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昆明记忆

郭永凡

“盲老人的竹杖，毛驴儿的瘸腿，
量得尽么？是一段荒唐的历史啊……
收旧货的叫唤，推开太史府深掩的门。
那面古铜的大圆镜，多像老祖母的眼睛，
昏濛濛的，昏濛濛的……
是谁？拖着一串泥草鞋……
瘦狗儿夹着尾巴箭一般……
嗳，伙计，凉了，开水……”

这是一首小诗的片段，诗的标题是：“昆明小街景”，作者汪曾祺。发表于1941年“云南日报”副刊。每当我想到昆明，就会想起这首小诗。想起那方砖铺成的街道，想起那透明的蓝天、白云，落日的余晖，古老的瓦房，古老的石板路，还有那些赶起毛驴的人，收旧货的沿街吆喝，拖泥草鞋的孩子，悠闲的茶客（昆明人和成都人一样，喜欢坐茶馆），还有系着蓝布头巾的船娘……

我这一生去过不少城市。要是谁问我：你最喜欢哪一个城市？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昆明。

昆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天空之蓝。这种昆明特有的蓝天是其他任何城市看不到的，我一到昆明就被它迷住了。它是蓝得如此深邃，澄澈，晶莹剔透，深不可测，蓝得那样神奇，让你遐想联翩，似乎穿透这片蓝天，可以一直通到宇宙深处。就像现在荧屏上常见的科幻穿越剧，说是有那么一条时空隧道，通过它，可以穿越到过去和将来。如果真的有这条隧道，它应该就在昆明，就藏在昆明的蓝天深处。

昆明市中心有一座牌坊（这座牌坊现在已经没有了），牌坊上四个金碧辉煌的大字：《天开云瑞》。这四个字形象多么生动，气势多么磅礴，色彩多么鲜明，这就是昆明，只能是昆明，唯此而已，岂有它哉！

昆明人是好样的，他们敢于把这个城市的最鲜明的色彩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写在牌坊上，竖在市中心：《天开云瑞》，多么响亮。这就是昆明人的胸怀，昆明人的骄傲，昆明人的气派，这种气派是任何城市都找不到的。我也曾在其他城市见过很多这样的牌坊，比如北京，那些牌坊上的匾额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故弄玄虚。

当然，谈到昆明的蓝天，我就不得不说一说和蓝天相伴的白云。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云南，顾名思义就是“彩云之南”，是云的故乡，云的王国。在云南的地图上，可以找到很多与“云”有关的地名：祥云、云龙、云县、白云、瑞丽……（最后这个地名虽不含“云”字，却也与云有关）。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图腾”吧。这种对云的情有独钟，对云的崇拜和痴迷，并且把它作为省和县市的命名，这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昆明的云，和它的蓝天一样地迷人，多姿多彩，变化万千。人们常说：白云苍狗。其实昆明的云不只像狗，像马，像狮子老虎，而更多的是像花朵，像积雪，像飞絮，像巨石奇峰。这些变幻不定的浮云在蓝天的衬托下，使人仿佛置身于蓬莱仙境。即使在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那一团团浓重的黑云，镶上耀眼的金边，被掩的太阳从黑云背后散射出万道霞光，那种云蒸霞蔚的壮丽景观，使人惊叹，使人慑服，目眩神迷，不可逼视。“天开云瑞”，信非虚语。

其次，就是昆明的花。

人们习惯于把广州叫做“花城”，而把昆明叫做“春城”。其实，昆明才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花城。

我第一次来到昆明是1940年12月。我是从桂林乘飞机经重庆到昆明的，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的那一瞬间，突然发现，跑道两侧全是鲜花，五光十色，争奇斗艳。直到转入滑行道，进入停机坪，四周仍是被花丛围绕。这些花全是矢车菊、雛菊、万寿菊之类，都是野生的，不是刻意种植的。红的、白的、紫的、黄的……一望无际，整个机场就是一片花的海洋。这种被鲜花洒满的机场，全世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吧。

如果说昆明的机场是一片花海，圆通山就是一座花山。

圆通山在昆明市内，山不高，一溜小跑就能跑到山顶。这座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满山遍野的海棠花。千树万树连成一片，人一走进去仿佛进入花的迷宫，找不着北。每到春夏之交繁花似锦，游人如织，红男绿女，老人小孩，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上了山，就一个也看不见了，原来全被花“吃”掉了。

圆通山的海棠，当然不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咏叹的“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的那种白海棠，而是火红的朱砂海棠。放眼望去，红霞一片，满山遍野，这种壮美奇丽的景色。恐怕也只有昆明才能见到。

除了海棠，昆明最多的花就是山茶。昆明的庙宇多，远的不说，光是昆明市内据说有52座寺庙，凡有庙处必有山茶。昆明的茶花也和别处不同，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茶花，但最高也只能长到一人多高，昆明茶花却都是参天大树，最低的也高过屋檐。这些茶花都是大红的，好像整年都挂满了花，热闹非常。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广东福建一带的红棉树（四川叫攀枝花），花开时也是一树火红，绚丽无比。

昆明还有一种花，就是杜鹃。当然，杜鹃花各处都有，北方叫它“山丹丹”，南方叫它“映山红”，西藏人把它叫做格桑花，蒙古人叫它押不芦，朝鲜把它叫做金达莱……但昆明的杜鹃却别具特色。云南是杜鹃的王国，据说有500多种。别处的杜鹃都是灌木，长不大，即使种在花坛里，最多也就长到一两公尺的树冠而已，而云南的杜鹃却都能长成大树。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中有一棵杜鹃王，树冠直径达20多公尺，开花数千朵，花朵比百合花还大。可惜我没有去过腾冲，未能亲眼一睹它的王者风范，但我却看见过宣威的杜鹃山。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贵州六盘水开全国订货会，会后主人邀请我们去云南看杜鹃。六盘水在云贵交界处，开车不到半小时就进入云南宣威地界，那才真是壮观。滇黔交界一带属于云贵高原的腹地，崇山峻岭，高山深壑，连绵不断，纵横交错，翠峰如簇，山外有山。远处近处，从峰顶到谷底，布满了杜鹃树。我说它是树，一点也不夸张，这些杜鹃全是不折不扣的大树，千树万树，繁花压枝，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每朵花都比百合花还大。竞相开放，几乎看不见绿叶，形成一道绚丽无比的神奇景观。这时，不管是北国的山丹丹，还是南方的映山红，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里似乎还应该加上一句：云南归来不看鹃。

除了花之外，昆明的树也是别具一格的。

一谈到昆明的树，人们首先就会想到翠湖的垂柳。还是那个汪曾祺，他写过一篇散文，叫“昆明的雨”。他说：“昆明的树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好像要滴下来。”

好个“要滴下来”，妙不可言，也只有汪曾祺才能想得出来。

还有一首诗也是写翠湖垂柳的，它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湖水平到像坚厚的琉璃镜，
月亮在中天挂一盏水晶灯，
老杨柳散开万千条亮发，
露水在草尖上洒一地银星。……
雪兔们瞪着透明的宝石眼，
碧枝上花蛇倒挂着珊瑚弓。
静止的鱼群排成了刀仗，
在琉璃镜里吞吐着光明。……”

原诗很长，最后一句好像是：

“月亮，下来吧，我将凝成一座金刚钻的灯檠。”这首诗也是发表在41年“云南日报”副刊上的，作者叫唐鱼，论功力显然不及汪曾祺，但却把月夜的翠湖写活了，而且有一股童话般的神奇梦幻色彩。

但我这里要说的树，却不是柳树。柳树各处都有。西湖十景中就有“柳浪闻莺”。我这里要说的是昆明所特有的一种树：尤加利树。

尤加利树（Eucalyptus），昆明人又把它叫做油架梨，树冠庞大，树干笔直，昆明到处都是这种树，机场内、马路旁、公园里、山坡上……成排、成片，树干挺拔，枝叶茂盛，直插云天。它有点像北方的钻天杨，但比杨树要高大得多。杨树的叶子是圆形，有一个心形的尖，而尤加利树的叶形狭长如柳叶，但比柳叶大得多也厚得多，叶面翠绿，叶背银灰色，刮风时树浪翻滚，翠绿银白交相辉映，配合着簌簌的响声，衬托着昆明特有的蓝天白云，形成一道奇丽无比的景观。尤加利树也是我这一生之中所见过最高大的树种，它成片成排地拔地而起，似乎要刺破蓝天。人一走近它，顿时变得非常渺小，好像走进了小人国，又像变成了童话中的爱丽丝，眼前出现的是一片奇幻的巨无霸森林世界。这种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树皮、树叶都会弥漫出一股特异的芳香，有点像万金油的气味，如果随手拾起一片落叶，把它揉碎，这种香味会长期停留在掌上指间，肥皂也褪不去。

当然，昆明最负盛名的，还是它的山和水。山，就是西山，水，不消说就是昆明湖了。无独有偶，北京也有西山，也有一个昆明湖，好像西安也有（杜甫诗：“昆明池水汉时功”）。但只有昆明这一个才是正宗，才是货真价实的山，才是名副其实的湖，其他那些，都是具体而微，不过是东施效颦，徒有其名而已。

昆明人把西山叫做“睡美人”，非常贴切。西山的确像一位美女，静悄悄地躺在昆明湖畔，山体濒湖这一侧是一长列红色的岩壁，面向东方，每天太阳升起时，迎接第一道阳光的就是她，此时此刻，不管你是置身于昆明的哪个角落，总能看到她。这时的西山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少女，迎着朝霞，而昆明湖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她鲜艳的酡颜，这时，湖山才真正溶为一体，密不可分。     是的，西山和昆明湖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是与生俱来的，从地球形成的那一天起，应当就有这座山，这片水，山伴着湖，湖伴着山，天老地荒，亿万斯年。或许有那么一天，它们也将与生俱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假如真的有世界末日的话。

未免扯得太远了，有点杞人忧天，毕竟，现在还正是它的全盛时代呢！（龚自珍诗：“天将何福与娥眉，生死湖山全盛时”）。

西山的红色崖壁上，凿有一条鸟道，是凿在悬崖上的，很窄，仅能容一人，从山脚顺着这条路可以一直走到山顶。在快到半山腰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关口，叫做“龙门”，它的外侧有一处小平台，从这里凭阑远眺，悬崖峭壁，上接高天，下临无地，湖光山色，一览无余。“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我想，孙髯翁这位可爱的老头儿一定来过这里，否则他不会写出这一副流传千古的长联，而且写得如此传神，如此出色。

昆明湖在地图上叫做滇池，昆明人喜欢把它叫做滇海。那位以“孔雀胆”而闻名的美丽善良的蒙古公主，写过很多咏赞昆明的诗篇，其中就有：“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把昆明湖叫做“海”，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它的确有海的气魄，海的胸襟；烟波浩淼，气势磅礴。点苍山下的那个湖，不也叫做海么？顺便说一句，关于《孔雀胆》，于坚在他的《昆明记》中谈得很多，他说：“孔雀胆是昆明历史上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悲剧，它完全可以造就一个昆明的莎士比亚。郭沫若拿它写了一个剧，但他没有成为莎士比亚。”这点我非常赞同，好好的一个旷世悲剧，被他活活地糟蹋了。

无巧不成书，继“孔雀胆”之后，最近又看了一出与昆明有关的电视剧。这出剧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与“孔雀胆”完全相同，剧里都写到了梁王巴扎拉瓦尔密。唯一不同的是女主角从蒙古公主变成了彝族公主，两个公主都具有相同的品格：美丽，善良，勇敢，果断，深明大义……而且都熟谙汉文化。故事情节也很相似，显然作者是有意步郭老的后尘，写一部“新孔雀胆”或“孔雀胆第二部”。遗憾的是，他犯了和郭老一样的错误，活活把一个美丽的故事给糟蹋了。这出戏是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能够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出的，一般都是“主旋律”的戏，这出戏当然也不能例外，显然作者是为了达到某一种宣传效果预先设计了框架，因而给女主人公肩负上神圣的使命，给她头上套上耀眼的光环，给历史染上一层鲜艳的彩色，结果只能是写得面目全非。毕竟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但是那时人们仍然习惯地把滇池叫做昆明湖，这样会感到更亲切，就像是称呼一个老朋友。每到假日，大家就会约在一起，“到昆明湖去玩去”，谁也不会说“到滇池去”，那只是在地图上才存在的名词。记得那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做“昆明湖的儿女”，四十年代很多人都会唱它。

昆明之有西山，就像南京的紫金山，广州的白云山一样，它是这个城市特有的地标和名片。但和后两者比起来，西山却更显出它的卓尔不凡，特别是那一列四十多公里长的红色悬崖，壁立千仞，横空出世，相比之下，紫金山和白云山就显得气势舒缓，平淡无奇。再从高度上说，西山也比后者峻拔得多，西山最高处海拔2400公尺，减去昆明湖面海拔1892公尺，它的相对高度是508公尺，远比紫金山和白云山高（紫金山海拔448，白云山382）。何况，西山还面临那一片烟波万顷的昆明湖，而紫金山下，只有豆大的玄武湖而已。

那个年代，昆明还没有公共汽车，当然更没有旅游车，要去昆明湖，只能乘船。这是一种小型的短途木船，最多只能坐十来个人，由两个船娘划船，一前一后。从市区到昆明湖畔的大观楼，有一条小河，叫大观河，从武成路西头一个叫“篆塘”的小码头上船，不到一小时就进入昆明湖。大观河两岸都是郊区和农村，田畴绿野，景色宜人。河畔还有个小村落，叫白马庙，白墙灰瓦的农家小屋，鸡犬之声相闻，翠柳掩映，活脱一幅宋代水墨画。

那时，只要你一走到篆塘河边，马上就会有船娘把船划过来向你兜售生意：“先生，您家可是要搭船嘛！”

昆明话有一种很特殊的腔调，特别是从这些年轻的船娘口中说出来，真是玉润珠圆。昆明话有点像成都话，但比成都话更加轻柔动听，特别是那一声“您家”，先轻轻地滑出一个“您”字，随后带出的那个“家”字几乎听不出元音，只留下一个辅音“J”从唇齿间滑过。“可是”两字非常之轻，听起来好像“果是”，最后以一个轻柔的“嘛”结束，稍微带一点拖音。

“先生，您家可是要搭船嘛！”这一声招呼萦徊耳际，确是过耳难忘，使你非坐她的船不可。

事情还不止此。等你上了船，一路上倾听两个船娘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那才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它会听得你走了神，甚至船靠了岸都不觉得。

龚自珍爱听灵箫说话，他曾用“小语精微沥耳圆，况聆珠玉泻如泉”来形容灵箫的吴侬软语（灵箫是苏州女子），昆明女子的“小语”，比吴侬软语还要柔和百倍。记得小时候爱听成都女孩子说话，觉得成都话好听，但从昆明女子口中说出来，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美妙动听的语言。就拿一个“是”字来说，北京人说“是”，西安人说“对”，成都人则用一个拖长的“哦……”（第一声）来表示肯定，而昆明人的回答却是“是勒嘛……”，用两个语音来修饰一个“是”字，韵味无穷。

苏州、杭州也有船娘，龚自珍的诗：“凤泊鸾漂别有愁，三生花草梦苏州，儿家门巷斜阳改，输与船娘住虎丘”就是描写苏州船娘的。和江南的船娘比起来，昆明的船娘却又别具一格。她们清一色地穿着自己织的蓝色土布衣裤（四川叫“家机布”）头上扎着蓝布头巾，裤腿捲得高高的，露出一段健美的小腿和一双赤脚，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还带着一股高原女子特有的野性和英气，却少几分江南女子的那种媚气。

记得“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有一首诗：“多情千古犯情痴，最爱江南唱竹枝；莲底女郎双白足，不知红豆是相思。”他这里写的是江南的采莲女。黄慎没有去过昆明，也没有见过昆明的船娘，因此诗中充满了一股子媚气，假如他到了昆明，见到昆明的船娘，他的诗一定会是另一种写法吧。

昆明又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城市。

四十年代初，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我初去时，住在欧亚公司拓东路宿舍，在尚义街3号（当时欧亚总公司所在地）上班，后来由于敌机轰炸频繁，总公司搬到东郊的龙头村，最后又搬到了岗头村（即现在世博园所在地）。

尚义街是一条法国风格的小街，在金碧路东头路北，和金碧路平行。这条小街两旁没有店铺，全是一栋栋相连成片的住家小院，都是红色的房顶。公司所在的尚义街3号却是一所深宅大院，可能原来是某个显赫人物的府邸，前后好几进，房间很多，有花园，有假山，绿树荫浓，环境非常幽静。这条街上住了很多越南人，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是越南人，他（她）们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昆明话。

我们下班后常去这些越南人家中串门，和他们混得很熟。那时越南还没有文字改革，他们的书都是用汉字印刷的，但拿出来翻却完全看不懂。

金碧路是昆明的主要街道，正东西走向。昆明的主要街道几乎全是东西走向，南北向的马路似乎只有一条正义路，而且是掐头去尾，它南端止于金碧路口，北头止于近日楼，无法形成中轴线。昆明可说是一个没有南北中轴线的城市，这在全国大城市中是很独特的（三十多年后，才打通了一条南北通道---北京路，这是后话）。

金碧路上有两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就是金马坊和碧鸡坊，东西对峙，两坊相聚不到一百公尺。青年作家于坚把它誉为“昆明的凯旋门”，说它是“古代中国建筑智慧的伟大结晶”。于坚是昆明人，他对这个城市怀有特殊的感情，我不是昆明人，对于昆明而言，我只是一个过客，但我同样对它怀有一份感情，一种发自内心的偏爱。

金马碧鸡的传说给这个古老的城市蒙上一层神话色彩，就像广州“五羊”的传说一样。不同的是越秀山下那一尊五羊塑像是后来补上去的，而金马坊和碧鸡坊却古已有之。不幸这两座昆明的凯旋门，昆明人的传世瑰宝在六十年代那一场文化大劫难中被彻底摧毁，片瓦无存，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当愚昧横行的时候，文化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那时的金碧路，全部是方砖砌的路面，这样铺出的路面有一种古老的图案花纹，配合着古老的牌坊和两旁的建筑，显得非常厚重和谐。五十年代我又一次来到昆明重寻故地，金碧路已经变成柏油马路，两座牌坊孤零零地竖在那里，看起来很不是滋味，想不到再过十年，连这两座仅存的牌坊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昆明市于1997年决定在改造扩宽金碧路的同时，恢复重建“金马壁鸡坊”，1999年4月下旬，“金马壁鸡坊”已建成开放，供游人参观。）

关于这两座牌坊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如果刚巧碰上那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是春分，八月十五是秋分，就在这天的酉时（17:00—18:00），月亮从东方升起，太阳从西方落下，太阳把碧鸡坊的影子投向东方，月光把金马坊的影子投向西方，金马坊和碧鸡坊在地面的投影会在某一瞬间叠合，形成“金碧交辉”的奇景。这种机遇是很难碰到的，何况还得在那一瞬间正巧东边西边的天空都没有云彩遮蔽才行。因此，传诵这个故事的人很多，但谁也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神奇的瞬间。 不过，金碧路上看日出日落，确也很令人神往。

前面说过，昆明的主要街道都是东西走向，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奥妙。原来这个城市位于低纬度地区，一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太阳总是从正东西升起和降落，这种东西向的格局可以让每一条街道都能够充分地接受阳光，它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阳光普照的城市，而且，不管你走在哪条街上，都能欣赏绚烂的朝霞和落日的辉光，金碧路当然更不消说。

昆明还有一条南屏街。

这条街很短，但却很有特色。它位于护国路和正义路之间，一条东西向的横街。从尚义街一直向西，到护国路口向北拐，然后再向西拐就到了。这条街和金碧路平行，离金碧路很近，它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昆明市的市中心，是昆明的商业区，拿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昆明的CBD。如果把金碧路比作成都的东大街的话，那南屏街就好比是春熙路。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比方，昆明是昆明，成都是成都，二者之间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可比性。

在四十年代，人们常把南屏街比作昆明的百老汇、购物的天堂，这里的商店鳞次栉比，橱窗布置争奇斗艳，陈列着当时最时尚的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其品种之丰富，在大西南首屈一指，凡是成都重庆买不到的，这里都有。每一个来到昆明的人，别处可以不去，南屏街是非去不可的，哪怕你什么也不买，空手逛一圈，也能让你大饱眼福。

南屏街还有个南屏电影院。

据说，南屏电影院是当时西南大后方最豪华的电影院，它完全按照上海大光明的规格建造的，容量也超过成都重庆的一流影院，而且它的座位安排，坡度设计，墙壁回音，都是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它也是当时大后方首先安装冷气设备的影院（现在叫空调）。因此，南屏电影院也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场所。直到我离开欧亚进入空运队之后，西南航线仍是当时一条主要航线，每月总要飞几趟昆明，而每次来，总要去南屏看电影，它几乎成了一项嗜好，一番享受，一层境界，目的已不限于电影本身，只是迷恋于那片氛围，那种情趣，它似乎有一股引力，使你非去不可。

于是，就有了后来一次意外的邂逅。

时间大约是43年春天，执行一次成都飞昆明的任务，降落后来不及换装，穿着一身皮飞行服就进了城，迳直去了南屏电影院，入场时电影已经开映，记得那天上映的是米高梅的豪华歌舞大片《坐花醉月》，场面富丽堂皇，美女如云。看到一半时，前排的一位老兄突然发出鼾声，这时身旁传来一个女孩的笑声，回头一看，正好和她四目相对。她笑着对我说：“你看，他被陶醉了！”我觉得用“陶醉”来形容一个在影院里打呼噜的人，很有意思。可能我的这身装备使她看出了我的身份，便和我攀谈起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她提问、我作答。大概那个年代的女孩子们对于干飞行这一行的总是充满了好奇心，我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她的好奇，她问得最多的是关于驼峰航线的情况，我也尽我所知的回答了她。最后我告诉她，我是飞国内航线的，我并没有飞过驼峰航线。

散场后，她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撕下一页，写上她的姓名地址，她要我把我的姓名地址留给她。我便把彭永棠的地址给了她。我告诉她，我们大队的基地在成都，我每次来昆明是住在彭永棠的宿舍，只要到那里总能找到我。彭是我在欧亚时的同事，也是我的好友，我离开欧亚后每逢来昆明总要去找他，他那时住在欧亚公司拓东路修理厂宿舍，和戴铭鹤住在一起，有时谈得太晚就住在他那里。

从这次交谈中，知道这个女孩叫倪小慧，住在岔街17号，从言谈中看出，她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谈吐也还不俗。后来她的确到彭永棠那里去找过几次。我碰到彭时，他总是告诉我：“岔街女郎又来找过你。”岔街是巡津街旁边的一条胡同，地处盘龙江畔，清一色的红色法式楼房，是昆明的高档住宅区。按理说她几次三番找我，至少我应该“回访”一次才是，但我却始终没有去找过她。这可能与我当时的心情有关，那时我刚遭受失恋的打击，因而对异性不感兴趣。

昆明是欧亚总公司所在地，因此，昆明电台的人员也特别多，约有二三十人，除台长蒋体元外，从年龄上大约可以分为两组，其中年纪较大的如李文光、马国贤、程法伋、侯伟民、杨东寰、袁定、康正之……算是老一辈，和我们玩不到一起。剩下的就是一伙小年轻：林大华、陈炳南、陈棣年、陈郊农、汪声和……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家伙。彭永棠不是电台的，他属于仪电股，还有一个黄维德，有一副胖胖的圆脸，绰号膨膨。再就是许道同和许道俊兄弟俩，都是仪电股的，由于年龄相近，吃、住在一起，因此关系很好，成为密切的“玩伴”，其中和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彭永棠和汪声和。

彭永棠是上海人，为人直爽、热情，汪声和是北平人，是一个很开朗的小伙子，面貌清秀，爱说爱笑，话特别多，只要有他在一起，场面就变得热闹起来。昆明那时经常挨敌机轰炸，但并没有减少我们的兴致。我们总是结伴在昆明湖上泛舟，一同登上西山龙门，去过黑龙潭、金殿、石林。圆通山和翠湖更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不管走到哪里，汪声和都充当义务导游和讲解员，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还带我去品尝“牌坊米线”，米线是昆明特有的一种小吃，吃法很特别，关键是那一碗汤，是原汁鸡汤，烧得滚烫，汤面上浮着厚厚一层油，因此不冒热气。然后端来几碟切得很薄的鸡肝、鸡腿肉，都是生的，倒进汤内烫熟，然后再来一碗极细的米粉，也一起倒进汤里。由于这种特殊的吃法，因而被叫做过桥米线。卖米线的店很多，几乎每条街都有，只有这家“牌坊米线”最有名，鲜美可口。它正好位于“天开云瑞”牌坊旁边，所以得名。后来牌坊被毁，这个小店还存在过一段时间，现在不知是不是还有，即使有，是否还保持当年的原汁原味，那就很难说了。昆明的小吃除了米线外，还有饵块，其实就是成都的凉粉。不过成都的凉粉可以冷吃，也可热吃，昆明的饵块只能热吃，而且是炒着吃，其实还不如成都的凉粉好吃。

我喜欢汪声和，还由于他的见多识广。他不是昆明人，但却熟悉有关昆明很多历史掌故，不管到那里玩，他都能说出有关这个景点的前因后果，如数家珍。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金碧交辉”的传说，就是他告诉我的，我甚至有点崇拜他，把他当作一个老大哥看待，其实他比我还小一岁。

除了一起吃和玩之外，有时也和彭永棠一伙到许道同两兄弟家里打小麻将。许道同是杭州人，他们住在东城根一所幽静的小院，父亲许以廑是总公司财务科长，是个大胖子，有说有笑，和蔼可亲。许伯母是一位干净利落的杭州中年妇女，很随和，也很好客，对我们这帮小年轻特别热情。他们家还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丫环，是许伯母从杭州带出来的。看得出来，老二道俊很喜欢她，但最后她却嫁给了许道同，成了他家的大儿媳。总而言之，这是个幸福和谐的小家庭，充满了祥和温馨的气氛，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这一群小年轻，来自四面八方，在这个欢乐的小天地里，能够让我们这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们享受到珍贵的片刻天伦之乐，更何况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家都在沦陷区，比如上海的彭永棠、福州的林大华、扬州的陈棣年、北平的汪声和、广州的陈炳南……，在仁慈的许伯伯和许伯母面前，，无形中获得许多爱抚和慰藉。昆明东城根的那所小院，留给我们很多美好温馨的记忆，至今难以忘怀。

当然，我和许家还有一层关系，许道同的小叔叔许以桐是我在上饶参加甄别培训时的主考之一，算是我的老师和兄长，40年我在桂林时刚巧他也在桂林。这是个很健谈的年轻人，身材高大，面貌清秀，博学多闻，有浓厚的书生气，是一个典型的钱塘才子。我们经常在漓江边的一个小茶座，一坐就是一下午，面对“甲天下”的山光水色，娓娓清谈，确也是人间乐事。后来许伯伯知道了我和他的小弟这一层师生情谊，对我也就另眼相看，常常留我在他家吃饭或参加他们的家庭牌局。

41年初由于二战爆发，欧亚公司是德资企业，中德绝交后，德方抽走了人员和资金并将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全部炸毁，公司宣布破产裁员，凡是工龄在两年以下的，全部停薪留职，我们这一群小年轻也统统离开公司，各奔前程。 那时究竟年轻气盛，虽然面临失业，却满不在乎，处之泰然。正好我的一位好友蔡庆明在贵州毕节川滇路局当通讯科长，蔡是我早年的“闺中密友”，也是我在广汉“海角红楼”时代最亲密的小伙伴（“海角红楼”是我们对欧亚公司广汉导航台的昵称，盛棣华在那里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蔡和我都是该小组的成员）。毕节离昆明很近，便决定去投奔他，并告诉他我要带一个人去，他欣然同意。我带的这个人，就是彭永棠。

这里，我还闹了个小小的笑话。

我和彭永棠交情虽深，但对他的工作情况却毫无所知，只听说他是仪电股的机械员，便告诉蔡说我带一个机械员来。蔡问我他能不能修理收发报机，我满口答应不成问题，蔡非常高兴。到毕节的第二天便派他到曲靖出差，彭永棠面对没有信号的收报机，一头雾水，只好讪讪地回到毕节。后来我才弄清楚，他是修理陀螺仪表的。陀螺仪表（地平仪、转弯仪……）是飞机专用仪表，仪表机械员离开航空部门就毫无用武之地。蔡也只好一笑置之，并给他分配了别的工作。幸好彭在毕节呆的时间不长，当年秋季，就接到仪电股长张景辉来信要他回公司复职，他也就于41年底回到昆明，在这之前我已经去了成都进了空军，也没有机会和他道别。之后我们还经常见面并一直有书信往来，直到五十年代改朝换代，便和他失去联系，后来听说他去了香港。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94年春突然接到一封从吉林寄来的信，拆开一看，竟是失散多年的老友，真是喜出望外，连忙给他回信，并寄去一张和老伴的合照，他也寄来一张近照，才知道他的老伴已经先他而去，而且他也和我一样，六十年代调离民航。当然，照片中的他和我，都已垂垂老矣，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那时我们两人都还是单身，沧桑之感，恍如隔世。

那次能够取得联系，应当感谢两航联谊会热心的朋友们，特别是李子苗同志。他们编印的《两航同仁通讯录》起了很大的作用，彭永棠就是在这上面发现我的名字才发出这封信的。他当时也是抱着试探的心理，因为他也拿不准这个“郭永凡”是不是当年那个“郭永藩”。

此后我们一直通信不断，97年11月，突然接到他从大连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参加了法轮功，并说：“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晚年生活精神上有很好的寄托。”对于法轮功这样的邪门歪道，我一直是呲之以鼻的，觉得它是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应运而生的怪胎。想不到彭永棠这样开朗的人竟也会迷上它，但人各有所好，不便强求一律，也就未予臧否。不幸的是，事隔五年，2002年2月，《联谊通讯》上传来他逝世的噩耗。在这之前，2001年底，曾接到他的信，说已卧病多日，“由于受法轮功误导，有病不求药，现在悔之晚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知道受骗上当，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这位失而复得的挚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夫复何言！

至于许家兄弟，弟弟道俊于45年底因先天性心脏病发逝世，死时才二十二岁。道俊少年英俊，和他父亲一样的大块头，喜欢打篮球，性格温和，他的死讯使我很感意外。哥哥道同48年调重庆，曾和他夫人抱着孩子造访我家（这位夫人就是当年那个聪明伶俐的俊俏丫头）。正巧我们也有了一个女儿，见面畅谈昆明往事，如在眼前。我问起许伯父和许伯母，才知道他们都已退休回杭州老家颐养天年。还有他的小叔叔许以桐，从离开桂林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昆明的欧亚老同事，以后又重新遇到的还有下面几位：

一个是马国贤，1948年我重回央航时（央航即原来的欧亚），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他，当时他是央航重庆电台的台长。他一见面就惊异地说：“咦，你不是当初尚义街那个小家伙么？”马的年龄比我大得多，应该算是老前辈，以后我们就一直共事，想不到的是5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中，他竟被打成“老虎”，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他的夫人闵树荣大喊冤枉。她说：唯一能证明她丈夫清白的，只有站长薛之同，但薛已去了台湾，怎么办，怎么办！马是个老实人，由于他在49年底经手发放全台“应变费”，这笔钱是用黄金发放的，于是便说他从中贪污了多少两黄金，成为当时三反中武汉民航三大案之一（汽油案、房产案、黄金案）。后来经查证，三大案全属子虚乌有。以后不久马国贤也就调离武汉。

再就是汪玉明。我刚到昆明时，他替我安排住处，办理伙食，照顾十分周到。汪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长着一副漫画式的面孔，因此对他印象极深，后来在重庆电台又碰到他，这时他已结婚，夫人王主玉，成都人。五十年代他调北京民航总局。据说他在文革中吃了很大的亏。在关押审查中，大热天不给他水喝，他渴了只好喝自己的小便。汪是一个工人出身的机械员，文化程度不高，不知为什么文革之中也没有放过他。

陈郊农和他的夫人饶荔芬也曾来过我家。陈在我们这群小伙伴中年龄最大。他有点不修边幅，有很浓厚的书生气，我们曾开玩笑说他有名士派头。在昆明岗头村时，他和饶荔芬谈恋爱谈得热火朝天，饶荔芬是总公司财务科的一个小会计，现在他们终于结婚了，而且双双来到我家。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衷心为他俩祝福。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人，就是李文光。

在昆明电台这一批报务员之中，李文光在年长一辈里算是最小的，而在这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小一辈里又是最大的。他那时刚结婚，住在拓东路一所小楼房内，他的太太尚健萍是总公司的一名小会计。我和袁定、杨东寰常常去他家玩桥牌，有时也在他家中吃饭。他太太是北方人，会做一手好面食。她第一次见到我们，便自我介绍：“我叫尚健萍，”李文光就在一旁插嘴：“和尚的尚。”她马上更正：“不对，是高尚的尚。”李文光又说：“贵贱的贱，”她连忙接上：“胡说，健康的健。”小两口的日子是过得很轻松而甜蜜的。

想不到七年之后我们之间竟以一次不愉快的会面而结束。那天，我被派到白市驿机场接机，这是报务员的任务之一，每逢飞机到站，就要派一个报务员接机，主要任务是提供降落时的机场情况和气象条件。  我从飞行报告中看到机上报务员是V.K.Lee，知道是他，这是他一贯使用的签名。飞机一降落，他迳直找到我，当然，他找我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大兴问罪之师，一见我就气势汹汹：“你是怎么搞的……”。其原因是我测报的云底高度误差太大。我见他这样不留情面，当即顶了回去：“你说怎么搞的，就是这样搞的，你能给我提供一套测云气球么！” 欧亚公司一直是由报务员兼任气象观测，但根本没有什么观测设备，不但没有测风测云气球，甚至连百叶箱都没有，只有一个手摇式的干湿球温度计，挂在阴凉通风的走廊上，用的时候在手里摇几转，然后观测上面的干湿球温度指示，再从这个指示数值计算出气温和露点。测量风向风速，也没有测风仪，只能观察机场悬挂的布制筒形风向标。至于云底高度，则全凭目测，特别是秋冬季节阴雨天的层云（st）和层积云（sc），目测误差极大，只有用气球才能准确地测出。这点一般飞行组都能理解，不会斤斤计较。而这次他却如此较真，显然含有藐视的意味。他当时穿着笔挺的飞行员制服和大盖帽，确是颐指气使，神气十足。而我这个当初的小老弟，混了七八年还不过是个地面电台小报务员，当然会被他瞧不上眼了。总之，这是我所遇到的一个比较势利的朋友，属于那种“一阔脸就变”之流。其实，作为一个飞行报务员，也算不上阔，我自己也曾在衣复恩手下飞过几年，并不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或者高人一等，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幸好只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遇到他。

但最令人想不到的，还是那位“阳光少年”汪声和，当年昆明“三剑客”中的主要成员。“三剑客”是当时这群小伙伴对我和汪声和、彭永棠三人的戏称，由于我们三人总是出入相随，形影不离，连吃饭也凑在一桌，所以给起了这个外号。现在，“三剑客”只剩下我一个了，彭永棠死于法轮功，已经出我意外，而汪声和的死，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汪声和和他的夫人裴俊（他们是46年在成都结婚的，裴俊是万籁天的中国艺术剧团的演员）于47年8月到上海，进入国民党民航局任电台台长。49年秋调香港，后又转赴台北。50年2月在台北市厦门街133巷9号寓所被捕，当年9月6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夫妇两人同时被蒋介石政权杀害，罪名是苏联间谍，这时汪声和刚满三十岁，他的夫人裴俊二十七岁。

我的好友汪声和，怎么一下子变成苏联间谍，这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1941年他和我们一齐被裁员之后并未离开昆明，不久就通过张景辉的关系回到欧亚，并于1942年调欧亚公司兰州电台，43年3月调成都电台。就在这时，他进了成都华西坝齐鲁大学读经济系（当时华西坝有四所大学，就是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齐鲁大学），他还有个弟弟叫汪声鸣在金大读书，也是报务员，兄弟二人都是半工半读。据说汪声和在学校中很活跃，还当过齐鲁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

大约就在这时，他参加了苏联远东共产国际情报局，成为苏共党员。

以后的一系列发展，从他脱离欧亚公司，进入国民党的民航局，后来又由香港转赴台湾，这都是苏共情报局的安排。当时斯大林对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疑虑很深，他要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以免引起战端，因此必须在台湾设立情报机构，搜集有关美军动态的情报。汪声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台湾的。他在家中架设秘密电台，直接对海参崴和赤塔通报，他和中共大陆方面并无联系。但是不管再怎样隐蔽，他所发出的无线电讯号终究会被敌方截获。国民党的电讯情报部门就是利用讯号监测仪（其实就是飞机上的无线电罗盘），测出秘密电台的确切方位的。

当他们锁定电台就架设在厦门街汪声和寓所时，立即对他家进行搜查。当时负责搜查的是戴笠手下的红人、当时台湾国防部技术实验室主任、蒋经国麾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魏大铭。他们先采取分区停电、查户口、防空演习、修理水电为借口几次入室搜查，毫无所获，最后才由魏大铭亲自出马，从天花板、墙壁、地板，上上下下，翻箱倒柜，竟没有查出丝毫破绽。就在魏大铭打算撤出时，他最后再回头扫视一周，突然发现小客厅中一个小圆桌，桌腿特别粗大，和一般家具比起来，明显不成比例，马上回来撬开桌腿，发现了里面藏有收发报机。 和他们同时遇害的还有西南联大的同学李朋、廖凤娥夫妇。四人同时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这一切，都是在事隔六十多年之后，偶然从一篇报纸的报道中获悉的。这就是2007年四月十九日《南方周末》，文章的标题是《红色特工汪声和传奇》。文中消息来源，前半部分是根据汪声和在齐鲁大学时的同窗好友苏良沛的回忆（此人现仍健在），去台湾后的经历则根据魏大铭的回忆录《无形战争》。我觉得这一切应当是可信的。

老友死了，而且竟是死得如此悲壮。但作为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一名马前卒，我又为老友感到实在不值（虽然他后来被追认为烈士）。

在我的记忆中，将永远保留着那个像阳光一样灿烂的少年，那样乐观、开朗、热情，博学多闻、谈笑风生，想不到他最后竟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荆棘丛生的不归之路，实在是不可思议。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1946年夏天，他曾经在侯枫的“中国艺术剧院”作为特约演员参加了“清宫外史第一部”的演出，据说他演剧不挑角色，态度严肃认真，深得导演箫锡荃的赞许。而恰巧就在这之后，我和采芹也进入了“中剧”，并参加了“清宫外史第二部”的演出，一前一后，竟然和汪声和擦肩而过，失之交臂，阴差阳错，一至于此。

昆明留给我最后一个难忘的记忆，就是45年元月那一次意外的蒙难，更确切地说是“被”蒙难。可以说是我一生中遭遇过最惊险的场面，甚至比我37年参加南京突围还惊险得多。南京突围穿过封锁线时虽也遭遇敌人的装甲车和探照灯扫射，但并未被发现，因而也未受到敌方炮火袭击。而这一次却是实实在在地从四面八方射来的流弹雨中穿过，最后能“杀出重围”，安全脱险，至今仍觉得心有余悸。

对于龙云发动的这次未遂政变，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也是糊里糊涂，只是莫名其妙的被碰上、被卷入。那天凌晨，在金碧路空军招待所，睡梦中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衣复恩匆匆把我们叫醒，跑出大门，正巧门外停着一辆大货车，衣复恩二话不说，钻进驾驶室，发动汽车，我们也全部爬进货厢，风驰电掣穿过密集的枪林弹雨，终于到了机场。直到我们的这架C47离开跑道，飞上蓝天，才算是松了一口大气，大家面面相觑，好险，好险！

当然，这次得以安全脱险，得亏有衣复恩临危不惧，镇定果断，争取时间，逃离险境。从此我才知道，衣复恩不但飞行技术卓越，开汽车也如此娴熟，实在令人佩服。

往事如烟，这一切不知不觉就过去七十年了。昆明，的确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有很多记忆，是终身难忘的。

多想再去一次啊，我的老朋友，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