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的“西尼”是指當時美國的總統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總統任上被暗殺。“東尼”指當時印度的總理尼赫魯，1964年5月27日病逝。“某公”則是指當時蘇聯共產黨的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1964年10月被解除職務。他們的名字中都有一個“尼”字。
    不久又發表了毛主席的詩詞《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這首詩詞的政治指向十分明白，就是號召全國人民在國際上要堅決地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在國內要警惕帝、修、反的和平演變。

報紙上一撥又一撥地發表措辭激烈的反修防修的文章，讓我們感到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同學們對國內外形勢都是十分的關注，議論也十分激烈。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們為自己能處於這樣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革命年代而激動、而熱血沸騰，而躍躍欲試。

六十年代，也是英雄輩出的年代，雷鋒、王傑、劉英俊、歐陽海、麥賢得……，英雄人物一個接一個地不斷湧現，全國上下掀起了“學英雄、做英雄”的熱潮。

這些英雄人物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就是做好事、講奉獻。我們立刻行動起來，利用放學後和星期天的休息時間，自發地組織在一起，到漢水橋幫助板車工人推板車上橋，到學校附近的垃圾場幫清潔工人推垃圾車、倒垃圾，甚至到青山區參加武鋼建設干打壘廠房的義務勞動……。這樣的活動我們堅持了一年多，大家都是爭先恐後，幹得毫無怨言，並以做好事不留名，甘當無名英雄為榮。

    六十年代在我心中是個充滿理想、充滿激情的年代。人們的那樣一種無私奉獻、積極向上的精神，現在是無論如何也看不到了。毛主席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他能把全國人民的精神統一起來，把大家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投身到這樣一場熱火朝天的運動中去，也確實是很了不起的。

 班主任蘇利生老師

 我們的班主任叫蘇利生，當時也就二十幾歲。還沒有結婚。他的女朋友也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叫肖小蘭。蘇老師身材瘦削，戴着一副眼鏡，身體不太好。蘇老師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跟小學的班主任一樣，他也是我們的語文老師。

蘇老師的課上得一級棒，我們都喜歡聽他講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給我們朗讀課文中楊朔的散文《雪浪花》和《荔枝蜜》，真是聲情並茂，使我對楊朔的散文有了特殊的好感。為此還專門買了楊朔的散文集看。

 一次，蘇老師不知絆動了哪根弦，他分別找了班上的很多同學談話。談完話的一個同學告訴我說，蘇老師真厲害，跟他談話談得心裡直發虛，談得你想哭。對他講的話，我還半信半疑。等輪到找我談話時，蘇老師首先對我前一階段的表現進行分析，指出我的優缺點，說的都很準確。當他指出我的心裡深處的想法，說我因家庭出身問題，思想包袱很重，精神不振奮、有自卑感時，我的眼淚嘩的一下子就流了出來。他一下就戳到我和心底的痛處。

我想，蘇老師當時肯定是想顯示一下他的心理學水平及他對我們同學的了解，他以把別人談得哭起來作為樂趣。不過，他掌握別人的心理活動確實有一套，不得不佩服。

 後來，我才知道蘇老師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一直在要求入黨，但黨組織的大門遲遲沒向他打開。他是不是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他跟我說的話實際也是在說他自己心裡深處的隱痛。我們同病相憐，難怪一語中的。

蘇老師跟我們同學相處得很融洽。課餘時間，他經常和我們一起打籃球，班上舉行文娛活動時，他也帶頭表演節目，他用黃陂話說的“顛倒歌”讓大家捧腹不已。我還記得其中幾句：“麻風細雨滿天星，開水鍋里結了凌冰……先生我，後生我的哥”。

他還邀我們幾個班幹部到他家裡去玩。他住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里弄里，文革時改名為“紅軍里”，原來叫什麼忘記了。他家住的房子比較破舊，面積也不大。他睡覺的地方是在他家的房間的上方加層搭蓋的一個狹小的閣樓，需要搭梯子才能上去。爬梯子上閣樓時，我們都覺得十分好玩。在他的閣樓里，我看到床邊的書架上放滿了書，不少是關於情操修養方面的書籍。蘇老師跟我們席地而談。談他的大學生活，談他的理想，談他對我們的希望。言語間，充滿了激情，我們聽了都很感動。臨走時，我向他借了一本《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信集》。

奧斯特洛夫斯基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作者，書中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他在蘇聯衛國戰爭中負過傷，後來全身癱瘓並雙目失明。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他完成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寫作。這本書滿篇充滿着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追求和獻身精神。保爾.柯察金不但是蘇聯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是中國青年的學習楷模。書中有一句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它給予我們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已經把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這個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了人類的解放而鬥爭。”這句名言深深激勵和影響着我們這一代人。

蘇老師在《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信集》的內頁空白處用鋼筆寫下了不少感言。其中一句感言寫到：“如果有一天我也遭遇到他那樣的不幸，我會像他一樣堅強”。這本書我一直沒有還給他，後來也不知放到哪兒去了。

1977年的一天，我和朱家平一起去看他。談話中，他很激動地告訴我們，不久前他剛被批准入黨。並說，他要站在三尺講台上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蘇老師為了入黨，苦苦追求了一、二十年，現在終於實現了他的人生夙願。我被他的執着感動，同時也體會到他多年心底承受着的巨大痛苦。

幾年後，突然聽到蘇老師病逝的噩耗，我和朱家平到他家去悼念，聽其他老師講，蘇老師患的是肝癌。病重時，他堅決不肯住院，一直堅持上課，直到他倒在講台前。聽到這裡，我腦海中馬上湧現出他在《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信集》中寫下的的那句感言。

蘇老師長期患有肝炎，我們在校時，他就一直在吃藥。他是用生命的代價來證明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他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的同學們

我們班是一個大集體，在學校，同學們相處都十分融洽。從1963年入校，到1966年畢業，後又因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兩年，我們在學校呆了近五年的時間。在這近五年的時間裡，同學們之間也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往事。

同學中故事最多，笑料也最多的，當數呂先榮無疑。

呂先榮家境貧寒，父母都不在世了，他和他的哥哥兩個人在一起生活。呂先榮的家庭條件雖然不好，但他絕對是個樂天派，成天笑哈哈的。

呂先榮長得也很有特點：瘦長的個子，細長的脖子，卻長着一個又大又圓的腦袋。蒜頭鼻子上架着一副缺了一條腿、用繩子框在耳朵上的眼鏡，而且眼鏡片上還有幾道裂紋。他笑起來時大嘴咧開，露出滿嘴參差不齊的牙齒，還缺了一顆門牙。說話激動時，變得結巴，從漏風的門牙縫中發出“嗤、嗤”的聲音。我曾經給他畫過一幅漫畫，不用寫名字，大家都知道是他，他看後也咧開大嘴笑起來。同學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皮球”。大家也從來不叫他的大名，“皮球”成了他的正式稱呼。連同年級其他班的同學也這樣叫他，他一點也不反感。

 呂先榮的語文較好，看的書也多，而且特別喜歡看古書。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他無所不知。

一次，他又跟我們大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英、法幾個同盟國的故事。說得激動了，把英國首相張伯倫說成法國首相張伯倫，被大家抓住了辮子，拼命起鬨。他也發覺說漏了嘴，馬上想糾正，但大家就是不依，不停地叫喊“法國首相張伯倫！”他一急，雙手抽筋，五個手指攥在一起，拳頭捏得緊緊的，渾身顫抖起來。這時，班主任蘇老師剛好也進了教室，看到我們一群人在逗撩呂先榮，把我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說我們不該欺負同學。

呂先榮還喜歡寫詩，但寫的詩有一股夫子氣。學校開運動會，他寫過一首“十六字令”發表在班上的牆報上。我還記得其中有這樣一段：“跑，運動場上呈英豪，奮力追，個個爭頭鰲”。為了押韻，他把鰲頭反過來，寫成頭鰲。當時，班上沒有人知道頭鰲是什麼意思，他還跟我們解釋了半天，顯得很得意。

呂先榮的大腦特別發達，但小腦肯定沒有發育好。他的平衡性和協調性極差，體育是他的弱項。跳高時，橫杆只有一米來高，我們一抬腿就輕鬆地跳過去了。而他攢足了勁，呲牙咧嘴地比劃了半天，跑到橫杆前卻停了下來，然後用雙腳一併蹦着往上一跳，馬上就重重地平摔在沙坑的木框邊上，躺在沙坑裡痛得“嗤、嗤”直吸氣。練舉重時，只有幾十斤重的槓鈴剛舉到脖子處，就連人帶槓鈴一起向後倒在地上，槓鈴的橫杆卡在他的脖子上方，他躺在地上不能動彈。幸虧槓鈴的鐵盤有點大，槓子離他的喉嚨還有幾公分的距離，不然真要出人命，把大家嚇得夠嗆。

一次，我們一群同學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到江邊幫助拖垃圾的工人拖車倒垃圾。呂先榮也去了。倒垃圾時，他把浮在岸邊水面上的垃圾當成了平地，一腳踩下去掉進江里去了。同學們七腳八手地把他拖上岸，只見他滿頭滿身都是垃圾，衣服上還粘了不少大糞，整個人臭烘烘的。回到學校，女同學幫他把弄髒衣服洗乾淨拿出去晾曬。他穿着一件背心，一條短褲頭，剛洗過的頭髮還濕漉漉的，像一隻落湯雞似的坐在課桌旁發呆。女同學還買來點心遞到他手邊，他不肯接，也不表示感謝，反而搖頭晃腦地冒出一句：“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搞得大家哭笑不得。

呂先榮的毅力還是不錯的。文革中，我們一群男生自己組織去橫渡長江，他也跟着去了。同學們都擔心他游不過江，勸他算了，他偏要下水。沒辦法，我們給了他一個橡皮籃球讓他背着。游了不到一半的距離，他的腿就抽筋了。我們正在為他擔心之時，他卻躺在江面上游起仰泳來。敢在橫渡長江時游仰泳，是呂先榮的創造。我們一伙人連拉帶拽地好不容易才把他帶上岸，把大家累得夠嗆。

還有一位叫袁國新的同學，是個幹部子弟，父親是武漢市教師進修學院的黨委書記，一位老紅軍。按說他的家庭條件是很好的。不料一次他到新華書店看書時，順手拿了一本書藏在衣服里，出門時被書店的工作人員發現。書店的負責人將他扣了起來，要學校去領人。

事情傳開，在班上引起軒然大波。偷東西在當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大家都不相信這個平時言語不多、看起來十分老實的同學會偷東西。

袁國新在班會上作了檢討。他是個大舌頭，一口普通話，囁囁嚅嚅地說了半天，我們還是沒有聽明白他到底為什麼要偷一本直不了幾個錢的破書。孔乙己也曾因偷書被人打了一頓，但他的理由卻充足得很：“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袁國新完全可以用這個理由來搪塞。

我們上的各門課都分別有一名課代表，由這門功課最好的同學來擔任。

語文課代表叫吳昌瑜，她的作文寫得感情細膩，文采也很好，經常作為範文在班上朗讀。她曾寫過一篇生病在家時的作文，蘇老師對其中的“充滿藥味的房間”一句十分欣賞，特地在班上讀給我們大家聽。相比之下，有的同學的作文寫得卻讓人匪夷所思，令人捧腹。

周詩僚同學寫過一篇作文，題目叫《心的旅行》。一開頭就來了這樣一句：“我的心從嘴裡飛出來，……”聽到就讓人毛骨悚然，人的心臟怎麼可能從嘴裡飛出來？明明本人就可以去旅行的事情，為什麼非要讓一顆心臟去做？他的想象也太離譜了。而且，一顆血淋淋的心臟突然從人的嘴裡跑出來，在空中漂游，那又是一件多麼可怕的情景。更可怕的是這顆心臟還飛到各處，參觀祖國的大好河山，到地頭田邊與人們對話，真是越寫越恐怖。當這篇作文在班上作為問題作文朗讀時，全班同學哄堂大笑。還有魏東林同學寫的一篇作文，用“雪白雪白的山崖上開着一朵血紅血紅的梅花”開頭。顏色的對比倒是十分強烈，但怎麼讀都叫人不舒服。梅花能用“血紅”來形容嗎？怎麼就只開了一朵呢？不可想象。

英語課代表是謝安娜。我們的英語教材與別的學校不同，是示範課本。課程的進度很快，我們初三上學期用的英語課本連我姐姐讀高一時都還沒有上，快了整整一年多。

謝安娜在班上介紹過她的學習英語的經驗。在講到如何記住學過的英語單詞時，她的做法是：用心觀察自己看到的周圍的一切事物，儘量把它們用學過的英語單詞聯繫起來。比如在街上看到樹，就說 “ tree”,看到街道，就說“street”……。謝安娜記英語單詞的方法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我們把她所用的方法推而廣之用到同學的名字上來。黃龍奇同學名字的發音與英語“橙子”的發音相近，我們就把他叫“oringe”,殷發生同學的名字中有“發生”兩個字，我們就叫他“殷happen”、“殷 take place”,譚力士的名字的發音與“乒乓球”的英語發音簡直是一模一樣（現在這個單詞已經不用了直接就用中文的發音ping pang），我們就叫他“table tennis”。這個方法看來還真管用，到現在我還能記得住這幾個英語單詞。

英語課本其實就是用英文寫的文學作品或翻譯作品，它應是屬於語文課範疇。所以我還是很喜歡英語課的，並且英語的成績也不錯。什麼“一般現在時”、“現在進行時”、“現在完成時”、“過去時”、“將來時”、“過去將來時”等等時態，很多人都覺得太麻煩，不好掌握，我卻覺得很簡單，倒是數學、物理、化學中的公式、定律、分子式等枯燥無味，我一點也不喜歡。

我們學過的有些課文的確很有趣味。如《半夜雞叫》課文中，有一句周扒皮催長工起床下地幹活的話：“are you steel sleeping ？ you are lazybones， get up and go to work ！”（你們還在睡覺嗎？你們這些懶鬼，快起來，幹活去！）這句英語經常被同學之間互相叫罵着玩。

還有一首是關於新年鐘聲的，我只記得結尾一段：“……ding dang ， ding dang , ring the new years in.ding dang ,ding dang，ring the old years out.”（叮鐺、叮鐺，新的一年來到了。叮鐺、叮鐺，舊的一年過去了。）這首英語小詩是在一次班上舉辦的新年晚會上，教英語的何老師念給我們聽的，這段英文小詩也是我們英語課本附錄中的一篇。在一年即將結束的晚上讀誦這首小詩，使我們感到特別溫馨，比起我們過年時常說的“恭喜發財”又別有一番情調。

跟我玩得最好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胡倫傑，一個是黃龍奇。

胡倫傑家住蘭陵路，離我家很近，放學後我們經常一起騎自行車回家，晚上也經常在一起玩。他出身工商業兼地主家庭，家裡有一棟三層樓的私房。他家中有一台留聲機，還有一台落地式的收音機。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我在他家裡聽過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時而悠揚委婉，時而狂風驟雨的小提琴聲加上伴奏，聽得使人如痴如醉、潸然淚下。

我們還經常交換書籍閱看，書大多是從別人手中借的，他借書的路子挺廣，總有緊俏的書可以借得到。文革中，他借到一本《基督山恩仇記》。據說當時這本書用一塊英納格的手錶都換不到。他借給我看時，要求在一個晚上看完，第二天就要還。這本書已經被傳閱得破爛不堪，還缺了不少頁。我硬是用一個晚上把它看完了。

還有一次，一個晚上，我獨自一人坐在家裡一樓的房間裡，在昏暗的15支光的燈泡下看一本叫《隱身人》的外國驚險小說。正看到全身包裹嚴密的隱身人（他是一位科學家，吃了他自己研究的一種藥，使身體變得透明起來）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投宿到一家小旅館。他進了二樓的房間，開始脫衣服。他一件件地摘下帽子、眼鏡、圍巾、口罩、手套、脫去外套，衣服……，身體的各部分隨着衣物的脫掉逐漸在空氣中消失不見。這時，旅店的女主人端着茶盤上樓給客人送茶點，上樓梯後正準備推門。看到這兒，我的心也繃得緊緊的。突然，我聽到門口的走道上也響起嚓、嚓、嚓輕微的腳步聲，半掩的門突然“吱呀”一聲被推開。我“登”地一下站立起來，心跳加速。進來的人是胡倫傑！我好半天緩不過氣來。

有件事，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他。

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開展了“破四舊”的運動。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家裡都被抄了家。胡倫傑父母的家也被抄了。他家離我家很近，就跑過去看。被炒的東西在他家門口對了一大堆，他的父母親也被剃成陰陽頭，站在門口被人批鬥。批鬥時，抄家的那幫人在揭發中說到胡倫傑家裡有個親戚叫徐鵬飛。這個名字與小說《紅岩》中的軍統特務頭子徐鵬飛的名字一模一樣。

不久，我們班上也開會進行“破四舊”的動員。為了表現積極，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搶着發言。我在發言時，就把胡倫傑家的親戚中有軍統特務頭子徐鵬飛的事情講了。胡倫傑在下面小聲說:“不是那個徐鵬飛。”我當時就覺得特別不好意思。我胡牽亂扯，太不夠朋友了。

黃龍奇家住惠濟路武漢建築設計院宿舍院內，他父親是設計院的總工，高級知識分子。黃龍奇的數學很好，他是班上的數學課代表。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是二中的學生，可見家庭環境和遺傳對一個人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

黃龍奇喜歡養鴿子，家裡有一大排鴿子籠，養着幾十隻洋鴿子，品種不錯。我們經常在他家裡去玩，看他餵鴿子、給鴿子羽毛翄條、餵食，放飛等，看着鴿群在空中盤旋，嗚嗚的鴿哨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很是享受。黃龍奇也喜歡看書，我們之間誰有書都是互相傳看的。黃龍奇和胡倫傑還喜歡在一起下圍棋，而我對圍棋一竅不通，只有在旁邊看的份。

初中畢業前夕

1966年6月，初中三年的學業全部結束了，畢業考試也考完了。除了留級的同學外，大家都在準備升學考試。

當《升學自願表》發到我們每個同學手中時，我們又一次面臨選擇：是繼續升學讀高中，再準備考大學？還是考中專，讀完後就業？或者不再讀書，直接參加工作？同學中的考慮是不一樣的。成績好的同學幾乎都準備考高中，也有一些家庭條件不太好或成績一般的同學準備考中專，少數同學準備不再讀書而去就業參加工作。鐵路工人家庭出身的林光輝（二七大罷工中的工人領袖林祥謙是他的叔叔）在畢業前夕就放棄了學業，輟學到江岸車輛廠參加了工作。

班主任蘇老師找我談話，他說我的成績不錯，表現也很好，希望我能繼續報考二中的高中。

我初中的成績在班上不算最好，但可以排在前十名左右。繼續報考二中的高中應該問題不大，但我對於讀書上大學一直沒有太強的願望。這也許是自己從來就沒有把讀書太當一回事，更主要的還是受到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和當時突出政治、為人民服務等思想教育的影響較深。毛主席多次說過這樣的話：“書讀得越多越蠢”、“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我也認為一心只想讀書，上大學，就是走白專道路，是想成名成家。我更願意向雷鋒等英雄人物那樣，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績來。特別是當時劉少奇主席接見北京的掏糞工人時傳祥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當國家主席是為人民服務，你當掏糞工人也是為人民服務。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這句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覺得，面臨畢業去向的選擇，是考驗我們平時總說要聽黨的話、要為人民服務的關鍵時刻。我們要言行一致，不做口頭革命派。

我告訴班主任蘇老師說，我已考慮好了，我準備報考武漢市服務學校。我的這一決定讓蘇老師感到意外，他愣了一會兒，最後說了一句“你是不是回家與父母商量一下？”我卻毫不猶豫地填好了報考武漢市服務學校的志願，也沒有再填寫第二志願，以表示自己的決心。填好後馬上交了上去。回家後，我把我填寫志願的事情告訴母親。她知道我已經把報考志願上交了，也沒有再說什麼。

其實，服務行業究竟是幹什麼的，當時我也不清楚，以為就是當廚師。社會上很多人都瞧不起服務這個行業，同學們口頭上雖然都不會這樣說，但在選擇職業時，也絕不會挑選服務行業。我就是要證明越是別人瞧不起的行業、越是別人不敢去的我敢去。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任何行業都可以干出成績來。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自己的確是太理想化了，我的人生差一點就要走上一條與現在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真的走上服務行業這條路，我相信我也能走得很好。現在的廚師不也是一個很吃香的職業嗎？如果得到名師的真傳，說不定還會成為名廚。也有可能進了服務學校，學的是攝影等專業，畢業後當個攝影師不是也很好嗎？我在造紙印刷公司工作時，宣傳科幹事黃勤的愛人就是武漢市服務學校畢業的，專業學的是攝影。他畢業後分配到《長江日報》社當了一名攝影記者，後來成為報社攝影部的主任，在武漢市攝影界小有名氣。我把自己當作他的准校友。（郭小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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