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作者在這裡對美國社會的批判既包括左派也包括右派。” “以坦誠的態度， 詳實的史料， 豐富的知識一步步梳理美國社會自肯尼迪總統遇刺以來宗教、玄學、奇談、陰謀論等非理性的的力量如何此消彼張，理性光芒如日食一樣暫時黯淡。”

全文的剖析深刻而又透徹。可惜在如今這浮躁的世界裡，能認真讀長文並加以冷靜思考的人已不多。

美國理性衰微史 | 《大西洋月刊》九月號

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

2017-08-28 庫爾特·安德森 美國華人

轉自“美國華人”微信公眾號

文鏈接： 

美國理性衰微史（上）

https://mp.weixin.qq.com/s/Dh7y7BzPyCaStycuZHSFiQ

美國理性衰微史（下）

https://mp.weixin.qq.com/s/nS3gLzqCURtWZRgqIajucw

圖片來源：《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美國從二戰以來一直保持着世界經濟龍頭與政治引領地位。然而在表面的繁榮下隱藏着什麼樣的暗流呢? 動盪的大選以後,許多人哀嘆美國從上到下已經徹底失去對事實的敬畏，落入了“後真相時代”。

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是真相的獨角戲。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所跟從的往往不是真相，而是情感本身。恐懼、欲望、迷信、貪婪、短視、賭性，一次次戰勝邏輯塑造着人們的思想；無論科學的推理，還是荒誕不經之談， 都成為認知判斷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而推動着一個人， 一群人和一國人的路程。

恥辱常常阻礙我們直面自己的愚昧和偏見。這篇文章里，作者庫爾特•安德森以坦誠的態度， 詳實的史料， 豐富的知識一步步梳理美國社會自肯尼迪總統遇刺以來宗教、玄學、奇談、陰謀論等非理性的的力量如何此消彼張，理性光芒如日食一樣暫時黯淡。扯開別人的遮羞布比扯開自己的容易；扯開整個社會的遮羞布的人往往面對的是憤怒而非感恩。作為個人，我們是否有能力意識到自己擁有的偏見與短視？作為社會，我們是否有勇氣細剖口號式的衝動對現實的影響？

作者在這裡對美國社會的批判既包括左派也包括右派。此文可能會引起很多爭議，然而理性的爭論和思辨是我們所知唯一逼近真理的方式， 那麼就以此文為活水， 或許有助於打開一條清澈的渠道。

“你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但無權發明自己的事實。”

 ——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我們這個民族有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波人，把幻象構建得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有誘惑力，如同真的可以生活在其中一樣。”

——丹尼爾·J·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

《圖像：美國偽事件指南（1961）》

六十年代與理性之死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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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陰謀論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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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兩個陣營的陰謀論者表面上互相敵對，但開始成為事實上的盟友。信奉相對主義的教授們助了那些否認科學的基督徒一臂之力，而六十年代反精神醫學的狂熱同時吸引了左派和自由意志主義者（還有山達基教信奉者）。在左派人士加入之前，陰謀論主要是現代右翼的一種思維習慣。然而從七十年代起，認為聯邦政府制定了秘密計劃，要把持不同政見者送進拘留營的觀念是先在左派中的偏執狂那裡萌生的，然後才成為右派的標誌性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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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主觀性迷霧

及至八十年代，社會看上去已或多或少地恢復正常。民權似乎是一個已完成的運動，越南戰爭也結束了，年輕人不再說成年人僅因為他們是成年人就毫無是處。不再有革命的威脅。性、毒品和搖滾成為平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從八十年代起，愛美國、掙錢、成家立業不再是過時的東西。

文化和政治動亂的混亂感消散了——這使我們忽視了一切已經發生了的變化和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也忽視了幻想世界的規模越來越大，成為新的常規狀態。在1967年，或者1972年，讓人感覺奇怪和令人驚異的東西，成了正常的現象，並且無處不在。

極端宗教和准宗教信仰與習俗，基督教和新紀元運動等等並沒有消減，而是繁榮壯大了，還似乎成了家常便飯。

相對主義盤踞了學術界，就象是獲得了永久教職。米歇爾·福柯的對手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宣稱理性主義是壓迫者的工具而不再是認識世界的有效手段，毫無意義並註定失敗，而他還因此成為美國知識界名人。換句話說，就像他在1986年寫到的，“理論的秘密”——鮑德里亞的整個知識體系被簡單地稱為“理論”——“即真相併不存在”。

這種思維並不僅限於象牙塔里。知識界的這個新見解對於現在充斥整個美國人思維空間的主觀性迷霧來說既是因又是果。六十年代後，真相成了相對的，批評等同於迫害，個人自由成為絕對的，每個人都有權隨意相信或不相信。觀點和事實之間的區別在多方面瓦解。

相信有巨大的秘密陰謀存在的人數大量增長，不管是基本不可能的還是根本不可能事件，並且相信這些說法的人從僅僅是一些處於社會邊緣的瘋子擴展進入到了主流社會。

許多人宣布，他們有過奇妙的恐怖和冒險經歷，被惡魔虐辱，被外星人綁架，而他們的說法開始被認真對待。一些社會機構，包括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者，學術界，宗教界，執法部門，都鼓勵人們相信各種想象的創傷是真實的。

美國似乎並不像1970年左右那樣奇怪而瘋狂，但那是因為美國人已經對這些奇怪和瘋狂視而不見。我們已經給各種異常都下了定義。正如文化評論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悲嘆電視頻道以娛樂節目取代有意義的公共對話時所說的那樣，我們正處於一個自娛至死的過程中。

右派是如何變得比左派更脫離現實的

里根總統任期是似“實”而非和娛樂至上的成功典型。而在隨後的90年代，危險而瘋狂的愚蠢信念不斷進入主流文化，總統級別的政治繼續與幻想產業鏈融合。

1998年，當我們一了解到克林頓總統被白宮西廂的實習生口交時，他的受歡迎程度立馬飆升。對此感到困惑的只有那些仍然認為政治是一個存在於娛樂之外的自治領域的人。美國政治在電視上發生; 它是一部電視劇，一部在真人秀充斥電視節目之前的真人秀。用一個刺激性的新情節線來提高現有電視劇的評分是一個早已有之的業界招數。觀眾已開始對克林頓政府感到無聊，而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情節副線讓人們興趣重生。

就在克林頓夫婦抵達華府之前，右派已經設法搞掉了用於避免廣播和電視節目在意識形態上一邊倒的聯邦“公平原則”。在此之前，重量級的保守派媒體主要是兩份雜誌：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雙周刊《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以及月刊《美國觀察家》（American Spectator），這兩個雜誌訂閱量都很小。但是，“公平原則”被取消後，1988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推出的全國性右翼廣播節目得以任意發展，然後其它（右翼）媒體節目也迅速登台。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全國性新聞媒體一直有追求和提供儘可能接近真相的內容的責任感，而不是鼓吹某一個真相，更不是虛構的信息了。隨着“公平原則”的廢除，一種新的美國式的的自由放任正式形成。如果我們接觸的大眾傳媒中充斥着大量不正確的和荒謬的言論，那只是自由的代價。如果現在一些戾氣十足的新聞評論員能夠一直讓他們的追隨者保持怒氣高漲的狀態和作為烏泱泱暴民的興奮，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林博著名的每天三小時的脫口秀開始把社會政治的另類現實帶給龐大的全國聽眾群。如果從前你對於世界的扭曲看法只能依靠偶爾的雜誌或通訊簡報來印證，現在每天都有幾個小時的廣播被鑽入你的腦袋。隨着林博脫口秀的迅速成功，1992年，節目製作人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以他為核心創建了一個聯播電視節目。四年後，當NBC雇了另外一個人來創辦一個新的有線新聞頻道時，艾爾斯辭了NBC的工作的，去與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合作搞了一個自己的頻道（註：即福克斯新聞）。

福克斯新聞把林博廣播談話節目裡所描述的世界帶入了全國性電視節目，為觀眾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浸入式宣傳，而這對觀眾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

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新的環境。經過二十世紀的發展，電子化大眾傳媒本已成為民主社會的重要一環：向美國人提供一致公認的事實。而現在，電視和電台開始縱容甚至助力讓美國的新聞環境倒退到美國幾世紀前曾被視為正常現象的狹隘的、碎片的化、黨派偏向性嚴重的那套做法。

然後是互聯網的出現；即使沒有以上別的事情發生，互聯網最終也會使“公平原則”失效。在1994年，第一個現代垃圾郵件被發送到Usenet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全球警報：耶穌即將來臨。” 之後一兩年，民眾學會了用萬維網。自六十年代以來，火引子被收集起來，堆在一起，現在火柴被擦燃扔了進去。繼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發生的變動之後，互聯網可能最終永久性地破壞掉了美國在理性思維和魔幻思維之間的動態平衡。

在互聯網之前，荒謬的想法和徹頭徹尾的謊言傳播不了這樣快這樣廣，所以理性和合理性占上風要容易得多。在互聯網之前，將任何一個另類現實正規化制度化需要成百的全職鬥士長期而艱苦的奮鬥。然而，在這個數字時代，在幻想王國的每個部落，封邑，領地，和區域——每一個有台電腦能連網的怪胎——突然間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本事，能夠說教、煽動、發動追隨者，並且還能招募到更多的人。虛假的信念被表現得更像真實，更具感染力，如同一級級瀑布奔流而下，數以百萬計的昏頭昏腦的美國人在這個虛假現實里衝浪，戲水。

為什麼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開始經常說每個人都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但無權發明自己的事實？因為在那之前這是不爭的真理，無需被講出來。我們的思想市場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是指數級的更大，更自由，這是事實。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說過，他“寧要自由太多造成的不便，而不要自由太少”—— 因為在新的美國，“理性不被約束地、自由地打擊”任何一種“錯誤觀點”。但是，如果他和我們的其他啟蒙時代的先人穿越到現時，他們會覺得我們現在的狀態是矯枉過正了。理性仍然可以自由地打擊非理性，但互聯網將所有那些非理性和謬誤的支持者們武裝到從前難以想象的程度。尤其是對於美利堅民族，基於我們的歷史與民族性，互聯網的缺點至少與優點一樣深刻。

上世紀90年代人們設計的互聯網搜索的運行方式，也是現今信息和信條傳播、上升和衰落的模式，是極端的民主化。互聯網搜索的算法就是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的典型，也就是劣幣驅逐良幣，或者至少是在數量上壓倒良幣。在互聯網上，任何事實論斷、信念或是理論的顯著程度取決於數十億搜索者的偏好。每次點擊一個鏈接都相當於投票把它往搜索結果的上方頂。

煽動人心的謊言更容易在不斷的投票中占優勢，還會變得能自我證實。對幾乎任何“另類”理論或是觀念的搜索，都會引出更多鏈接指向忠實信徒的網頁。這些結果霸占搜索結構的前幾頁，而指向有正當性的或者對這種理論質疑的網頁卻排在後面。比如說，從90年代起，陰謀論者相信凝結尾，也就是飛機引擎排氣後水汽形成的細長的雲，含有劇毒，認為這是政府測試武器、毒害公民或是緩解氣候變遷的秘密計劃，還把它改叫“化學凝結尾”。當我在谷歌上搜索“化學凝結尾”的證據時，前七個結果都給這個不存在的陰謀提供了所謂的“證據”。當我搜索政府隱瞞外星生物時，前三頁只有一個結果沒有鏈接到一篇支持陰謀論的文章上。

在有互聯網之前，要想碰到那些偽裝成令人信服真相的虛假或是瘋狂的信息實非易事。而在今天，就如雪城大學教授邁克爾·巴肯（Michael Barkun）在2003年的著作《陰謀文化》（A Culture of Conspiracy）中寫到的:

偽科學、政治陰謀論、神秘主義之類特定主題的領域並非互相孤立，他們是相互聯繫的。例如有人搜索關於不明飛行物的信息，也會很快找到反重力、永續能源、亞特蘭蒂斯研究、治癌偏方和各種陰謀的資料。

這樣各種陰謀論交互混雜的後果就是，當一個人進入這個信息系統，希望搜索某個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很快就會接觸到廣泛的一系列其他領域受到污染的信息。這樣，那些接觸到某一種受到污染信息的人，也會了解到其他受污染的信息，這樣的相互聯繫就意味着，受到污染的知識是一個統一整體，是一種另類的世界觀，而不僅僅是一些彼此無關的想法。

學術研究顯示，宗教和超自然的思維方式使得人們相信生活中幾乎沒有任何重大事件是意外的或者隨機的。就如耶魯大學的一些認知科學的研究中所說，個人明確的對宗教和超自然信仰”是“某個人是否賦予生活中發生的事件以特殊的意義”的最佳預測，也就是一個人“從能動性、目的性和計劃性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的傾向。幾個世紀以來，美國人一直相信這個國家是被全知全能的規劃者和干預主義的管理者所激勵和引導。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這種特別的信仰也助長了人們對陰謀論的迷信。在最近的一份根據多年民調研究寫出的《陰謀論和大眾觀點的偏執風格》研究報告中，芝加哥大學的兩名政治科學家J·埃里克·奧利弗（J. Eric Oliver）和托馬斯·J·伍德（Thomas J. Wood）肯定了這種美國獨有的兩者之間的聯繫。他們發現，“傾向於將不明原因或是異乎尋常的事件歸因於不可見而有目的性的力量”的人，以及容易相信“對於重要事件誇張的或者是聳人聽聞的解釋，特別是將歷史事件與世間普遍存在的善惡爭鬥聯繫起來的人，也極其有可能支持陰謀論”。

幻想工業鏈的得勝

我十三歲時，和我保守派的爸爸一起看小威廉·F·巴克利的節目《戰地前線》（Firing Line），參加了青少年共和黨夏令營，還在1968年內布拉斯加州初選中，在奧馬哈按照一位尼克松競選團隊先遣助選人員的要求，撕掉洛克菲勒和里根的競選宣傳標誌。幾年後，我成了麥戈文競選團隊的志願者，但我依然在PBS上收看巴克利的節目，也很敬佩他。多年來，我還給一些競選州和地方職位的共和黨人投過票。現在，儘管我在政治問題上和那些偏右的朋友和親戚意見相左，但我們在基本的現實框架上能保持一致。

我絕不是說左派的人總是非常嚴謹理性。很多左派也會在面對可疑卻很有感召力的觀點和不真實的消息時迷失自我。但在捕風捉影的政治內容上，兩方相差懸殊。上世紀90年代以來，比起左派，美國與現實脫鈎的右派變得更多也更有影響力。左派沒有人能和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匹敵，更不用說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了。不僅如此，極右翼現在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他們控制了大部分美國政府機構。

為什麼政治左派的有理性有頭腦的人士和負責掌舵的領導者們依然能夠基本把握他們追隨者的方向，但是以事實為依據的右派人士卻把話語權輸給了虛構事實的狂熱信徒們呢？

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宗教。共和黨現在已經很明顯的基督教化了。這個黨現在就是美國白人基督徒的聯盟，掩蓋了內部教義和階級上的差異。但詭異的是，現在共和黨的的領導卻是史上最不虔誠的總統之一。當一個政黨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持有更極端、更荒誕的超自然信仰時，這個政黨就會越來越傾向於在政治中想當然，這不是理所應當的麼？

我懷疑共和黨的精英刻意規劃了他們當今政治聯盟里經濟和宗教兩方面的協同效應。儘管目前中產和勞動階級的收入停滯不前，共和黨人卻對不斷加劇的經濟上的不平等和缺乏安全保障不屑一顧。缺乏經濟保障與宗教虔誠程度正相關，並且在白人中，對宗教虔誠程度又與投票給共和黨正相關。對於共和黨政客和他們越來越富的金主來說，這是一個對他們有利的良性循環，而非惡性循環。

撇開宗教不談，對於某些陰謀論信仰的研究一次次地證明，在美國，右翼的狂熱陰謀論者遠遠多於左翼。在過去的60年裡，只有美國右翼擁有一個龐大且有組織的秉承偏執陰謀論主義的派別。作為其中的先驅，約翰·伯奇協會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是它荒誕虛構的模式和好戰的氣質卻在其他不同的組織旗下得以延續。當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作為右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選時，他不得不收斂起伯奇一派的狂熱，但到了1979年，在他的回憶錄《毫無歉意》（With No Apologies）中，他卻肆無忌憚地宣揚一個全球主義陰謀的存在，這個陰謀一直在“追求建立一個世界新秩序”，還有即將到來的“奴隸制時期”；他還寫到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一個“世界大一統”的秘密政治目標；還有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控制美國政權”的計劃。右翼人士有三代人對這樣的理論耳濡目染，這種原本是政治禁忌一波一波地滲透進保守主義的主流，漸為人所熟知，不再顯得那麼荒誕不經。你相信“一股具有全球主義政治目標的秘密精英力量正在謀劃通過一個全球專制政府來最終統治世界”嗎？根據公共政策民調，34%的共和黨選民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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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晚期到七十年代，以現實為準繩的左翼多少算是取得了勝利：美國從越南撤軍，民權運動，環境保護法案，不斷增強的女性法律和文化地位平等，合法墮胎，凱恩斯經濟學的成功。

但隨後右派也想要得到自己的機會上台。右派基本上接受了種族和性別平等，也被迫在社會福利、政府管制、以及“大政府”的環境下生存，但還是堅持減緩變化的速度。政治中心開始向右擺，但在七八十年代這種右擺還沒有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自由市場信徒，企業並不一定就是壞的，政府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當時似乎仍處於美國政治正常的周期性左右搖擺之中。到了90年代，右派實現了兩個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崩潰；以及，隨着暴力犯罪率大幅下降，法律和秩序得到了恢復。

但也就是九十年代開始，美國最極右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卻不能也不願意調整自己的理念，去適應他們右派取得的勝利和煥然一新並極大改善了的現實。他們把里根推上神壇，卻忽視或者刻意無視了一點，那就是里根其實非常實際且理性，他並不會完全真心相信自己的反政府的口號。在里根之後，他那些狂熱的信徒組成的派別開始堅持一定要取得完勝。但是在民主社會中，任何一派的完勝顯然都是危險的幻想。

共和黨另一種糊塗的表現就是過分誇大自由意志主義。我也有一些自由意志主義的傾向，但是開足馬力的純粹自由意志只是大多數男生成長經歷的一個階段。然而，從八十年代開始，美國的右翼從來沒跨過這個成長階段。共和黨人是選擇性自由意志主義者，只挑對自己有利觀點：讓企業為所欲為，不讓政府福利慣壞窮人；允許個人擁有槍械，但是禁止墮胎、消遣性毒品，或是個人與自己想要的任何人結婚的權利；更不用說安·蘭德的無神論了。請記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自由意志主義最廣為傳播和最具影響力的文字來自完全虛構的小說里。“我是讀着安·蘭德長大的，”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說，“它塑造了我的自我認知、價值體系，還有我的信仰。”正是這種小說虛構的內容，讓他和其他高智商的美國人將現代美國視為惡托邦，在這裡，自私即正義，而他們就是最後的英雄。“我覺得很多人”，瑞安在2009年說，“會發現我們現在就生活在安·蘭德的小說中”。我猜他指的是《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這本小說也是特朗普的國務卿（以及埃克森-美孚的前CEO）的最愛。書中描寫了一個英雄式的超爺們實業家小集團陰謀把美國政府弄垮台了，然後這樣他們就能進行接管，從頭再來，讓一切回歸正軌。

共和黨領袖們有一段時間曾經實際上是鼓勵並利用了各種各樣荒唐和極端，而且黨派傾向很強的成員們的特點。比如說冷漠而犬儒的卡爾·羅夫，在幫助喬治·W·布什成功連任後，這位如《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中奧茲國巫師的邪惡雙胞胎般的人物，曾經走出幕後，坦白討論了為何“對可知的事實進行嚴謹的研究已經不是這個世界運行的方式了”。這些領袖很理性，他們明白很大一部分公民在投票時並不在乎做出理性選擇，並且選民們討厭對可知的事實的認真仔細的研究。讓這些選民們憤怒和恐懼可以幫他們贏得選舉。

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很多共和黨領袖們動員起來的烏合之眾開始相信所有這些謊言。“問題是共和黨人已經故意摧毀了能夠對事實進行驗證的社會機構，” 在2016年退出共和黨的政治記者喬西·巴羅（Josh Barro）在去年寫到，“他們說服了選民媒體不可信任；他們讓選民習慣於忽略有關政策上難以迴避的真相；他們還廢除了社會話語的基本標準。” 共和黨的意識形態重心突然轉向變得比羅夫和布什家族還更加偏右很多，最終打敗了羅夫和布什家族，以及他們的盟友。曾經的妄想與奇談怪論從不入流的邊緣狀態變成了中心。理性共和黨被極端派取而代之：不允許加新稅，全盤去除監管，廢除環保署，國稅局還有美聯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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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內布拉斯加長大時，我的共和黨父母憎惡肯尼迪家族的每個人，不信任工會，抱怨91%的聯邦所得稅相當於“罰沒充公”。但是保守主義對他們來說也意味着保護自然環境，並允許人們做出自己的選擇，包括墮胎。他們是理性當頭的人，不屑於相信共產主義/華盛頓/精英集團摧毀美國的秘密策劃，談到極右翼的熟人時會翻白眼、搖頭。就比如我們的鄰居、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未來的岳父就覺得尼克松的左傾很令人懷疑。我的父母從來不歸屬於任何教會。他們是不信神的中西部共和黨人，出生和長大都是如此，而且這在40年前並不罕見。直到1980年前後，右派基督徒還不是一個美國政治中的概念詞彙。到2000年，我那連續14次投票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寡母，退出了這個對她而言變得太過基督化的黨。

基督徒占領共和黨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但就如液體向氣體的相變一樣，最後的轉變進步越來越快。2008年，四分之三的主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表示相信進化論，但到了2012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三分之一，然後到2016年，只剩下了一個。這個人就是傑布·布什（Jeb Bush），但他還小心翼翼地說進化論只是他自己所相信的事實，“不需要包含在公立學校的教程中”，如果包含在教程中，也可以和神創論一起進行平行教授。根據公共政策民調，三分之二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支持把基督教設為國教”。

儘管從憲法上來說美國不可以設國教，但是有宗教信仰對政客來說一直是基本上強制性的。歷史上只有四位總統沒有明確從屬的基督教派別，最近的一位還是19世紀八十年代。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三分之二的共和黨人承認他們不太會支持一位不信上帝的總統候選人。

實際上，憲法的一個重要條款，“決不得以宗教信仰作為擔任合眾國屬下任何官職或公職的必要資格”，只是理論上的自由。我們不僅從來沒有過一位公開不信教的總統，而且目前國會中的五百三十五名成員中，只有一位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國會議員克里斯滕·席納瑪（Kyrsten Sinema）把她的宗教標為“無”。在七千三百八十三名州議員中，只有一位公開的無神論者：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厄尼·錢伯斯（Ernie Chambers）。

這讓我想起了H·L·門肯（H. L. Mencken）在1925年報道思科普斯案，也就是“猴子審判”時，發出的報道。他寫到，“‘文明的’田納西人這麼多年來一直都知道山裡的情況。他們知道那些赤腳牧師們在布什麼道，把一堆低級的無稽之談填塞進鄉下人的腦殼裡。但是這些田納西人卻不敢在騙局進行時站出來反對。”當代右翼所做的事情更加糟糕，因為如今的騙局是有意的全國性行為，而且會帶來更深重的後果。

唐納德·特朗普的崛起

我關注唐納德·特朗普很久了。我在1986年和別人一起創辦並參與編輯到1993年的Spy雜誌發表過三篇關於他的封面故事，還有幾十頁紙的內容都是在揭露和嘲笑他的謊言、野蠻和荒謬。現在所有人都了解了我們早就了解的事情。特朗普是一個被對建制派的不滿驅使的騙徒。他不喜歡專家，因為他作為美國人篤信或者以假亂真、魚目混珠的權利，受到了他們的干涉。他覺得看哪裡哪裡都充滿了陰謀。他利用了白人種族受害論的謊言。他所患的（我命名的）“玩具店哭鬧綜合症”（Kids R Us syndrome）正在嚴重急性發作，就像是一個被慣壞的、衝動的、喜怒無常的71歲的小屁孩。

他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幻想工業鏈造出來的產物。“他是P·T·巴納姆”，他當聯邦法官的妹妹在2005年對他的傳記作家蒂莫西·奧布賴恩（Timothy O’Brien）這麼說。儘管這個幻想工業鏈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從肯尼迪到里根再到以後，一直在蠶食總統政治的地盤，特朗普的總統競選活動及當選就任正是這種工業鏈蠶食政治最終極的反映。從1967年到2011年，加州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是由前電影演員掌管，其中一位還當上了總統。但是特朗普對一切公眾注意力的需求，在我看來，比起以往的任何公眾人物都要更顯得饑渴難耐、更貪得無厭，就跟毒癮一樣。和里根不同，特朗普不僅是演員，也是公司的掌門人。在幻想王國出現之前，特朗普的各種事業看起來可笑、丟人，是支離破碎的一團混亂，連當一個一般商人都不夠格，更不要說是什麼嚴肅的總統候選人。伊斯蘭陵墓主題賭場，短命而質量低劣的職業橄欖球聯盟，由別人代筆的自傳，自己掛名卻沒出力建造的大樓，郵購肉類生意，選美大賽，只運營了三年的航空公司，野雞“大學”，名為“成功”的香水，伏特加，以自己命名的桌遊，還有以假裝炒人魷魚為主題的電視真人秀，這些都有什麼共同點呢？

當然，把這些聯在一起的，是新近發生的整個美國對真實與虛構大雜燴，以及對為了出名而出名的全盤接受。特朗普的現實生活在真人秀這種藝術類型或這個名詞出現之前，已經是一個真人秀。當他叫囂了大半生，最後終於得以進入政治表演行業時，他創造的角色是前所未有的——一位拿侮辱人當幽默、丑角式的總統候選人。他身塗仿造太陽曬黑的膚色塗料，頭頂可笑髮型，就像甜點師摜出來的形狀，像假髮一樣但他卻厚顏無恥的毫不掩飾。他前所未有地利用了幻想-工業綜合體新創的和翻造的內容。他在競選開始時僱傭演員扮演熱情的支持者。推特成為他無人管制的私人頻道，拿憤怒和謊言來譁眾取寵。他也算是個明星，所以新聞報道希望他儘可能多的出鏡。電視台人士在競選期間告訴我，他們必須小心，不要惹怒了此位候選人，不然他就不回來上電視了。

在特朗普獲得共和黨提名和當選總統之前，他還是個必須被“除去”的“保守主義的癌症”（據前州長里克·佩里（Rick Perry）所言）和一個“極其缺乏道德”的、“這個國家前所未見的自戀狂”（據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所言）。共和黨人憎恨特朗普自相矛盾的意識形態——他們尚未搞明白他的競選邏輯是個新創造，將刺激性的傳說與超越意識形態的作秀伎倆相結合。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不斷重複疫苗導致自閉症的謊言。他不是像以前的候選人一樣，找一個常規醫生進行常規體檢，然後公布結果。特朗普卻上了“奧茲博士秀”（The Dr. Oz Show），秀出從他的古怪醫生那裡開出的體檢結果。

他的選民知道他的胡言亂語是胡言亂語嗎？知道，也不知道。175年前付費參觀P·T·巴納姆展覽的人, 並不在意展出的黑女人是否真是喬治·華盛頓那161歲的前保姆，或者縫合在一起的魚/猿是不是真是美人魚; 一如今天我們沉浸在迪士尼式的真人虛構世界中。特朗普一直等待時機，直到他感覺到足夠多的美國人已經認定政治是徹頭徹尾的作秀和欺騙，才出來競選總統。如果整個競選是受人非法操縱的，那特朗普的聰明之處就是用最不聰明的方式高叫狼來了，把他的正直競爭對手嘲為冒牌貨，失敗者和騙子——因為在假冒時代，這種胡吹爛造，就成了獨一無二的坦率和真實。

特朗普從演藝圈悟到了關鍵的一條——最重要的是態度誠懇，一旦你可以假裝誠懇，你就得逞了——他把這種玩世不恭的大智慧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流氓式的誠懇正好與人們所討厭的、在政治人物身上常見的老派偽善相反。

但是，如果他只是個講真話的聰明人，那他就不會贏了。特朗普的天才不僅是利用人們對政治的懷疑和幻滅——（政治）有太多含糊其辭的東西；民主就是一出真做的假戲——而且也迎合美國人關於本國偉大的魔幻思維。信奉一切恰好是懷疑一切的孿生子。

“我會給你一切”，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居然如此承諾。對啦：“你曾經為祖國夢想過的每一個夢想”都會成真。

正如互聯網成就了一個完整的幻想世界一樣，它也使特朗普作為候選人和總統成為可能。互聯網將偽新聞傳送到他的手機上，使他能夠直接向他的推特追隨者們餵食這些謊言。他是數碼生活的弊病的典型代表。“忘掉新聞媒體”，他奉勸支持者們——只“看互聯網”就行了。當他在推特上錯誤地宣稱一名反對特朗普的抗議者“與ISIS有聯繫”，他被問及是否後悔推了這個謠言。“我怎麼知道呢？”他回答，“我都是從互聯網上看來的。”

特朗普通過擁抱一種全新的陰謀論來開創了他的政治生涯，這個陰謀論纏繞在美國的兩條深根上——對外國人和非白人的恐懼和厭惡。2011年，他成為大力宣傳巴拉克·奧巴馬出生在肯尼亞的謠言的幹將，把一個原本無足輕重的說法引入了主流。直到2016年秋天，他才勉強承認奧巴馬總統確實出生在美國本土。然而與此同時，YouGov/Huffington Post 一項調查發現，大多數共和黨人仍然相信奧巴馬可能或肯定出生在肯尼亞。陰謀，陰謀，還是陰謀。在 Fox & Friends 的節目上，特朗普就像擺事實一樣，舉出《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小報的傳言，說特德·克魯茲的父親與JFK的暗殺有關：“他在肯尼迪被殺前，槍響前，在與李·哈維·奧斯瓦德做甚麼？太可怕了。” 當時在場的福克斯新聞主播既沒有質疑也沒有追問。特朗普還重提了1993年克林頓的朋友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去世的舊事，說福斯特的死“非常可疑”，因為福斯特“深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了解發生的一切，然後突然間自殺。。。我說有人會不斷重提這事，因為他們認為這絕對是一個謀殺。”他還許諾“你將會知道是誰真的弄倒了世界貿易中心”。這些都非常有效，因為有如此之多的美國人渴望相信幾乎任何陰謀論，不管多麼有悖常理，只要那理論契合他們自己的意見和感受。

不是所有的謊言都是幻想，也不是所有幻想都是謊言; 信奉不實之事的人也可能通得過測謊儀測試。例如，當特朗普二月初在白宮告訴國家警長協會的領導人 “我國的謀殺率是47年來最高的”時，他可能真的相信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事實調查網站PolitiFact調查了他作為候選人和總統的400多份發言，發現近50％完全虛假，另有20％為大部虛假。

如果這個發生在上世紀八十或九十年代，當特朗普第一次說要競選總統的時候，他是不可能像現在這樣被放過的。如今，事實/真相只是眾多選擇之一。特朗普勝選後，他開始把所有對他直言不諱或不利的報道都稱為“假新聞”。當他的民調支持率開始下降時，特朗普直接拒絕相信：可能出現的“任何負面的民調”，總統有天早上從馬阿拉歌莊園（Mar-a-Lago）發推特，“都是假新聞”。

面對記者和其他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們，特朗普的代言人們會盡力維護或解釋他的斷言。當被問及“總統的言論...被證明為不實，”時，白宮顧問凱莉安·康韋（Kellyanne Conway）要求CNN的傑克·塔珀（Jake Tapper ）謹記“他說的許多事情是真的”。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特朗普身邊的人解釋說，他毫無根據地說他被奧巴馬在特朗普大廈“用某種方式竊聽”是受到一種“近乎信仰的受迫害感”驅動。實際上，他們對他的不實之詞的最誠實的辯護就是說他如何把那些謊言當作宗教信仰——他深信不疑，那不就行了嗎。當白宮新聞秘書長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及總統堅持有數百萬非法投票時，他認真地提醒記者，特朗普對此“相信了好一段時間呢”，“的確相信的”，而且這“一直是他長期以來堅持相信的“ 和“已經保持了一段時間的信仰”。

這就是為什麼近一半的美國人自己也認同這種荒謬的信念。在特朗普看來，這件事本身就超過了對事實真相的任何要求。

“你認為毫無證據地談論有數百萬非法投票，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不是危險的？”ABC《今晚世界新聞》（World News Tonight）的主持人大衛·繆爾（David Muir）在1月份問特朗普。

“不”，他回答。“一點也不！因為很多人的感覺和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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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認為社會進步就像牛頓定律決定般不停向前的想法，是一種非常美國化的信條。然而，這只是一種信仰，一種基督教對於歷史終將勝利的幻想，在啟蒙運動期間和之後又被改頭換面為一套現代的世俗幻想。這反映了我們那種盲目樂觀的信念，即美國之自由，民主，正義與繁榮的願景一定會實現。有生以來頭一次我真切感到，美國可能將會永久地陷入不可逆轉的衰落，跌入虛幻之境。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美國這個“天之驕國”才會走到這一步。也許我們只是早到一步，做了地球這個大“礦山”的“瓦斯報警鳥”。而加拿大，丹麥，日本和中國等其他國家最終也將步我們的後塵下行到黑暗礦洞。憑什麼現代文明的偉大準則——民主，自由，寬容——就應該確保偉大的結果？

畢竟因為我是美國人，生活在一個幸運美國世紀的幸運美國人，我（勉為其難地）堅持做一個樂觀主義者，而非悲觀主義者。即使當我們進入這個因愚蠢和黑暗而變得漫長寒冷的冬日，當太多美國人失去對理性和現實的把握，這個紀元還是充滿了驚人的希望和光明。同樣是過去幾十年間，美國人將謀殺和暴力犯罪率降低了一半以上。我們解碼了人類基因組，選出了一名非洲裔美國總統，記錄了10億年前兩個黑洞碰撞的聲音，並創造了《真愛》（Beloved），《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好傢夥》（Goodfellas），《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n），《火線》（The Wire），《科爾伯特報告》，《透明家庭》（Transparent）和《漢密爾頓 》（Hamilton）。全球生活極端貧困人口的百分比從1981年的44％急劇下降到10％。我對我們退化到非理性和魔幻式思考非常失望，但並不是一切都變糟了。

還有什麼可做的？我沒有靈丹妙藥，比如“明智之人解救美國於瘋魔之七種方法”。但我認為我們可以讓洪水放緩，修補堤壩，也許能夠阻止事情變得更糟。如果我們分裂成兩種不同的文化，我們這些基於現實的美國人——無論是在藍色自由派還是一小部分紅色保守派——都必須儘量保持我們的地盤儘可能廣大，堅強，並讓自己有吸引力，不僅為自己，也為了子孫後代。我們需要堅持遵循莫伊尼漢關於意見與事實的格言。我們必須大聲指出所有危險的謊言和不實之詞。最近一個針對某類文化敏感性的草根運動已經出台，而且正在重塑我們的國家政治——即對“政治正確”的反擊。我設想會有一個旗鼓相當的鬥爭來堅持區分確鑿的事實和明顯的謬誤。

使美國社會再次回歸現實，必需要鬥爭。每個人都需要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努力抗爭。如果在Chipotle（註：一家連鎖餐飲店）遇到陌生人聲稱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優步正在陰謀策劃讓他的大馬力的大號車成為非法，你不必和他辯論。但你不應該給熟人，朋友和家人類似的免費通行證。如果你有孩子或孫輩，就像教他們區分對與錯、智慧與愚蠢那樣，也要竭盡全力教會他們區分真實與不真實。

我們需要採納一個新的衛生標準來保證信息媒體的衛生。你會把公車上陌生人吃了一半的盤中剩餐餵你孩子，或是給他們從健身房裡偶遇的一位女士那裡得到的藥品嗎？

我們在公共領域也要努力抗爭。當然，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遏制特朗普主義中最惡劣的傾向，切斷其政治/經濟的燃料供應，不要讓無稽之談和謊言變得比惡劣、荒謬、真人秀般的偽保守主義更糟糕。社會進步不是必然的，但至少是可能的。#

（全文完）

【作者】庫爾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國小說家，也是公共電台國際公司和WNYC共同製作的、獲“皮博迪獎” 的廣播節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選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書。全書將於9月份由蘭登書屋發行。

【插圖】R. Kikuo Johnson

【翻譯】 楊刁刁，張拓木，張海雲，華思睿，Xujun Eberlein

【校對】 李雅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