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母亲百年冥诞日的思念和追忆（上）》
母亲百年冥诞日的思念和追忆（中） 非常年代里的父母关爱非常年代里的父母关爱 文革期间，原上海地下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被揪斗关押。原上海地下党的几位市委书记们，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谓叛徒问题。被“疑似叛徒们”领导的上海地下党，就成了类似“赤膊”（即上下皆够不着）党组织。地下党员们在文革前，几乎都已在大小领导岗位上，且因其中知识分子居多，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线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于是差不多人人都逃躲不了被关押、被揪查一番叛徒问题和走资派问题。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一个耄生日的夜晚。白天我作为校红小兵团的所谓团干部，还傻乎乎乐呵呵地组织参加了学校的庆祝活动，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见《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父亲节的怀念-附如梦令》）。 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姐姐们交过底。她要我们相信父母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父亲被关押，我们虽觉得难过，但感觉还不很强烈。到母亲也遭“隔离审查”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下来了。当时大姐被叫到母亲工作单位，听闻母亲被“隔离审查”后，知道自己不仅要面对受歧视的处境，还要挑起照顾、保护弟妹们的担子，是一路哭着回家的。 母亲在被关押期间，斗室之内来回走步坚持锻炼。一年多后撤去关押时，别人都因体弱走不动要家人来扶接，母亲拿着铺盖自行回了家。当晚还给已去插队和去农场的三个姐姐一一写长信至深夜。 那天晚上，我因母亲回家而欣喜，难以入睡。母亲那深夜身遮灯光伏案写信的背影，就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间。 母亲一脱离关押，就关心起儿女的教育来。她去了郊区的五七干校，期间可以用书信遥控，就鼓励我和小哥自学数学，看谁学得快学得好。记得有一个冬季学下来，小哥学完了上下两册两本几何书。我玩性大，静不下心来，只半懂不懂地啃了大半本。于是只好甘拜下风，承认小哥的自学能力和记忆理解力都比我强。母亲这鼓励我们自学的方法，对我俩能在77年底分别在上海和安徽参加高考，78年初双双考进上海交大，起了关键作用。 母亲还在72年间，用回上海市区休整几天的时间，去她地下党时期的老友—— 上外附中原校长那里打听情况。当闻悉因中美关系解冻，上海外语学院即将从原附中毕业的学生中招考大学生后，立即写信给我二姐（上外附中66届初中生），要她马上抓紧复习，重拾英语。二姐立马向农场请了10天假，赶到乡下外公那里复习功课。外公给她答解疑难，对她进行辅导，帮她练习口语对话。经过10天的临时抱佛脚，她在外语学院招考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口试时，发挥得很出色，顺利地被录取了。二姐的命运就此改变。 大姐在东北插队。辛苦劳作外，一度很为常年吃大馇子饭苦恼。感觉前途无望之时，用学习高中课本来打发时光。幸运的是，在她插队之地有几位东北某大学来的下放干部教师，见她好学便引导她自学大学课程。73 年工农兵学员选拔考试，大姐取得了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那年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该地区有名额。招生组里的老师找大姐谈话，聊到老妈才知那老师认识母亲。上华东师大似乎已成了十拿九稳的事。结果被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捣乱，招生方案全部推翻重来，大姐只好进了东北一所地区大学。虽说大姐没有上成华东师大，但也已感受到了母亲的好口碑，和母亲的朋友给自己带来的温暖和鼓励。 大姐后来大学毕业时，因不愿违心喊社来社去的投机高调（成绩较好又肯喊高调者得以留校），被分在一公社中学当老师。任教两年后，当地报纸曾以“长白山下育新苗”为题，报道过大姐的事迹。在小弟和小妹同时考上77级本科生的消息鼓舞下，78年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大姐志在必得。报考的便是插队时认识的下放干部教师所在的大学，得到他们的指导帮助。初试复试一道道过来，都还比较顺利。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里，大姐回了上海。一日电报到来，发报人是对大姐帮助最大的那位下放老师。大姐哆嗦着双手打开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祝贺考中。当时大姐那兴奋的面容、湿润的眼睛，全家上下的欢欣，令我久久难忘。 文革期间父母不仅在外受关押批斗，还要承受牵连子女的内疚，这种内疚往往更折磨人。这种父母的内疚和对儿女的深情，只有我自己为人母后，才能体会其中一二。父母在文革后期得到的审查结论，是“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和被降了好几级干部级别。其实也就是文革初期，他们觉得那斗争不正常，在怀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愤报复时，提到了毛，不见得真对毛有什么认识。文革后，父母都曾两次接受重新作结论。第一次重新作结论还在“两个凡是”阶段，带了“错误地批评中央领导”的尾巴。第二次重新结论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结论后父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或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时我已上了大学，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的我为了加入团组织而写对父母问题认识的厚厚一叠材料，交还给了我。并告诉我，她读了我写的内容，在所谓的批判中，不失为人女的认真思考和对父母的感情。文中见人品，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计这成了我后来还是大三年级学生时，就被指派去兼同系刚进校80届学生的学长辅导，毕业后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理化自学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初版 母亲那爽朗耿直的性格在49年后，被多次政治运动的经历渐渐磨去了棱角。49年后母亲因前些年曾参与办工人夜校、而被调入市总工会女工部工作。后来因为有某厂（可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调戏侮辱女工，母亲站出来为女工说话，要求惩治败类而得罪了一些人，被调出总工会。出了总工会，母亲先是进了上海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翻译处任副处长，期间正值“反右”运动。当时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徐平羽，坚持在外事口不划右派。其主要理由是，下属一些单位在反右时才刚成立不久，从各处很不容易调来了这样一批经过严格政审过的知识分子。故而他顶住了压力，宣布外事口不可能有反党右派，不搞反右（见《功德无量的奇迹：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就这样，母亲和她的同事们得以幸免，躲过一劫。“反右”后不久，母亲进了出版系统这一知识分子扎堆之处。由于当年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在“反右”中不少都被指有右倾倾向而受到批评指责，母亲从此说话就比较谨慎了。出版系统的工作没有过去那么忙，她便有多一些时间精力在子女身上，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初版 上海科技出版社始建于1956年初，母亲于1957年秋末调入该社，担任副总编辑的职务，实际上就是分管该社出版业务的负责人。母亲进入该社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建了理科编辑室并兼任该室主任。 在认识到当时社会上有对数理化自学丛书的需求后，母亲从1962年8月起，和同事们一起，着手组织了这套书的编写，聘请市内有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教师参与，每人撰写最擅长的部分（分册）。按母亲的同事徐福生叔叔的一文（后简称为“徐文”）所叙：【《丛书》的编写宗旨是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自学读懂、学好高中数理化基础知识。它从1963年起至1965年出版社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止，《丛书》全套17册，出版了除《立体几何》外的16册。】 在这套书的编写出版期间，我二姐曾因病休学半年，靠在家自学直接考试过关没有留级。从二女儿需要自学受到触动，母亲更加意识到了出版自学丛书的好处。花了很大力气，组织力量尽快编写这套书。 在组织编写这套书的过程中，母亲用上了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母亲的人脉。母亲在四十年代初抗战中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参加搞学运的初期在大学。后来参与领导学运时分管的重点在中学。对上海各中学情况十分了解。1949年后，母亲离开了教育系统，但上海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的校长或支部书记们，几乎都是当年参与学运的地下党员。他们中好几位和母亲认识或共同工作过。在这套丛书的编写中，从挑选编写人，安排他们有时间编写，到后来的审稿，都得到了这些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参与丛书写作的教师功臣名单如下： 代数四册：赵宪初，周鹏寿，余元希，姚福丽 物理四册：赵宇昂，周礼平，杨逢廷 化学四册：张国模，张冠涛，解守宗，周颂高，刘芝生 平面三角：姚剑初 平面几何第一册：杨荣祥 平面几何第二册：凌康源，梁捷妤 平面解析几何：朱凤豪，吴家钦，奚定华 立体几何：杨荣祥 然而，从1965年的“四清”运动起，这套书就遭批判。在“徐文”中写道：【说它为升学服务、传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文革中，又批判它与“上山下乡”唱反调，还对其“斩草除根”，将所保存的《丛书》全付纸型通通焚而弃之。】 我们原来就知道，提倡学好数理化，是母亲在文革中挨批斗的原因之一。但后来才了解到，这提倡学好数理化的主要“罪证”，就是这套丛书了。
母亲和部分丛书编辑人员与苏步青（右三）合影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