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求学记 （下篇） 晚上到校黑乎乎的看不真切，一早起来我走出女生院四处观看。这个校舍是原来文昌宫的旧址，大殿当了校办公室，女生院大概是后殿吧。教室有的是原先的房子，有的是后盖的草房。走出大门一看，真感到心旷神怡。因为这所学校被大自然环抱着，坐落在一个树木丛生四周空旷的小山坡上，下面是一片沙滩和蜿蜒其间的小河，远处是隐约的山峰，初升的太阳把河面照得金光闪动......真美呀！哪象我原来的学校囚笼似的。我一下子就爱上这里了。 我考试及格插入六级（初二上）。和内地学校不同，这里是男女同班。男生占三分之二坐两排，女生坐一排。班长要我去领书，我一楞，连书也不用自己掏钱买吗？我领了国文、代数等课本，书有的半旧，有的虽破损但都被粘贴好了。原来这都是上一级的学生用完传到下一级的，我们升级了也要往下传直到实在不能用了为止。 学校生活紧张活泼有序。早上集合铃声一响，各班迅速到讲台前列队升旗，然后鱼贯出校门到校外球场、空地上跑步做早操。这时东方刚泛起红霞，空气无比清新。之后再回原处听值日老师训话、唱歌、解散。匆匆喝完稀饭，在上课铃声中开始新一天的学习。 下午上完课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要到菜园地去浇菜。这是学校分给各班学生种的，大多数种些辣椒、罗卜、厚皮菜之类，收菜以后供应食堂学生能得到少许报酬。这也是校方想出的既能锻炼学生体力，还能挣点零用钱，又能为食堂节省开支，一举三得的好办法吧。 浇菜要下坡到河里取水，挑水或抬水爬坡也是很吃力的活呢，但没听有谁叫过苦。我们明白自己已不是父母跟前的娇宝贝了，我们是战火中成长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新一代，怎么能怕吃苦呢。 这条小河不太宽也不太深。清可见底（后来才知道它叫绵远河。现已淹没沙滩成为一条大河了）。它不仅供我们浇菜，还是我们的天然大盆。男女生洗衣服、洗头、男生漱洗通常都到这里来，有时候下了晚自习女生还要抬上箩筐到这里帮食堂发黄豆芽哩（在河水里浸泡黄豆）。那大片的沙滩是我们唯一的休闲场地。女生特别爱坐在月光笼罩的沙滩上唱歌。有时思乡忆母的歌曲唱到动情处不免眼角噙着泪花。啊，大自然和我们太亲近了，那远山、近林、小河、沙滩、晴空、流云、朝霞、夕晖、繁星、明月、鸟语、蝉鸣......时时伴着我们。给予我们多彩的生活。丰富的感情，向上的力量。她对我们这群流亡中学的学生是多么无私，多么厚爱。而这一切也只有我们这些没家的孩子才能有这种深切的感受。 毋庸讳言，学校的物质生活确是贫乏的。来时父母就说过这里很苦，吃不饱的。果真如此。我们吃饭在女生院内。八人一桌。所谓“桌”是抽象的，只不过是八个人围着一个盛菜的土钵子蹲着吃。菜呢，是有盐无油的罗卜条，厚皮菜等。一吃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变样。不知隔多久也偶尔打次牙祭，吃上回锅肉或菜包子，那感觉就象吃上了筵席。饭呢，经常是混着带毛稗子、沙子的糙米饭，而且是盛上一碗就见桶底了。我因有思想准备也不觉得怎样。比起能上学来这也算不了什么。可肚子这玩意儿没有油水又填不饱不免要犯馋，班上的女同学对我很好，有谁家里寄来点零花钱总是喊上我一块儿进城到小铺子去吃碗肉丝面什么的那真会乐不可支了。我和孙秀华、肖光华、徐吉光因住在一个寝室里所以关系更好。连衣服鞋袜都是共着穿，更不用说吃的东西了。买来花生大家一块剥，打来豆瓣酱大家一起拌饭吃（以此代菜）徐吉光因是成都人，家境较好，寒假回家过年她带些腊肉、香肠、猪油之类的“杂拌”回校，那我们都可以大饱几天口福了。德阳本地女生廖品瑛也约我们到她家吃过煮红苕，她煮了一大锅又香又甜让我们吃个够。 虽然生活这么艰苦，校园的学习风气却非常浓厚，没有家人在耳边唠叨自觉性更高。同学们很早起床，有的在庭院树下，有的到沙滩河边背诵古文或朗读英语，晚上自习是两个人共一盏昏暗的油灯。大家都明白在抗战的非常时期我们还能上学念书就很不容易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埋怨条件差呢？我们怎能放松自己不努力学习呢？ 六中老师教学也非常严格认真，六级的国文老师赵毅生上课时，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有次讲《木兰辞》正讲到“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时，看到女生胡安伦在打瞌睡，就点名要她回答“明驼”是什么意思，她睡眼惺忪地站起来还迷瞪着呢，低着头半天答不上来。后边的同学递点子给她，她也没有听清就大声说：“肚子发亮！”全教室立即哄堂大笑。她是湖北人，“肚”的发音是“豆”，“发”她又老爱说成“花”，这就更惹人发笑了。现在这位同学早就是上海资深的中学教师了，她若是回忆起当年自己在课堂上出的洋相，怕也会哑然失笑吧？赵老师批改作文很仔细，他打分的标准是最好的三个圈带加号，依次是三个圈、两个圈......在女生中经常得三个圈的有肖光华、徐吉光和我。我们都爱看小说，学校的图书室藏书很多，中外名著都有，这使我们得益不少，对写作文也有帮助。可是这点优势很快就被二下插班的吴士莒给比下去了，他年龄比我们稍大，也比我们成熟，写起文章来长篇大论又擅长抒情，当然得到赵老师的青睐。班上同学给他“文豪”的美誉，我们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了。（我和吴士莒自八三年起一直书信联系，也曾在武汉短暂相聚。和徐吉光在青岛、武汉多次见面。他们均学有专长，事业有成。） 我在德阳这一年生活得很愉快，感到象鸟儿一样自由，和同学们一块玩闹说笑，性格也开朗了不少。但有时独对隐约的山峰和清冷的月光，心头也会涌起一股淡淡的哀愁和莫名的惆怅，也许女孩子都有些多愁善感吧？记得有一次在女生院上晚自习，一位同学不知怎么触动了哪根思家的神经，她哭了。她这一哭很快传染给大家，一个个都抹开了眼泪，不一会室内一片抽泣声......应该能理解，她们虽然很坚强，但也有情感脆弱的时候，毕竟她们都是失去父母呵护只身在外求学的女孩子啊。 暑假、寒假我都没回家。我觉得还是留校没人管束又可以看闲书更好些。可寒假刚过完上课不久，我还是回家了——因为我病了。生了病的学生可真苦呀，不但身边缺人照料，更主要的是连起码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没有。只能自己硬挺着。有的同学得了肺结核，校方没法给他们治病只能隔离休养（真正无家可归）有的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同学得了疥疮就买点硫磺粉之类的擦擦。女生头上还长着“狮子”哩，也无法可治它。我得的病也不知是什么病，脸都肿了，还长着小庖。头昏闹胀几天吃不下东西。同学们都要我请假回家看病，我也觉得这病不吃药不会挺得过去的，只好搭长途车回成都。和来时一样也是没人送没人接。而且到了成都还得四处找家，因为家这时又搬了，为了躲警报搬到北门外郊区去了。我一个病人东问西问找半天才进家门，见我这付可怜样儿曾祖母心疼死了，母亲也不忍心，立即带我到院内一个老中医家看病，他拿脉说这是热毒症，不是很快能好的，只得休学一期了，病治好回校降到七级。六级的好多同学孙秀华、徐吉光等这个暑假都转学到三台国立十八中去了。 七级的女同学郭承莲、崔同芝是从六级下来的旧友，邬淑全在女生院时我们就挺好，现在同级更亲近了，黄风婵和崔同芝一样都是对人诚恳的大姐姐，全班十一个女生关系都不错。其中贪玩一些的算张志德了，她老爱回成都。她人长得清秀活泼，但不知谁给她起了个“张大牙”的绰号。（其实她牙不算大，还很整齐）陈伫一有点胖，但并不显得太臃肿，却得了个“坦克”的雅号。我想这都是调皮男生干的，却不知道究竟是谁。但女生们都很大度，并不介意。要是现如今的女孩不被气哭才怪哩。 七级的级任老师王茹辛外号王小帽，他兼搞三青团工作。在班上成批发展团员。一次就是十来个同学。我们那时每天升旗都唱三民主义国歌，每周都念总理遗嘱。哪会想到参加三青团有什么错。况且是老师发表叫填的。解放后这算是个历史问题了，有的单位抓住不放，有些同学因此事受到牵累。 七级男女生也是二比一，因年深日久一些男生的名字也记不清，印象模糊了。但几位出众的和有特征的却一直记得。如功课好个子高的班长刘庆吉，大家叫他Long Body，活泼好动爱打球的李适道（在汉有联系）个小却机灵的张毓忒，深度近视的陈良佐，爱眯着眼笑的宋冥......特别是李大昭，不但因为他的名字和革命烈士李大钊同音，而且他成绩优秀，文质彬彬，又爱参加文娱活动。有次他在剧中男扮女装演一个妙龄女郎，女生都议论他演得还真象那么回事。一九九八年邬淑全在京和他相见后我们两人也联系上了，（淑全一九九九年病逝郑州）次年他和夫人程南熙旅游桂林过汉，我们相隔五十多年在汉聚首，又一同去看望李适道，古稀之年同窗见面畅谈六中往事倍感亲切。真可谓“少时同窗流亡路，老来重见情更深“啊！（此文甫成传来噩耗，大昭已于2002年8月26日病故北京，悲哉！） 不久我们七级成了毕业班，学习当然更加抓紧了。本以为这学期会平静过去的，谁料大考前一个星期天下午校内突然失火，好象是从男生宿舍那边燃起的，由于那一片都是草房，火势蔓延很快，把前面的音乐教室也烧了，一时浓烟滚滚，火头窜得老高。女生院里一片惊慌，大家都往沙滩上跑。约一个多小时火才被扑灭。起火的原因不清楚，但有两个九级的男生被县政府抓起来说他们有放火嫌疑。现在想起来当时校内确实有政治斗争，要不然为什么在学生内积极发展三青团员？为什么抓“异党份子“？但大部分同学那时都很天真，只知道用功念书，并不过问政治。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们毕业离校了，分别时大家都恋恋不舍，男女同学相互题字留念，或鼓励或祝福，还留下通信地址。（可惜我那本纪念册后来丢在南京了）离开德阳我再没有回去过，但德阳六中在我的记忆里是永恒的，那里的山坡、小河、沙滩，校园内那两棵每到深秋就散发沁人芳香的桂花树，还有那简陋草房的音乐教室里老师教唱的歌曲，都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无法抹去，这是我人生旅途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啊！ 高中我在成都考上了树德中学，父亲很高兴，因为这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师资雄厚，升学率高。父亲要我不要再去绵阳，宁愿花钱供我读书。我在树德中学读了三学期，因受不了家里封建家长制的管教和学校里封闭式死读书的沉闷气氛，就和徐吉光约好一同转学绵阳六中校本部，插入十四级一班，班上有不少是德阳七级的老同学，刘庆吉、李大昭、张毓忒都在这个班里。 我觉得我是离不开六中的，我还是回来了。 2002年8月于武汉 （选自母亲关采芹作品集《晚霞》---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