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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被拿来开刀的是“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所谓的“小爬虫、变色龙”。这三个人都是为文革摇旗呐喊的笔杆子，在文革这个舞台上很活跃了一阵子，早在1968年，就因为首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矛头对准了军队，遭到毛主席的反对，三人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并点名批判；到1970年陈伯达因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天才论”被毛主席指责为“野心家、阴谋家”，并说“明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而被整肃。这个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大红人，他是权倾一时的大左派。陈伯达的问题公开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又发生震惊全国和世界的9.13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的事件。

林彪在文革中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是党章中明确被确认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副统帅”。我们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都要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事件公开后，连续几年又开展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的运动，大批判一个接着一个。

陈伯达和林彪都是文革中的“左派”。他们倒台后，在批判他们时，一会儿说是“极左”，一会儿又说是“形左实右”，最后变成“极右”。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把大家都弄糊涂了。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犹如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的心里充满了疑虑和猜测，如果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叛逃摔死了，那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这样一种状态，大家的热情早已没有了。在公开场合都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套话，私下里各种小道消息大肆泛滥，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成为大家议论最多也最反感的对象。

这些运动，也造就了几个新的、老的名人。如杨荣国、冯天瑜、冯友兰等。

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几千年前的孔夫子在“批林”中被拿出来折腾了一大阵子。什么“克己复礼”，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就好像是“孔老二”和林彪一起商量好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似的。

中学时，语文课本中有的孔子《论语》中关于学习的部分语录，都是很经典的至理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那么一位谆谆善诱、和蔼可亲的老者，怎么一下就变得这样青面獠牙、杀气腾腾了呢？

我听过一次冯天瑜（当时好像是湖北大学的教授）在台上讲《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他讲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得是那样引经据典、有根有据。看来，要说一个人好有一千条理由；同时要说他坏也有一千条理由。真是：嘴巴“上下两张皮，说话无阻力”。

好像是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当中还有美化历史的成分在内。应该还加一句：历史也是个任人随意丑化的“老太婆”。“批孔”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

人们对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已经到了不甚厌烦的地步，大家关心的不是这些运动，而是这些运动又要打到哪些人。特别是“评法批儒”和“评水浒”运动，提出“中国当代的大儒”和反对“投降派”的问题，传言矛头是对准周恩来总理的，更使人对运动产生了抵触甚至愤怒。

毛主席的悲哀是他的晚年发动了这样一场不得人心的运动。我相信毛主席发动运动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他不愿意看到无产阶级政权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不愿意劳动人民再受二茬罪。但他的激进思想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太急于求成了。运动的后果是被“四人帮”这样一帮有野心的人所利用，运动搞到最后连广大的老百姓没有积极性了，都对这样一场运动产生了抵触。没有了群众基础，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场运动怎么可能成功？看来，再伟大的人物也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人老了也会犯糊涂。

“评水浒”运动对我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水浒》一书得以公开发行,虽然《水浒》我文革前就看过，但在没有书可看的年代我们终于有一部可以公开看而不需受指责的小说了，还是很高兴。

发行的书有80回和120回两个版本，为了表示发行《水浒》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特地在书的首页刊印了鲁迅关于评《水浒》的一段文字：“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我们看《水浒》才不管什么投降派不投降派的问题，也不管宋江最后去不去打方腊、灭黄巾，只对梁山好汉108将的故事所吸引。什么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鼓上蚤时迁、行者武松等一个个英雄好汉的武艺、绝技、故事感兴趣，看得津津有味。

关于毛泽东和鲁迅

写到这里，要谈谈毛泽东和鲁迅对于我的影响。

毛主席和鲁迅对我的影响上升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

毛泽东对我的影响是伴随我从小到成人的全部过程。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说，我们是“生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代人。“爱党、爱祖国、爱人民”是我们耳边经常响起的声音。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对我有多大的影响可能有点牵强附会，因为对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我从来没有认真去研究，对毛主席著作的系统学习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而这个时期毛主席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我只是感到激动、兴奋、新奇、震撼，但并不理解，也没有准备去实践。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每个阶段，有个评价是一致的，就是“原则性不强”、“老好人”、“一团和气”、“不敢大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在我身上最缺乏的就是“斗争性”。这些恰恰又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

我说毛泽东思想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是一种他所倡导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影响，是做一种什么样的人的影响。

从大处说，毛主席所提倡的“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等一直是我做人的一贯追求；从小处说，毛主席提倡的做人要有理想，要克己奉公，要不谋私利，要正直等，也是我一贯做人的准则。

我一生淡泊名利、兢兢业业、不趋炎附势等，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作祟”。它使我的生活过得很平实，很平静，很满足；不浮躁，不怨天尤人，不半夜敲门心发慌。

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欣赏，主要还不是他的思想理论，而是他成长的故事、他传奇的人生经历，他力挽狂澜、挽救革命于危难之中的领袖气魄，他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豪迈气派。

作为诗人，他的诗词更是使人得到一种独有的享受。毛主席的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那种独立不羁、胸怀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马行空、标新立异、高屋建瓴等，在他的诗词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读起来都让人感到荡气回肠、痛快淋漓而又充满诗意、豪情和气魄。“诗言志”，确实不假。

毛主席的每一首诗词我都喜欢和欣赏，包括他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那样比较粗俗的句子经毛主席的口中说出味道就不一样了。他的诗词中的很多句子都堪称登峰造极，绝无仅有，回味无穷。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风展红旗如画”、“江山如此多娇”、“无限风光在险峰”等。这样的句子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还能写得出来？！

据说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时，在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沁园春雪》，立刻引起轰动。蒋介石看过很不舒服，觉得毛主席在文采上压了他一头。他连忙召集身边的文人准备诗词，写好后以他的名义发表。结果这一大帮文人忙了好多天，也写不出像毛主席那样有气魄、有文采的诗词来。终于没敢“应招”，让蒋介石大为恼火。

我记得读中学时，从车站路“新华书店”门口经过时看到的橱窗里摆着刚发行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站在那儿盯着看了好半天不想走。书中翻开的一页是“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并附有郭沫若的原诗。我反复看，直到把这两首诗都背了下来，并将两首诗作了比较：郭沫若说“千刀当剐唐僧肉”，而毛主席说“僧是愚氓犹可训”，感到毛主席胸怀和水平确实比郭沫若高出一大截，十分佩服。还有一次也是读初中时的一个冬天，站在家里的窗户旁边，望着窗外漫天飘飘洒洒的雪花，心中涌上毛主席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诗句，真是无限的感慨和激动。

而鲁迅对我的影响则多是通过看他的书（包括小说、杂文、诗词）。

接触鲁迅的文章最早是在我们中学的语文课本中。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闰土》、《孔乙己》等，读后感到很有生活气息，十分生动有趣。而系统地看鲁迅的书，特别是他的杂文，还是在“文革”中。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将解放后十七年的一切文化作品基本上都禁止了，唯有鲁迅的书可以发行。

鲁迅的书在文革中之所以能得以发行，而且鲁迅几乎被捧到“圣人”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毛主席很欣赏鲁迅不屈不饶的斗争性，这与毛主席的性格很相符。用毛主席的话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二是毛主席想借用鲁迅这个“棍子”来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四时期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党内的一些人如“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运动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了。这种假鲁迅之言来整人的做法跟鲁迅一点关系也没有，一点也不影响在看鲁迅的书时对他的佩服。

喜欢鲁迅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喜欢。喜欢他的语言简练；喜欢他的文笔犀利；喜欢他看问题的深刻、入木三分；喜欢他的独到、不人云亦云；喜欢他的直抒己见、不留情面；喜欢他的嫉恶如仇、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他的文章从来不遮遮掩掩、四平八稳，而是有话就讲、有屁就放。他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是那样振聋发聩、令人深思、回味无穷、会心一笑、直捣要害。就是和他打笔墨官司的人，一个个都让他驳得哑口无言、仓皇败阵、痛快淋漓、大快人心。

鲁迅不是政治家，不是当权的领袖，不会“一句顶一万句”，不需要“执行不过夜，落实不走样”。所以，他不是毛主席，一句话就可以掀起一场运动，可以将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他只是说出他想说的话，说出他的喜好，他的观点，他的厌恶，他的忧心，他的愿望。你们愿听不听，反正我要说。虽然他被毛主席誉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但我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一位顽强不屈的孤独的勇士、斗士和战士来欣赏他，佩服他。

鲁迅文章和诗词中的很多句子都可以作为格言和座右铭来鞭策自己。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说得既有侠骨又有柔情；如“我以我血荐轩辕”又显示出他深沉的爱国之心；他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无奈但不消极；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则是充分表现鲁迅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关心和期盼。他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罢”又是何等的潇洒和豪迈。他的“临死前‘一个也不寛恕’”则是他个性中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毫不妥协的最好写照。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中对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不屈不饶的斗争，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充满希望，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麻木也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催人警醒。从阿Q身上，从假洋鬼子身上，从祥林嫂身上，从九斤老太婆身上，从闰土身上……不都可以看到你、我、他的那点“劣根”吗？而从“狂人”身上，也可看到鲁迅的迫切、悲凉与无奈。

鲁迅是真正有骨气、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人。他身上绝没有大多文人的那种酸腐气、学究气，那种见风使舵，那种卖身求荣；或者那种玩世不恭，那种颓废；或者那种你嫉我毒，哗众取宠，小肚鸡肠。这样的文人，各个时期我们都见得多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也喜欢巴金文革以后的《随想录》和其他一些直抒己见、敢说真话的文章。巴金是临到“垂垂老矣”才悟出道来，也算不简单。佩服！

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发表文章对鲁迅进行批判和指责。如：说他一直在做着国民政府的“小官僚”，拿国民政府的薪金；一直与日本商人内山完造（也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一直躲在租界不敢出来等。

看到这样的评论，我又想起鲁迅的话：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我不管这些文章中到底披露了多少事实，有多少依据，我只说中国的文人有几个能像他那样，不管政治环境多么险恶，高压多么厉害，还敢坚持自己的主张，敢于仗义执言，敢于“横眉冷对”？过去除了鲁迅没有第二人。现在出了个李敖，不过不在大陆在台湾。

前些时，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过一本回忆鲁迅的书，其中披露了一件内幕：1957年，正值“反右”时期，毛主席在上海小住，请了几位文化界的湖南老乡聊天。参加聊天的一位斗胆向毛主席提出一个设想疑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毛主席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我是坚信鲁迅宁愿坐牢也要说真话的。也坚信毛主席肯定会把鲁迅关起来。

学哲学

1975年2月，全国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运动，中央报刊上发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简称33条），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同时要求要学哲学，多读一点马、恩、列、斯原著。

毛主席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并说工人阶级能够掌握哲学。

什么是哲学？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题目，我承认自己是到现在也没有搞得太明白。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它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核心，具体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

毛主席说：哲学就是认识论。存在决定意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冯友兰说，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爱因斯坦说，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在看王蒙的自传《半生多事》中，也谈到他曾经问他的父亲（北大哲学系毕业）什么是哲学。他父亲引用罗素的话说，“哲学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黑猫，而这只黑猫并不存在。”真是玄而又玄。

而和我同时被分配到人民印刷厂的海军战友张汉生则说得更干脆：“哲学，就是折起来学。”(看不懂，干脆将书折起来放到口袋里)“哲”字恰好是由“折”和“口”两部分组成。经典！

在全社会都在大兴“学哲学”的热潮中，我曾听过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在武汉剧院作“学哲学”的讲用报告。她的讲稿没有一个文字，全部是画的图画，什么房子呀、庄稼呀、太阳呀、小人呀等等，厚厚的一大本图画书。她拿着这样的讲稿一讲就讲了几个小时。下面我们这一大群“有文化”的人都如此虚心地听她这位“没有文化”的人讲“哲学”，还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总觉得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

我想，在“学哲学”运动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凑热闹，谁也没有真正把它当一回事。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生活中处处有哲学”。既然处处有哲学，连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都可以讲哲学，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也都在用哲学，不学也罢了。

为了配合“学哲学”运动的开展，7月份左右，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已改名为马列主义教研室）与我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武汉市第一轻工业局联合开办了 “7.21工人大学”。毛主席的7.21指示是1968年作出的，原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而一轻局这次和武汉大学联合举办的“7.21工人大学”，是以“学哲学”的名义主办的。主要还是学马列原著，学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期为半年。我被单位选派脱产参加了这次学习（可见我在工厂还是那么一回事），学习场所在武昌关山武汉缝纫机厂空闲的技校内。大家全部住校，武汉大学的几位老师也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以通读和讲解马、恩、列、斯原著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为主，同时也穿插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简称33条）。

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时，开头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读了使人瘮得慌。把共产主义形容为“幽灵”，而且像“鬼魂”一样四处漂荡，只有马克思可以说。如果我们说肯定是反革命。

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时，书中提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同学们对这样的提法争论不休。“社会主义存不存在过渡阶段”？这在当时是一个“禁区”。共产党是不承认社会主义还需要过渡的，恨不得把资本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一步就跨入到共产主义社会。

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曾提过“社会主义初期应容许资本家的存在，还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文革中遭到严厉的批判，也是导致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从马列原著中找到“存在有一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的提法。这个“过渡阶段”的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介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的混合体？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刘少奇说的就没有错。如果不是，那么“过渡阶段”又是指什么？武汉大学的老师对这一问题一直不能作出正面回答，使我们觉得很遗憾。

现在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问题，并且指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历史过程，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容许私有制等多种经济制度并存的。我们到现在才肯承认社会主义存在过渡阶段，如果解放初期就按列宁的这一论断来搞建设，按刘少奇的那一套来做，社会不知要向前发展多少年。

学习期间，一轻局负责办学的领导又组织我们这批学员准备宣讲材料，回各单位进行宣讲。我们造纸印刷公司所属企业的几个学员，除了回本单位宣讲外，还负责举办了公司系统的理论学习班，对各单位的理论骨干进行培训。我们把老师讲课的内容稍加整理，现买现卖，一知半解地充当起“小理论家”来。

新的转机

1976年初，脱产学习结束前，我所在单位的直接主管部门——武汉市造纸印刷工业公司就派人到学习班来了解公司系统参加学习的这批人的表现，从中挑选干部。

造纸印刷公司系统参加学习的共有7个人，我和从武汉造纸厂来的张德安被看中，没有回厂就直接调入了公司。我到了群工科（当时工会组织还没有恢复，由群工科承担工会的职责），张德安到了教育科。

当兵回到地方不到5年的时间，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从一名普通的工人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这也是在那个荒唐的年月，因为参加这样荒唐的运动导致的一个不算太荒唐的结果。

我自信我是凭自己的能力取得的。当然，也确实存在机遇。

如果我没有到人民印刷厂；如果毛主席当时不提倡“学哲学”；如果一轻局不和武汉大学联合办这样一个理论学习班；如果厂里不选派我参加这次学习；如果武汉市造纸印刷公司不准备从参加学习的人中间挑选干部；如果……。很多个“如果”恰好都发生了。在这些偶然又是必然发生的事件中，就看机会会不会选中你，而机会只会选中有实力的人。这也正好是一个哲学的命题，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生活中处处有哲学！辩证法真伟大！

我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地位、职务的想法，我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我当时被造纸印刷公司看中时，很多人都很羡慕，而我却根本没有一点想留在公司的念头。我在工厂里已经很习惯了，领导对我也很器重。现在又让我换一个新的环境从头干起，我从心底里一点都不愿意。所以当公司组织科的刘明和科长跟我谈话时，我说我不想到机关，还是想回工厂去。他把我好好批评了一顿。他肯定在想：别人想调进公司机关都进不了，现在要你来你还“翘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