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少奇是叛徒 》 作者/郝剑一天
A论刘少奇是叛徒 (1)
1968年10月,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签发的八届十二中全会155号文件，向全国公布刘少奇为叛徒的材料，经大会表决通过开除了刘少奇党籍。 陈云78年12月在家接见王光美及其子女时说，上述决议“是冤案,是要平反的”。 陈云79年3月6日会见外宾时说： “专案材料说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被捕后，组织被破坏，供出一些人，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 ” 按陈云说法，因刘少奇“没有供出人”，不应算叛徒。我在上篇博文已论述，是否算叛徒，不是以是否出卖同志为界限。有的叛徒不出卖任何人，但是，自首表示忏悔出狱，也算叛徒。 有人说155号文件是康生等搞的逼供信。康生一伙在文革中确有逼供信。但，如果说155号文件关于刘少奇叛变的证据全是假的话，也是荒谬的。我下面还将证明（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在刘少奇叛变材料中曾这样批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该材料全是假的话，周恩来不可能这样批示。有人说，文革中周恩来迫于压力才签发该文件。这种分析根本不符合历史。假如周恩来迫于压力签署该文件，他可以只写“同意”两字即可。却为何要写“大叛徒、大工贼…...”的话呢？岂不多余吗？因此，周恩来的上述批示，绝不是迫于压力写的。周明白：如果他否认刘少奇是叛徒，不仅是思想糊涂，而且将是一种背叛。如果他否认刘是叛徒，将意味着，否认所有烈士们的崇高信仰。等于对那些牺牲的烈士们的生命采取了一种残酷的冷漠与麻木不仁！） 为公正起见，我假设刘少奇无叛变（纯属假设），即155号文件公布的100%是假的。但，有一点太可疑：刘少奇自1925年至1929年至少三次被捕。但，都被安全释放。没经过一次严刑拷打。这在白色恐怖的中国非常罕见！1927年前后，几十万党员被杀，上百万被捕。其中，哪个共产党员能三次被捕而全被释放？各位能举出第二人吗？几乎没有！绝大多数烈士是第一次被捕就被杀。绝没有第二次机会。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掉在刘少奇头上，难道不令人奇怪吗？难道刘少奇是神仙？ 刘少奇三次被捕的时间地点如下： 1- 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湖南长沙被赵恒惕逮捕，1926年1月后被释放,被关押一个多月。 2- 1927年6月28日晚，汪精卫、陈公博将刘少奇等在武汉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释放。 3- 1929年8月21日，刘少奇任东三省省委书记时，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又名孟坚)在奉天(即沈阳)纱厂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半个月后释放。 先探讨他第一次被捕释放的经过： 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湖南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刘领导过湖南安源煤矿罢工，刘少奇时任中国总工会副会长，知名度甚高。自20年代开始, 中国各地反动统治者对罢工均采取镇压，特别对领导工人罢工的共产党员格杀勿论。如1923年二七罢工的江岸分会负责人林祥慊等人，只因拒绝让工人复工而被杀，头被割下吊在电线杆上示众。非党员的著名律师施洋因替工人辩护，也被杀(未被割头)。在刘少奇1925年被捕前不久的10月16日, 比刘少奇职务低很多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敬源被杀。黄被刑讯多次，被杀前黄问：“我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 黄敬源死不要紧！” 但刘少奇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共产党负责人是如何被赵恒惕释放的呢? （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阳市衡山县人。湖南军阀，1971年死于台湾）。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报告（以下简称“平反报告”），是这样解释刘少奇被释放的理由：“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飏（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 按照“平反报告”的说法，刘少奇被释放，主要是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国民党1926年1月召开的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给赵恒惕施压的结果。这是胡扯！ 第一， 赵恒惕与国民党没任何关系。他与孙中山有仇，孙中山曾想刺杀他。1926年他与部下叶开鑫等是北伐打击对象。为何赵恒惕要听国民党的？绝不可能。 第二，仅凭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呼吁更没用！当年中国有哪个省的统治者，害怕工会呢？没一个！绝大部分工厂都没工会！甚至有的工会成立不敢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如安源工人俱乐部)。中国第一部允许工人罢工成立工会的法律，是1928年以后才通过的。当时的广东国民党内，对工会也有两种相反的态度。 一种是廖仲恺(支持工会，后被刺)；另一种是蒋介石胡汉民（表面拥护孙中山，骨子里压迫工会）。因此，赵恒惕不可能因为惧怕工会释放刘少奇！林祥慊被捕时，不是也有全国很多工会与上层人士给吴佩孚施加压力吗？可，有用吗？林不是照样被杀了吗？ “平反报告”还说，刘少奇被赵恒惕释放，与刘少奇故友洪赓扬帮助有关。但，却否认与155号文件说的杨剑雄有关。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杨剑雄与刘少奇是小学同学。刘少奇被捕时, 杨任湖南省长署会计，赵恒惕是杨的姨夫。杨当时发现刘少奇要被枪毙，就去说服赵恒惕释放刘。此事杨剑雄1952年被宁乡县政府逮捕被枪毙前，写过自己曾帮助刘少奇出狱的交代材料如下： “我于民十三年在军阀赵恒惕所组织的伪省长署会计股当会计员。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赵恒惕和他的各伪处长合室办公的时候。听到伪军法处赵处长报告。‘昨晚省长令我拿的共产党刘少奇我比派卫队营的兵于文化书店捕获来了，请示如何处理’。赵恒惕答：‘你提问一下，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并对陆军监狱署李伪署长写了一个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见。我听了之后。就想到这个人不正是我从前同学（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后）去过俄国的刘卫煌吗？一俟下办公。赵恒惕先走出时。我即在伪赵处长手中借案卷一看。注明系宁乡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办公之后。我就去军法处去偷看提问。我在隔（着）天井阶边看见一个着灰布长袍。手向后靠。拿了一顶博士帽。背对着我正在答问。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军法处将他送至陆军监狱署。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料理一切后。即喂车赶至陆军监狱署。去看慰他。但伪李署长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见之令。不让我会他。这位李署长原与我有旧官场中的酒席应酬。并李也晓得我系赵恒惕的相信人员。我和李说了许多请求通融的话。并最后提出如赵恒惕责备你（李）归我负责。李终于允许了我去会他。在进入几层关锁的深狱中。隔栅与他相见。我的样当然比在读书时不同。并挂有伪省长署的特别证章。他似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报了名字给他。他脑子里静了一下。就连声答记得了。我问他“你为甚么来到这里。”他答“我也不晓得为甚么。”他讲时注意我的证章似有顾虑的样子。我就很忠实很庄严的对他说。“我现在某处做事。晓得你的事极严重。你有甚么事、甚么话、还不对我讲，还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没再有人能进这里来会你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澄思了一下。就对我说。“我的内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门外某号。请你去问她就知道。在这里我不便讲”（旁有看守的）我又问他“你要钱用不。还要其他东西不”他答“我不要钱。我只要一床被请你要我的内人送一床被来”。我就安慰了他一番连忙跑到青山祠去会何夫人。何当时不在家。我留了一个名片写明住址要何速来我家。我回到家（住鸡公坡）没久。何即来我家。悲泣撞伤不已。我安慰了她许久。她才咽哑平静下来。我问她卫煌为甚么被捕。我今天已在陆军监狱署会见了他。要我来会你。就知道的。”何答“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儿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杨先生你也是晓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这里被捕去了。”我将我和他的关系、及知道案情的严重。并愿竭力营救他的心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说。我已着人回乡去叫他的老兄来省。他的老兄来了看如何进行。我又告诉她。他在狱里要一床被。她即将被送去。而伪陆军监狱署人员不予收转。我又写信给李署长连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转。过两天他的老兄刘六公到省。商量营救方式。那时有芳储乡住的洪庚扬在某处做事。与他同里同学。闻讯参加营救。于是我和洪分途进行。请宁乡当日所谓首要人物叶开鑫、贺耀祖、谭润生，次要人成苍林、杨晋圭等共同具禀担保。保禀由刘六公写作好。再由刘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请叶贺等到天乐居。将保禀一一加盖私章。他们并将保禀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踊跃承担这任务。并与叶贺相约，如赵问你们时，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禀迳至赵恒惕办公室外。连声报告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微职小。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候赵的公文批阅完毕。再来设法要达成我的人物。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系同乡同学。”叶竞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我不俟马弁入。我即走去将电话摇好。要叶师长说话。叶晓得是我喊他。当然明白这回事。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我即将这案件送至伪军法处办理手续。空了两天。他就出险了。出险后。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谢了我。何夫人并说我们这一生不会忘记你。他最后提出问我。说。你愿意入党不。我那时浑然一物。闷憧过日。没曾认识到这步。回答他我不入。过后，我想这恐怕是他无以答谢我。以此来当作礼物罢。只怪我接受不了。别时，他告我他在长沙还有几天。耽过，就会去上海。” 155号文件注: 刘六公系刘少奇胞兄刘云亭。叶开鑫、贺耀祖，均系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洪赓扬一九二五年任长沙禁烟局局长，是刘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刘少奇前妻何保珍。 该材料很关键，对上述口供,，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说是真的（毛泽东、周恩来签发155号文件表明他们承认属实)。另外一种，说是假的（陈云、邓小平否认155号文件，表明他们认定是假的)。究竟谁错了? “平反报告”又称:“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按“平反报告”的说法，所谓刘少奇要被处决的消息是假，是杨剑雄瞎说的（话），也就是说，赵恒惕本来没有准备枪毙刘。既然如此，为何刘少奇的家属与朋友要花巨资去收买赵恒惕手下的师长叶开鑫呢？为何国民党大会与总工会还想营救刘呢？等候赵恒惕释放不就完了吗？这岂不自相矛盾吗？另外，上面杨剑雄的交代信里，明明提了赵恒惕说刘少奇是“要宰的人”。但，平反报告（却）硬说，在“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这不是胡说吗？ 如果我们客观分析，应这样评价杨上面的交代信： 1- 该信是真的，它不是康生逼供信的产物。 2- 杨的确写错了一个时间，即把1925年说成是民国13年（应该是民国14年） 。但，这种笔误容易犯。因此，仅凭此错误就断定口供为假，就等于抹杀历史。 3- 杨与赵恒惕有亲戚关系属实。赵恒惕释放刘少奇，与自己亲戚杨剑雄说情肯定有关（后面有证明）。 4- 杨写信的态度很老实，而且老实过头了，把不该说的实话也说。,比如，他供认刘少奇被释放后，问杨剑雄，是否想入党。显然，此信让刘少奇非常难堪。 作为中共副主席的人，当时怎能这么发展党员？ 刘少奇出狱时领了赵恒惕的四书五经离开湖南。赵恒惕要求他，以后不要再回湖南。这也是事实, 杨没有瞎编。刘少奇出狱后，去过广东、湖北、上海、江西等多地。但，的确在若干年内没有回湖南。 这难道不是履行对赵恒惕的承诺吗？显然，刘在出狱时有过承诺。否则，他不可能被释放。这也属于一种自首行为。说刘少奇此表现与林祥慊、黄敬源、杨开慧等一大批牺牲的烈士有天壤之别，是叛徒，难道冤枉了刘少奇？显然没有。 审理杨剑雄案的湖南宁乡县公安局长霍建国收到杨剑雄写的上述材料后，发急信给刘少奇，询问杨剑雄写的是否属实。霍建国做法违反共产党组织办事程序，他应先把材料交给公安部门领导或组织部门领导，再转刘少奇（罗瑞卿当时是最高领导，而不应把信直接送到当事人手中，这是规矩。刘少奇也不应给霍直接回信，而应通过组织部门转达。事后刘少奇应该向主席毛泽东报告。但是，刘少奇做的正好相反）。请看霍建国给刘的信 :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霸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出面，向赵恒惕具保，始得荣(营)救出狱一事。 “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卷。我们为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述荣(营)救主席是否确实，以便处理。乞赐批复是幸。 此致崇高敬礼！” 刘少奇给霍建国回信： “湖南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廿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一月廿九日 （1953年）” 刘少奇在回信中说，杨营救他出狱“并无其事”，是利用了杨的笔误。 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刘少奇应懂他写的“毫无关系”四个字的份量！此（举）必然结束杨的性命（杨剑雄于1953年2月8日被处决，因此康生才说刘少奇“杀人灭口”）。 “平反报告”为刘辩护：“刘少奇同志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刘少奇）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 按照“反报告”的意见，刘少奇的上述回信是“正常”的（话），难道这是正确结论吗？表面看，刘少奇没有“干预”判决过程。但，他写的“毫无关系”，等于做了伪证！这对判决结果有（着）重大影响。这难道能否定吗？无论杨剑雄是不是横行乡里地主分子，刘少奇的上述话违背了中国人的良心。这个错误远大于宁乡县委犯的错误：因为他们的最大错误是轻信了刘少奇这位最高首长的证言。但是，“平反报告”却为刘少奇辩护，否认杨剑雄此供词是实话。这难道不是颠倒黑白? “平反报告”还为刘少奇辩解：刘少奇的亲属当年找了其他人帮忙，但，与杨剑雄无关。比如，刘少奇的故友洪赓扬（一九二五年任长沙禁烟局局长）花了很多钱给赵恒惕的师长们送名画等。因此，否认刘少奇被释放与杨剑雄有关。真是这样吗？不可能。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推理，洪庚扬等只是贿赂了赵恒惕手下的师长，并未贿赂赵恒惕本人。为何不贿赂赵恒惕就可以让赵同意刘出狱？没有杨剑雄的那层关系，这可能吗？（这）显然不可能！谁都明白，如果没有杨剑雄与赵恒惕的亲戚关系，想使刘少奇被释放，最需要贿赂的是赵恒惕。其次，才是他手下的师长叶开鑫。既然洪赓扬没贿赂赵恒惕，那就证明，杨剑雄对姨夫赵恒惕说情是有作用的。怎么能说“毫无关系”? 杨剑雄在信中还表示,当时从刘少奇夫人何保珍处取被子送给狱中刘少奇,杨剑雄不可能在临死前编出当年”送被子给刘少奇”的谎言,这一定是真实的.注意刘少奇说的这句原话：“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 这句话很巧妙，既抓住杨搞错时间的把柄，同时又回避了杨剑雄是否给他送被子等事。 但，却明确说被释放与杨“毫无关系”。刘少奇在写“毫无关系”时，证明他自己的良心被狗吃了！更不要提他的所谓“党性”与“修养”了！ 对于刘少奇被释放是否与杨剑雄”毫无关系”之事，杨剑雄姐姐杨莲娟（本事件的知情者），文革时曾这样说：“杨剑雄叫赵恒惕姨父，杨剑雄得到赵恒惕的赏认和信用，所以刚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省政府的会计。因刘少奇和杨剑雄他们是县城玉潭小学时的同学，两家离的很近，也就七八里。当年能直接见到赵恒踢的，只杨剑雄有这个方便条件和背景，杨剑雄营救刘少奇是完全出于帮助同学而为。”至于155号文件中刘少奇说的“因有很多人营救”（洪赓扬、贺耀祖、叶开鑫等）。杨莲娟说：“洪赓扬是赵恒惕手下的禁烟局长，贺耀祖、叶开鑫是赵恒惕的部下师长。他们与刘少奇无亲无故，互不相识。要是没有赵恒惕的侄子（杨剑雄）出头，以及赵恒惕（受杨剑雄的影响）改变了杀刘少奇的主意，他们不会主动出面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有头有面的人，未得到赵恒惕的许可和授意，他们不可能为共产党要人（犯）的出狱，去做担保人。” 杨莲娟还说：“杨剑雄性格刚直、仗义，他看不惯国民党腐败，始终未参加，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但也锋芒外露，得罪了一些人，才划上恶霸地主。” 杨莲娟上述的证言符合逻辑。因为杨剑雄自认救过刘少奇，肯定看不上地方领导。这必然会得罪一批干部和群众。另外，他又没参加过国民党，因此，说杨剑雄属于“该枪毙的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的恶霸地主，缺乏证据。当时，全国刚解放，各地镇压反革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的确有错杀的。改革开放后胡耀邦还平反过。 杨莲娟还说，刘少奇与杨剑雄是同县、同乡的近邻，在乡下同属富户人家，才有钱上县城玉潭小学读书，虽然毕业后各奔前程。刘少奇被捕入狱时，杨剑雄具有以下条件才能帮助刘少奇出狱：一）年青热情、仗义，看重同学旧情，才能为同学在危难时奔走帮忙。二）依仗自己的姨父赵恒惕作后台，利用赵恒惕对他的赏认和信用，去影响和说服赵恒惕。三）在这次营救事件中，杨本人在省政府工作，能第一时间知道刘少奇的被捕情况，并可利用职权去监狱看望刘少奇，帮刘少奇与他的夫人何宝珍取得了联系。四）杨剑雄利用了赵恒惕的威望，因而联络到贺耀祖、叶开鑫和洪赓扬等宁乡的社会名流促成了此事。因此，杨剑雄是这次刘少奇出狱的主要策划人和沟通的主要联络人。绝不应该说与刘少奇被释放“毫无关系”。 解放前夕，杨剑雄胞弟杨章绶是湖南芷江飞机场站长，在国民党撤退时，他考虑到杨剑雄在国民党政府中属中下层，解放后难免受冲击，曾劝杨剑雄与他一起飞往台湾。但是，杨剑雄过于相信刘少奇能保他平安，拒绝了弟弟的请求。（而）留在大陆。解放后杨剑雄被镇压，当时多数宁乡人不会想到此案与刘少奇有关。杨章绶于1990年从台湾回湖南老家探亲，谈到1949年接劝杨剑雄去台湾未果之旧事，杨章绶对哥哥杨剑雄没和自己一起去台湾感到非常惋惜，他说：“那时，我说服不了他（杨剑雄），最后没有去成。他太相信同学刘少奇了，到头来成为政治人物手下的牺牲品……”。杨章绶告诉人们，他哥哥自认救过刘少奇，共产党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结果却相反。 为何杨剑雄要去救刘少奇？这样解释无错：杨1925年见刘少奇被捕入狱，从刀下救出刘少奇，虽然仅仅因为是同学关系才出面的。但，客观上帮助了共产党。这种行为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中国人的道德。杨不可能预测将来刘少奇会成为国家主席。杨剑雄之妻周尚钧在文革时回忆：“刘少奇出狱后，与夫人何宝珍亲自到我们家登门致谢，当时的情景仍记忆忧新。”周尚钧在家里亲自接待，二十年代他们还保持了一段同学之情。周尚钧上述话是可信的。这从侧面有力证明周恩来签发的155号文件公布的杨剑雄交代材料，是可信的！刘少奇解放后拒绝再与杨见面，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同时，准备抛弃杨剑雄。 自1925年刘少奇被释放之后,，刘少奇是否与杨剑雄有过来往？有人否认。但是，我相信155号文件以下部分是真实的 : “（14）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农民斗争的亲笔供词：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注：这是“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份。 “（15）右派分子杨少岩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对杨剑雄‘帮过忙’的交代： “1927年刘少奇说杨剑雄曾帮过他的忙 “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以上，杨剑雄说的“住不住”是“住不下去”的意思。当时湖南农会在多地斗地主，杨剑雄家是地主。因刘少奇帮助而“得以无恙”是可能的。这种事的确发生过。比如，李立三父亲在湖南老家被斗, 李立三也曾托人写信给农会求情过。但，据说李写此信还不管用。 文革时期，康生谢富治一伙的确冤枉了不少共产党的干部。 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刘少奇案件也说成冤案。真正的冤案应该是杨剑雄被杀。按照当时党的政策， 杨剑雄1925年救刘少奇应该属于“帮助过共产党的”人，可以从轻处理。起码不应该判死刑！对此，周恩来罗瑞卿等都是明白的。 就拿蒋介石（杀了无数共产党的刽子手）来说，他当年抓住陈赓，而没杀陈。还不是顾虑到陈救过他吗？刘少奇应如何对待杨剑雄，与蒋介石应如何对待陈赓，有惊人的相似点。如果蒋介石当年说自己脱险与陈赓“毫无关系”，蒋介石部下将如何看蒋介石？当蒋介石劝陈赓投降无效（后），没有杀陈。如没有蒋介石的同意，宋庆龄是不可能帮助陈赓出狱的。而刘少奇是怎样对待杨剑雄的？文革中为何周恩来死保陈毅，没有死保刘少奇？（按说刘少奇的资格与党内职务远高于陈毅，周恩来应先保刘，再保陈）这与刘少奇叛徒行为有很大关系（请看后面的续集）。周恩来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看过这些材料后，周完全能辨别刘究竟是不是叛徒。周不可能在压力下说刘少奇是大叛徒！难道还有疑问吗？ “平反报告”称，“刘少奇没有投敌叛变”；“这是多方营救的结果”。这很难自圆其说。刘少奇家属的确营救了，杨开慧家属也的确营救了。对比两家的家属营救，可以看出以下事实：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北大教授，他的影响（力）远比刘少奇家属的影响更大。 请看有关报道：杨开慧入狱后，其七舅杨振汀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杨开慧父亲杨昌济老友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人营救杨开慧。他们曾联名致函国民党当局。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立即致电何键，嘱其缓刑。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曹典球（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好友）给何键写信，说：“杨开慧是一个无辜的弱女子，且有3个婴幼儿，丈夫不在身边，你们应立即释放她。”何键没有回信。救人如救火，54岁的曹典球亲自跑到省政府找了何键，当面向他慷慨陈词：“你不要伤害无辜，你们不要对杨开慧下毒手。” 在舆论压力下，何健迫不得已允许报社记者与杨开慧在狱中谈话。何健降低了释放条件：杨开慧既可不出卖任何党员，也不必写悔过书，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虽然条件非常优惠，杨开慧还是严词拒绝。比较刘少奇与杨开慧可看出，同样在营救，一个被枪毙，一个被释放。结果天壤之别！什么原因？营救当然必要。但，是能否释放，关键不在营救。而在（于）被捕人的态度。请看有关杨开慧拒绝被释放的报道： “ ……记者忙摆手说：‘杨先生，不要误会。鄙人供职的报馆你是知道的，是长沙最开明、最进步的报纸。长沙各界人士看在你父亲杨昌济老先生的面上，愿保你出狱，敝报乃是推动保释活动的喉舌。现在代表们已经和何键谈妥了，一不要你写悔过书，那是对你人格的侮辱；二不要你交出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马上就能出狱。’杨开慧警惕地问：‘什么条件？’记者缓缓地说：‘发表一个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听后，一口拒绝：‘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对毛泽东的爱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记者见杨开慧的态度如此坚决，便问了问杨开慧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对她说：‘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他们说你犯了法，晓得么？’杨开慧干脆地回答道：‘我没有犯法，是他何键犯了法。关于政治，各有己见。为了党，我个人的生命早已不计较了。’记者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杨开慧盯着记者的眼睛，再一次以肯定的口吻说：‘要我声明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是夫妻，更是战友，宣布脱离关系就意味着政治上、信仰上的背叛，是我的人格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回去禀报何键了。’记者听了连连点头‘敬佩，敬佩。杨先生，你的人格真伟大。有其父必有其女。你真不愧是杨昌济老师的女儿。’记者说完就走了”。 按照“平反报告”的逻辑，如果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出狱，应该算是“多方营救”出狱，不能算叛变。 但是，在杨开慧看来，宣布脱离关系，就意味着政治上、信仰上的背叛！承认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等于叛变，因此她拒绝了。杨开慧用自己的牺牲否决了“平反报告”作者们的逻辑（陈邓等人的逻辑）！究竟谁的逻辑是对的？ 如果用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即使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被释放，也比刘少奇领了四书五经，承诺不回湖南强的多！因为何健并没要求杨开慧离开湖南或者领四书五经！何健对杨开慧开出的释放条件远低于赵恒惕给刘少奇开出的条件。一（个）有三幼子的女子，受尽酷刑被迫与丈夫离婚而出狱去照顾孩子，又没出卖任何人，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但是，竟然被杨开慧拒绝了！如我们对比杨开慧与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谁是真共产党员、谁不是，难道还不清楚？杨开慧被打得遍体鳞伤，大义凛然走上刑场；后者毫发无损，领着四书五经走出监狱并承诺不再回湖南。以后，居然成为中共付主席和国家主席。难道不需要纠正？毛泽东领导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纠正了，就被称为“历史冤案”。这难道公正吗？现在党的历史书籍都不提八界十二中全会。这难道是负责任的历史记录？这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全体烈士们吗？如果刘少奇这样出狱不是投敌叛变，那等于说所有走上刑场的烈士都成了白痴！那时被捕的党员，有的被释放，有的被枪毙，决定因素是被捕者本人的态度。而不是有没有人营救。不低头“认罪”、不自首、不变节，想从监狱里平安出来，完全是做梦！同样，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个字，就能被释放，何需亲戚朋友营救？正如叶挺将军的名诗所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究竟刘少奇是不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请那些迷信刘少奇的人们深入思考吧。 有人会说，刘少奇是从人进出的门走出的，不是叛变。“平反报告”就是此结论。如果这是正确的，那叶挺写个自首，不也可以像刘少奇一样早点释放吗？叶挺何必要在监狱里吃五年苦？何况叶挺被俘时，虽然是新四军军长。但，叶挺并非党员。对此，蒋介石开始怀疑，后来明白了（叶是在重庆谈判后，才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并批准的）。因此，叶挺这个北伐功臣，当年写个自首出狱，按说比刘少奇要容易的多。和刘少奇相比，叶挺是不是也成了白痴？ 为何刘少奇在后来的回忆里，很少谈自己狱中经历？如没有叛变，这也是不可能的。许多老革命家在回忆时，都进过进监狱的经历。因为，该经历无论谁都难忘。这种回忆录甚多，连叛徒张国涛都在回忆录中描写过在监狱里，狱吏强迫自己按手印的过程。但是，谁看过刘少奇对狱中具体回忆？刘少奇1925年被捕长达1个多月，1929年被关押2周。怎么就没有一点回忆可写呢？他为何只字不提？是健忘了？还是不敢谈？杨剑雄说送给他一个被子，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为何这样？完全不符合逻辑！ 一定有难言之隐！刘少奇到达延安后，也像毛泽东朱德一样，曾接受过外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但，他对狱中经历，只言片语都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1925年被赵恒惕逮捕以后, 因营救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什么叫“驱逐出湖南”? 湖南只是一个省, 不是一个国家。进出湖南是不需要签证的。难道这句话不正好暴露了，他答应赵恒惕不再回湖南的释放条件吗？这与叶挺将军说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的条件有什么区别？显然，赵恒惕释放刘少奇，不是无条件，而是有条件的。而且，刘少奇同意并遵守了。这难道不算对赵恒惕的承诺？刘作为共产党员的高级领导，难道不算变节吗？朱德1927也曾被朱培德驱逐出江西。但，不到一个月朱德就返回南昌参加起义。对比朱德，刘少奇难道不算叛徒吗？ “平反报告”称：“所谓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刘少奇1925年11月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在长沙曾被戒严司令部逮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在此过程中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注意，“平反报告”用词是“不存在投敌叛变”。而不是“不存在叛变”！所谓“投敌叛变”，一般指主动脱离队伍，投入敌人营垒。比如张国涛，就是“投敌叛变”。但，有的“叛变”者，只是自首，未必投入敌人营垒。这是有区别的。“平反报告”不敢说刘少奇“不存在叛变”。只说“不存在投敌叛变”。其中的奥妙明眼人看的出来。“平反报告”用“投敌叛变”取代“叛变”的说法，用心良苦。但，骗得了谁？ “平反报告”说：“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所谓“畏罪潜逃”，是因为杨剑雄解放后想见刘少奇，被其拒绝。解放前，他们见过面。杨剑雄因此意识到，刘少奇已准备抛弃他。所以就“畏罪潜逃”。他知道，除了刘少奇，其他人的证明都无用。关于杨剑雄的血债、民愤,“平反报告”并无详细说明。这是存疑问的。因为，解放前杨剑雄这样的人参加国民党是很容易的。但，他没有参加！即使是恶霸地主，按照中央的精神，只要解放前营救过共产党员，可以考虑减刑，至少可以免死。但是，“平反报告”否认杨剑雄救过刘少奇，等于说：杨剑雄是应该被枪毙的。这是实事求是吗？ 为读者全面了解历史，我把“平反报告”的有关部分，列举如下，请各位自己进行严肃认真比较。究竟毛周是对的、还是陈邓是对的? 附件：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的“平反报告”: （一）所谓一九二五年在长沙 “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飏（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飏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唯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飏，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竟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一九五三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一月二十六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 155号文件的确不能说100%正确，不少老干部在文革中被冤枉，被迫害也确是事实。但，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地认为刘少奇也被冤枉。如果您仔细看过上述材料及后面将发表的材料，您就应相信：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绝对没有冤枉他！ ( 未完待续 )
原文地址：A论刘少奇是叛徒 (2)作者：郝剑一天
A论刘少奇是叛徒 (2)
155号文件说的第2次刘少奇被捕发生在1927年。该文件的材料证明刘6月28日晚被汪精卫假逮捕后释放;“平反报告”称该材料全是康生谢富治逼供信搞出来的。我认为不是。起码法国巡捕1927-6-29写的以下报告与逼供信无关（汪东兴回忆，此报告是公安部提供）:
“ 法国总理事先生 “汉口 “总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总工会主席，刘少奇第一书记，许白昊第二书记，项英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刘少华、关明轩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五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他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装便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 孟 若” 该报告称6月28日被捕的不只是刘少奇一人。但，“平反报告”称刘少奇在该日没被捕。究竟谁说的对？因为，巡捕写的几个人名字都对，怎么证明没刘少奇?可能他们不久被释放，此事发生在715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 假设刘少奇1927年6月28日没有被捕叛变，但研究刘少奇为何没参加南昌起义很有必要。 请看1968年10月6日丁觉群的交代。丁觉群何许人也？请看刘少奇1952年6月给中组部写的证明信： “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1926－1927年时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为委员。在工作中我常见他。国民党叛变时，我先到了牯岭，后来，丁也到牯岭。我们住在一所房子内，约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后来，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时，表现是好的。后来被捕，也没有听说有反党行为。丁出狱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但我听说过，丁觉群是写了自首书才出狱的。….. “刘少奇1952年六月” 此信说明，丁觉群的确与刘少奇在南昌起义期间同住庐山牯岭。丁觉群的交代有以下内容（“平反报告”称此交代是“虚构”，我不相信全是虚构）： “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 “一、…….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散步，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散步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关于在武汉结束工人罢工,解散工人纠察队，上缴武器等错误决定，的确不能全推给刘少奇一人负责，这是当时中央的决定。但是，刘反对搞武装斗争也属实。因此，不能说上面的交代全是假的。至少丁觉群说刘少奇“1927年7月8日左右离开武汉到庐山”的话不假。因现在很多刘少奇传记也这么说。刘少奇7月10日一人乘船离武汉去庐山。几天后何宝珍才到庐山。刘夫妇10月某天离开庐山去上海，这与丁觉群交代的完全吻合。怎么能说丁觉群的材料为“捏造”？刘少奇在南昌起义前后在庐山住了3个月是铁的事实。只不过对住的时间顺序有分歧。丁觉群说，刘少奇是7月先住白鹿书院（白鹿洞），8月中旬才搬至牯岭朱培德公馆。 但，刘少奇说，他是先住牯岭朱培德公馆，后搬到白鹿书院。刘的理由是，因听说汪精卫要来牯岭，为避免与汪精卫见面，刘才搬到白鹿书院去住。这里有个疑点：刘少奇怎么知道汪精卫此时要来牯岭呢？这不说明他们之间有联系吗？有传记称，刘少奇从朱培德公馆搬到白鹿书院之间，还在海汇寺住过短暂时间。如果这属实，刘少奇在庐山至少住了三处。谁说的对？我看丁觉群没有捏造。因为，白鹿书院是游人较多的地方（现在还是旅游圣地）。显然，刘常住此地不合情理。假如刘是一个肺病患者（刘自称患此病），就更不适合。显然，刘少奇自称在朱培德公馆住的时间很短，是怕有人怀疑他与汪精卫等有联系。谁能证明刘少奇在庐山未与汪精卫会面过？谁也不能证明！ 关于1926年10月刘少奇代表工人与资本家商谈时，是否收了资本家的人参、燕窝、1000元钱等礼品？虽与刘是否叛变无关，但是否丁觉群完全造谣？不大可能。因为，刘当时代表工人进行罢工谈判，他是有条件这样做的。从安源煤矿罢工，到上海、武汉等地罢工，一般是李立三处于第一领导人，刘少奇处于第二位置。即刘少奇负责与资本家谈判复工条件，以及分发社会募捐的钱物。( 注：李立三一般偏左，后来是立三路线的领头人。虽然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很大，但是，李对敌勇敢，不怕死，还有一身好拳脚，李立三领导南昌起义。因此，李不可能为叛徒。但，刘少奇表现一贯是偏右，虽然他也反左。因此，说丁觉群的上述交代全是假的，不符合事实。起码，刘少奇夫妇如何能支付3个多月在庐山休养的费用？他哪里来的钱？当时，党组织经费奇缺，不可能为刘少奇夫妇与丁觉群三人支付此笔费用。 丁觉群还交代，刘少奇曾在庐山对他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党内对陈独秀不满，刘少奇是清楚，是否装病到庐山疗养？很难证明不是这样。否则，无法证明刘少奇为何虽然与南昌起义部队近在咫尺，却没参加南昌起义？而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返回上海时，他也几乎同时返回上海！假设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之后全军覆没，刘少奇会去哪里？难道他不投奔汪精卫或蒋介石吗？这还不是脚踩两只船吗？有人说刘少奇因为得肺病才在庐山养病。这很难说的通。南昌起义一开始，刘少奇就得了肺病，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上海，刘少奇的肺病就全好了？怎么这么巧？明眼人看的很明白。 “平反报告”中有一段自相矛盾的话：“ 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是十分荒谬的。” 既然为避免共产党员被捕，需他们“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那就是承认，如果不隐蔽、不转移、不派往党的部队……他们是危险的。但是，为何刘少奇能够在江西庐山汪精卫朱培德身边住了三个月而没被抓走呢？715武汉政变后，共产党都转入地下或参加起义。还有谁敢在庐山九江这个国民党右派大本营处隐藏？难道要刘少奇打入汪精卫内部？那不可能，因为，认识刘少奇的国民党人极多。“平反报告”根本无法解释此事。 从1968年中央公布155号文到1969年11月刘少奇离世，刘少奇有一年时间为自己辩解，却没有辩护。这是为什么？就算他不能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 他也应该留下一些文字澄清上述指控。假设丁觉群是诬陷刘少奇，为何他对此没有任何澄清的话？起码他应说一句：“我从未在庐山见过汪精卫和他的秘书”或者“我从未收过1000元与人参燕窝”之类的话。但是，他没有。这也不符合清理。刘少奇虽然当时不在北京，但是，刘完全有可能留下文字澄清155号文件对他的指控。刘少奇为何如此沉默？这难道不证明155号文件确有无法反驳之处吗？再退一万步, 假设丁觉群上述交代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毛泽东周恩来肯定不信丁觉群的交代全是假的,我也不信,但陈云邓小平却相信 ），“平反报告”也无法解释刘少奇为何不参加南昌起义？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8月1日举行。 不仅我党诸多领袖人物参加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吴玉章、林伯渠、郭亮、徐特立、朱德、聂荣臻、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叶挺等），就连一些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包括：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等。甚至连张国涛这个前去阻止南昌起义的人（后被定叛徒）也全程走完南昌起义之路。但是, 刘少奇这个党副主席，国家主席居然与南昌起义没沾边，岂非怪事？ 412政变前，外国军舰在中国水域停留170多艘 （上海有60艘, 军队3万人）。412政变后，这些军舰陆续撤走, 革命者被蒋屠杀，斗争使革命队伍发生分化： 真正的共产党员强烈要求拿起武器起义。他们中多数牺牲了，活下来的为少数；同时，有不少人叛变或退党。刘少奇究竟属于哪一类？按“平反报告”说法，刘少奇属于前者。按155号文件，刘少奇属于叛徒。谁对? 刘少奇是不知道要南昌起义吗？非也。他当时在庐山，离南昌不过100公里，有火车通。从7月19日李立三到庐山，一直到7月26日周恩来到庐山，关于南昌起义中共在庐山开了三次会。那时的九江市街头，到处准备南昌起义的军人。这时，刘少奇所在的牯岭或白鹿书院，离九江只有二三十里地。即使聂荣臻不去庐山通知他，刘少奇也不可能不知道要南昌起义？所以，连“平反报告”都承认：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之前不久，曾经两次去庐山见刘少奇，通知他要南昌起义。”既然如此，刘少奇为何没去南昌起义？？？ “平反报告”是这样为刘辩护的: “据聂荣臻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往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平反报告”所谓“党中央知道刘少奇去庐山养病”的解释，好像刘少奇去庐山养病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以此为刘没去南昌辩护。这不是事实。 1- 聂荣臻去庐山见刘少奇，是南昌起义前夕之紧急时刻。聂是起义高级负责人之一，他任4军25师党代表。 如果聂荣臻见刘少奇的目的仅仅是“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而不是请刘少奇参加南昌起义，那周恩来根本不必派聂荣臻在庐山见刘少奇。派一个交通员就够了。 其次，即使非要派聂荣臻面见刘少奇（不可）， 也不必派聂荣臻去两次见刘。一次足够了！ 2- 所谓“党中央知道刘少奇在庐山养病”完全是为了掩饰刘少奇的错误。因为从412政变后，到1927年下半年，中共领导层频繁变动： 1927.4.27- 5.10 中共第5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政治局常委是3人: 陈独秀、张国涛、蔡和森，陈为总书记（后增补瞿秋白, 谭平山为常委）。 1927-7 -12 按共产国际指示，领导改组， 陈独秀下台。中央组成临时常委5人: 张国涛、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 1927-8-7 八七会议政治局常委为3人： 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为张太雷、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澎湃、任弼时。（周恩来、张国涛因南昌起义被降职；张太雷后牺牲, 谭平山退党 )。 三个多月内，中央常委变化三次。刘少奇究竟向哪个中央请示去南昌休养？不可能有中央批准一说。“平反报告”根本回避了谁批准这个问题（刘少奇这时，已经是中央委员，是中央7个工委委员之一，名次仅次于李立三。如果按时间看，刘少奇离开武汉是7月10日。应该是在前一个中央与后一个中央交替之间。那时的中央，既不是陈独秀负责，也不是张国涛负责，也不是瞿秋白负责，更不是周恩来负责。因此，说刘少奇是党组织批准去庐山休养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既不可能是陈独秀批的，也不可能是张国涛批的。因为，他的回忆录能证明，张国涛并不提前知道刘去庐山。更不可能向瞿秋白请假。因为，瞿秋白不喜欢刘少奇。瞿秋白偏左，刘少奇偏右。周恩来更不可能批准。因为，周那时不是常委。只负责军事，不负责工运方面的事情。李立三也不可能批准，他自己就去南昌起义了。注意这个时间点：刘少奇离开武汉去庐山是7月10日；汪精卫7月14日晚开会决定叛变；15日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绝大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武汉隐蔽，是在7月15日之后。只刘少奇一人，是在此之前独自离开武汉。刘少奇为何能在汪精卫叛变前4天精准撤离？难道他是先知先觉的神仙？显然，除非他已经提前获知汪精卫要动手，否则，无法解释！ 据张国涛回忆，715之后，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张与周恩来2人负责（因为瞿秋白生病，李立三已经去南昌准备起义）。张国涛曾劝毛泽东去四川开展工作，不要回湖南。因为，怕毛泽东回湖南太危险。但是，毛泽东表示，还是回湖南组织农民斗争。对毛泽东的奋斗精神，张也表示钦佩。 (注1) 我们完全可以排除李立三与周恩来同意刘少奇离开武汉去庐山的可能性。李立三与刘少奇太熟了，按说刘少奇应该从李立三那里获悉关于起义的信息。这时，如果刘少奇是支持拿武器革命的人，他不可能会在7月10日去庐山休养3个月！（李立三是7月19日离开武汉到庐山开会讨论南昌起义的）自从领导安源煤矿罢工，刘少奇一直是在李立三之后一起领导工运。为何1927年两人分道扬镳？难道不证明刘少奇，他反对拿起武器起义？因此，最大可能是刘少奇趁乱去庐山，采取坐山观虎斗，以便决定投机何处。当时，中央内部意见分歧严重。张国涛曾回忆说: “武汉时期中共政治局意见分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负责要人，竟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艄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 “对共产国际定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有怀疑与拥护的两大派。即使是拥护的人中也有分歧，有的主张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 至于怀疑论者, 有的主张不要幻想什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 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在国民党内, 为将来建设苏维埃政权而准备”。(注2 )毛泽东也曾指出：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注3 ) 毛泽东的想法是，八七会议之前中央处于政治上的右倾时期。刘少奇恰恰是在那一时期离开武汉去的庐山。因此， “平反报告”用所谓“中央知道刘少奇去庐山养病”完全是为刘少奇开脱责任。 刘少奇离开武汉去庐山时期，不仅中共党内意见分歧甚大，共产国际内部也分歧极大。有人赞成拿起武器，有人反对；有人寄希望于汪精卫、张发奎等，有人不寄希望；有人同意把工人纠察队的枪上缴，有人不同意。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也有分歧。这时，凡不坚定分子容易退党。而留下来参加起义的一般是坚定分子。正是这批人，以后成为新中国政权的核心。在此中央领导分歧严重情况下，怎么能证明刘少奇去庐山呆三个月是因为“党的决定”呢？这只能证明丁觉群交代材料提到的刘少奇说“要脚踩两只船”是真的。不是假的！ 3- 715政变后，汪大肆公开逮捕共产党员，非常清楚刘少奇的身份。如果汪与刘少奇之间没有默契，汪精卫怎么可能让刘少奇在自己眼皮底下休养三个月而没逮捕他呢？这不可能发生！如果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一定追究汪精卫的责任。但是，从未有人追究汪精卫。刘少奇既没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又没回湖南参加起义，却一直呆在庐山并未被汪精卫逮捕。 如果刘少奇没有叛变，谁能解释为何发生？难道不证明丁觉群说的属实吗？据张国涛回忆，“刘少奇是于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前不久，从武汉辗转到上海与他住在一起的”。而张国涛是10月10日后到的上海。因此，丁觉群说的刘少奇离开庐山的时间是对的。刘少奇在各种回忆里(包括歌颂他的各种传记)，都没有透露他从1927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他在庐山干了什么？这是刘传记的一段令人生疑的空白期！甚至在 4- 有人也许会说，刘少奇那时在庐山宾馆里休养，可能是党决定让刘少奇策反朱培德、张发奎？没这可能。朱培德早在1927年6月作为江西省长第五路军总指挥已经下令“礼送”全体共产党人离开江西。 连朱德这位与朱培德交情很深的人都被迫离开江西去武汉，朱培德怎么可能让刘少奇策反？根本没此可能。 5- 也许还有人想，刘少奇不能参加南昌起义是因为家属拖累。这也不对。不少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都有家属，如参加广州起义的张太雷把孩子放在老家由家人照看；参加南昌起义的徐特立比刘少奇大很多，他能参加，刘少奇为何不能？叶挺也是有家属的，他参加南昌起义了；毛泽东有3个儿子需杨开慧照顾，自己上井冈山了；周恩来去南昌起义前，邓颖超在武汉；刘少奇此时与妻子何保珍在庐山，他们已把儿子刘允斌放湖南老家由家人照看，把女儿刘爱琴放在武汉由一老乡照顾，因此，这个障碍是没有的。再把刘少奇与陈毅相比，更有意思。陈毅在南昌起义爆发时，正在随军离武汉的路上 （陈毅不知南昌起义），陈毅8月6日到九江听说起义部队早已离开南昌，于是他马上追赶起义军，几天后被周恩来任命为团长。 周对陈说，团长职务对他“小了”。陈回答：“只要能拿起武器同敌人干就成。哪怕让我当连长都可以。”后来陈与朱德把剩余部队带上井冈山。粟裕曾回忆道：如果没有朱德陈毅两人领导，南昌起义残余部队很可能去不了井冈山而散伙。历史好像开了一玩笑：刘少奇本有理由参加南昌起义却逃避了。陈毅本来有理由不参加南昌起义，却参加了！但刘少奇成了国家主席，陈毅成了他的部下外交部长。如果战斗打响后，当逃兵的人反而比冲锋在前的人升的更快，这样的错误怎么能允许呢？155号文件就改正了此错误。邓小平陈云又把155号文件否定。哪个是对的？ 6- 党内很多人不了解刘少奇这段经历，但聂荣臻例外。聂在南昌起义前，接到周恩来的命令从南昌去庐山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汇报南昌起义准备情况。同时，周指示聂去庐山找刘少奇。聂帅有以下回忆： “按恩来同志给的任务，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我通过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刘少奇在九江的住处(具体地点记不清了)，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我同他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注4)。 聂帅证明：1）刘少奇提前知道南昌起义；2） 周恩来希望刘能与聂一起回南昌起义（当时起义部队极缺党代表）。 但是， 3）刘少奇以肺病为由拒绝了。这证明丁觉群交代的刘“装病”。 4）聂受周恩来命令去庐山见刘少奇时，周虽然已是中共五人常委之一，但，周只是听说刘在庐山。并非提前知道刘在庐山“休养”，也不知刘的具体位置 。5）注意聂帅用了“似乎”二字，说明：聂并不确认刘少奇得了肺病。只可能是刘少奇谎称得肺病。 聂返回南昌后，定向周恩来汇报见刘少奇的情况。而周恩来不可能将此事告诉大家。但，周恩来心中的怀疑始终没消失。这是他出任刘少奇专案组长的原因之一。否则，他完全可以辞去该职让其他人担当。但，周恩来没这样做。我理解周恩来深知，如果他那样保护刘少奇，就无法向历史交代。邓小平说，周恩来是违心地做了这事，我以为不符合历史事实。 还有一个疑点：当刘少奇在逃离危险之地时，他不仅总是“生病”，而且总是得同一个病，即“肺病”。比如“平反报告”说，1925年刘少奇从上海到湖南赵恒惕被捕前，他“确因病重”回的湖南。不是“借口养病”和“私自逃脱”。一年半后的南昌起义，他又得了肺病在庐山休养？他怎么老在关键时期患上肺病？一般老年人得肺病容易复发。但，那时刘少奇才30岁，怎么会在2年内反复发作？即使刘真得了肺病，也需要静养，不应到处走动。但，刘少奇“肺病”期间，照样到处跑。如，他1925年被逮捕的地点就是在长沙书店。既然有肺病，怎么还去逛书店？难道不怕传染别人？1927年他到庐山，也说得了肺病。但，他在庐山期间换了三个住处。这对一个肺病患者是不可能的！他1959年重返庐山还对江西省长方志纯，他1927年来庐山是走了半天路才到的。如真是肺病，他怎么能走这么长的路？如1925年他真患肺痨（肺结核），在中国20年代几乎就是绝症！因为青霉素在1944年，中国才研制出。这些难道不证明丁觉群交代的刘少奇，在南昌装病，是真的吗？ 聂荣臻在写庐山与刘少奇见面时，周恩来已经去世。他没有透露与刘少奇见面的准确时间。我估计，是在7月21日至25日。因为，再晚，鲍罗廷已经离开庐山回国了。究竟是谁向汪精卫、张发奎透露要有南昌起义的？这是个迷。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邀请贺龙、叶挺九江开会。企图利用开会扣留2人，阻止南昌起义。叶剑英得知此消息，马上告诉贺龙与叶挺，避免2人被捕。难道刘少奇没有泄密的嫌疑？注意丁觉群如下的交代：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 丁觉群这里交代确有不真实的地方，例如，他说的“我在九江侦查的情形告诉他”以及“据觉群在浔侦查，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此话不可信。因为，关于南昌起义的情报，不可能是丁觉群在九江侦查得来的。因为，他不可能自己侦查出是谁的部队。只可能是刘少奇向丁觉群说的。因此，丁觉群这里是在替刘少奇揽责任。丁觉群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回家后在日记里，承认了这点。他在回忆交代刘少奇在庐山表现时，说过：因为，专案组对他的压力很大，他不得不说。但是，他说：“...... 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 当时，几乎无人知道刘少奇在庐山的经历。陈云、邓小平也不知道。邓小平412政变时期，在冯玉祥的部队，远在千里之外。 715之前，冯玉祥“礼送”邓小平回到武汉。87会议时，邓也在武汉。再以后去参加白色起义。因此，邓对刘这段经历不清楚。陈云在412政变后，离开上海到老家青浦县隐蔽做地下工作。几年后才返回上海。 因此，陈云也不会明白刘少奇此段经历。黄克诚没参加南昌起义。在湘南参加起义，更不清楚刘少奇此段经历。 但是，陈、邓、黄三人却是中央公布 “平反报告”的最主要负责人。所以，为刘少奇平反的“平反报告”出现诸多错误，是有历史原因的。 “平反报告”还用郑超麟（1927年任中共宣传部长）的话，证明刘少奇没有叛变。对此，郑超麟是不承认的。郑超麟在1996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说：“1927年在武汉，湖北省总工会名义上，是以向忠发为主席。事实上，也是刘少奇主持的。那时，我也在武汉。而且，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可是，连刘少奇的面也未见过。 ...…那位干部（指文革刘少奇专案组人员）要我证明在“715”以前，刘少奇就被国民党逮捕而叛变。我只能回答:“据我所知，715分共之前，武汉并未捕人。”想不到后来给刘少奇平反时，我这句话竟然被引为证据，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 (注5 )。郑超麟说的很明白，他只是说，在715汪精卫叛变之前，武汉一般没有逮捕共产党。既没有证明刘少奇叛变，也没有证明刘少奇没有叛变。也就是他对刘少奇是否被捕叛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显然，平反报告根本不可能用郑超麟的话，来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 毛泽东对1927年剧变有过一著名的话:“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届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判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袭击；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有篇歌颂刘少奇的传记，在写刘1927年10月离开庐山星子港码头，乘船去上海时，居然也引述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刘少奇要离开庐山去上海“继续战斗”了。难道作者不是太滑稽了吗？此时的刘少奇在三个月里，既没有听见一声枪响，也没有听过任何炮声，他身上没有任何血迹，也没有掩埋过任何共产党员的尸首。他不过是在全国风景优美的避暑圣地安静休养了3个月。他怎么可能是去“继续战斗”？而不是去“继续投机”呢？ 注1: 张国涛 注2: 张国涛 注3: 毛泽东选集第2卷, 548页 注4: 聂荣臻回忆录 1927年 注5: (未完待续) 原文地址：A刘少奇1929出卖杨靖宇!(下)论刘少奇是叛徒(4)作者：郝剑一天
A刘少奇1929出卖杨靖宇! (下) 论刘少奇是叛徒(4)
上文已列举155号文件部分摘要，这些材料即使1/10属实，说刘少奇叛变都成立。但，有人怀疑全是假的。汪东兴曾回忆，周恩来（是审查刘少奇专案的总负责）为何选用这14个调查材料： “那个时候总理也没有说是假的。但，总理和我们主张（指汪东兴等非四人帮），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要核实。以今天的眼光看，经过中纪委调查核对，是假材料，假证据，假口供，叫做三假，欺骗了主席。那个时候不认为是假的。因为，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当时，总理和我们主张只用有把握的八十几份材料。他们主张用一百多份材料”。注意汪这句话：“那个时候总理也没有说是假的。”显然，如果这些材料都是假的，周恩来不可能同意在十一中全会向全国代表散发。周恩来是非常仔细之人。如果这些材料都是假的，怎么可能从他手下通过？为证明那些材料不全假，我再引出杨靖宇将军，1929年被捕与刘少奇出卖有关的事实。 杨靖宇，著名抗日英雄。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05年2月13日出生，5岁父亲因贫去世，由其母和叔叔养大。1922年与农村姑娘郭莲结婚。1926年其子马从云出生。马尚德27年5月入党，27年9月领导河南刘店起义，成立县工农政权,据说那是中共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起义失败后，国民党通缉马尚德全家，郭莲携子四处逃避敌人搜捕。28年3月23郭莲生下女儿马锦云。3月27日晚马尚德回到妻子旁，心里极难过，为了革命必须离开。临走前对妻子说: “真是苦了你了。明天我要出远门，也许几年不回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党组织28年8月调马尚德去开封洛阳等地搞地下工作，年底派他去上海第一期军政干部培训班（周恩来讲过课）。29年3月马尚德从上海坐火车到沈阳准备去苏联学习。等签证期间，马以工人身份领导抚顺煤矿工人运动。这期间，他多次到沈阳问签证手续是否办好，但一直没有办成。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问马尚德是愿意回上海，还是留东北？马尚德答，愿留下。于是，马尚德被任命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同时马守愚为团抚顺特支书记。刘少奇当时认识马尚德与马守愚，并知他们的化名分别是张贯一（杨靖宇选母亲姓，表示对党一贯忠诚，取“贯一”为名）和王振祥。 马守愚，又名马励明等，山东泰安人。1924年山东入党,，1926年3月，马守愚建立中共泰安第一个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山东泰安党史网未说他是叛徒。只提1929年马守愚抚顺被捕后脱党。 自刘少奇孟坚1929年8月21日沈阳纱厂被捕后，9天后，即8月30日晚杨靖宇在抚顺被捕。抚顺离沈阳只50公里。有人说，杨靖宇被捕是因为马守愚与他下属范青叛变所致 但是，现所有党史都不敢把杨靖宇的被捕与刘少奇被捕联系起来。他们大都说杨靖宇1929年被捕，是因为其他叛徒出卖 “8月30日晚，刚刚从地下联络站取得省委文件的杨靖宇,…...回到抚顺福合客栈...…两名持枪的日本警察，闯进他的房间带走杨靖宇。并发现茶筒里的文件（杨拒绝承认是自己的）。杨认为自己被叛徒出卖。日本警察署署长亲自审问。杨靖宇否认是共产党，也不叫张贯一，而叫张富义。杨要求与检举人对质。叛徒没有出面。杨靖宇被折磨6天，什么也没说。日本警察署只好将其交给抚顺地方法院。抚顺地方法院不敢得罪日本人，又将杨靖宇交给辽宁高等法院，判处1年6个月徒刑，并被关押在辽宁省第一监狱。” 该书承认杨靖宇被捕于8月30日，地点抚顺。同时，杨靖宇确认自己被叛徒出卖，杨要求与检举人对质，叛徒没露面（杨在审问中，敌人已经提及王振祥【马守愚】，杨靖宇还要叛徒出面。这证明杨靖宇知道，不是马守愚出卖的自己）。谁才是杨靖宇被捕的第一叛徒？难道不是刘少奇？ 但此书把叛徒指向马守愚与范青: “叛徒到底是谁？叛徒就是抚顺共青团特支书记马守愚（化名王振祥）和他的部下范青（化名孙德文）。在一个月前，两名叛徒在老虎台煤矿附件散发反日传单时被捕，挺刑不过而叛变。8月26日，杨靖宇在地下联络站取得省委文件后，按约定时间和地点来到古城子煤矿，与马守愚秘密接头。当晚返回抚顺时，被叛徒马守愚跟踪盯梢，并向日本警察署告密。那一晚，在叛徒的带领下，另有11名党团员被逮捕。” 上文虽短，但漏洞百出： 1- 说马守愚8月26日跟踪杨靖宇，才发现杨靖宇住福合客栈。然后，向日本警察署告密，让杨靖宇被捕。这很假。杨靖宇与马守愚是抚顺市共产党的第一、二把手，马守愚不可能不知道杨靖宇住哪。如果杨靖宇的住处，连马守愚都不知道，等于说杨靖宇的住址只有自己知道。这不符合逻辑。如果这样，其他同志如何与他联系（哪怕是单线联系）？难道杨靖宇马守愚每次见面，都是杨靖宇去找马守愚，而不是马守愚去找杨靖宇？这显然很荒谬！ 2- 说在杨靖宇被捕一个月前（也就是在7月30日之前）， 马守愚与范青在煤矿附近散发反日传单被捕叛变，所以出卖了杨靖宇。马守愚的被捕时间不是真的！如果马守愚、范青在7月30日之前叛变，为何杨靖宇在8月26日才被马守愚跟踪？敌人怎么允许马守愚拖这么长时间？因此，这里说的马守愚、范青被捕时间，定是假的。真实被捕顺序一定是刘少奇8月21日被捕在先，其他人被捕在后。符合逻辑的时间是，刘少奇先叛变供出抚顺等地下党组织。然后，敌人按此地址各地搜查， 导致大范围党员被捕。抚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地区而已。因此，导致马守愚与范青被捕，最后是杨靖宇与其他11名党团员被捕。也可能是这些人同时被捕。至于杨靖宇为何被日本警察逮捕，这容易理解。因为，抚顺煤矿与杨靖宇居住之地，在日本人管辖范围，等于日本租界。因此，日本警察逮捕杨靖宇后，审问无果，才转交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警察局。这才应是真实历史。 3- 马守愚因为在煤矿散发传单被捕后叛变可能性极小。因为，马守愚是第一任山东泰安党支部书记。怎么可能只因散发传单被捕就供出杨靖宇？因为，如果是散发传单被捕，顶多是普通党员，还可能是进步群众。马守愚很容易出狱，不必叛变。对于山东泰安的党支部书记，完全懂得此点。真实的历史应该是，马守愚被刘少奇出卖后，知道自己是被别人出卖。因此，对党不再抱有杨靖宇那样的忠诚，以后就脱党了。 4- 该文说，马守愚7月30日前叛变后，“在8月26日，杨靖宇在地下联络站取得省委文件后，按约定时间和地点来到古城子煤矿，与马守愚秘密接头。当晚返回抚顺时，被叛徒马守愚跟踪……”这也不合逻辑。为何敌人不在马守愚与杨靖宇秘密接头时，当场逮捕杨靖宇？非要等到一个月之后才逮捕他？杨靖宇是抚顺党的最高领导，逮捕了杨靖宇，就等于找到敌人最需要的人。既然马守愚已经叛变，敌人不可能不在“约定时间和地点”立刻逮捕杨靖宇。因此，此说也是假的。 5- 该书提到，杨靖宇1929年被捕后，要求敌人把出卖他的叛徒指认给他看。但是，敌人拒绝了。敌人为何拒绝？如果是马守愚或范青出卖的杨靖宇，敌人没必要为这两人保密。因为，他们的职务低于杨靖宇。如果敌人希望从抚顺最高领导杨靖宇嘴里获知更多机密，没必要掩盖马守愚与范青这两个低职务叛徒的面目。只有一种可能，敌人要掩盖出卖杨靖宇的叛徒，那就是这个叛徒的职务比杨靖宇高很多。除了刘少奇，还有谁呢？当时在抚顺周围，比杨靖宇职务更高的领导被捕的，只有刘少奇、孟坚2人。没有其他人了！抚顺社科院有位叫刘畅的说，是范青出卖了杨靖宇。还说，她采访了范青，范青承认是自己出卖的杨靖宇。这也是假的。如果是范青出卖，为何敌人不让范青出面指认杨靖宇？因此，范青绝不可能是出卖杨靖宇的首要叛徒。 总之，关于杨靖宇1929年被捕是谁出卖的问题，众说纷纭。但，只有二人被怀疑：马守愚，范青。而我认为，刘少奇才是始作俑者。 刘畅的说法是，叛徒范青1929年7月在大连叛变后，来到抚顺混入抚顺地下党。 范青出卖了马守愚。然后，马守愚出卖了杨靖宇，同时，出卖了抚顺特委许多其他人：孙德文、王文忠、傅聚田、由在存、由在文、张士贤、梁子仁、韩恩贵, 到此, 抚顺特委几乎全部被捕。连当时的抚顺日本报纸也说“抚顺共产党被一网打尽！” 就算杨靖宇、马守愚两人被范青出卖了，但，范青绝对没可能将那么多人都出卖。因范青不可能知道那么多机密。范青只是一个普通人员，怎么可能导致那么多人被捕？这等于说一个甫志高能出卖整个重庆地下党，那绝对不是真实的。 是谁造成抚顺地下党的彻底破坏？您相信哪一个？ 杨靖宇后受尽各种酷刑，灌辣椒水、灌煤油、灌马尿、上大挂、坐老虎凳，一连折磨五、六天。因为，没有叛徒露面指认杨靖宇。因此，杨靖宇一直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但，敌人是知道的）。1929年10月中旬，抚顺地方法院检查处对杨靖宇进行审判。在法庭上，杨靖宇将上衣当众解开并慷慨陈词： “法官先生，你们看我这满身的伤痕”……“我作为中国的一个老百姓，却在中国土地上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成重伤，作为官府不仅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替日本人来审判我……”。 1929年12月26日，辽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对杨靖宇予以起诉：“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送付公判。 ”两日后，辽宁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半。 1931年元月，张学良在东北实行一次大赦。高等法院检查处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呈报了一份特赦政治犯的报告，杨靖宇却被排在赦免之外。报告中写道：“张贯一系未经自首之共产党犯……依政治犯大赦条例第四条，不在赦免之列。” 由此可见，杨靖宇在狱中一直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杨靖宇在1931年4月下旬刑满出狱. 让我们把杨靖宇的被捕与刘少奇1929年被捕对比，就应该问为何，都在同一地区, 同时期被捕, 刘少奇能未受酷刑, 半个月释放。而杨靖宇却被关押600多天? 难道刘少奇是叛徒还不清楚吗? 杨靖宇1931年4月出狱后，不久再次被捕（因互济会一同志被搜身，巡警搜到杨靖宇的地址）。 1932年初杨靖宇出狱后，找到满洲党组织,，并向组织部何成湘表示，愿意搞抗日武装，并化名杨靖宇。杨靖宇之所以搞武装斗争，是明白只有离开城市搞武装才安全。因叛徒比日本鬼子还难对付！从此，身高1.93米，百发百中的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让日本鬼子万分恐惧。八年后, 1940年2月23日，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于吉林省濛江县。日军诧异：为何杨靖宇被围5天，没一粒粮食他居然能继续抵抗5天? 为了解原因，日军命令解剖杨靖宇,发现他腹中只有树皮，草根，甚至有棉絮。日本人甚感震惊！连日本军医也吓的把手术刀跌落。可以想像：杨靖宇当时饥饿到何种程度？您一定听说过吃树皮的人。但，谁听说吃棉絮充饥的人类？杨靖宇的毅力已经超过人类的承载极限！日本人下令给杨靖宇修建墓碑。日本人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亲自在墓碑上题字。伪通化省警务厅人员与百姓数百人参加慰灵祭。岸谷隆一郎在日本1945年，天皇宣布投降后，剖腹自杀,他在遗嘱中说：“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中国抗日英雄无数，但，被日本人在占领期建墓碑的抗日中国人，只有杨靖宇！ 1957年，杨靖宇烈士陵园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心下竣工。与杨靖宇素不相识的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郭沫若为杨靖宇赋诗一首。彭真为烈士陵园题词。但，彭真并非杨靖宇的上级，应不认识杨靖宇。 谁见过刘少奇给杨靖宇的一字题词、一句评价？谁听说刘少奇曾写过对杨靖宇的回忆？如果他不是出卖杨靖宇的叛徒，他应该写！因为，在党的所有主要领导中，只有刘少奇曾是杨靖宇的直接领导！正是刘少奇问杨靖宇是愿意回上海还是愿意留东北。刘少奇为何如此沉默？为何不让后代知道当时杨靖宇是怎么留在东北的？就算杨靖宇九泉之下得知此事，也会断定正是刘少奇，是出卖自己的叛徒！ 也许有人以为，是因为刘少奇不知道杨靖宇就是张贯一？杨靖宇是当年的张贯一在1952年就搞清楚了。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知道了。怎么刘少奇会不知道？为何刘少奇不敢1957年后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发表纪念讲话？就算他再忙，题个词总不费事吧？为何没有？是无话可说？还是不敢说？这难道还不值得所有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的老百姓，去深思：难道刘少奇当年没有出卖杨靖宇吗？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 1929年8月21日（按“平反报告”说的是8月22日，只差一天，无所谓了），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叛变，供出我党在东北的一些地下组织，其中包括抚顺特委的地下组织办公地点。敌人按此地点进行搜捕，抓了很多人。先是马守愚、范青等人，以后通过他们又抓到杨靖宇。敌人大喜，证明刘少奇的口供是真的。因此，敌人决定于9月上旬释放刘少奇与孟坚。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过程。绝对没有所谓常宝玉“翻供”，导致刘少奇提前释放的可能！一点也没有！至于1967年孟坚在专案组的审查中的口供，也许有一些水分，比如：党组织破坏的地方也许没有那么多, 也许刘少奇并没有见过张学良。只不过与张学良的下属见了面； 也许刘少奇向敌人交代时, 孟坚并不在现场。因此，他并不知道刘少奇交代的准确内容,…..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刘少奇是叛徒的结论。 杨靖宇同志安息吧！ 注1>吉林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的100位英雄模范
论刘少奇是叛徒(5)--驳李义凡、张文和(下)
李张为了豁免刘少奇，说：“柯庆施、李葆华、徐冰等人，在接到刘少奇转发的中央指示以，向狱中的61人传达的中央指示…..而薄一波、刘澜涛等人，对来信深表怀疑”。 注1： 此说法不能解脱刘少奇的罪责。只能旁证薄一波等一些人（不是61人全部）不能简单视为叛徒。我们也无法由此得知，柯庆施、李葆华是支持刘少奇发表“反共启示”的！事实上，柯庆施后来长期是抵制刘少奇的。并不是像安子文那样，成为刘少奇的忠实下属。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柯庆施等在刘少奇来之前，没有请示中央是否可以“办手续”释放61人？事实是，只在刘少奇1936年春化名“胡服”作为华北新领导上任后，才发生这种用“反共启示”换出狱的怪事？无论何时，共产党对发表“反共启示”出狱的做法，都是绝不容忍的。陈云、邓小平为何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否定文革。如果不编此谎言，他们就无法否定文革！历史将证明，陈云、邓小平不仅不能为刘少奇平反，反而把自己的无知或阴谋暴露无遗！刘少奇1936为何要欺骗中央？因为，他很想做出一番轰动全党的大事。他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中央永远不会知道“反共启示”之事。但，30年后的红卫兵从旧报纸里，找出此铁证！如果把刘少奇历史上一贯表现联系起来看，很容易得出结论：因为，他自己叛党多次，他当然希望党内多几个叛徒。起码可以起到掩盖他的作用。 2- 为了否认刘少奇、孟坚（孟用潜） 1929年8月22日在沈阳被捕叛变一事，李张引用原中共满洲省委廖如愿1967年9月的证明说：“刘孟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他们的情况由何宝珍接见时传递出来，他们在警局属于一般犯人，没有带镣….就是没有把他们作政治犯处理。” 廖的证词不合逻辑。如果刘少奇叛变了，当然不会带脚镣。如果他没有叛变，倒是应该带脚镣的。所以，用不带镣来证明刘少奇没有叛变是荒唐的。李张也承认，刘少奇、孟坚因为叛徒告密被捕。既然如此，怎么可能被当作“一般犯人”？完全是自相矛盾！廖如愿1929年2月才到沈阳，并不了解刘少奇被捕后在狱中的表现。他的证词只能证明：刘少奇、孟坚此时已叛变。所以，警察局才放松看管，允许刘少奇妻子何宝珍去看望。如果刘少奇没有叛变，何宝珍狱中看望刘少奇后，绝不可能平安回家！当时，不仅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只要有确定的共产党员被捕，就必定不是一般犯人。方志敏被枪毙后，脚上的镣铐还没有被撤。而方志敏的党内职务，远低于刘少奇！对这些历史常识，李张完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3- 李张为了推翻刘少奇为叛徒的结论，把证明刘少奇叛变的6个证人（纱厂副技师关辅金等）证词都说成是假的。李张给出的原因，居然是：这些证词中把刘少奇、孟坚描述成“白脸”“黑脸”“高个子”“胖子”“瘦子”。李张说：“根据这些极为抽象的证词，去旁证刘少奇被捕后叛变，岂不是滑稽之至吗？”这怎么是“极为抽象的证词”？很清楚。这是40年后的证词，证人记不清名字，只好用“白脸”“黑脸”来描述，很正常。谈何滑稽? 4- 为了推翻刘少奇1927年南昌起义期间“躲在庐山”害怕参加武装斗争的罪名，李张说：“据聂荣臻1968年10月15日的证明，罗章龙1967年12月5日的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的。1927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当面传达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所以，刘少奇‘躲在庐山’的罪名不能成立。” 李张这里还是在伪造历史。聂荣臻并没否认刘少奇没躲在庐山。聂荣臻为何2次被周恩来派去庐山见刘少奇？绝不是仅为了向他传达南昌起义。而是，为了请刘少奇参加起义（当时极缺党员）。否则，无须聂荣臻这样的领导人花好几天去找刘少奇。聂荣臻是这样回忆的：“按恩来同志给的任务, 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我通过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刘少奇在九江的住处， 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 注2注意,聂荣臻用“似乎”两字，证明他并不确认刘少奇真有肺病。从文字本身判断，聂荣臻其实在刘少奇是否逃避南昌起义问题上，表示中立。这如何能为刘少奇被冤枉的证词？第二，罗章龙说“党中央知道刘少奇在庐山养病”的话是无稽之谈。从1927年412政变后，到武昌八七会议，中共中央实际上处于混乱时期，没有领导。陈独秀的威信扫地，甚至到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也仅仅是中央的主持人，（八七会议之后是集体领导）没有实际意义的第一把手，也没有第二把手！而刘少奇离开武汉去庐山所谓“养病”是发生在1927年715之前，这时的党中央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因此，所谓刘少奇是党中央派到庐山养病之说，完全是胡说八道。罗章龙说的话完全是昏庸之语。根本就不能作证。（更）何况罗早（在）1927年后被开除出党？ 5- 李张还为刘少奇1929年沈阳叛变这样辩解说：“王鹤寿、杨一辰…….等人都证明，刘、孟被捕以后，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 注1 李张这里信口雌黄！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能推翻李张的结论：著名的杨靖宇（抚顺中共第一把手，刘少奇是他的直接领导），就在刘少奇被捕9天后，在抚顺被捕。而抚顺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李张说“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难道不是颠倒黑白？ 6- 关于1930年4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规模破坏，三十余个党员被捕之案。李张为了证明刘少奇与本案无关，说刘少奇此时已经离开沈阳。所以，刘少奇与本案无关。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请看李张的原文：“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三十余人被捕,…..原审查报告蓄意歪曲历史，认为这是刘少奇向敌人提供情报的结果。其实，这次大破坏是由于当时在共青团满洲省委工作的杜兰亭，当年4月12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满洲省委的党团领导人正在那里开会，因此，许多人被捕。”李张这种解释仍无法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就算杜兰亭被捕后出卖了饶漱石，但是，第一，杜兰亭只是一般党员，不可能出卖30个党员！在中共单线联系年代，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第二，谁出卖了杜兰亭？杜兰亭不可能自己出卖自己。李张对此没解释。因此，把杜兰亭说成是30多个党员被捕的原因，绝对是虚构，尽管日伪报纸报道。第三，为何刘少奇离开沈阳不到2周，沈阳就发生大面积党员被捕？这绝不可能是下面的普通党员叛变能造成的！1929年8月21日刘少奇沈阳被捕后，两周被释放；杨靖宇8月30日抚顺被捕后，快两年才被释放。刘少奇出狱不仅没有立刻离开沈阳，反而继续平安无事地在沈阳继续担任半年的第一领导并赴上海。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李张难道不是在编造历史? 再举例，就在刘少奇被捕的同一时间（1929年秋季），中共领导澎湃与杨殷也被叛徒出卖。他俩被捕后，6天就都被枪毙。澎湃是知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刘少奇是知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两人的知名度不相上下。如果刘少奇没有叛变，怎么可能刘被捕两周被释放，澎湃被捕6天就被枪毙？国民党绝对不是傻瓜。绝不可能被刘少奇欺骗！虽然现在书店出版的无数刘少奇传记全部这样宣传。 李张的< 走近刘少奇>充满谎言，完全应该扔进垃圾堆里。 注1: 中央文献出版社，李义凡、张文和著< 走近刘少奇> 注2: 聂荣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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