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文革年代的悲慘場景已見聞了不少，但如此慘絕人倫之事依然令人驚愕。
轉自“老衲秘史” 本文原載於《一百個人的十年》，作者馮驥才，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本章節原題《我到底有沒有罪？》。
1966年 30歲 女 T市兒童醫院醫生
1966年8月26日紅衛兵大抄家高潮——整整3天經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斷父親頸動脈——被判“抗拒運動殺人罪”無期徒刑——12年半的監獄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為無罪釋放
我是親手殺死我爹的。這你是知道了。
前兩天我預備跟你談，我抑制不住要談，誰知昨天一夜沒睡着覺，原打算今天不談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媽那天那樣，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憶一次等於脫層皮呀。我血壓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這事推了，可一見到你，我又非談不可。就是啊，談出來未必不好。
我的傷痕是無法治癒的。20年了，到今兒也弄不明白我殺死我爹對還是不對？當初判我無期徒刑，粉碎“四人幫”又判我無罪釋放。我到底有沒有罪？家裡人，哥哥嫂子都說能理解我，可畢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當初我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為什麼我一會兒覺得冤枉，一會兒又悔恨自己呢？那時我像是神經錯亂了，真有神經錯亂那種感覺。弄不清楚，反正亂七八糟全亂了。
1966年8月26號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號早晨，26號是我家開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時候。忽然砸開門進來一撥中學紅衛兵，說我爹是資本家。其實他根本不是資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樓下一間住不了的租出去。頂多夠上個房產主吧。可那時出租就算剝削，不勞而獲。稀里嘩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趕到過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實人，沒見過這市面，全嚇懵了。我爹是畫畫的，解放前一張畫送到美國展覽過。紅衛兵拿着展覽證書看。好呵，你們跟帝國主義有聯繫，裡通外國，特務什麼的。我們簡直嚇死了。現在想想，紅衛兵，那麼點兒的小孩兒怎麼就把你們嚇成那樣。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們一條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說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嚇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會兒來一撥紅衛兵，一會兒又來一撥紅衛兵，一會兒再來一撥，亂抄東西，抄走一撥就貼上一張封條。書呀畫呀全弄出來堆成堆兒燒，樓里樓外地冒煙。打26號到28號，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媽三口就給關在屋裡拿皮腰帶抽，頭髮全鉸了，還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鬥。不讓你有一點閒着，來回來去地折騰，人不是人啦。如果有個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鬧抄家，到處敲鑼遊街批鬥啊，緊張死了，緊張到極點了，所以我們才不想活了。
剛才說神經錯亂，就是呀，我們當時並沒有想跳樓，可我跟我媽不知怎麼都從樓上跳下來了。事先根本想都沒想，沒路可走，逼到那兒一急，眼前那麼一黑，跳下來了。
我大哥二哥住樓下。我爹媽住樓上。我是醫學院畢業的，在兒童醫院當醫生。我是團員，幹活拚命，還被評做先進工作者什麼的。後來隨醫療隊下農村累病了，肝炎。回家養病就和爹媽住在一塊兒。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家裡邊這場禍事。那天紅衛兵進來大棒子一掄，特厲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覺，就變成敵人啦。我們一家人跪在那兒，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號，整整3天我和爹媽根本沒吃嘛東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紅衛兵去吃飯的時候，拿鍋給哥哥的孩子們煮點掛麵湯。那天夜裡，我和爹媽在樓上，心想一夜過去，天一亮紅衛兵又要來了。又得挨斗遊街沒完沒了地折騰，心裡緊張，又怕，真是沒路了，死吧！我們三人商量好一塊死。當時樓里電線全切斷，大概怕我們觸電尋死，黑糊糊。我們三人坐在樓上過堂地板上，商量怎麼死法。那天下雨，已經後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發現地上有個削蘋果的小刀，跟鑰匙掛在一起，是抄東西時漏掉的。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學醫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斷頸動脈，空氣一鑽進血管就栓塞，馬上就死，這是最快的一條路啦。我爹問我行嗎？我說行，蠻有把握。我媽說，多虧咱閨女學醫，有這法兒。我們就商量好，先切斷他倆的，最後我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沒想到，並沒達到這目的。
臨死前，我三人誰也捨不得誰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時候。我打小和爹媽的感情最深。爹媽打算，他倆死，叫我留下來。我說不行啊，把你們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當時那樣子，想也不敢想，一閉眼就像能看見。時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媽搶着叫我下手。任何時候我根本不會殺人，更何況殺自己爹媽。可是那時，那種情況，我會做，也只能這麼做。我爹說，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給咱們解除痛苦。一會他們再來，我們怎麼受啊。那緊張勁兒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個蠟筆頭，抓着兩塊紙，摸黑寫了兩條遺書。為了家裡人和我哥哥他們，是這麼寫的——
我們是人民公敵，為了不讓周圍的人受毒，堅決從社會上除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兩家（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兩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們再牽連上）你們堅決走革命的道路，是我們害了你們。
我爹叫我媽先死，我媽叫我爹先死。誰先死誰就先逃命了。謙讓半天。我爹說，聽你們最後一次吧！他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頸動脈，一刺，就覺血熱乎乎冒出來了。我爹還說，摸摸我還有脈嗎？我說醫學上講用不了一分鐘就結束。我爹說恨不得快點沒脈。我媽說我們死了，你要幹不成自己怎麼辦？她也明白我必須一塊完，不能留。我說您結束了，我馬上也完啦。我媽就
像接受治療那樣等着我給她做。當時我們任嘛聲音沒有，也沒有聲張，不知我二哥怎麼忽然闖進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紅衛兵來了。二哥的聲音簡直不像人聲音。他上來一把抱住我，我見做不成了，三口沒法死一塊啦，我快急昏了。猛勁掙開他，上了三樓平台一竄跳下去。根本沒想到我媽怎麼辦，更沒想到跳樓，要是腦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轟一響，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過來時，印象是紅衛兵聲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睜眼，已經在醫院裡。就見我爹躺在旁邊，我媽也在旁邊躺着。其實那是幻視，閉上眼不敢看哪。心裡還尋思，壞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麼辦呢。隱隱約約淨是批鬥的聲音。拿腦袋再想，這是女病房，我爹怎麼可能在裡頭。不相信眼裡看的是真的。只好閉眼忍着，耳朵那個亂哪，現在想，這大概就是錯亂吧。我儘量張嘴叫，可不知為嘛沒聲音。
後來再醒過來，就有人來問案，說的嘛記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過來時，聽說我媽媽也跳樓了。她是跟在我後邊，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後來法院問案時告訴我過程，說你爸爸當場死啦，你媽媽呢，給我們救啦。我一聽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媽。我都摔成這樣，她那麼大年紀會摔成嘛樣，救活也殘廢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監獄給放回來時，嫂子告訴我，我媽摔下來當時沒死，抬到醫院根本不給治。你知道那時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醫院還組織出身好的病人批鬥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負法律責任才給治的。我媽給弄回家，沒幾天就死了。我爹確是當場就死了。一個禮拜後火化的。
我嫂子說當時把我和我媽都抬到醫院，醫院一看沒我媽媽的事，就把我留下來，硬叫家裡人把我媽媽抬走。
醫院不能給我這種人治病，很快把我轉到監獄的“新生醫院”。我是兩腿骨折，左邊小腿脛骨骨折，右邊大腿骨橫斷骨折，整個全斷。就這條腿，打這一斷，兩截骨頭叉在一塊兒，馬上變成這麼短，醫院拿20斤沙袋牽引拉開了。可把我送到監獄時，醫院非要把牽引的東西留下來，又給我的骨頭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樣。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嗎，起碼先給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來的骨頭又叉回去了。醫院對我真是夠那個的。那醫生啊，現在也不知他在哪兒，但願他不再當醫生了，唉。當時所謂給我治療，因為我要負法律責任。也奇怪，斷骨頭這麼拉來拉去，我一點也不覺得疼，一直也不覺得疼。眼淚也沒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監獄時看表是11點。下午兩點監獄醫院人上班，才拿着東西給牽回去，牽引得拿大鋼針穿進再拉，一會兒放，一會兒拉。拿我真不當人了。牽引又牽錯了位，到今兒也這麼長着。兩截骨頭只連着五分之一。關節一挨就疼。這就甭提了，殘了唄。
10天后我被逮捕，銬上銬子。這是1966年9月7號。到了1968年軍管，定我為“抗拒運動殺人罪”，殺人是刑事罪，抗拒運動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無期徒刑”。當時我想，死刑倒痛快，這不讓我活受嗎？這是我的《判決書》，你看——
查被告×××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後未得到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膽敢積極出謀劃策，以自殺來抗拒運動，並親自動手將×××殺死，後又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甘願與人民為敵，已構成抗拒運動殺人罪。性質嚴重，情節惡劣，證據確鑿。本院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特判決如下：
被告×××抗拒運動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軍管會的一個人對我說，你要是家庭婦女干出這事還好點。你什麼不懂？你爸爸問題嚴重，你殺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運動，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運動罪”。
他們說我殺我爹，是為了救我爹。確實是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們和我說的意思不一樣。我救我爹是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們說我救我爹有罪是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這意思？我繞糊塗了，到今兒也繞不清。
我蹲了12年半監獄。沒自殺，就為了一個，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媽沒死。我想呀，我媽怎麼活呢？說好三口人一塊死，我爹死了，我關監獄，無期徒刑，一輩子甭想再見面……我的侄子們每次來探監都說，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訴你好好改造，爭取減刑早點回家。看監獄的人有時也問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紀了？他們也早知道我媽早死了，也瞞我。其實我盼着我媽死，活着多痛苦。當時要是給我個信兒說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徹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監獄裡想法就不一樣了。看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會有這麼一個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況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親手殺死親爹，我真抱着對爹贖罪的心，又想爭取早點出來看我媽一眼，再說特別覺得對兩位哥哥有罪。我和兩個哥哥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沒人能看出我們不是一個母親，都拿我們當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殺死爹，他們不但不恨我，還常跑來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見時，我的眼淚幹了流不出來，我都傻了，見到他們沒話，不知說哪好了。我覺得特別對不起兩位哥哥。他們說，我們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壞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會不管你。我真要贖罪呀，對兩位哥哥也要贖罪，玩命贖罪，只有拚命幹活改造。
起頭是軋縫紉。電縫紉根本不會，打頭學。很快就幹得不錯。領子活是最難軋的，啊，就是臉面上的臉蛋活，技術活，我幹得質量最高，就歸我幹了，還超產。另外牆報、板報，寫寫畫畫，也爭着學爭着干，在哪兒都伸一把手幫人去弄。生產還得紅旗得語錄什麼的。現在你看我這副眼鏡，猜多少度？350，就是那時軋活時看針眼近視的。附帶還給人看病，不光給犯人看，也得給隊長、隊長的孩子，連看監獄的親戚朋友，廠里的幹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當敵人，就太榮幸了。夜裡睡半截覺，誰誰發燒了，誰誰肚子疼，抽風了，叫起來一弄就幾個鐘頭。第二天該怎麼上班還得接着上。沒白天沒黑夜玩命呀。這麼着，看監獄那些人就對我不錯，現在有時還帶着孩子到我們醫院來找我看病。你別笑，當時他給咱一個和氣臉，比什麼都強。誇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這兒跟你提起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監獄醫院被捕的。當時我已經結婚，愛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氣一天天涼了，他不少衣服東西在我家裡一起抄了。為了不連累他，我寫信給他，叫他辦理離婚手續，9月底就辦完手續離婚。可沒多久，他姐姐突然跑來送了20塊錢，還有營養品。我托人告訴他姐姐千萬別送錢送東西來了。我那時什麼也沒有，就留下5塊錢，剩下15塊請求管我的一位隊長給我娘寄去。那時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嗎。這個隊長是個復員軍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後來他答應了，替我寄去。以後這位姐姐又來送了30塊錢，前後總有五六次，記得總有120塊錢，我每次都按同樣辦法，求這隊長替我寄給我娘。可家裡人一直沒回信給我，我以為家裡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後對我判決了，允許見家裡人了，每次見面光是祝願萬壽無疆身體健康，學語錄，就占去一半時間，剩下點時間光知道哭，說不了幾句話。家裡人不提我寄錢的事，我也不好問了。直到1979年出獄跟家裡人一談，才知道他們根本沒收到我寄的錢，一次也沒有。多年來我一直把那隊長當成恩人，這就不懂了。或許是郵局不給送，那時挨抄戶是不給送報送信的。可是不送也應該退回來呀！
別說，監獄裡還真有好人。有個隊長見我瘦成條棍兒。原先我胖着呢，出這事後落到90來斤。我嫂子來探監時，他偷偷塞了張營養證明。我嫂子再來帶了2斤點心，我急了，心想這2斤點心給媽吃多好，給他們孩子吃多好。外邊生活也難着哪。在獄時，一個月零花錢才一塊五。我沒花過，除非買點手紙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幾個月。盡勁省，存到5塊10塊，就給家裡捎去。沒有家裡親的熱的我還活個什麼，我對他們有罪呀，在那情況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來，也算是贖罪的一種方式吧。
那時候監獄也學習、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監獄的就叫我大會小會地講。批一批確實也好，有時自己也悲觀，輪到一批自己，說自己受黨那麼多年教育，應該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過來了嗎？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勁了。爭取表現突出點，早點出來也好報答報答。你別說，玩命干也管事。1972年給我減刑有期10年。打無期徒刑改到10年算最寬大了。一算，到了1982年就能出來，有盼頭了。到了“四人幫”一完，法院重新審理我的案子，認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殺人，算集體自殺，宣布為無罪釋放，又提前了兩年半。新的《判決書》這麼寫着：
原判定×××的抗拒運動殺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無罪釋放，特此判決。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獄的。當初進監獄時，我只穿着醫院的褲褂，白布帶藍豎條的。後來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農村醫療隊時的一小箱舊衣服送到監獄。10年一直穿那幾件舊衣服，出來時破衣爛衫。一見面才知道我媽早不在了。真是當頭一棒啊！這麼多年沒垮了，我媽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來，爹沒了，媽沒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來後，“五一”就回兒童醫院上班。休息了兩個月。因為親戚朋友來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覺，腦子裡儘是事，你說能靜嗎？原先三個人想一塊死，結果活了我一個。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說活下來就算相當不錯了。那麼多大領導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過草地，照樣不也是家破人亡嗎？比你慘的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樣硬挺腰杆撐着活着嗎？
我們單位待我不錯，那時我家房子還給人占着沒落實，就叫住醫院集體宿舍。我是回民，吃飯難，我侄子天天提着飯盒騎車來給我送飯，每天一趟，過了好多年。我呢，醫院叫我做“科住院”。按醫院規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沒家，沒別的負擔，搶時間念書吧！監獄裡不許念業務書，現在加倍念書，彌補啊！很快拾起來了。我負責8個病房。打一樓到五樓上下跑。早晨7點半上，晚上9點半下，一天14個小時。一天上夜班，無意覺得兩腳像踩棉花，一量高壓180、低壓100。我說快給我打一針。降血壓硫酸鎂最快，打完半小時再量不但沒下去，反倒變200了。我挨個兒病房轉，護士們誰也不找我，這是她們互相說好的，怕我再累。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還說嘛呢。再加勁吧！本來“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這時，我交了一個朋友。華東紡織學院畢業的。當初是年輕有為，一個總工程師對他特別器重。反右時這總工程師成了右派，叫他揭發，他沒揭發，反而給總工程師通了信。他說咱不能昧着良心辦事。這一下把他也當右派對待。他以為自己就是右派了。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檔案說，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裡糊塗地當了20多年“右派”！不給升級也不給漲工資，也不好結婚。這叫什麼事？他今年50多歲了，一直獨身，我們就結婚了。我倆有共同遭遇，說得來，他也挺照顧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兒子過繼給我，現在上北京大學了，學外語。最近我愛人又升做廠長。我有了個什麼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對那段事還是不能不想。我沒法克制自己。雖說不是每天想吧，也不會忘。我總想我爹。我們醫院人說，你連個螞蟻也不敢踩死呀，怎麼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時真把人逼得沒人性啦。誰會拿刀殺死自己的爹呀！換平常連想也不會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媽一筆債，永遠沒法還了。如果當時我沒下手，我爹我媽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誰？我無論怎麼給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沒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還是救了我爹？當初以為救了我爹，現在總覺得害了我爹。為嘛別的事都想得明白，這事翻來覆去總想不明白。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你說一切都是“四人幫”搞的，別人為嘛都捱過來了，我們沒有，還不是我？一想到這兒，我還是有罪，活得又沒勁了。有人說，你好好活着，才是對得起你爹你媽。一想，也對，對吧？
我不能再說下去了，你們也別叫我說了，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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