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出我50多年前上中学的四张成绩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第一张成绩单是我进入武汉市第二中学后初一上学期的，上面没有具体的日期，只注明是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学年度第一学期，班级为初一（3）班，学校开学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一号，初一年级上学期结束应该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前，所以这张成绩单发放的时间应是一九六四年初放寒假前。成绩单上有校长张师韩、教导主任黄德星和班主任苏利生的盖章，这三枚印章一直到毕业都盖在我的成绩单上。

初一年级上学期纳入考试的科目有9门，分别是政治、语文、英语、代数、生物、地理、体育、音乐和图画，政治老师好像是李淑兰，语文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苏利生，英语老师是何汉荣，代数老师是魏环初，体育老师是李值华，音乐老师是鲁云涛。生物、地理、图画老师就记不得了。语文老师苏利生讲课讲得特别棒，很生动，有激情，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他的班主任也当得很称职，能跟同学们打成一片，还特别能猜透同学们的心理活动，找人谈心会把你谈得痛哭流涕。英语老师何汉荣是广东人，一脸络腮胡子，但刮得很干净。他总是和和气气笑容满面，他的英语课也深受同学们喜欢。在班上开联欢会时，何老师表演的口琴独奏，口琴在他的嘴巴上不停翻动，吹出美妙的曲调给我印象深刻。代数老师魏环初戴一副细边眼睛，衣服得体，风度翩翩，他能将枯燥的代数课上得生动活泼。文革后他当了一段时间的二中校长。

我的各科的成绩除政治外，都在80分以上，剔除体育、音乐和图画三门副科，其余六门课的平均成绩为86.6分，成绩单可以看到我用钢笔写的这个平均成绩，可见自己对这一成绩还比较满意，也说明当时还是很讲究学习成绩的好坏的。品德鉴定一栏中是我们班主任苏利生写的鉴定，他的一手钢笔字写得很飘逸潇洒。在这个评语中指出了我的一生难改的毛病：“要有原则性，要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成绩单右上方我的名字“郭小宁”后面，有胡伦杰加上的一行小字：“是胡伦杰的弟弟也肯定语气”。胡伦杰的家离我家只有一百来米的距离，我们每天几乎都是一起骑自行车上学。从初一开始，胡伦杰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直保持联系到现在。
 

    第二张成绩单是初一下学期的，上面同样没有具体的日期，只注明是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学年度第二学期，时间应是1964年8月份左右放暑假前。考试科目仍是政治、语文、英语、代数、生物、地理、体育、音乐和图画9门，政治科目不再打分而是改为比较模糊的“优良、及格和不及格”评定。其余科目的成绩比上学期有所提高。我的成绩在班上排名也就是中等偏上一点，班上成绩好的同学大有人在，但成绩差的也是大有人在，主要为革干子弟和工农子弟。

品德鉴定的评语不是班主任苏利生老师的笔迹，但鉴定肯定是他写好后别人代抄的。评语中说我“要求进步，参加了团章学习小组，并订出了改正缺点的计划。”初一下学期，班上有三名同学入了团，他们是苏传娣、朱家平和魏东林。我当时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好像也当上班主席了，要不然评语中不会有“关心集体，为班上作了很多事情”这样的话。

影响我入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父亲的历史问题，这是最主要的；二是我身上的“比较散漫以及与同学和一团和气的缺点”。已经有三个同学入了团而我还没有入团，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了图思想表现，在向团组织汇报思想的材料中，搜肠刮肚地将我父亲作画写字贴在我们三个孩子睡觉房间墙上的“好好学习”四个大字，上纲为不提“天天向上”，只要我们好好学习，走白专道路。可见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有多紧，以及思想的偏颇极端，六亲不认。“比较散漫以及与同学和一团和气”的问题，性格使然，实在难改，但保证还是要作的，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报上发表，全国上下掀起了“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我和班上不少同学利用课余和休息时间去汉水桥帮助推板车上坡，帮环卫工人拖垃圾车，班上的集体劳动也是积极参加。所以就有“在劳动中踏踏实实”的评价。在义务劳动中还发生一件故事，一直留下了笑谈。就是吕先荣同学一次在有我在内的5、6个同学帮助清洁工在江边倒垃圾车时掉进长江，弄了一身屎尿和垃圾。回到学校，女同学帮他洗衣裤，并为他端来吃的东西，被他用“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而拒绝。

第三张成绩单是初二上学期的，课程变为七门，除了语文、英语、代数、音乐四门课不变外，政治课和体育课没有考试了，多了物理课、历史课和动物课，取消了生物、地理、图画。品德鉴定也没有了。七门课的成绩仍是中等偏上，80分以下的科目有三个：语文、物理和动物。语文课我一直很喜欢，但成绩总是在80分左右，主要是语文中的语法分析“主谓宾定状”，“名词、副词、形容词”等还是比较复杂，文言文要弄明白也有难度，还有作文想得高分也比较难。语文成绩女同学普遍比男同学好一些。至于数理化，我一直不是太喜欢，数学马马虎虎中不溜秋，物理和化学则是完全没有兴趣，能及格就不错了。英语成绩在各科成绩中好一些，能够保持在90分左右。我们班的英语教材为实验教材，比同年级别的班及其他学校进度要快不少。我们初二的课本所学的语法，我姐姐初三都还没有学。

初二上应是从1964年9月至1965年1月或2月，在这期间，我终于在班上第四个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胸前别着亮闪闪的团徽很是自豪。这一阶段，成绩单上虽然没有作评语鉴定，我的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首先，我是班上的班主席，又入了团，各方面的带头表率作用一定要有，同时，那个年代正是国际上反帝反修，国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如火如荼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九评”的最后一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完毕，“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我当然不会例外，为自己能够生活和成长在这样一个五洲风雷激荡，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时代而自豪。

除了上课，“学雷锋做好事”仍是我们课外的主要活动，除了继续帮助拉车推车外，甚至跟同学一起自发到青山参加一冶还是武钢的“干打垒”建厂房的劳动。当然还有玩，打篮球、游泳是我的最爱，一天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9元钱。放学后一帮不愿回家的同学打篮球打得黑汗水流，一双篮球鞋穿得又脏又臭也不洗，天黑了才回家。

课外作业的压力好像也不是很大，花不了多少时间就做完了，也没有什么课外补习班，比现在的孩子轻松多了。

这是我的第四张也是最后一张成绩单，班级为初三上（3）班，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元月十五日。考试科目仅为语文、英语、几何三门，政治课只打“优、良、及格、不及格”的等级评定。代数到初二就上完了，初三开始上几何，几何老师是田化澜。为什么没有物理和化学课，记不得了。体育考核变为“身体状况”一大栏，其中有身高、体重、视力、力量、耐力等项目。也没有品德鉴定。但获得学校的“三好学生”称号应该还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表现肯定是不错的。

语文、英语、几何成绩还是中等偏上，比较稳定。在班上我一直就是处于这个水平，作为二中这样的省重点学校，这个成绩应该还是说得过去的。身体这方面就有点寒碜了：一米七的个子体重只有47公斤，引体向上只能做一次，八百米还跑了2分56秒，比走路快一点。我一直还算是一个爱运动的人，身体状况却是如此糟糕，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好在我身体还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瘦弱一点。后来参军班上也只有我和另外2人身体体检合格，当兵又是当的海军工程兵，干了那么多的苦活累活重活都熬过来了，说明我的身体还可以的。

1965年到1966年，到了初三下学期，我国处于文革前夕，国际国内的火药味都很浓，四清运动开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提法已经出现。学校里也是处处充满阶级斗争的气氛。在学校组织的节目汇演中，同年级的一位革干子弟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个条件”的朗诵充满革命激情和自信，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我们班排演的《不忘阶级苦》，我扮演一位饥寒交迫的老农，另一位家庭出生也不好的女同学扮演老农的女儿。因为这个节目，在文革开始后受到班上一革干子女的斥责：“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扮演我们贫下中农！”

1966年6月，我们的毕业考试已经考完，正在填写志愿准备升学考试，文化大革命爆发，学习和升学考试都停止了，开始停课闹革命，初三下的成绩单也不知发了没有，

以上四张初中的成绩单，记录了我三年的中学生活，也是一份难得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