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此事復盤確有意義：
1）宋承認大屠殺，反人類。 2）30萬史學界存在爭議，宋學過歷史，介紹了不同看法，她持其中的質疑態度。質疑與否認大屠殺不能劃等號。 3）14號晚網絡舉報，15號學校啟動調查，16號下午人民日報發文定調，晚上學校宣布開除。17號央視補刀稱“開除不是終點”。另一方面，17號起，散戶開始自發圍毆舉報者。 4）戰狼外交，戰狼宣傳，戰狼教育，戰狼文化…國家戰狼化下，胡刁盤亦被批太軟，當然宋老師在劫難逃。 5）這次散戶的爆發出乎意料，民間竟然隱藏着如此巨大的抵抗能量。或許，愈來愈多的普通人突然意識到，任憑戰狼如此張狂下去，國家將走上一條未知道路，自己的平靜生活或被打破。
Original 流浪的橡樹 流浪的橡樹 2021-12-19 ZT https://mp.weixin.qq.com/s/ZYtRxzgIfeSjhDZSbD5KAg 
題記：前些日，就在南京大屠殺84周年期間，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某學生告密教師宋庚一“發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錯誤言論”，激起極大波瀾。
朋友圈流傳，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教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錯誤言論”的視頻版本，有“完整視頻”和“經過剪輯”的兩個版本。
多位好友傳來視頻，我耐心看完，心想上海震旦職業學院雖然私人老闆出資，好歹也是掛名學院。
眼看鬧劇，我唯有表示惋惜、遺憾。
寫作艱難，唏噓之間，我卻希望借、蹭這波流量，再說一些關於南京會戰、南京大屠殺及30萬受難者的往事。
南京會戰前後，中國軍民抵禦外侮之頑強，戰事之慘烈，以及侵華日軍對中國實施無差別攻擊，炮製南京大屠殺之血腥，都是不可置疑的事實。
那麼，南京大屠殺到底有多少中國人遇難？
目前，為國際國內學界較常採信的數字為30萬軍民遇難。
遺憾的是，諸多歷史原因使然，數十年來，國內學界相關南京大屠殺的調查歷來遲緩且並不充分，再加上數據、史料、人物隨時光流逝、零散、去世，歷來宣傳低調等等原因，以致甚至到了2014年12月13日，全國人大明確的第一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很多人對南京會戰及南京大屠殺的具體情況，依然感到陌生，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字更是多有說法。
我長期研究抗戰史，深知南京會戰和南京大屠殺事件實為抗戰史不可迴避的大事件之一。
因而，我認為綜合有限的戰爭史料、戰爭因果、南京會戰戰況、南京市概況、日本社會文化水平及日軍陸軍高級將領、軍官、士兵的素質、情緒而言，中國軍民在南京會戰抵禦外侮之頑強，戰事之慘烈，以及侵華日軍對南京實施無差別攻擊，炮製南京大屠殺之血腥，都是不可置疑、不可爭辯的事實。
這是可以尋跡歷史邏輯進行細寫的提綱。
不過，我閱覽較多學報網站，卻很少看到相關南京會戰與大屠殺的較為優秀的論文。
記得看過一篇較優論文，是以戰時南京軍民人口構成以側證南京大屠殺的論文。
這篇文章引用南京會戰前後的民國時期南京常駐、流動人口調查數據、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及史密斯教授調查數據、南京會戰及大屠殺相關史料、戰後南京大屠殺死亡人口的社會調查資料等等，詳述推論了南京大屠殺這一慘烈往事。
不過，類似論文多出校園，老師學生風格，多習慣以現代人的上帝視角鳥瞰歷史，少重視如今進行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調查與統計，必然會遇到兩個關鍵性的看法問題。
其一，怎麼去看待日軍對南京的無差別攻擊問題。
南京大屠殺不是單純意義的軍隊對平民的屠殺。而是日軍以其強大的戰爭機器，對整個南京市外圍及城內外的無差別軍事攻擊及屠殺。
尤其日軍以大量最具殺傷力、破壞力的航彈、燒夷彈、大口徑炮彈等等對南京及外圍實施無差別軍事攻擊，以及日軍在多處實施小範圍內的滅絕性屠殺等等，致使數量極大的受難者永遠蒸發、消失於這場戰爭。
這些受害者無以計數，根本無法列入抽樣、調查。
其二，怎麼看抗戰早期的中國，屬於尚未發育成為現代意義國家的問題。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及淞滬會戰、南京會戰期間，中國國內山頭林立，國家基本的軍令、政令都是尚未完成統一。
中國青年軍民被綁往郊外，遭到日軍集體屠殺。
如此現狀，使得南京雖為當時民國首都，其城市及外圍人口並沒有現代意義的完整的戶籍和身份登記。
同時，因為淞滬會戰以後，逃往南京的難民、潰軍，以及戰前南京方面為修築相關國防工程，徵召的大量的蘇皖民工等等數十萬人，同樣均沒有戶籍和身份登記。
甚至，那些潰軍、難民、民工根本就沒有花名冊。無名無姓，猶如草芥。
邏輯上，正是這些大量的潰軍、難民、民工，使得當時的南京的人口的男女性別比率極高。
尤其在南京的非“中立區”及外圍地區，男女性別比率超過150%。
而這些男性遠高於女性的失衡部分的大量男性人口，大多並非南京本土戶口，因而，南京淪陷以後，他們即慘為日軍屠殺目標。
情況如此險惡，使得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不可能如歐洲各國有着較為完善的戶籍、身份登記的猶太人一樣，能夠在冤死戰亂以後，留有較為清楚的戶籍、身份登記資料，以供後人調查、統計、伸冤。
上述兩點以後，便是眼下人們喜歡探討的關於南京大屠殺調查、統計較為模糊與二戰被納粹屠殺猶太人調查、統計相比較問題。
大約四十年前，家父渠毓生為讓我理解這段歷史及這個比較問題，曾有簡單說教： 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大多為戰亂潰逃、流離的目不識丁的軍人、難民、民工。 他們驟然於6周內遭到屠殺，幾乎沒有機會與能力，將自己的哀聲留在世間。
而二戰遇害的猶太人，無論來自波蘭、法國、荷蘭等國，都有其清楚的戶籍、身份登記資料。 同時，他們大多掃盲、識字且得到高等教育，專業教育，因而在數年之間，能夠留下更多的文字、圖像、音樂等等資料，為後人提供線索。
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本該跨越政治，為純粹屬於中國歷史及中國人的歷史的問題。
死難者是我們的前輩，我們的同胞，我們無法迴避這段歷史，更無以上帝視角鳥瞰歷史的資格。 儘量去尋找他們的名字，尋找他們的哀聲，即便一無所獲，也不該遺忘他們。
我雖年幼，深以為然。
——在晚清、民國早期，山西祁縣渠氏家族有兩位優秀前輩曾經常駐日本。
其一是滿清直學閣大學士，山西大學堂創辦者渠本翹。
他曾經為清國駐橫濱總領事，推動、運作了當時包括魯迅、閻錫山在內的中國青年精英留學日本。後來，閻錫山在山西發起革命，即將渠本翹尊為老師。
另外一位，為山西銘賢學院學監和農學院主要創辦者渠丕和。
護法運動期間，渠丕和為孔祥熙主要助手，赴日出任青年基督教幹事會代理幹事長，與馬伯援、康心如等人結交，在日本從事為國內革命籌資等工作。
此後，渠氏家族還有較多子弟相繼留日。
他們留日時間較長，接觸日人較多，層面亦高，因而，家族子弟對日本文化頗有獨到之己悟。回國以後，他們也經常給家人說起留日往事，屢屢談及日本人及社會、文化認識等等。
然而，等到抗戰以後，我的家族和家庭飽受戰禍荼毒。尤其祖輩、父輩們在經曆日軍轟炸天津、開封、武漢及重慶等事件，再說日本，則為抗戰八年的艱難往日。
這一習慣甚至延續至今。
今年六月，我的族叔渠榮簶從太原為我寄來渠氏家族收藏的《傅山丹楓閣記冊頁》影本（點擊參考），順便在電話談及抗戰往事，他即說起日軍侵占渠家大院，收刮窖銀，掠奪渠晉山收藏字畫若乾等往事。
當然，給我普教抗戰往事最多，還是家父渠毓生。
因而，家學相傳，在上個世紀七零末期八零早期，我在課本電影之外，相比旁人，已經零星曉得了較多日本侵華往事。
被押往刑場的中國軍民。
日軍坑殺中國軍民。
其中，我清楚記得，關於南京會戰、南京大屠殺，以及南京30萬受難者這段歷史，就是在1980年早期，家父在某一個午後無意間告訴我的。
當年，對幹部家庭、傳統家庭或者知識群體而言，南京會戰、南京大屠殺，以及南京30萬受難者這段歷史，其實並非不知。
相關資料記載，早在1946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即認定日軍在攻占南京最初六周，便在南京城內外屠殺平民、俘虜總數超過20萬人。
這一受難人數，沒有包括被日軍拋屍長江和被掩埋屍體數量。
1947年3月10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即對侵華日軍戰犯谷壽夫下達案件判決書（三十六年度審字第壹號），陳述了谷壽夫率部有預謀、有組織的屠殺罪行：
“於陷城後，會合中島、牛島、末松等部隊，分竄各區，實施大屠殺及奸掠焚燒等暴行，我被俘軍民慘作殺戳者，達三十餘萬人之眾，已與監督不嚴之偶發事件，顯有不同”。
這是法律的、國際的、權威的對南京大屠殺的結論。
可惜，1947年正是國共決戰中國命運的關鍵之年，審判侵華日軍戰犯事沒有引起普通民眾的注意。
1951年4月8日，百廢待興，《人民日報》即發文提起南京大屠殺往事：
“人們怎麼能夠設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記1937年12月13日開始達1月之久的30萬人的大屠殺？”
大約也就在這段時期，周總理提出研究、修撰民國史問題，很快，民主人士、黨派、院校等等受此感召，也有一些關於南京會戰、南京大屠殺，以及南京30萬受難者等歷史的資料、文檔出現。
然而，在工農兵時代，關注南京會戰、南京大屠殺，以及南京30萬受難者這段歷史的人，畢竟是極個別，極少數。
此後，就是近三十年運動頻繁，這段“國民黨抗戰”的歷史更是罕見諸報端。
對絕大多數民眾而言，這段歷史自然長期沉湮史河。
不過，當年如我，正逢少年，內心淳樸，知道這件往事，為此頓感震驚、激盪、傷痛、憤怒，心潮澎湃確實非同小可。
礙於家父嚴誡，我出門以後很長時間大致忍聲不說。
甚至，在我非常喜歡的日劇《排球女將》熱播的最初幾集，我聽着同學們眉飛色舞說起小鹿純子，心裡總是非常牴觸。
不過，非常慶幸我能夠見證八、九十年代。
南京淪陷，日軍刺殺中國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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