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東歐國家的轉型，只有少數成功了，這些成功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通過構建透明、公平和法治的政治秩序，以及自由、有活力的市場經濟秩序，是後發國家能夠縱身一躍成為發達國家的唯一途徑。
（1）蘇東劇變已經過去30多年，過去蘇聯東歐國家的轉型成果迥然相異，有的國內政治清廉、經濟持續繁榮，邁入發達國家門檻，成為這30年全球成功治理的典型；有的則政治腐敗不堪、民生凋敝，成為政治學教材案例上的“失敗國家”。30年前這些國家基本都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為什麼後來出現這麼大的差別呢？其中的原因值得認真思考。
由於多數人對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的現狀都比較陌生，因此，本文首先對這些國家的發展轉型情況做一個分類概述。至於如何總結這些國家轉型效果，從人民為本的角度，大致可以通過兩個方面：一是經濟方面，看人民的物質生活是否有大的改善，是否建立起有創新活力，能夠持續增長的市場體系，這方面最簡單的參照是人均GDP、HDI（人類發展指數）和經濟自由指數等；二是政治方面，看是否建立起一個權力被充分約束、人民的合法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護和行使的體制，這方面評價指數有清廉指數、法治指數、民主指數及新聞自由指數等，這些指數都是緊密正相關關係，我們以清廉指數和法治指數為參考。
（2）綜合以上的評斷標準，我們可以發現，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轉型成功國家，包括波羅的海三國、中歐波捷匈三國，以及原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以下簡稱“中東歐八國”）。這些國家在經濟上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30年平均增長速度在4%左右，高於歐盟，也高於前蘇聯陣營其他國家，是僅次於東亞的增速第二高的區域。目前這些國家都已經達到世界銀行規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按照先後順序分別是：斯洛文尼亞（1997年）、愛沙尼亞（2006年）、捷克（2006年）、斯洛伐克（2007年）、匈牙利（2007年）、克羅地亞（2008年）、波蘭（2009年）、拉脫維亞（2009年）和立陶宛（2012年）。
同時這些國家建立起權力更替有序、並被有效約束的政治體制。比如，按照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 )公布的全球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愛沙尼亞位居第18、捷克第22、拉脫維亞第24、匈牙利第25，都是屬於法治水平最高的國家之列；G20下屬智庫——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做的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顯示，這些國家的貪污腐敗程度也都很低，其中愛沙尼亞排名第17、斯洛文尼亞第35、拉脫維亞第42、波蘭第45、捷克第49。總體來講，這些國家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社會治理水平上都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
（捷克首都布拉格）
（3）第二類是部分成功國家，這些國家包括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黑山、塞爾維亞、波黑、阿爾巴尼亞和摩爾多瓦，以及中亞的哈薩克斯坦。這些國家的基本特徵是：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比蘇東劇變前有了較大提高，有的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準，其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上，黑山、塞爾維亞和波黑也達到8000美元以上。阿爾巴尼亞目前人均GDP比較低，仍舊是一個中低收入國家，這跟霍查時代該國就非常貧窮，在東歐墊底有關，1990年其人均GDP約600美元，而目前上升到5900多美元。
同時，這些國家也有建立起“近民主體制”，雖然民主發育程度比歐洲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基本杜絕了個人專制獨裁、利益集團壟斷國家資源的情況，他們的法治指數、清廉指數排名要好於拉美，更好於普通亞非發展中國家。加上這些國家的多數都在申請加入歐盟，因此經濟發展前景都比較好，按照目前趨勢下去，有可能在一二十年後邁入發達國家的門檻。
這些國家中有個特例，那就是哈薩克斯坦。雖然這個國家長期由納扎爾巴耶夫統治，但是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和肅清貪污都做的不錯。哈薩克斯坦是前蘇聯國家中，經濟社會轉型成果僅次于波羅的海三國的國家，它的人均收入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法治指數也有很大改進，這幾年全球排名在42-66之間，所以，哈薩克具備開明威權國家的特點，還是很有希望以後成為發達國家。
（4）第三類是總體失敗國家，包含作為斯拉夫軸心的俄白烏三國，高加索三國及中亞哈薩克斯坦之外的四國（由於這些國家基本涵蓋了獨聯體絕大多數成員，以下簡稱“獨聯體國家”）。這些國家的特徵是，既沒有在經濟發展上取得好成績，也沒有創造一個清廉、法治、承遞有序的政治秩序，人民的生活比蘇東劇變前沒有多少實質提高，甚至是倒退，未來國家發展仍充滿不確定性。
目前經濟學界對蘇聯解體前人均GDP估計有較大的差距，大致在5800—9200美元之間浮動，根據筆者對蘇聯解體前城建水平以及居民消費水平的觀察，牛津大學Tim Vlandas 7043美元的估算值較為恰當，也就是說大致相當於中國2012年左右的收入水平，或當時南韓、台灣或塞浦路斯的水平。其中經濟比較發達的俄羅斯、白俄羅斯人均GDP可以達到8000美元左右，中亞地區則在3000美元左右。
然而，蘇聯解體後的30年間，俄羅斯人均GDP目前僅增長到1.02萬美元，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實際比解體前有不小下跌。蘇聯解體前，俄羅斯GDP總量在9700億美元至1.3萬億美元之間，約是當年中國的3倍左右，到2020年俄羅斯GDP僅為1.483萬億美元，30年來最多增長50%，而中國GDP總量已是14.72萬億美元。目前俄羅斯經濟規模不要說遠遠落後於中國，並且接連被廣東、江蘇兩省趕超。
（世界銀行以及格羅寧根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對俄羅斯1988年以來經濟發展趨勢的統計分析，結果均顯示30年來，俄羅斯經濟總量僅僅增長了兩成）
如果俄羅斯是否有明顯下跌，還具有爭議性，那麼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三國或中亞三國則有明顯的倒退。以蘇聯境內第二工業強國和大糧倉烏克蘭為例，1990年其估算GDP為3100億美元，2020年為1550億美元，1990年人均GDP約為5000美元，2020年為3726美元。如果說1990年烏克蘭是一個準高收入國家，那麼現在已經是一個標準的低收入國家。白俄羅斯境遇也差不多，尤其是近十年維持零增長，2008年其GDP數值為607億美元，到2020年反而降到602億美元，僅僅相當於中國西安一個城市經濟總量的一半。
（1988年至2020年烏克蘭人均GDP演變，人均收入至今仍未恢復到1990年水平，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則是徹底失敗國家，這三個國家人均GDP均在2000美元以下，排名在全球170名以後，位居在非洲坦桑尼亞、馬里之後。而蘇聯解體前，這些地方收入明細高於中國，當時中國很多邊民偷渡都這裡尋求更好生活。
這些國家在政治轉型上也做的很失敗，多數是原來的加盟共和國第一書記搖身一變成為獨立國家的總統，然後長期執政或父死子繼。比如，阿塞拜疆總統先後由阿里耶夫父子擔任，已經執政30年；烏茲別克斯坦前總統卡里莫夫執政25年；土庫曼總統一開始由尼亞佐夫擔任，他在任內大權獨攬，2006年病逝於任上，又由其指定的接班人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擔任；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和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都已經執政27年，還在任上。
此外，這些國家盛行寡頭體制。比如，烏克蘭解體後形成了頓涅茨克幫 、 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幫、基輔幫和敖德薩幫幾個寡頭集團，烏克蘭最富有的50個寡頭集團控制了國家至少45%的財富，其中首富Rinat Akhmetov一個人的財富就相當於全國GDP的7%左右。俄羅斯的寡頭問題也一樣非常嚴重，雖然普京打擊了一些舊寡頭，但是又湧現出很多新寡頭，據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2013年發布的報告，俄羅斯110個最大寡頭控制了大約4200億美元財富，平均每人近40億美元，俄羅斯是世界財富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俄羅斯最重要的寡頭們）
總之，這些國家在30年來轉型的道路上付出了太高的代價，但是依然沒有成果，不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遠，還逐漸被亞洲新興經濟體超越，在全球經濟和文明中的位置逐漸被邊緣化。
（5）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前蘇聯東歐國家之間轉型成果產生如此大的差異呢？其實，蘇東劇變前，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發水平很接近，發展差異沒有那麼大，尤其是作為蘇東陣營核心的俄白烏波捷匈六個區域發展水平很相仿。在轉型初期，各國的轉型路徑也都一樣，即在經濟上採取“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解除價格管制，推動大規模生產資料私有化，以急速方式建立市場經濟。在這過程中經濟也都發生了劇烈滑坡，比如捷克GDP減少了近30%，而俄羅斯、烏克蘭達50%以上。
導致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歸根到底看，還是是否堅持了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是否創造出一個社會安定、公平，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創新得到激勵的體制。
我們可以看出，轉型比較成功的中東歐八國，他們在改革早期，就能比較公平地處理私有化，建立市場經濟。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東歐國家轉型做的成功，這是由他們文明背景決定了的，中東歐八國無一例外是天主教和新教國家，他們被併入蘇聯陣營也比較晚（其中波羅的三國是1940年，其他國家則是二戰以後），因此，他們之前形成了比較好的私有產權基礎、市民社會基礎和民主意識基礎。
相反，那些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為背景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因為缺乏這方面的基礎，私有化初期就做的很不順利，導致私有化成為寡頭瓜分國家財產的盛宴，“休克療法”對經濟的傷害遠遠大於中東歐八國；由於缺乏結社土壤和團體意識，議會民主制也搞得質量很低。
（6）更重要是中東歐八國與獨聯體國家之間在2000年之後出現了“大分流”。前者面對改革的陣痛（到2000年僅有波蘭、捷克和斯洛文尼亞經濟總量恢復到2000年水平），仍舊堅定地繼續朝着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向改革。不久之後，他們就進入改革收穫期，經濟開始快速增長，民主體制也得到鞏固，社會秩序日漸平穩下來。1960年以來，全球有23個國家躋身於發達國家，其中，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就占了8個，說明他們的轉型成果是引人矚目的。
而那些獨聯體國家，以俄羅斯為代表，在經歷了轉型期的震盪之後，對市場化、民主化的改革放棄了信心，逐漸回歸到權威主義上來，即：推崇強人統治，架空政黨和議會；加強國家對經濟管制；政策向其大型資源類寡頭企業傾斜，不重視中小企業及科技創新類企業發展。這些國家走向了政治專制化，市場活力降低，經濟發展不穩定的路子。
這種路徑選擇的差異，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效果。比如，中小企業被視為衡量市場經濟發達程度，以及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標誌，俄羅斯中小企業對GDP貢獻率僅為22%，中東歐八國都在50%以上；俄羅斯每1萬人有40家中小企業，而匈牙利平均每1萬人擁有173家中小企業。經濟市場化程度差異也是非常明顯，根據《華爾街日報》發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立陶宛位居第15、捷克第27、拉脫維亞第30，而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均在90名開外，屬於歐洲墊底國家。腐敗程度方面，在透明國際廉潔指數排名榜179個國家中，烏克蘭排名第117，俄羅斯第129，烏茲別克第146，都是貪污非常嚴重的國家。
（兩組數據對比。波蘭與烏克蘭，捷克與白俄羅斯分別都是經濟發展程度，以及人口規模相近的國家。在轉型前他們之間的經濟總量都很相似，但是由於採取了不同的轉型模式，波蘭、捷克的經濟逐漸與烏克蘭、白俄羅斯拉開明顯的差距。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如果以上帝的視角，俄羅斯經歷了葉利欽時代的改革後，民主制初具雛形，市場體制初步建立，私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逐漸有起色。如果沿着這條路繼續改革下去，等到迎來2000年之後的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那麼俄羅斯完善和發展私有制經濟，調整產業發展的空間更大，將有可能轉到一個穩定有序的市場經濟良制軌道上來。但是俄羅斯選擇了另一條道路，私有制與寡頭、強人政治相結合的道路，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是一條最壞的私有化轉型道路，只能導致經濟發展缺乏活力，充滿動盪性，經濟越來越“拉美化”。
（7）所以，研究蘇聯東歐，要把冷戰時期與轉型時期綜合起來看更有意義。1970年代後期，蘇聯東歐國家在完成工業化，人均收入接近發達國家後，突然遇到制度的天花板，經濟發展速度陡然降下來，這實質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蘇東劇變後，這些國家為試圖突破這個天花板進行了各種嘗試，為我們觀察發展中國家如何突破瓶頸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樣本，這些樣本遠比拉美豐富，對中國也更有借鑑意義。
蘇聯和東歐轉型的結果告訴我們，通過構建透明、公平和法治的政治秩序，自由、有活力的市場經濟秩序，是後發國家能夠縱身一躍成為發達國家的唯一途徑。20世紀的歷史上，大致有40餘國家（地區）經歷過經濟高速發展，接近高收入國家的天花板，其中遵循了這個規律的東亞和中東歐諸經濟體，都邁入發達社會，而抗拒這個規律的獨聯體和拉美諸國依然長期停留在停滯和動盪的陷阱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