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夏，抗日战争的序幕刚刚拉开。父亲由南京中央军校调到成都分校去了，母亲、弟妹、曾祖母、叔爷和我仍住在南京。那年我已满十一岁，读完小学四年级，此时正是暑假。

我清楚地记得，八月十五日那天中午，天气闷热，人们吃过午饭摇着芭蕉扇正躺在竹床上昏昏欲睡，蝉儿也在树梢上懒洋洋地哼哼着，我和同学在院中玩“跳房子”的游戏。突然，“呜——呜——呜——”的尖利笛鸣划破了沉寂的空气。在睡眼惺忪的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清这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刺耳的飞机呼啸声已随之而来。紧接着，“哐！哐！哐！......”一连串炸弹落地了，随即是建筑物坍塌的轰隆声......

如同一块巨石猛砸进平静的池水，南京城的人们象塘底的青蛙般骚乱起来。我们住的大院里顿时呼儿叫娘地乱做一片，屋外的人都往屋里跑。我们家里，母亲搂着吓哭了的弟妹打哆嗦，曾祖母合着掌不停地念佛。吓得面无人色的房东太太拉着她八岁的儿子也跑来和我们挤在一处，好象人多势众炸弹就不会光临似的。

“哐！哐！哐！......”又是一连串炸弹的爆炸声，门窗被震得咔咔响，土地在颤抖。

奇怪，十一岁的我，竟没有被吓哭，不知怎么回事，反倒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说不清的奇特感。

过了好一阵子，飞机声远去了，汽笛一声长鸣，宣布空袭解除，人们才嘘出一口长气，庆幸终于过了这一关。其实，前两天出现过关于空袭警报的公告，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总以为战火还不至于即刻烧到自己身边。谁知八月十三日日军炮轰了上海闸北，十五日就派出飞机袭击毫无防空设备的国民党政府首府了。

惊魂甫定，接着又是一片骚动，马路上，小轿车、大客车、卡车、人力车川流不息，达官贵妇、大小商家都携带财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命去了。平民百姓也提着大包小捆，拖儿带女投奔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去。只有那些实在无力出走的穷苦人才眼巴巴看着别人逃难，自己听天由命。一座虎踞龙盘的石头城，一块灯红酒绿的繁华地，霎时间变成了人人逃之惟恐不及的鬼门关。

我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江苏江浦县桥林镇出了家。母亲和叔爷商量后决定全家暂时到他的寺庙里躲一躲，等父亲从四川来信后再做打算。叔爷当即到水西门订好船，连夜收拾东西，次日天刚蒙蒙亮就登船启程了。随我们一道走的还有两个亲戚，房东太太母子三人。母亲认为患难中同舟共济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十来个人分乘两条木帆船，船不大，被一望无际的江水颠簸得象只摇篮。我第一次坐船，而且是这种小船，很不适应，头晕、呕吐。但新奇陌生的天地诱惑着我，使我顾不上难受，在我幼稚的心灵里是喜欢这种生活上突如其来的变动的。

约莫大半天光景，船进入长江的一条小支流。在河水里船身稳定多了，而且能看到两岸秀美的江南风光。傍晚时分，我们踏上了桥林镇码头的石级。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江南小镇，只有一条狭长的石板街，但店铺林立，还是很热闹的。我们投奔的那座寺庙离镇上还有三、四里，是个烟火兴旺的富庙，有十多个和尚。我们的亲戚是位六十多岁的主事和尚（长老），按辈分我该叫他爷爷。佛门认为收容难民免遭灾难是行善，所以他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并没有感到意外，很热情地安排我们在殿堂后院厢房里住下，每日三餐和他们一样吃，早上常常是是稀饭、油条，中、晚两餐则是大米饭，自种的菜蔬，自磨的豆腐。当然，庙里都是素食，不沾一点荤腥。

最难得的是，这位和尚爷爷并非四大皆空的修行者，相反倒是很关心国事的。他不但订阅报纸，还在后院安上了矿石喇叭，装上一付耳机，每天都要收听新闻，在这清净无为的佛堂里也传送着抗战的音波，南京被炸他早知道了。我们虽然暂时在庙里安下身来，可一颗心还是悬着的：战局究竟怎样发展，上海能保得住吗？什么时候才能回南京？家里是否安然无恙？......大家都很关心战况，而我，一个初小毕业生，情绪比谁都高。当时的学生，从上学起就灌输抗日救国意识，一年级就教唱“日本人，不讲理，杀我同胞夺我地，小朋友，快快来，打倒日本出口气！”现在真跟鬼子干起来了，能不叫人激动吗？我恨不得和大人一样参加救亡工作，那颗尚未蒙上尘埃的童心，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是那么无私可贵！每天晚上，我老早就守侯在喇叭旁，全神贯注地收听新闻广播。那时上海市郊已经打得很激烈了，每当我听到国军胜利的消息，都不禁会手舞足蹈，有时听完还会模仿着广播员的腔调表演：“......我军英勇阻击来犯日军，在XX阵地缴获敌装甲车XX辆，迫击炮XX门，机关枪XX挺，敌军被我将士打得狼狈逃窜......”惹得和尚们都笑了。喇叭里还经常播出《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振奋人心的歌曲。所以，我们虽在僻静的乡下，仍然能感受到抗战的强烈气氛。在寺庙侧边的公路上，也经常能看到运送士兵的军车一辆辆驶过，我总是崇敬地看着这些即将开往前线的将士，并朝他们大声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可我那时毕竟还是个孩子，虽然被卷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激流，但庙堂的肃穆，田园的情趣，却又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口，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我是在比较富裕的官僚家庭和都市环境里长大的，从来没在庙里住过。就说正殿里那些高大的金身菩萨吧，看着就够令人恐惧的。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张牙舞爪，就连那多手多目的观世音也不能给人以慈悲亲切之感。虽然大人说菩萨是保佑好人的，但我每次经过时还是不敢抬头正视他们。到晚上我更怕，和尚们早晚都要给菩萨上香、磕头，跪在蒲团上敲木鱼念经，神情是那么专注。这时我就躲在一边悄悄地看，连大气都不敢出。好象在檀香的氤氲和琅琅的诵经声中，那些泥菩萨一个个都变活了似的。

然而，在这寺庙里有个去处却是我的乐园，那就是后面的菜园子，我的时光在那里总是快乐的流淌。

到菜园去必须穿过一间堆着一叠薄板棺材的偏房，那些棺材是布施给穷人的。看着装死人的棺材令人毛骨悚然，每次我都是壮着胆子急急地穿过偏房。可是只要一进园子，我就好象进了那个“芝麻，开门！”的藏满各种珍珠宝贝的山洞。

菜园子不算很大，大概有两、三亩地吧。一厢厢绿得象翡翠、红得象玛瑙的辣椒；一片片饱满得象珍珠粒的青毛豆；架子上嫩绿的丝瓜、苦瓜、细长的豇豆随风摇摆；粗壮的玉米杆上结着咧开嘴的玉米棒子；拨开草丛，还可以看到躲在里面的大冬瓜、大南瓜......真是目不暇接啊！这里也是昆虫的世界：红蜻蜓、花蝴蝶、尖嘴的蚱蜢和小蜜蜂都各自快活地飞着、跳着......有什么比这生机盎然的自然景物更能吸引一个久居城市的孩子呢？这时我想象驰骋，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而忘了现实中的战火硝烟，忘了我们是来此避难的“难民”。我这边跑跑，那边看看，扑蝴蝶、捉蚱蜢，自得其乐，留连忘返。

大人们可不一样，他们整天忧心忡忡。本来也是，逃难的生活哪有家里舒服？寺庙的环境多么孤寂乏味，成天吃素也难以下咽......大家都盼着南京的消息。一天我同一块来的赵姑姑到镇上去看有没有我们的信，正碰上当地中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在街头演活报剧，围观的人情绪活跃，三三两两议论战局，有的说国共合作了，这个仗有打头了；有的说这回不比九.一八，一两年停不了火的。

不久父亲来信了，要我们速去四川，于是我们匆匆离开生活了一个月的桥林。当我们回到南京乘船西上到达重庆，再到成都时，这个小镇却随着南京的陷落而沦入敌手。我想，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它也不会幸免吧。

从此，我再也没有机缘踏上这块土地，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小镇总是和我的童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那样难以忘怀。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时常想，现今的桥林镇是什么样子了呢？那座寺庙，那个园子，还有那位慈祥爱国的和尚爷爷......

啊，我真想重游旧地，去追寻那飘逝了的岁月，去拾回那遗落的赤子之心。

                              （老年大学暑假作业——回忆录之一）

-----选自母亲关采芹作品集《晚霞》---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