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却要著文回忆我的曾祖母。别人会奇怪，连我的孙儿孙女也会仰起小脸儿问我：“奶奶，您的曾祖母？她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奶奶吧？”
是的，时间隔得太久远了，就象遥远的梦。然而，一个人无论经历了多么漫长的人生路程，对他最初接触的人和事，爱和憎，却难以忘怀。
我一出生就不幸，母亲产褥染疾，竟一病不起。父亲把母亲由沈阳送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两岁的我也被带回北京老家交给曾祖母看管，她用温暖的手臂接过我。
晚上坐在炕头上我总是拉着她问：“太太，（满族人的称呼）我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大夫给她看好病就回来啦。”“大夫呀，好大夫，快给我妈看好病吧，让我妈快回来吧。”
曾祖母的眼睛湿润了，她一把搂着我说：“咱们睡觉吧，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哪，有一个......”
孩子听得津津有味，鼻翼翕动着睡熟了，脸上还带着甜笑。她哪里知道，妈妈在前几天就咽了气，永远不会回来了！曾祖母一边掖着被子一边叹着气：“可怜的孩子......”
母亲的容貌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不清的，她离开我太早了。可是拜别母亲的灵柩，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屏幕上。因为这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是太奇特了。
我睡眼惺忪地被抱下骡子拉的大车，带进一间阴森空旷的屋子里。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停着一具漆黑的棺材，（后来我才知道叫这个名字）前头插着一对惨白的蜡烛，晃动着微弱的光焰。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惊悸的小眼睛四处睃视着，感到有些害怕。
曾祖母拉过一个蒲团，放在棺材前。
“来，给你妈磕头。”
我真不明白这一切怎么会和妈妈联系在一起的，但听太太这样说，连忙跪下，小脑袋连连直磕，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个。曾祖母一边烧纸钱一边念念有词：“大奶奶升天好好走......保佑你闺女长大成人......消灾免难......”
拜完了，曾祖母又把我抱上大车，车轮又咔嚓咔嚓地滚动在乡间的土道上了。曾祖母见我还是怔冲冲的，就指着路旁的庄稼地说：“这是老玉米，多长的须子呀！”“哟，这芸豆花开得多好看呀！还有小蜜蜂在飞呢......”
刚才的怪异印象渐渐被新奇有趣的事物代替了，我活泼起来，不住地问这问那，觉得乡下真好玩。
后来我又问起妈妈，曾祖母说：“那天咱们不是把她送上天了吗？”此后我再也没问起过妈妈了。
（本文作者的母亲）
（本文作者的父亲，当时作者2岁）
父亲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又回沈阳去了，我就留在曾祖母身边，古老的北京成了我童年的摇篮。
“太太，带我出去玩儿一会儿吧？”我央求着曾祖母。住在深宅大院的孩子多想走出胡同看看外面的世界。曾祖母那时要照料生病的曾祖父，要做家务事，还要照顾我这个不满四岁的孩子，哪有多少空闲？可她听我这样说，从来没有不答应过。她对曾祖父说：“这孩子没伴儿，怪闷得慌，带她出去遛遛吧。”
当我们一老一小走上大街，看着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疾驶而过，或是坐在大树根儿上瞧着一队骆驼，脖子上挂着铃铛慢悠悠地走来，跟在后面的小骆驼欢蹦乱跳的，我不知有多开心。
曾祖母带我到护国寺赶庙会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虽然每月只能去一两次。她不但给我买好玩的面人儿啦，风车儿啦，绒花啦，还要在摊子上吃点灌肠，豆汁，切糕什么的。再买一串通红的冰糖葫芦拿着，临走时还要带我到牛奶铺去喝一碗牛奶或奶酪。她自己什么也不吃，只是笑咪咪地看着我，由于我出生后母亲有病没喂养好，一直很瘦弱，所以在饮食上她也特别照顾我。父亲每月寄回的拾元大洋全用在我身上还不够，每天早上都要给我“沃”一个油鸡子儿，（油鸡下的蛋打成荷包蛋），我爱吃“花糕”（奶油花蛋糕），磁坛里就没空过。有时不好好吃饭，她就去买酱肘花儿，夹在热烧饼里可真香，或在饭上淋点芝麻酱，于是我就吃得饱饱的了。
曾祖母常说，“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可是对我却老是怕冷着饿着了，天还没太冷，就把早已做好的驼绒棉裤给我穿上，她说我一岁多在沈阳时因母亲有病，都进九了还没棉衣上身，冻成了寒腿，还是她后来赶着做好寄去的，现在要加倍的保暖，不然大了落下病根就麻烦了。可我偏不争气，就这样还是三天两头的生病，每次都要到西城的名中医王汉卿处看，挂号费就是白花花的一块现大洋。其实也没什么大病，不外是停食，着凉引起发热，吃点万应锭之类的药三两天就好了。可曾祖母对我更是寸步不离，不让我下炕，她就坐在炕头边做针线边陪我玩儿。
“太太，我闷得慌，您唱个小水牛儿吧。”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烧羊脖子烧羊肉......”曾祖母轻声唱起来了。
“太太，打个花巴掌吧。”
曾祖母放下针线，和我左右手交叉地拍起来，“打花巴掌来，正月正，家家门口点花灯，二月二......”
吃饭时她把特意为我做的川冬菜炒肉丝和熬得稠稠的大米粥端到炕桌上吃，不让我下地。所以生点小病对于我倒是一种享受了。
由于体弱多病，我瘦小的脸上只看到两颗眼珠滴溜转，别人都说这孩子挺机灵的。曾祖母总是说：“机灵倒怪机灵，可命苦啊，死了娘没人疼，连姥姥家也没人了......”
我不以为然地噘着嘴声辩：“有人疼，有人疼，您不是最疼我吗？”
曾祖母的确最疼我，孩子的心是最准的天平。打从我知事起，她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了。她对我就象老母鸡对小鸡雏那样，时时用翅膀呵护着。我一会儿也离不开她，偶尔她独自一人外出，我就象没了魂儿似的。只要门铃一响，我就睁大了眼睛看是不是她回来了。如果一次一次都不是，真失望得想哭。忽而看见她进院了，我赶快迎上前去。曾祖母连忙把提着的手绢包塞给我，笑嘻嘻地说：“瞧，我这不一会儿就回来啦！”打开手绢，总有我喜欢吃的零食，我一肚子的委屈都消散了。
曾祖母是这样疼我，曾祖父也慈祥，叔叔婶婶也挺和气，二爷（叔爷）下班回来就教我在石板上认字写字，日子宁静和平，我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和烦恼。可是有一天我感到空气有些异样了，曾祖母满脸愁云，二爷低着头唉声叹气。
“给哥哥写封信再求求他吧？”曾祖母半天说了这么一句。
二爷没吭声。
“哥哥对你也不错，供你大学毕了业。几次给你找差事都是你自己不争气。”
“我不争气！我该死！还是让我到绥远去，明天就走！”二爷站起来就往外冲。
“恒贞！你要急死我吗！绥远又远又冷不能去呀......”曾祖母喊着二爷小名哭起来了。
二爷跺了一下脚，又回到椅子上了。
我不懂得发生了什么，惊呆了。只紧紧地拉住曾祖母的袖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二爷在朝阳大学毕业后，在沈阳的祖父帮他谋过几次差事，都因他性情憨直不善逢迎而被解职。祖父是看不上这个异母弟的，声称以后不再管他了。曾祖母为这个唯一的亲生儿子不能出头很是伤心着急。她曾有两个聪明的女儿都夭折了，这唯一能依靠的儿子又这么窝囊。她的命真够苦哇！二爷赋闲数月，后来还是曾祖父出面写信给爷爷才在京找了个小差事。
我五岁那年的阴历年过得很热闹。祖父和父亲都多寄了钱回来，曾祖父的老病也颇见好，曾祖母当然高兴，年三十儿晚上忙个不停，蒸那点上五梅花的大馒头，包带花边的煮饽饽（饺子），还要烧香敬祖迎财神。大年初一一早就叫醒我，给我换上她早就做好的里外三新的衣服，梳头洗脸点上胭脂，戴上绒花帽子，带我给家里人和各处亲戚去拜年。我的口袋里装了不少压岁钱和拜年得的赏钱。这叫我真够快活的。可是没想到在逛厂甸时出了一挡子事，把我吓坏了，把她急坏了。
过年时北京人都爱逛厂甸，不仅这里热闹非凡，而且要到这里碰碰财气，里面戏棚子，百货摊，吃食担很多，大姑娘小媳妇平时少出门过年也要到这儿来逛逛。所以游人很多，不知怎么我在太太和姑太太挑选东西时竟东张西望走散了，我在人群中只能看见大人的腿，傻呼呼地一边随着人流走一边吓得哭起来。径直出了厂甸上了大街。那时心里可真怕呀，早就听大人说外面有“拍花子”，他用手那么一拍，小孩就迷迷怔怔跟他走了，然后给卖啦，再也不能回家啦！......我哭得更厉害了，不住地大声喊“太太......”幸好碰见一位好心的叔叔他问我在哪儿丢的，我说在厂甸，他说兴许你太太还在那儿找你呐，我带你先过去看看，没有再送你回家。你知道家住哪儿吗？我这倒记得清清楚楚的，连忙说我知道。他就带着我往回走，刚到厂甸门口，就看见曾祖母眼睛直勾勾的，正仰着脖子大声呼叫我哪！我朝她扑过去，她象找到了失去的珍宝，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向那位叔叔不知道了多少声谢。她没责怪我乱走，只是不住的说：“好玄呀！要是把你丢了可怎么办呀......”
那一年是我的灾星年。没隔几个月，我又得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大病——出天花。我是种过牛痘的，可不知怎么还是给染上了。
高烧，昏迷，我觉得身子很轻，象柳絮似的，在云端飘呀，飘呀。忽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大会儿，我觉得咬紧的牙关轻轻被开启了，好象有苦丝丝的水流进嘴里了，又好象有甜滋滋的水流进嘴里了。我睁开眼一看，曾祖母端着碗坐在我身边。我又闭上了眼。
死神在我身边徘徊。我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的，曾祖母也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她亲自熬药，喂药，喂水，烧香磕头，敬送花娘娘。几天几夜没好好吃，好好睡。日夜守护着我。终于热度降低了，我清醒了，我得救了。
高烧过去后，全身出脓泡儿。连头发根，眼皮里都有。脓泡结痂时浑身奇痒。这时如果一抓，就会落下一个大麻坑。可小孩怎么忍得住啊，身子骚动起来了，手伸出来了。
曾祖母连忙凑过去按住小手：“你听，外面有什么在叫啊？”
我静下来啼听：“没声儿啊”
“再听。那不是小花猫吗，小花猫，咪咪叫，想吃油炒饭。”
“不是，想吃鱼，想吃肝儿......”
“那好，赶明儿咱到什刹海去，抓条鱼回来给它吃。”
“什刹海有好多鱼，大鱼，小鱼......那天我看见的。”
于是注意力转移了，烦躁的情绪安静了。
就这样，我每次发痒她就拍着我，哄着我。不厌其烦地给我唱童谣，什么“小耗子，上灯台”呀，“天上打鼓四门开”呀，加上我从小就听话，一点也没乱抓。过了几天，痂疤自己脱落了，皮肤渐渐光洁了。我又顺利地闯过了一关。
这场病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她食不甘味卧不安枕地照料我。病后又是精心的调养，我很快复原了。一天，她边给我梳洗边叹息着“一个姑娘家要是成了个大麻子多难看呀，会找不到好婆家的。”又指着我鼻梁边和眉梢上两个浅浅的小疤惋惜地说：“到底还是落下了这点痕迹，只怪我大意了。”
一九三一年秋，家中蓦地热闹起来了，在沈阳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已娶了继母）和小妹妹，还有三个姑姑，都被“九一八”日本人的大炮轰回来了。家里一下子添了八口人，成了四世同堂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搬到一座大四合院去住。来了这么多亲人，可是我并没有感到增加了多少温暖。爷爷威严得使人不敢亲近他（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将官）奶奶是第二次续弦的，比父亲大不了几岁。爸爸呢，不苟言笑，我和他生疏得很。妈妈是小学教师，初来乍到和她还没建立起感情来。所以我仍然是依恋着曾祖母。
在这个新组成的大家庭里，各种关系也复杂起来，祖父母是当权派，曾祖父是当过京官的老太爷，大家不敢不尊敬不奉养。曾祖母则当不了家只能侍侯老太爷，加上婆媳，姑嫂，妯娌，叔侄之间总会有写闲言碎语，曾祖母避开是非，不多说话，对我仍是无微不至的关爱。
“瞧这孩子给娇惯的。”
“哼，这孩子让她太太给栓在裤腰带上了。”
奶奶，大姑姑撇着嘴这样说。
婶婶和后母虽没说什么，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可是他们谁能懂得对一个打出生就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需要情感的滋润啊！
“小白菜呀，地里黄，三岁两岁，没有娘哟......”小姑姑老爱对我唱这个歌，还说：“你就是那个小可怜儿！”（她比我大四岁）
我好象被针扎了一下，心里很不好受，但听多了我也跟着大声唱起来：
“跟着爹爹好好儿过哟，只怕爹爹娶后娘哟！......”
曾祖母听见了，连忙对我摇手，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快别唱啦，让你妈听见不好。”
忽然间我好象明白了 什么，再也不作声了。
有一次，我闯下祸了。
那是爷爷生日快到了，请人在家做奶油酥饽饽，又香又好吃，不知谁先拿了一个给我。我正吃着，家里那条黑毛狮子狗摇头摆尾朝我走过来，我挺喜欢这狗，就掰了一小块给它吃。不料爷爷走到院子来正好看见了，他哼了一声瞪了我一眼走过去了。我情知不妙，呆立了一会，赶紧跑回后院躲进屋里。果然不一会儿奶奶扭搭着走过来，朝着曾祖母说：“这家我没能耐当啦，寿饽饽人还没吃就喂了狗......”好象是曾祖母叫我这样做的，又好象我只是曾祖母一个人的孩子。曾祖母听着她阴阳怪气说了一通风凉话，也不争辩。等她走了以后，才把我拉出来，也没责骂我，只低声说：“乖乖地玩，别再惹祸啦，没事少到前院去。”
我到前院去是想和小姑姑、三姑姑（比我小三岁）玩儿。他们是奶奶亲生的心肝宝贝，吃得好，穿得好，玩具也多。我不免眼馋，回屋常向曾祖母絮叨。曾祖母说别跟他们比，等我有了钱也给你买。又说你上了学好好念书，长大了自己挣钱爱买什么买什么。
我说：“太太，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您不是老得不能动了么？我给您好多好多钱，我给您买好多好多东西......”
我忽然记起她给我讲过的“乌鸦反哺”的故事了。乌鸦是孝鸟，小乌鸦刚出壳不会飞，老乌鸦天天去打食回来，一口一口喂那饿得嗷嗷叫的小乌鸦。后来小乌鸦翅膀硬啦，老乌鸦老了飞不动啦，它也象老乌鸦从前对它那样，衔回虫子米粒一口一口喂老乌鸦......
曾祖母摸着我的头笑了：“你可真有良心，我没白疼你，听这话就叫人高兴。”（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