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稍微多嘴幾句，而概念性定義一番：什麼叫做那所謂的“民主政治”呀？僅僅式所謂的“選舉”嗎？非也！選舉只不過是民主政治，所邏輯性順理成章的、能確保公平公正的措施罷了！然而，選舉一旦被金錢資本、既得利益性控制，而導致該選舉實乃非公非正，而純屬“花錢消災”式買賣選票或既得利益性權益出售的話，那麼，這類所謂“民主政治”，就實乃商業性政治的買賣交易罷了。而客觀性無異於形同“掛着羊頭賣狗肉”式的鬧劇，而自毀民主政治的公信力了。 為何這麼說呀？因為，它在客觀性地從側面轉告你：你得首先弄錢，而且，還得無度貪婪地弄到無窮大、無窮多的金錢。否則，啥呀“民主政治”之類，都該無從談起而所謂“空談誤國”了。故而，這就必然順理成章地衍生出這麼個歪理邪念：不管合法或非法與否，觀黑道或白道與否，而正所謂“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而這麼個“貓論”說法呢，設若僅限於客觀性挑選家用小貓的話，令人聽得似是而非。實乃其偷換概念在篇了你！因為，無論黑貓或白貓，其首要的“貓德政治性”，那就是必須確保該貓，絕對不會偷吃主人餐桌上或儲藏室內的食品，絕對不會劣根性慣用貓爪到處撓破家具等，然後，才是其抓老鼠之本能本事如何如何。因為，後者即捕鼠術，是完全可以在其後來之捕鼠求存的生涯的實踐過程中，得以錘鍊出來的。然而，前者即“貓德政治”，則八九不離十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主。這就是為何：選擇家貓，也必須選擇“德才兼備”者。否則，純屬被事物之表象所欺騙，而自欺欺人了...... 故而，該言歸正傳，何謂“民主政治”抑或民主與法治的政治了。那就是：以具體法理政策的條款，明文硬性規範，將對統治集團任何涉嫌違法違規、亂政亂綱而禍國殃民、胡作非為行徑的揭發和批判的權力、可依法客觀性“革命無罪”、而有根有據有佐證地“造反有理”的權力，以法定人權的形式，歸還給老百姓的群眾性政治運動。 何謂“革命無罪”呀？所謂“革命”者，實乃“變革”或“改革”也；何謂“造反有理”呀？實乃有根有據有佐證地針對性任何涉嫌違法犯罪性禍國殃民的統治集團中的壞人壞事，進行有理有力有節針對性揭發、“告密”而群眾民主性文斗式造反而批判和抗議。同時，法理不容任何對人對事之涉嫌違法犯罪性質的暴恐主義式武鬥打砸搶。否則，你作為統治集團中，確實有人被發現其明明涉嫌違法違規、亂政亂綱，還公權私用、司法不公、胡作非為，甚至還貪贓枉法、侵吞公物等倒行逆施、禍國殃民的亂像，還不讓老百姓依法依規、有根有據有佐證地“告密”、揭發呀？ 即便今天，你不妨走進今天的美國民主社會，走進今天的西方歐洲民主社會；抑或，你甚至走進港澳台地區的民主政治的社會等，又有哪一個具體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上的民主與法治的統治軟實力體系，不正是八九不離十地一脈相承於當年中國大陸內毛澤東所發動那場“文革”民主政改運動中，其法理政策，所相應明文規範的那樣，所具體付諸於的實踐呢？即便在當今的美國、加拿大或歐洲國家裡，法理明文規範：“告密”任何涉嫌違法違紀的壞人壞事或恐怖主義亂像，完全屬於一個公民必須履行的、合法合規的責任義務。絕對不會由於誰有根有據有佐證地“告密”了誰，也被非法誣陷以“莫須有”罪而強權政治性判刑。唯有鄧黨偽共集團治下的偽司法，才以至於如此這般的法盲、而淪為司法歷史的荒唐笑話！ 這就客觀實踐的事實性可鑑：當初“文革”發動之後的初期，其短期內社會上所發生某些明顯涉嫌違法犯罪性質而與“文革”法理性政策的具體條款中所明文規範，背道而馳的暴恐主義性質的武鬥打砸搶行徑，其司法客觀性，純屬涉嫌犯罪性對民主政治改革運動做阻撓性的大破壞和搗亂！而卻與官方政府所明文規範的“文革”民主 政策條款，毫無任何法理邏輯性關聯，實乃風馬牛不相及！ 故而，把“文革”過程中出現的違法犯罪性搗亂破壞的人和事，在理論上偷換概 念性似是而非地“莫須有”罪式諉過卸責到“文革”發動之政策本身上的做法，完全就是政治性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歪曲歷史，而政治叛變的根本實質和具體表現。 這就猶如這麼個比方：人家原本邀請大家來參與市場性依法依規地搞貨真價實的買賣，而你卻刻意地涉嫌違法違規性搞“地溝油”式、制假販假的坑蒙拐騙買賣。結果，被發現而被繩之以法之後，你卻居然還將因果做本末倒置式的耍賴，而倒打一耙地反去誣告人家不該搞這麼個市場性依法依規而貨真價實的買賣運動。否則，你是不該搞涉嫌違法犯罪性質的制假販假、坑蒙拐騙之罪的......這不正是後來那幫蔣國民黨政治代理人鄧黨胡亂邦偽共集團之具體所作所為了嘛。這不就客觀事實而邏輯性地反過來，客觀性坐實了：其實，“文革”民主政治運動中，無論老百姓的民意抑或毛澤東所基於民主民意，而將他們撤職打倒之舉，根本就沒有冤枉他們嘛......因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法理面前，人人平等。而根本不可能任由你是什麼老革命、什麼老功臣等背景，就可以公權私用而仗勢欺人、而踐踏司法、而網開一面嘛！否則，那還算得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與法治呀？ 這就是為何不得不客觀事實性有根有據有佐證地鑑定：鄧黨胡亂邦集團實乃當年台灣方面蔣家國民黨集團，在大陸中共內部的代理人之根本所在了嘛！因為，當年的台灣方面的蔣國民黨極右政治集團的暴政性政治文宣里，客觀史載性，確實就是政治極度否民主、反民主的群眾性運動，從而照樣否“文革”、反“文革”的民主政治性群眾運動了嘛。從而也就極度反左，而否毛反毛、否共反共、否社反社了嘛！故而，無論蔣式政治，抑或鄧氏政治，無不必反民主政治而尋求血腥暴政，而一脈相承了嘛！否則，鄧小平為何要特別強調“主要防左”呀？那不就變相在說：主要“防共”、“防毛”了嘛！這就是為何他們要在理論上特別遙相呼應於台灣蔣國民黨的政治文宣口吻，而裡應外合地配合性於：凡涉毛澤東思想者，無論其是客觀性就事論事地援引，抑或客觀性實事求是地以事實佐證毛當年英明論斷的前瞻性和正確性，均勢必被概念性定義式斥之為所謂“毛左”或“極左”之根本坐在了。意在以此，從對話之開始，便以其所歪理謬論的道德定義，抑或，粗言穢語式人身攻擊的暴恐威懾，而試圖將你言論自由的人權資格，扼殺在民主討論的萌芽狀態中。 故而，試問：鄧小平或胡耀邦，哪裡有丁點兒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內涵呢？完全就是政治“地溝油”式假貨贗品嘛！否則，那什麼“馬克思主義”則該淪為假話謊言的邪門歪道性政治理論了！因為，所謂“左者”，“中共或毛共”也！其根本政治終極圖謀，不正是要設法令那象徵着腐朽沒落、國破民窮的所謂“中華民國”死灰復燃、捲土重來嘛....... 這就是為何今天，無論台灣國民黨的極右性政治文宣及其名嘴政客，抑或大陸的鄧黨胡亂邦偽共集團的信徒們，都極度害怕人們，以民主言論自由的人權提及“文革”舊事抑或緬懷毛澤東時代所有點點滴滴客觀事實真相之根本所在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一直政治性假話謊言、弄虛作假地對老百姓搞政治欺騙，而做賊心虛了嘛！ 故而，今天特此轉載那篇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當年的中共高層確實以法定的民主集中制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以便可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式，透過現象看本質地透視出：原來“文革”民主政改的具體政策中，本來就堅決杜絕任何形式的暴恐暴力行徑！其原始具體條款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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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衝垮。
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覆，甚至可能有多次反覆。這種反覆，沒有什麼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着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於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於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偉大的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願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於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着。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的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於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願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裡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搞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鬥。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於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八、幹部問題幹部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鬥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裡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革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裡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覆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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