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ND网站读到袁凌的《文革犯人出狱记》。看到文中“少数历经劫难、背负政治压力保存下来的家庭，其间都经历了生死一线的危机，在物质条件被剥夺干净的情形下打入另册，单单靠着人性的光辉支撑下来”，很是感慨。联想起文革中父亲被关押四年多后回家那天的情景，虽没有像犯人出狱那么凄惨，却也令我难忘。

父亲在文革前已被调到上海市委某部，担任部委和一较重要处的处长职务。在上海市委基本上被从三野来的人员垄断的情况下，父亲和不多的几位原上海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在市委是比较孤独和受排挤的。因这些原地下党干部参加革命的资历较长，他们于五十年代所定的行政级别，往往高于所在部的部长，但职务却低于部长们。这令一些部长们很不爽。文革初期，原上海地下党人员基本上都被打成叛徒或内奸。一到文革冲击到了市委各部，地下党人员差不多都被迅速地抛了出来，成为首批被市委机关造反派们批斗抄家关押的对象。

还记得那是在67年12月26日毛生日的夜晚，我当时还是小学里的红小兵团干部（那时叫作勤务员），傻乎乎地参加组织了白天学校的毛生日庆祝活动后，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我那红小兵团干部的职务，在父亲被关押后没多久就被撸去了。 

再见到父亲，已是1972年的春天。三位姐姐已都在68-69年内下乡，到了农场或在东北插队。老哥得以沾姐姐们下乡的光，71年分在了上海一家店铺工作。我也已是初三的学生了。父亲回家的事先，我已有了点预感。因为颇欣赏我的班主任老师向我透露，看来我父亲已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故而我那受父亲拖累而迟迟加入不了红卫兵的身份，已有望被解决。

那天我从学校回到家，母亲已得到通知提前下班，守候在家里。过了不久，父亲被市委机关造反派人送回家来。只见父亲那原先还基本上黑色占多数的头发已全部花白，原本就瘦削的他更瘦削了，脸颊微凹陷，眼珠微凸，那原来在同龄人中偏高的身材已身背微驼。特别令人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他双手发颤。他想将一手提包打开，手却抓不紧那拉链，抖抖索索地难以打开。母亲上前接过并打开了手提包。

当时我还以为父亲是见到家人过于激动，因为我自己也激动。亲爱的爹爹（我们家里对父亲的称呼）终于回来了！我们从68-69年父母皆被关押的那些孤儿般日子，又回到了父母双全的生活。我也终于有了加入红卫兵的资格。

隔天到医院问诊后，父亲方知自己患上了甲状腺功能亢进/心动过速。经治疗一年多后，得以康复。但后来在干校劳动中，父亲又染上了丹毒（俗称老烂脚），此毒缠害了父亲的余生。

文革十年里，我们家经历了聚散离合不少磨难。父亲被关押四年多后回家那一幕，在我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每想到这些，就对那些崇毛颂文革之徒充满了鄙视和厌恶，也对一尊帝将文革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并修改宪法走向恢复终身制等倒行逆施，怀有深度的警惕。

六十年代初的父亲

袁凌：文革犯人出狱记

发表于 2019 年 05 月 09 日 由 wy

电影《归来》以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为蓝本，讲了一个犯人从“文革”前后的劳改营历劫归来，与家人团聚，重寻亲情记忆的故事。主人公一家历尽曲折团圆，人性的温暖感动了满座观众，湿透了一地纸巾。

但从现实中来说，从政治年代归来的劳改或者劳教人员，以致留场就业的“二劳改”和“二劳教”，他们的归来故事可能并非如此温情动人，而是乏味寒伧，甚至没有归来的机会。这样的情形不只是发生在类似陆焉识这样的普通人身上。即使是高官或者社会名流，当他们在建国后漫长年代的某次政治运动中被翻手打入地层，十几二十几年后归来，也是如同百年身，难以回头。在时间被强行掐断、看似凝固不动的囚徒岁月中，消逝的不仅是青春，还有亲情、事业、理想，更多时候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和户口。只有少数人拥有陆焉识的幸运，只有更少数人能够从头再来，找回荒废了的青春和事业，重新获得家庭、事业和尊严。多数人实际已失去了“归来”的机会。甚至很大一个群体到了今天，仍然面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的遭遇。

这是一部电影无法完全揭示的。

出秦城记：此门走出也无家

1976年，关押9年的秦城囚徒李锐终于走出了燕山脚下的铁门，却无家可归。他的妻子范元甄早在庐山会议之后就离了婚，子女也与其决裂。四顾茫然的李锐，吟出了“此门走出也无家，一阵春风两眼花”的诗句。相比之下，铁门之内倒好像算是习惯了的旧居。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的政策，仍是戴罪之身的李锐被重新安置到他被抓之前下放的安徽磨子潭电站，生活自理。

一位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知青爱上了他，可是不久就被调走了。两年后女儿李南央来到磨子潭，父女在电站水库边长谈庐山会议内幕，消除了长年隔阂。为表父女团聚和解之情，李锐拿出当初打算送给上海女知青的一条裤子送给李南央，作为见面礼。这份贫乏年代里卑微的礼物，李南央虽觉尴尬仍只得收下，心里决定替父亲奔走平反。好在不久之后，李锐终于回到北京。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师哲，曾任苏联肃反部门上校，“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关入秦城。1975年5月师哲出狱，面临的是比李锐更尴尬的处境。组织安排其住在招待所，师哲不明就里要求回家，前来看望的子女亦不便说明。回到西廊下2号的家中，妻子周惠年见面后就避入里屋，随后虚脱晕倒，儿女忙于照顾母亲，师哲一人在饭厅坐了一夜，天亮后又回到招待所。此后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与其离婚，她解放前曾经被捕，有自首嫌疑，“文革”中屡遭批斗，与师哲离婚实为自保和子女前程，师哲亦无可奈何。

以后师哲一直单身，由组织安排生活，女儿师秋朗常去看望他，发现他从外到内都像个男版“白毛女”，不仅幽闭于密室多年，头发皮肤全白，且语言与时代脱节，一开口就是50年代的语言，不了解“文革”和以后的社会，父女几乎无法对话。他虽然出了狱，也由组织安排当了社科院的顾问，却顾而不问，只是沉浸在昨日的世界和对毛泽东的追忆里。

杨帆与家人团聚的情形一波三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杨帆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由于“特情”战线的高风险，杨帆在50年代初就像《风声》中的人物一样遭到清洗。以后先后在功德林监狱、秦城监狱关押二十余年，1975年走出秦城，安置遣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心智却留在秦城囚室的迫害阴影中，经常自言自语地跟想象中“控制的电子”交谈，和今天的许多上访者一样，相信有一套看不见的电子发射系统在控制他的大脑电波，并且自认为“天天在和周总理说话，说我老婆孩子被保护在北京。”

1978年妻儿去农场探望杨帆，见面后受到杨呵斥：“你们要自重，不要冒充别人的家属。我知道你们是江青派来的……”随即破口大骂。妻子想尽办法接触也没有用，杨帆见了就跑。妻儿无奈要回京了，杨帆破例请他们吃饭，却在席间郑重地说：“今天这顿饭是组织上让我陪你们，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

以后杨帆被接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插队回来的女儿轮流在病房照料，杨帆已不认识她们，只好以护士名义出现。一天，三女儿主动告诉他，自己不是护士是他女儿，杨帆还不相信，但对她们的体贴照顾也很感动，因此勉强说：“我有女儿，你们叫我干爹吧！”亲女儿认成干女儿，骨肉不相识，这是秦城监狱单身牢房结出的“奇异果”。一年多之后，杨帆才逐渐回归正常。

秦城是专用关押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监狱。从秦城走出的囚徒遭际如此，更可见普通囚犯归来的艰难。

右派归来：无味的末班车

80余岁的甘粹没有子女。除了老伴，他最亲近的“亲人”是建国门附近通惠河公园的几只流浪猫。他会每天提着布袋，装着猫粮去找它们，知道它们各自的就食地点。

甘粹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被打成右派，此后发配到新疆南部喀什劳动营，一直到“拨乱反正”才得以回到北京。帮助他平反的同学陈敏记得，初次从南疆回北京的甘粹一身长年未换洗的衣服，不敢在沙发上落座，她立刻带他买了一套新衣服换上。

甘粹的未婚妻林昭也被打成右派，两人要求登记结婚却被拒绝，称“右派结什么婚”。林昭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文革”中被处决，甘粹回到北京时孑然一身，住在单身宿舍里。几年后陈敏给她介绍一个去新疆支边的女知青，结婚那年他已经近50岁，爱人当时40来岁，离异有一个孩子。

“这个世界并不好，不打算让孩子来世上受苦”，自身的经历让甘粹放弃拥有后代，但年龄或许是另一顾虑。

已有婚姻家庭的右派，像《归来》中的陆焉识那样历劫团圆者是例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活困境下，婚姻和家庭都难免解体。

顾准原本伉俪情深，但妻子汪璧一再遭遇政治压力，在“文革”中出于孩子们的前途考虑与顾准离婚，不久自杀，子女也和顾准脱离关系，顾准几年后在妻离子散中去世，和母亲亦未能生前谋面。今天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的墓地丛林里，一块普通的黑色石碑上刻着“顾准、汪璧之墓”，由子女们共立，算是这对被时代悲剧活生生拆开的夫妻死后团聚。

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刘显声，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药厂劳动改造。64年他和厂里的一个女工结了婚，生下了大儿子。“文革”开始，他作为“牛鬼”被撵出红海洋北京城，落户到老家辽宁海城，因为偷越结冰的松花江试图去南韩，结果被“小兄弟”北朝鲜交割回来，坐牢8年。

期间无法维持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另嫁，等到刘显声出狱接回大儿子，儿子会唱东方红，但已经不说话了，也不知道1加1等于几。刘显声没有去问这8年里发生了什么。他带着大儿子回到农药厂住了下来，闻着弥漫的农药气味直到厂子倒闭。

如今近80岁的他和不说话的儿子住在一间宿舍里，带着儿子起床吃药喝水上厕所下楼锻炼。他担心的是，一旦自己去世，这个没有单位、亲人，甚至没有正常智力的儿子，将何以在世上度日。

少数历经劫难、背负政治压力保存下来的家庭，其间都经历了生死一线的危机，在物质条件被剥夺干净的情形下打入另册，单单靠着人性的光辉支撑下来。

譬如胡风的妻子梅志，在胡风入狱后带着三个孩子在“反革命家属”的烈日下求生，之后自己也被关押，数年后才得知胡风下落。“文革”中，胡风在四川狱中精神崩溃屡次试图自杀，梅志更是自愿以无罪之身入狱坐牢，只为了挽救胡风的性命。直到“文革”结束，两人才一同从牢狱回到人间，晚年梅志写下《伴囚记》一书，为对抗强权的人性光辉留下见证。这样的坎坷历程，早已不再是她早年擅长的童话故事。

有一部分右派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搭上了快车，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譬如江平和张思之、茅于轼。但对于多数人来说，漫长时光的耽误使他们在时代中退化，平反得来的更多是一个待遇，在迎头赶上的新一代面前力不从心，只能勉力进行人生补课。对于他们来说，历劫之余归来的人生，更像是无味的末班车。

此外，更多的是那些埋骨荒野，从未有机会归来的亡魂。譬如夹边沟和峨边沙坪农场的成千上万饿殍。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中，描写了一位前往农场探视却得知丈夫死讯的“上海女人”。这位上海女人亲手挖出丈夫被割食残缺的尸骨，找来汽油烧化，将骨灰带回上海，算是终究带着丈夫“归来”。

思想犯：重新打开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满释放的杨曦光走出湖南建新农场，这个听起来很不错的地名当然只是劳改犯人“艰辛”的谐音。杨曦光在“文革”中由于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触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领袖，获刑10年。出狱之后，这个顶着“反革命”帽子的名字当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杨小凯，就是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震铄当今的名字。

作为一个“反革命”刑满释放犯，杨小凯被释放后没有工作。他在父亲家闲居一年，此后受雇于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科院实习研究员，因思想犯历史被拒绝。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终于在院长于光远支持下被录取，从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学术界的机会。

由于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后杨小凯的出国申请通不过，由总理委托刘道玉办理才成行。出国后的杨小凯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数量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但不幸这一可能性未能变成现实，杨小凯在56岁的年龄去世，早年在劳改营里的艰辛积累了身体欠账。

作为思想犯，杨小凯“归来”的历程仍是幸运的。胡风和路翎走出高墙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丧失了才华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辉一去不回。他们费尽心力写出来的晚年文稿，达不到基本的发表水平。他们由思想者变成了时代的化石。

底层思想犯的归来更是历尽辗转。上海中学生刘文忠“文革”前夕因为和哥哥刘文辉投递“反革命”传单、批判“文革”和伟大领袖被捕，哥哥枪决，刘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度过十余年，“文革”结束后才平反获释。

回到社会却不甘于工人身份的刘文忠，不顾小儿麻痹的身体短板下海，贩打火机卖羊毛衫炒股票经营化妆品公司，终究赚得不菲身家，却因意外在飞机上获赠一本《古拉格群岛》，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遗志，出版囚徒回忆录和刘文辉传记，并游历东欧诸国写作新海国图志，思考社会道路，为反思历史保留一手资料和提供个人视角。

思想犯归来，是当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间产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狱时年纪尚轻，很多人熬过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开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当下著名的历史学者中，有好几位在政治年代有着牢狱经历，包括大名鼎鼎的杨奎松、沈志华、王学泰诸位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独特现象。杨奎松固属短期入狱，王学泰和沈志华则都数年坐牢，王学泰入狱之前已被打成“反动学生”劳改多年。沈志华以“中央情报局间谍”罪名的入狱甚至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严打”风潮中。

王学泰出狱后任中学教师，以后致力于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背后的“流民文化”本质，为当代史增添了新视角。2013年他的《监狱琐记》出版。他的个人生活则极为俭朴，穿着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狭窄的家属楼里。

沈志华出狱后下海经商，多年打拼之后回归学术界，以血汗巨资复制苏联解密档案，为当代史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资料库，成为思想者“归来”的奇迹。

平民：无法归来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严祖佑的儿子是律师，近年代理了几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当年的劳改劳教犯们期满后留场就业，在“文革”结束后选择回到上海，却没有工人身份，自己营生糊口，到退休年龄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拿社保，年过七十仍旧卖茶叶蛋开杂货店度日。

这些人都是严祖佑介绍给儿子的当年狱友，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和因为思想犯罪几度入狱的严祖佑不同，这些狱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运动的年代里由于所谓“耍流氓”或者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入罪或劳动教养，从上海发配到市劳改局所属的安徽白茅岭和军天湖劳改农场，期满后又“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二劳教”，却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农业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还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劳动力”。

“文革”结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释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时，农场出台政策，规定留下来者可得到农业工人户口，选择回城者只能自谋出路。很多人选择回城，严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没有难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却把他的那些普通狱友们打入了今后数十年社会最底层，沦为黄鱼车夫、燕子店小贩和临时工。到了老年，他们由于当初的“原罪”，成为社保系统之外的“局外人”，蓦然发现当初自己虽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国家却没有承认他们的“归来”。

相比之下，那些当年选择留在劳改农场的人似乎显得“明智”了。严祖佑回军天湖探望期间，看到当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边却形成了庞大的“犯人村”，全是当年未返城的劳改劳教犯，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由于打工潮兴起，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愿意屈居僻乡，犯人小区里居住的多数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业的狱友们，这些人对自己以终身代价获得了一个“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犹感庆幸。

严祖佑觉得这个“无法退休”的群体相当庞大，仅他接触的狱友就有几十位。比之于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构成了一部没有声音的《人曲》。

“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声势浩大，主要对象仍旧是遭迫害的老干部和右派知识分子，并未完全覆盖底层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纲上线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纪录片《罪行摘要》显示，“文革”中浙江农村中十几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农民，几乎没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后，他们各自顶着帽子，在冷眼和恐惧下度过余生，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离婚，很多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他们从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几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区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迁的废墟中，我见到过一位腰身弓得像虾米的老人，像在一部电影的慢动作镜头中移过街头，提着一个装有两个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饭。

这位老人当年是纱厂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营引发的上海工潮中领头，向公方干部索要被克扣的奖金，事后入狱，在囚牢和农场度过数十年。

直到“文革”结束后归家，他已经蜕去了当初的任何青春痕迹，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恐惧，却又时常忍不住偷偷切齿咒骂。他一直单身，和同样被劳教过一直单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迁公司大锤敲破了楼顶、堆满了垃圾杂物的老屋里，每天到区图书馆看报纸打发时间，风湿病使得他的腰再也无法直起，只能像虾米一样前进。这个当年拥有青春、勇气和技术的年轻工人，已经彻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被剥夺了任何的人生价值，剩下这个一无用处的躯壳，在大街上缓缓移过。

他没有归来，归来的只是这个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过他的身体看到了废墟围墙上的大幅标语：坚决支持拆迁，配合世博会圆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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