勞動主要是植樹。為表現積極，有的同志天沒亮就起來打着手電挖樹坑，我和彭家珍也不甘落後跟着干。田間勞動是挖荸薺，我在單位參加勞動多，挑箢箕沒多大困難，有的人就像扭秧歌。 就這麼勞動也就罷了，精神上感到鬆快。可不到兩個月又把我調到連部去，四個頭頭兩個兵，我搞文秘另一人搞財會。我們雖是下放連隊和上面並沒有脫鈎，上面搞什麼活動下面照搞不誤，所以文件呀、報表呀、計劃總結等一套事務仍免不了。我們兩個幹事參加勞動雖然不多，可路卻跑得不少。到煙墩大隊部領文件、送材料、領工資等來回要走五十多里路，還要到各班去送工資、學習材料等，來回也要走十多里，算是把腿勁煉出來了。 局裡布置抓文革中的北、決、楊反動組織，下放幹部也不能倖免。大隊部組織聲勢浩大的動員大會，各連部都辦起了重點人物的學習班，我們連的重點是局機械科的黃某某，辦了他一個星期的學習班，我參加做記錄整材料，後來也沒查出個什麼東西，過場是要走的。 查階級鬥爭新動向時，劉院班反映有人偷聽敵台廣播，八廟班反映有人說怪話等，弄得人人都小心謹慎，生怕下放了又犯錯誤更翻不了身。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發生，縣裡通知下放幹部已恢復黨籍的到縣委聽傳達報告，並學習兩天。回來後還不能傳播，搞得神秘兮兮的。 完全沒有想到一年後（1972年）上面又來了“釋放令”要把下放幹部分批地召回原單位重新分配工作。來的時候把住房退出來，戶口遷下來，孩子轉學到農村，國家花了一筆不小的安家費，農村也忙乎了一陣子，何苦要如此折騰呢!當然能回城大家是高興的，管它呢。 我是第二批回來的，分配我倒單位的子弟學校長航四中當老師。這是七二年九月的事。 八、和政工結下了不解緣 其實我對教書工作還是有興趣的，剛踏入社會就是教小學，一解放我就去報考教師。可是這麼多年忙忙碌碌從來沒有摸過課本，再走上講台是有困難的。但“革命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我沒二話可說，私下裡也想到在學校工作有個好處，每年有寒暑假，總可以放鬆一下，比在機關連正常休息都沒有強多了。那時學校正搞教育改革，開卷考試，廢除升留級，交白卷的張鐵生是榜樣，學生哪裡認真聽講？但我還是認真備課，儘可能地把課講好（我當初二（二）班的班主任，教語文、政治兩門）。 教書不到一年，七三年五一前夕，帶領學生在灄口公社學農勞動尚未結束，突然一道令下，叫我隨下來放電影的汽車連夜趕回漢口次日就到區里上班，連假日都不休息。因工會需要人搞“組織恢復重建”了。所以我又被匆匆忙忙地“搬”回來了。工作結束後正值暑假，我以為還會回學校享受假期了，因為我是借調的。哪知黨委正式下調令把我調到政治處宣傳組（原一個宣傳幹事現在三人成組）並要我“牽頭”，從此我又走回政工老路，真是和它結下了不解之緣了。 到宣傳組正值批林批孔，接着又評法批儒，宣傳的任務是搞大批判，把林禿頭、孔老二批倒批臭。我們宣傳組編寫學習材料發給各支部學習；組織稿件召開批判大會，出批判專欄，忙個不亦樂乎，不久又發生四.五天安門反動詩事件也要開會聲討，特別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把報上公布的鄧小平散布的“奇談怪論”什麼“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等收集起來寫出批判材料供工人學習討論；還組織文藝演出，高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揪出“四人幫”又聲討他們反對鄧小平。總之，我們搞宣傳的就像一個跟着政治風向轉的陀螺，不斷地抽打不斷地轉，自己也被轉的暈頭轉向。在幾次反反覆覆中我們說的話也沒人信了，發材料到支部，他們笑說“今天這樣說的是你們，明天那樣說的也是你們，都是你們的理。”我們自己心裡也明白，只得一笑了之。 一九八二年四月，我沒等上面“一刀切”就主動申請退休。我想快點退下來，把剩餘的時光做點自己想做的事，讓晚年的時光真正屬於我自己。 2009年3月1日於武漢 (後記：母親退休後，就去老年大學讀書，這一讀，就讀了二十幾年。其間，母親寫了百萬字的散文，雜文，文學評論，古詩詞和新詩，小說，遊記......幾乎各種文體，母親都嘗試過。其中不少受到老年大學教授的好評，還有部分習作被選入《老年大學校刊》，也有不少在《長江日報》上發表。後來，母親的部分習作集結成書，由美國“溪流出版社”出版，書名《晚霞》。因為，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母親已經將近八十高齡了，“滿目青山夕照明”。在學習和寫作中，母親是充實而又快樂的。因為她不必再寫那些“遵命文章”，她筆端流瀉的是她的真情實感。我們全家人，都是母親的第一讀者，也是最熱心的讀者。） --平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