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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7日，本文作者90壽辰時攝於武漢。

感謝《名星》第二期將我那篇小文發表，並勞你們費神收集了很多珍貴的圖片。文章刪裁，恰到好處，加的小標題也很醒目，足見你們很費了一番功夫。
寫此文時，由於年代久遠，僅憑記憶，難免粗疏。當時我手頭還沒有衣復恩的回憶錄，有些情節和對話轉引自陸鏗的文章。後來才從當年戰友楊辛癸的大女兒楊美蓉那裡得到一本《我的回憶》（刪節本），要是早看到它，我的記敘可能更詳實些。

訂正與補充

比如：衣復恩從美國飛越大西洋回國的航線：是從華盛頓，經邁阿密、波多黎各、圭亞那，再從巴西的納塔爾（Natal）起飛，穿越大西洋，中途在大洋中部的惡魔島（Ascension I. 現名阿森松島）降落加油，然後在加納的阿克拉（Accra，當時叫象牙海岸）降落，再經由蘇丹的喀土穆、巴基斯坦的喀拉蚩（即卡拉奇，當時屬印度）、加爾各答，然後到昆明。而我卻誤以為是經由直布羅陀和開羅，顯然錯了。
關於“美齡號”機身的顏色，我接觸到最初的“美齡號”確實是深軍綠色，便主觀地認為別人記錯了。實際上這架座機是經過幾次更換的，衣復恩書中所附的照片和你們刊物所配的照片，雖然都是銀白色，但機型都不同。《我的回憶》中第8頁附圖機型為C47，駕駛室側窗玻璃為整體式，前風擋和機鼻之間有凹進角，螺旋槳為三葉。你們所找到的照片機型為C46，側窗玻璃為“田”字形，前風擋和機鼻平行，螺旋槳為四葉。《我的回憶》中照片上機名題字為楷書“美齡”兩字，而你們刊物上所配照片中，機名是黑體字“美齡號”三字，標誌法不大合當時習慣，那時飛機名號都用正楷，而且後面不會加那個“號”字。
我的文中提到蔣經國未參加其弟蔣緯國1944年12月25日在西安舉行的婚禮，但根據衣復恩所記，蔣經國的確參加了（《我的回憶》246頁）可能我當時沒有注意，所以記錯了。
蔣經國要衣復恩破壞他女兒的戀愛，是從陸鏗文中看到的。其實這個小伙子就是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後來蔣孝章還是和他結婚了。所以衣復恩說“任務未完成”。俞大維雖然和蔣經國結為親家，但兩人的關係並不好（見《我的回憶》311頁）。

衣復恩為何不提楊辛癸之死

再談談楊辛癸。
楊辛癸是衣復恩的“黃金搭檔”，《我的回憶》中曾多處提到他，而且不乏精彩描述。
根據《我的回憶》第55頁，楊辛癸是在1939年11月調入衣復恩機組的，當時飛的是一架大達機，即DC-2（C47的前身）。直到1943年5月，楊辛癸放單飛為止，前後跨度達四年（衣去美國接機，楊沒有去，王堃和去了）。一個副駕駛能跟隨機長飛這麼長的時間，只有一個原因：捨不得放手。
書中有段描述，非常精彩。
衣復恩談到一次西北航線飛行，他寫道：
“每次我都喜歡一口氣將燃油飛完，減少在中途落地的次數。為了此種長途飛行，每次我都準備好三明治，並且隨帶一個熱水瓶，而楊辛癸他們總是兩手空空上機。等到飛了半天，我取出三明治填肚子時，楊辛癸就眼巴巴地看著我吃，還流露出一副渴望的眼神，希望我能留一些給他分享，讓我感到好氣又好笑。最後我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一手推開窗子，將剩下的點心全扔了出去。我當時所以如此惡作劇，主要是想給他們一個教訓，希望他們養成凡事做好萬全準備的好習慣……”（見《我的回憶》58頁）
神來之筆！讀到此處，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絕。
從這裡可以看出衣復恩和楊辛癸之間那種親密無間的戰友之情，只有對最親密的夥伴才可能有這樣天真的惡作劇；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衣復恩的孩子氣，他有一股童心未泯的天真。這是衣復恩性格中最可愛的一面，這種天真伴隨了他一生，這種性格也使他吃了大虧。
最令人不解的還是楊辛癸之死，《我的回憶》中竟無一字記載。
《我的回憶》第四章中，曾提到很多在空難中犧牲的戰友，甚至連賀瑞華的名字都有，唯獨對楊辛癸隻字未提，這的確很費解。楊辛癸長子楊積昌先生曾和我談到此事，他認為這本回憶錄是刪節本，有些內容可能被刪去了，也只能這樣解釋了。據衣復恩的大女兒衣淑凡女士在《序言》中說：“此書原供內部交流，現因擴大發行面，不得不刪去一些比較私人的章節，只留下適合公開發行的部分。”

孤證遭到烈士後人質疑

由於在衣復恩書中得不到佐證，我的記載遂成為孤證，而這個孤證後來竟遭到質疑。提出質疑的人，是馮綬麟的兒子馮傳國。他在博客中說飛機是被衡陽的高射炮擊落的，而不是雷雨。他說：“由於臨時替換報務員耽誤了天亮前偷越敵占區的寶貴剎那，飛臨衡陽上空時天已大亮，高射炮火密集，飛機不幸中彈墜毀……”他又說：“失事在1945年元月21日，正值大寒節氣，南嶺上空只有冰雪而不會是雷雨。”最後他又說：“我父親在成都機場工作達六年，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報務員，決不是像你說的對無線電羅盤的使用不夠熟練。再說，空運隊也不會讓一個不會熟練使用無線電羅盤的人執行這麼重要的任務，”
這一說法真是匪夷所思。
沒有一個飛行員會拿飛機和生命去開玩笑，做一些雞蛋碰石頭的蠢事，何況當時對於飛越衡陽的路線和時間有非常嚴格的規定。
至於失事的時間也不是1945年元月21日，而是1944年春夏之交，不是白天，而是午夜。最有說服力的是贛州淪陷的時間是45年2月初（見張海鵬《中國近代通史》第九卷600頁），1月下旬贛州局勢已非常混亂，根本不可能正常起降。何況在楊失事之後還多次飛此航線（包括陳福跳傘那次）。
失事的次日，衣復恩派我到紅牌樓電台查閱全部通訊記錄，我記得當天地面聯絡值班報務員是劉玉階，他提供了全程詳細通訊記錄，衣復恩據此寫了事故報告。
其實，我絲毫沒有貶低馮綬麟的意圖，他也是中華民族的烈士！但是一個報務員的技術水平是一回事，而心理素質又是一回事，它是在長期飛行實踐中鍛煉出來的，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馮確是才調來幾天。
奇怪的是，和楊同時犧牲的副駕駛黃松三烈士的姐姐黃燕女士，也寫了一篇文章追述此事，此文發表於2006年8月24日《桂林晚報》，標題是《駕機衛國、血染長空》：文中也說飛機系被高射炮擊中，她還說：“當時大隊只通知家屬黃松三機組失蹤，後來從日本鬼子的廣播中證實飛機中彈……”
再就是《安徽省志》“人物簡介”中有關楊辛癸的記載：“楊辛癸駕機執行成都至贛縣運輸任務，飛越衡陽上空遭敵機攔截，壯烈犧牲。”（《和諧》雜誌編輯殷亞龍提供）。
這又是一種說法，被敵機擊落。
同樣，關於王漢勛之死，也有“空戰中犧牲”的說法（見《三聯生活周刊》2007年9月24日，第450期46頁）
這又使我想起一件事，我的文章發表後，曾收到韓家騏夫人郭榮惠女士發的博客說，如果不是看了這篇報道，至今還不知道她丈夫是怎樣死的。韓家騏失事，確是由於航測大隊蘇聯專家剛愎自用瞎指揮，在低空執行勘探任務時硬要他飛入一個不能掉頭的峽谷，因而撞山身亡。
一切以訛傳訛，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信息不透明。不管是空軍，還是民航，對於飛機失事的具體經過，從來都是守口如瓶的，只是作為內部掌握，不會讓家屬知道。正如黃燕女士所說：只是通知一聲“機組失蹤”了事。關於這點，2013年7月11日的《南方周末》第2版《空難調查在中國》中有一段解釋：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空難原因不對外公布，這樣做是為了保護航空企業。
文中還有一處小錯誤：大標題下面的導讀詞中“放下機翼”應為“放下襟翼”——但正文中這句話並沒有錯，可能是排印之誤？
囉里囉嗦寫了許多，耽誤你們寶貴的時間。其實都是些陳芝麻爛穀子，題外的話而已。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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