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醉翁之意不在核废水/乌军正在突破,双方10万人决战扎波罗热》 ===================== 墙内学长好友评论：原子弹还是有必要扔向日本本土的。
问题是，若没有原子弹，美国请苏联出兵，能够理解。美国有了原子弹，杜鲁门也有了无须苏联出兵的意思。因为马歇尔的作祟，杜鲁门没有坚决阻止苏联出兵，以致荼毒了中韩两国。 从另一方面看，第一颗原子弹扔下后，天皇和百姓怕了，可军部发出公告：要日本上下一心，不怕牺牲，宁可玉碎，决不投降，争取胜利！反正是在此五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大陆耳熟能详的豪迈套话。 鄙人在世纪之初访日时，一本正经的向日本外务省建议，把那张当时日本军部的公告也放进广岛纪念馆里，让纪念和参观的人们知道军部罔顾人命的嘴脸。 ======================== ZT 劉又銘|歐本海默的疑惑：原子彈真的非丟不可嗎？ 曾於二戰期間主導「曼哈頓計畫」，帶領美國科學家團隊開發原子彈成功的知名物理學家歐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奧本海默」是中譯；台譯過去一直以來皆為「歐本海默」），近期因為介紹他特殊生平的電影《奧本海默》上映，因此在全球又颳起了一股二戰史的討論風潮。甚至在日本，《奧本海默》的公播與否，更被公眾視為「戰爭傷痕」或「核武唯一受害者」瘡疤，而爭執不休。 在英國大導諾蘭（Christopher Edward Nolan）的鏡頭下，從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到原子彈投放廣島與長崎後，在眾人簇擁下的歐本海默，盡顯狂喜與焦慮融為一爐的混亂與震動。面對自己親手製造與釋放了足以摧毀全人類的瓶中惡魔，眼看就要覆水難收的關不回瓶裡時；平日裡風度翩翩又玩世不恭的物理學家，居然只能在杜魯門總統面前顫抖的說「感覺自己雙手沾滿血腥」，因此日後被杜魯門嘲笑為「愛哭鬼科學家」（crybaby scientist）。 電影中的這個段落雖然短暫，但已盡顯「現實比小說（電影）還荒謬」的本質。因為上述這些戲劇化的對白，都曾真實出現於各家回憶錄或是書信集中。也就是說，相較於歐本海默的纖細與懺悔，自述「手上沾了更多血」的杜魯門，反而一直是用一種大無畏到近乎粗暴的方式，來面對20萬廣島和長崎平民喪生的質疑。根據2014年歐本海默傳記《中心生活》（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作者Ray Monk的說法，杜魯門終其一生都宣稱，廣島和長崎的那兩顆原子彈，不僅拯救了盟軍數十萬人的性命，也拯救了日本人「一億玉碎」下可能的更多死傷。
兩次核爆恫嚇的對象是蘇聯而非日本 在過去中文世界的歷史書寫裡，我們認知中的美國面對太平洋戰爭時，並沒有考慮到蘇聯。因為在1945年，時任美國總統小羅斯福4月去世後，他的副手杜魯門即位；5月初，希特勒死訊公布後沒多久，德國就投降了。對當時的美國人而言，雖然德國是比日本強大許多的敵人，更因為歐洲文化與美國的親近性，所以美軍多數的力量都投放在歐洲戰場。當歐戰5月結束時，美國人才發現，雖然在西太平洋小島與海空作戰上，美軍已在幾次關鍵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大東亞共榮圈已經江河日下；跳島作戰也從澳洲開始一路推進至琉球，對日本本土的空襲行動也在著手進行。 而一般咸信，慘烈的沖繩島戰役、雙方高強度的死傷嚇到了美國人，所以杜魯門在輿論壓力下，必須用一個具壓倒性力量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來擊潰日本人的反抗意志。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電影《奧本海默》所參考的另一本歐本海默傳記《美國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或甚至電影本身，我們都可以發現，對日使用核武所針對的從來不是日本，而是蘇聯。 1964年，當時還是劍橋大學博士生的歷史學家Gar Alperovitz，利用了新公開的政府檔案以及二戰時期末期時任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的日記與國務卿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的書信，發表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並以《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The Use of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merican Confrontation with Soviet Power）之名發布於世。 書中經過縝密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後認為，杜魯門決策團隊轟炸廣島跟長崎的決定，是建立在一個以「原子外交」為途徑，邁向世界霸權的思維邏輯之上，而非甚麼人道主義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對美國而言，德國戰敗後，日本投降只是遲早的事情。綜觀全球唯一剩下足以匹敵的對手就是蘇聯。所以20萬原爆喪生者，不外乎是美國震懾蘇聯的祭品；目的是為美國主導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足夠的籌碼。 1995年，Alperovitz在終戰50周年之際延續《核子外交》的基礎，發表了《使用原子彈的決定和美國神話的架構》（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一書。這部終戰50年後的新作，除了爬梳美國陸續解密的二戰檔案，也納入了戰爭時期英美軍事高層互動的相關文件。其中包含時任戰爭部長史汀生、歐陸盟軍統帥馬歇爾（後任國務卿），以及接任馬歇爾成為統帥的艾森豪（後任美國總統），他們都認為日本雖然會晚於德國投降，但或許只要在無人區展示核武的威力，日本民心士氣就會崩盤，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用原爆犧牲大量的日本平民。
打開原爆決策的黑盒子 因為早在杜魯門於1945年4月繼任成為美國總統，並且第一次聽取報告才知道「曼哈頓計畫」正在發展核武時，律師出生並且擔任多位美國總統顧問與戰後世界銀行行長的外交建制派大老John J. McCloy，就曾向杜魯門匯報國安局特工來自日本樞機的情報。當時華盛頓領導層對東京的了解是，日本追求的是保有天皇和憲法（國體）的投降，而不能接受無條件投降。因為後者等於放棄既有的秩序與紀律，會讓日本在物質上與心理上雙重潰敗、永無翻身之日。 面對這條情報，《美國普羅米修斯》根據時任杜魯門海軍參謀長William Daniel Leahy的日記，歸納出了當時華盛頓領導層對這個情報的分歧態度。至少在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核試成功前，內閣裡就有各種聲音。除了「是否要堅持日本無條件投降」外，也有「是否要請求蘇聯開闢遠東戰場夾擊日本」的討論。 至於三位一體成功後，究竟是要展示核爆的威力威脅日本即可，還是要直接用原子彈攻擊日本本土，這也有大量的爭論。而在這個階段，除了前述反對以核武攻擊日本本土平民的史汀生、馬歇爾、艾森豪外，杜魯門本人也曾表示，其實日本人已經很接近投降，無論是否納入蘇聯的力量或是對日使用原子彈，這些都未有定數。 甚至，在1945年7月26日，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發布前，杜魯門在自己的私人日記中也表示，美軍曾截獲日本天皇拍向莫斯科的電報。日本人希望透過當時對日維持中立關係的蘇聯，談得一個比較好的投降條件。所以杜魯門此時的盤算是，為了用美軍的最小傷亡換取日本投降，華盛頓不僅要邀請莫斯科對日宣戰，而且也要答應日本的「有條件投降」；而史達林也在波茨坦與杜魯門會面以前，就與美國達成協議，要在8月15日對日宣戰。所以，其實在波茨坦的美蘇會面以前，當時整個美國高層，就算是杜魯門自己也把「結盟蘇聯＋日本有條件投降」，作為美國結束二戰的勝利方程式。 但時任杜魯門政府國務卿的伯恩斯（James F. Byrnes）獨排眾議提出了不一樣的想法。這位曾任州長與大法官、更是杜魯門密友的國務卿認為，原子彈的出現給了美國另一個選項，就是在蘇聯介入對日事務之前（原訂8月15日蘇聯對日宣戰前），直接用壓倒性的力量結束戰爭。如此一來，掌握日德的美國，將成為戰後世界權力格局安排的唯一意志。最後，杜魯門改弦易轍採納了伯恩斯的看法。不僅在波茨坦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甚至也只隱晦的對史達林透露，美國有了一種終極的毀滅性武器，而沒有向蘇聯坦承原子彈試爆已經成功的相關資訊。（但試爆當下，科學家團隊中已有蘇聯間諜，所以史達林心中應多少有底）
普羅米修斯的自縛 上述這些決策流程，對當時在新墨西哥沙漠中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歐本海默而言，是他毫不知情的權力政治內幕。因為歐本海默一直得到的訊息是，三位一體成功後，杜魯門會把這個訊息開誠布公的通報全世界，就算是公開在任何一個無人地帶再展演一次也行。重點就是要讓世人知道核爆的毀滅性，希望這個人工製造的終極怪物，可以促成全人類共同團結面對，讓二戰成為「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是基於這個理想，他才投入這場可能一不小心就會直接毀滅世界的豪賭之中；並且，頂著第一次核試可能失敗的壓力，硬是趕在波茨坦（7月26日）之前完成了三位一體（7月16日）。 所以，就算美國已對日本投放原子彈一次、兩次；至少為了終結戰爭，還能說是必要之惡。但對全世界公開核武相關資訊，並且以全球性的力量進行監管，這是三位一體成功後，由相關科學家所組成臨時委員會的共同決議；但杜魯門政府並沒有聽從這些專家的意見，而是把原子彈的相關數據當作機密與稱霸世界的武器。如此看來，在「權力政治」面前，「專家政治」顯得不堪一擊；在國家中心的現實主義面前，世界政府的理想主義也只能摔得粉碎。（這也讓戰後的歐本海默對政府官員始終抱持懷疑的態度，間接造成麥卡錫主義清算下，歐本海默的沉寂） 面對華盛頓的盤算，莫斯科顯然也不是吃素的。杜魯門原來認定史達林8月15對日宣戰前，日本就已經因為原子彈對美投降，蘇聯沒辦法在遠東撈到任何好處；但在8月6日廣島、8月9日長崎的兩次原爆間，史達林抓緊了8月8日對日宣戰。並且以恪遵同年2月史達林對小羅斯福的《雅爾達密約》承諾為由，攻擊遍布滿蒙的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與日本北方庫頁島（也才有後續的中共與北韓崛起）。對當時的日本政府而言，正是這個蘇聯的宣戰訊息，才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不是20萬廣島與長崎的喪生者。 因為從1945年4月開始，美軍已經連續兩個月空襲日本本土（也包含台灣）。就連東京本身也是一片斷垣殘壁的情況下，兩顆原子彈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也只是一場「比較大的空襲」。所以日本縱使是有被原爆嚇到，心理上也接受了美國人有彈指摧毀一個城市的能力；但真正讓日本決定投降的，其實是蘇聯閃電式的對日宣戰與攻擊。這不僅讓東京本來希望透過莫斯科與華盛頓求和的理想落空。其中，更讓天皇害怕的是，美國雖然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看起來還是有協商的空間（事後證明確實如此，麥克阿瑟雖然給了日本新憲法，但沒有取消天皇）；但蘇聯的反帝立場與天皇的反共立場水火不容，天皇也怕自己是共產黨鐮刀下，接著沙皇掉落的另一頂王冠。所以最後，天皇選擇向美國投降。
但無論是美國或蘇聯，取得「新火」的普羅米修斯們，從此走上了軍備競賽的自縛之路。根據《美國普羅米修斯》對陸續解密的二戰時期檔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美蘇雙方對彼此的恐懼催化了杜魯門，也催化了史達林。在這裡，無論是三位一體或瓶中惡魔，人們對彼此的恐懼遠高於對核武的恐懼。這使得以資訊共享為基礎的核不擴散與軍備控制難上加難。對彼此的恐懼牽動了美國認為核武可以擊倒日本、震懾蘇聯；牽動了蘇聯持續向遠東與東歐推進，希望透過足夠的「緩衝國」增加核打擊下生存的機率。
沒有誰發動了冷戰：大家都是在黑中摸索
但要說杜魯門或他的團隊是甚麼「反共十字軍」，那也是不切實際的說法。《紐約時報》曾刊登1941年納粹進攻蘇聯的第二天，時任參議員杜魯門所發表的短講。根據他的說法，無論是納粹還是蘇聯，只要有哪方開始佔優勢，美國就應該幫助另一邊劣勢的一方。就算我們多討厭希特勒，也要讓他們彼此「大開殺戒」相互毀滅。由此就可以看出杜魯門「實用主義」或「現實主義」的一面。 另一方面，敘述杜魯門擔任總統期間其人其事的《杜魯門的審判：一個凡人的非凡總統任期》（The Trials of Harry S. Truman: The Extraordinary Presidency of an Ordinary Man）也提到，杜魯門對發動全面圍堵蘇聯戰略其實是有猶豫的。他不僅認為國務院相關對抗蘇聯的思想過於偏激，甚至在邱吉爾發動「鐵幕」演說時，杜魯門也出來緩頰說「這不代表美國的立場」，希望史達林不要把邱吉爾的話解釋為「向蘇聯發出戰爭召喚」。 杜魯門的團隊與他本人之所以在對蘇態度上這麼有彈性，甚至可以說是反反覆覆，或許可以從他團隊的組成或個人的經歷略知一二。基本上，杜魯門本人無論是擔任副總統或總統，都是接二連三的意外。這些意外來的太快，所以他根本沒有時間籌組班底。但也因為如此，他的團隊沒有小圈子的情況下，反而五湖四海盡納一時才俊。其中有律師、有外交官、有軍人，各種思想激盪都會出現。更重要的是，杜魯門本身出生「平凡」，是最後一個沒有大學學歷的美國總統。在從政以前，甚至種過田、開過服裝店（還倒了）。他是從地方政治一步步歷練上來的非華府菁英。 這種經歷雖讓他缺乏國際關係的基本框架，但在地方派系中打滾多年的政治本能，讓杜魯門在面對詭譎的國際風雲時，總可以不帶成見的將每個變局，視為新開的一局（杜魯門酷愛撲克，所以才會把「鹿角刀（責任）止於此」（The Buck Stops Here）這個牌桌上的術語，作為自己的格言）。所以杜魯門這個經常被嘲諷為鄉巴佬、靠地方派系當選的政客，在面對史達林（Joseph Stalin）時，經常稱他為喬叔（Uncle Joe）。因為在地方政治打滾多年的杜魯門，真心把史達林視為另一個派系的首領，就住在鐵道的另一邊，可聯合、可對抗、可誘之以利、可動之以情，而非意識形態上的絕對敵人。 所以當我們回顧歷史，觀看「究竟是誰開啟冷戰」或「誰要為核武軍備競賽負責」這種老問題時，或許該做的不是執著於問題的答案，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沒有答案。就像《紐約客》對《杜魯門的審判》一書所描述，史達林、杜魯門或邱吉爾都不是甚麼罪魁禍首。因為在歷史的黑暗中，他們也只能伸手不見五指的摸索前進。其中，無情的權力計算或許人人盡心盡力，但有時真正發揮作用的，反而只是每個人的政治本能和想像力而已。歐本海默或許有超越時代的智慧，但卻沒有看透時代的眼力。這不只是他的侷限，也經常是我們的侷限。
劉又銘 | 歐本海默的疑惑（二）：真的可以「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嗎？ 英國大導諾蘭新片《奧本海默》（Oppenheimer）上映以來，已在全球掀起多方討論。尤其電影中，歐本海默本人（「奧本海默」是中譯；台譯過去一直以來皆為「歐本海默」）與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短暫對話，更被許多人認為雖然無涉主線劇情與人物，但卻是最劇力萬鈞的「驚鴻一撇」。這幕戲，除了飾演歐本海默的愛爾蘭演員Cillian Murphy與飾演杜魯門的英國演員Gary Oldman，兩人爐火純青的演技撐起了畫面與故事外；從後見之明的歷史角度看，這也是一次決定日後世界權力與安全格局的重要會面。 關於本次會面的細節，多數評論咸信，諾蘭身兼編導在撰寫台詞時，除了主線劇情根據廣受好評的歐本海默傳記《美國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進行改編外，也參考了另一本歐本海默傳記。也就是出版於2014年的《中心生活》（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根據《中心生活》作者Ray Monk的說法，在1945年10月會面中，歐本海默表示自己雙手沾滿鮮血；杜魯門接著拿出自己西裝口袋的袋巾，示意他擦擦手後；看似安慰卻又輕率地說：「你手上的鮮血沒有我多」。 更戲劇的是，在鏡頭帶向橢圓辦公室門口，準備掩門時，出現杜魯門遠遠的聲音表示：「我不想再看到這個愛哭鬼」（Monk表示，也有一說是「狗娘養的」（son of bitch）。因為杜魯門很喜歡罵人是狗娘養的，至少麥克阿瑟就被他公開罵過。美國的總統學研究非常出名，甚至已經是專業的次學門。所以對總統曾經的言行紀錄钜細靡遺，並不令人意外。但為何說這次短暫的會晤，影響了日後全球的安全與權力格局？或許我們要從會面的原因說起，再談談兩人對核武器管制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
杜魯門與歐本海默代表兩種不同的管制思維 事實上，在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trinity）核試成功前後，參與「曼哈頓計畫」的諸多科學家，就已提出各種未來如何管制核武的問題。如：要不要和戰時的盟友（意識形態的敵人）蘇聯分享核武的情資？監管的權力要掌握在美國手上，還是要交給國際單位？史實中，無論是7月底舉行的「波茨坦會議」，或是8月兩顆原子彈重創日本，並讓全世界迎來終戰時，美國核武的資訊都是相當隱蔽的，在如何監管上內部討論也是莫衷一是。但在杜魯門與歐本海默1945年10月的這次會面前，美國國內無論科學界或政界，大致上對核武管制的想法主要有二，杜魯門與歐本海默則分別代表想法光譜上的兩邊。 杜魯門想見歐本海默，除了知道他就是整個曼哈頓計畫的負責人，原子彈研發成功他是首功這個平淡的理由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杜魯門聽說歐本海默能言善辯、講話非常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在文人相輕的世界裡，他能夠調和鼎鼐，讓全美國最聰明的頭腦齊聚一堂、順利協作，這種人一定有很強的人格魅力與感召力。所以，杜魯門希望運用歐本海默的聲望，來達成他個人對核武的政治算盤。也就是讓歐本海默公開支持國務院力推的《梅─強森法案》（May─Johnson Bill），讓美國政府能得到法律授權，由美軍永久掌握未來核武或核能的開發與控制權力。 根據《中心生活》的描述，杜魯門派始終相信，無論是核能或核武，整套核子相關技術應該是屬於美國的。所以無論是發展或使用的管制權力，必然是國內問題。也惟有解決了國內問題，再來才有國際問題。杜魯門派這種思維，其實是建立在相信美國無論如何都可以保持核子技術絕對領先，以及核武絕對不會擴散的信心上。而這樣的信心，甚至讓杜魯門敢於在公開場合數度宣稱「蘇聯絕對不會擁有核武」（在電影中，雙方會面也有提到這件事情）。 杜魯門這種由無上政治權威而來的盲目自信與發言，讓歐本海默這種對核子技術知根知底的人聽來格外刺耳。《美國普羅米修斯》即描述，歐本海默聽完杜魯門的自信宣告後，第一時間就在自己與友人的書信裡大罵杜魯門的話是愚蠢且錯誤的。從歐本海默後續在1953年與1958年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言論，即可看出，早在原子彈還在開發階段，憑他的專業智識與政治素養，歐本海默就判斷核技術跨出美國國境是遲早的事情。所以，與其大家都偷偷摸摸亂搞，結果一個不小心導致世界毀滅；不如美國帶頭，一開始就光明正大讓大家瞭解核災的可怕，所有國家協力共同進行管制。
蘇聯1949年核子試爆的成功證實了歐本海默的看法。因為憑歐本海默對核子技術的瞭解，在原子彈開發階段，美國與納粹德國研發競賽的過程裡，美國會贏，其實就有材料選擇的運氣成分（這段電影裡有演出）；更何況，對在二戰前有強烈左傾認同，又對蘇共運作也有相當瞭解的歐本海默來說，他始終相信，核子技術對蘇聯科學界而言並不困難。在當時普遍可知的發現基礎上，只要不停試錯，最後就一定會成功。重點是金錢和時間，而不是甚麼跨越不了的理論或技術門檻。
而且他們在科研上有相對於美國的低成本優勢，所以蘇聯發展核武是遲早的事情。就算不從美國這邊竊取情報，蘇聯也有成功的一天。歐本海默甚至在1953年《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中表示，若美蘇雙方投入相同資源，誰會在核子競爭中勝出除了運氣成分外，若是考量到蘇聯的舉國體制，要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來達成單一目標（核武研製），那蘇聯相較於美國的效率會更高、門檻會更低。
不同的管制思維來自不同的安全邏輯
而歐本海默與杜魯門，一個世界屬性、一個美國本位的管制思維差異，除了專業知識的落差、政治計算的不同，或甚至白話文說一點是「文理組之爭」外，更重要的是雙方有截然不同的安全邏輯。也就是「誰比較安全」與「誰比較危險」的差異。「誰比較安全」強調的是「誰比較有能力保護自己」；「誰比較危險」強調的則是「誰比較有能力傷害別人」。
對歐本海默來說，在核武面前，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有一種類似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所謂的「平等脆弱」（equality of vulnerability）。也就是，最弱的人也可以打倒熟睡中的最強人；最弱的國家擁有核武，也可以打爛最強的國家。但對杜魯門來說，既然在核武面前，所有人或所有國家都是不安全的，那我們只要比其他人更危險，就能藉由恫嚇他人來保護自己。
所以，雖然後世將核武所創造的「相互保證毀滅」或「恐怖平衡」，視為一種冷戰時代的常識或常態；但對歐本海默及其團隊裡的物理學家，以及二戰時期的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來說，這些後代視為常識的概念卻是不合邏輯的。因為無論是美蘇都沒有辦法控制所有核武，只要有這麼幾條漏網之魚，人類文明就隨時都危在旦夕。
《美國普羅米修斯》其中一個段落就提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史汀生在給杜魯門的一份報告中就強調，原子彈這種武器的出現，對美國與蘇聯都有不可知的危險。因為美國既無法勾勒出一個完整的計劃，來防禦這類新型武器的毀滅式攻擊，也無法在未來的時間裡，保證美國在這類武器上的領先地位。同樣的，美國更無法透過建立一套世界霸權，就能避免自身遭受核武的打擊或顛覆。因為核武的威攝力，其實來自於他的「不可使用性」。使用一次，核武對世人而言，會是神意式的天罰；但兩次、三次、幾次過後，人纇是很容易麻痺與習慣的。一旦習慣這種屠殺與污染，原是為了讓未來戰爭不可能發生的「例外狀態」武器，就會變成「例外狀態常態化」武器。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熱愛哲學與宗教的科學家，歐本海默始終相信，外在世界和知識本身充滿了各種複雜、多樣和變化。面對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人類一直以來都有「尋找簡單答案回答複雜問題」的傾向。就像是世界上存在著一把鑰匙，只要找到這把鑰匙，所有的難題之鎖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事實遠非如此。
若我們沒辦法不斷過濾來自外在世界的新訊息，用新的證據來調整行動（無論是人的行動或國家的行動）；那麼，決策就會不停失敗。用核武來解決冷戰，相信「核戰是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這種認識，也是一種「用簡單答案回答複雜問題」的典型狀況。注定了這樣的做法未來一定會失敗，而且創造的麻煩會遠比解決的問題還更多。
所以在1945年10月，杜魯門與歐本海默這次確認雙方想法南轅北轍的失敗會面後，歐本海默派的科學家們開始多方奔走，大力遊說阻擋《梅─強森法案》。最終，由康乃狄克州民主黨參議員Brien McMahon提出了新的《麥克馬洪法案》，立法設立一個全民間性質的專家委員會，也就是未來的美國原子能委員會（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並且該法規定，AEC會以推動國際原子能合作，以及在聯合國體制下，建立常設機構進行仲裁為目標。
但就像《美國普羅米修斯》描述的，當杜魯門於1946年8月簽署《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時，該法相較於《麥克馬洪法案》來說，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這個1946年最後版本的《原子能法》中，多數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參與曼哈頓計畫的核子物理學家，都必須遵守比戰時還更嚴格的規定。相關的核子管制措施也一直以美軍為中心。一直要到1958年國際原子能總署設立，關於核能與核武的全球性協調管制，才有了國際主責機關；甚至到了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雙邊才有針對核技術的限武與管制共識，並於1960年代末期，才有《核不擴散條約》的出現。
所以真的可以「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嗎？
當我們在觀看電影《奧本海默》時，其實編劇諾蘭一直有意提醒大家，歐本海默雖然以科學為業，但足以讓他名留青史的，卻不是他的科學知識或學術研究（例如他在片中說自己「數學不好」），而是他的政治協調與組織能力。但這種科學家式「專家政治」群體中的頂尖政治力，面對政客式「權力政治」群體中的頂尖政治力時，就顯得力有未逮、甚至不堪一擊。
在一則《紐約時報》對諾蘭的專訪中，諾蘭就認為，縱使二戰結束前後當時國際局勢詭譎，美蘇意識形態對立，讓美國出現了各種麥卡錫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危害」；但從歐本海默的書信集或是公開講話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在戰前一度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歐本海默，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愛國者。基本上，他的愛國主義一直先於國際主義。
雖然史書上的「麥卡錫主義」說的風聲鶴唳、鋪天蓋地，但相較於威權國家的「白色恐怖」而言，美國始終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法治國家。一般人還是受到法律的保護。真正的極端份子在那個時代，始終還是少數。所以在核技術發展或安全戰略上強調美國中心的杜魯門派，與在同樣議題上強調世界關懷的歐本海默派，其實都是愛國者；杜魯門派也不會因為歐本海默派的「狀似不愛國、實則愛國」，而對之趕盡殺絕。也就是說，杜魯門派與歐本末派最大的差別，始終不在愛國與否，而是權力政治輾壓專家政治的當代日常，以及民主（或民粹）所賦予的權威，始終凌駕智商與專業之上的側面證明。
有趣的是，在《紐時》的專訪中諾蘭也自承，之所以把三小時電影中至少一半的時間，拿來處理歐本海默面臨聽證調查時的各方支持與批評，是因為他想翻轉過去總把歐本海默視為「誤闖政治叢林小白兔」的視角；而是把歐本海默重新詮釋為一個「看似過度天真的天才，實則野心超過智力的凡人」。因為，不帶同情的觀看歐本海默及其時代後，諾蘭認為，無論是原子彈或曼哈頓計畫，對歐本海默而言，其實都是一種「頭腦體操具像後的智商展示」。而天真的天才也不是真的天真無邪；而是某種程度上，科學家經常認為自己比凡人都聰明，理組就該嘲笑文組的典型日常。
甚至更白話一點，在諾蘭眼中，參與曼哈頓計畫製造原子彈的人們，就是現實世界中，名導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鏡頭下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也就是，天才科學家因為各種原因所以表示：「喔，我要製造一些酷東西」；接著東西做出來後，科學家又表示：「啊，完蛋了。這個東西太危險了，你們要想辦法束縛它或束縛我啊。如果沒有辦法管制，一定是這個世界太愚蠢了。」甚至，推到更極端一點，這些瘋狂科學家和連續殺人犯（或諾蘭自己鏡頭下《黑暗騎士》裡的小丑）也沒甚麼不同。因為他們都在發出殺人、破壞或發明宣告後，再來恥笑那些抓不住他的公權力。
所以，就在多數影評都認為，《奧本海默》是諾蘭寫給物理學的一封情書時，他自己又對歐本海默本人給了一個頗為世故、甚至略帶殘酷的評價（但這也滿符合諾蘭電影的套路，也就是「翻轉再翻轉」）。而這種對個人天才的反思，以及對專家政治必然遭到輾壓的無情，或許正符合杜魯門曾經說的：「不要把自己想的太重要。因為在時代的風口上，就算不是杜魯門或歐本海默，也會有人帶領美國贏得二戰、帶領曼哈頓計畫團隊發明原子彈」。
在當代的民主政治裡，個人服從於群體、科學服務於政治；或者說，科學始終脫離不了政治，科學就是政治的一環。英雄主義在這個時代，始終會被無面孔的大眾給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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