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不是漢奸是地下黨，魯迅不更是地下黨

　　　　——勘史·五千一百七十五

　　讀張成覺〈評介《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文，數日不能平靜。

　　第一，張成覺文章及沈鵬年所著的《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一書都似在為漢奸周作人翻案，然，文章及書摘的資料都沒有能夠形成周作人不是漢奸、而是地下黨的論證的閉環。

　　第二，雖論據不足，但沈鵬年及張成覺又是認真的、誠懇的；他們的態度，讓我幾乎相信，如果不是歷史原因，則完全可以證明。

　　這樣問題就來了——如果周作人不是漢奸而是地下黨，魯迅不更是地下黨？

　　另，附文三處共刪四十餘字，皆為狠狠批評毛澤東的語言；如此，我就沒必要為其做二傳手。

　　　　　　　　　　　　　　顧曉軍 2025-1-26

【附】評介《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

近日得閱一書《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沈鵬年著，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出版，2013.09）

作者沈鵬年（1926.10—），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上海電影集團幹部，研究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達二十餘年。該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384頁，下冊正文244頁合共628頁，422016字，堪稱煌煌巨著！

該書雖以《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為名，但其中所述事實多為作者親歷親聞，且與現代史上若乾重大事件如潘漢年案，周作人“落水”案有關，透過重重迷霧，可以看到（此處刪20字）。

不言而喻，此書主要披露大陸籌拍電影《魯迅傳》胎死腹中之經過。其中上冊各章題目如下：

第一章中國電影史上的盛舉──籌拍《魯迅傳》

第二章許廣平對《魯迅傳》攝製組極大支持

第三章籌攝《魯迅傳》邁出最初四步

第四章電影文學劇本創作歷程的“一波三折”

第五章導演如願、兩陳（白塵和鯉庭）定稿

下冊各章題目為：

第六章天馬廠《魯迅傳》攝製計劃—1962年開拍

第七章陳鯉庭的《魯迅傳》攝製計劃流產

第八章黨委書記要我整理發表有關《魯迅傳》資料

第九章攝製組無奈解散,《魯迅傳》餘波仍涌

第十章尊重歷史事實,澄清三重迷霧

以上各章時間跨度為1960年4月3日（周恩來號召拍攝《魯迅傳》）至1962年12月（上影集團宣布暫停投產）。周的號召顯然基於毛抗戰時期對魯迅的高度評價，即所謂“三個家，五個最”——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殊不知中共建政後反右期間的1957年7月，毛在上海接見該市科學,教育,美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時，當羅稷南問到“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毛的回答是：“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毛的話廣為流傳，此書給出了來源：

毛與羅稷南的對話首見於周海嬰所寫的《魯迅與我七十年》，其後羅的侄子陳焜也發表文章說自己也曾經親耳聽見伯父講過他這次設問求答的情況（黃金生：《毛澤東評魯迅》，歷史研習社，2023-02-24）

由於有人質疑毛羅的上述對話，當時在場的黃宗英後來撰文加以證實。

電影《魯迅傳》的流產絕非偶然。

按《上海電影志》的記載是：“由於對劇本的意見無法統一，後報請中共中央宣傳部同意，決定暫停投產”。（沈鵬年：《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下冊，頁170）

具體一點說，是導演陳鯉庭跟編劇陳白塵等人意見分歧，之後陳鯉庭又病了，影片遂終告流產。

至於該片籌拍的兩年零八個月中，發生的起伏也可謂一言難盡。

對此，1964年“四清”運動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張春橋曾在動員大會上聲稱：“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魯迅傳》攝製組電影鏡頭一個未拍卻花去國家五十多萬元”（同上，頁180），號召天馬廠群眾揭發該組的鋪張浪費情況。這已經是馬後炮了。不過，當時拍一部標準長度的黑白片，成本一般才十三四萬元。可見，財政資金方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最先動筆寫電影劇本的是上海作協副主席葉以群（1911-1966，筆名華蒂）。1958年7月周恩來到上影視察時得知此事曾笑道：“華蒂在寫，好啊。他比胡風更早接近魯迅，算得上是魯迅的門徒。”初稿發表於1961年《人民文學》一二月號合刊上，廣獲好評。為精益求精，1960年重起爐灶，在原有的三人小組（即以群,陳鯉庭和掛名的唐弢）再增加三位生力軍，著名的資深電影編劇陳白塵,杜宣和柯靈。同時成立“電影《魯迅傳》顧問團”。周恩來指定由夏衍兼任顧問團團長，葉以群擔任創作組組長。沈鵬年被夏衍和以群指定為創作組和顧問組的秘書。（同上書（上冊），頁163）

文革初期，張春橋派“爪牙”去威逼以群“交代《魯迅傳》創作的全部過程和黑後台”，以便通過批判《魯迅傳》陰謀反對周恩來。1966年8月2日清晨，葉以群被逼跳樓身亡！（同書（下冊），頁174）

上述顧問團包括許廣平,周建人,茅盾,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夏衍,陽翰笙,周揚,巴金,邵荃麟,陳荒媒等十人。（同上書（上冊），頁137）真是文星薈萃，但宿命難逃。（此處刪15字）。

與此相仿，毛曾說過：“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頁1499-1500）文革前有人在電影雜誌上發表了頌揚聞一多的電影劇本，但無下文，而通常這樣發表的劇本都是準備投產的；朱自清則根本沒人動筆寫過。

對此，一度深獲毛賞識的田家英六十年代初曾在私下裡評論說：他（指毛）號召發揚海瑞精神，實際上是不希望出現海瑞！（大意如此）同樣，假如被（美國人及西方學界）認定為“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聞一多和朱自清，活到1957年6月的話，除非不說話，否則也難免給戴上右派份子帽子！

補充一句，曾被魯迅稱之為“四條漢子”的田漢,陽翰笙,夏衍,周揚,除田漢未介入電影《魯迅傳》的籌拍之外，對該片都出了力。尤其是劇本第四稿經周恩來指定，給夏衍一個月的創作假。夏奮筆疾書（1961年5月-8月），按時完成後病了一場，廣獲好評。但陳鯉庭就是持不同意見。後再由陳白塵執筆修改完成第五稿，並在《電影創作》1961年第6期卷首全文發表。陳鯉庭還是拒絕認可，並成功地通過林默涵予以否定，真是莫名其妙！

該書不少篇幅披露包括唐弢在內的知名作家對沈鵬年大肆攻擊的文字及圖片，讀者不難辨別其中的是非曲直。茲不贅。

下面引述幾點近代史上的謎團。

一是毛是否見過魯迅。

1961年5月1日毛接見趙丹時，“趙問毛澤東在什麼地方見到魯迅？毛澤東說他是在北大見過，以後又去魯迅家登門拜訪。趙說：毛澤東見到魯迅時，魯迅在教育部工作，負責管理圖書館的事務，去過北大圖書館。當他知道毛澤東每月工資只有八元錢時，曾提出願意介紹他到其他圖書館工作，工資有幾十元，這樣生活環境可以改善一些。毛澤東表示他志不在此，便婉言拒絕了。（上影編劇孫雄飛作《憶趙丹談“毛魯會見”的經過》，原載於《毛澤東與著名作家》。轉錄自《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上冊，頁100）

筆者認為孫雄飛此文中這一段引述趙丹的話，並無趙丹本人證實；就算有，也是孤證。統而言之，無異於天方夜譚，完全不靠譜，簡直胡不經一駁。

因為一者1918年8月中旬毛到北京後，要找工作糊口，1936年他在延安親口告訴斯諾說：

“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見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第四章第三節《革命的前奏》）

二者（此處刪9字）個性，他不到處宣揚這次“魯毛會見”才怪！

三者所謂“其他圖書館工作，工資有幾十元”，毛以一個師範畢業生的學歷還能找什麼“工資有幾十元“的“其他圖書館工作”？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爾？

筆者生父1918年至1924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政治系，與後來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為同班同學，修讀過楊昌濟教授主持的倫理學，並在北大圖書館閱覽室見過毛。他說毛就負責登記前來瀏覽報刊的學生名字。而毛因為字跡潦草，被頂頭上司張申府（1895-1986）斥責過。中共建政後毛還說過此事。

中共建政初期，在一次閒談中章士釗向毛澤東提及張申府的工作安排問題，毛澤東說：“那是我的頂頭上司啊……”。（見《維基百科》）

事實上，1917年，張申府在北大畢業後以助教名義留北大工作，擔任預科數學和邏輯老師。通過同學郭曉峰，張申府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常去李大釗辦公室閒談，因此也與張申府熟識。由於李大釗工作比較忙，就讓張申府幫助在登錄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釗離開的時候，張申府幾次擔任北大圖書館代主任。1918年毛澤東由倫理系的楊昌濟先生（楊開慧父親）介紹來擔任登錄室工友，曾經在張申府手下工作過一段時間。（見《維基百科》張申府條）

一是內山完造的背景。周恩來就《魯迅傳》影片作“指示”時提到內山，他說，這個人至今我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從前他曾替我們掩護過一些人，解放後搞日中友協，也受到日本反動派的壓迫，但他從前的政治背景究竟如何？還不知道。假定他從前和日本統治者有關係，而日本統治者允許他給我們做些掩護工作，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同上書，上冊，頁129）

一是周作人（1885-1-16—1967-5-6）的“落水”。中共上海電影總公司導演室支部書記葛鑫在《中外論壇》（紐約出版）1995年第四期，發表《考查周作人落水之謎的風波》，其後，沈鵬年及時考查“周作人’落水’之謎”，搶救活史料以利於研究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一懸案。得到上影導演室黨政領導一致同意和支持。他便持上影的證明和介紹信，先後三次赴太原，四上北京，兩訪天津，五往南京，西至鄭州和西安等地，歷時近三年尋訪到與周作人這件事有關者四十多位，都是八十歲左右的老人，獲得許多第一手資料。他向室領導作了匯報。其中有：周作人為何滯留北平,怎樣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怎樣參加“教科書編審會”,怎樣出任偽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怎樣接受偽華北教育督辦一職,為何寫《藥堂語錄》,怎樣出版《藥味集》,為何答應中共地下黨到解放區教書而未去成,他營救了哪些共產黨員,營救了哪些國民黨的教育界名人，以及他和前國民政府北平市長何其鞏的關係,他和教育部北平地下專員沈兼士等的關係等等，對於揭開“周作人落水之謎”有了重大突破。特別是了解到周作人和中共地下組織的聯繫有好幾條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線是中共北平特委，又稱“華北上層聯絡部”。（同上書（下冊），頁226）

1964年6月14日，上影導演室黨支部把沈鵬年的工作報告中共上海市電影局黨委。這些材料暫時“留中不發”。（見《中外論壇》1995年第4期第32頁，轉載自（同上書（下冊），頁226））

但何以後來又在美國發表呢？蓋因此事起源於文革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副市長的知情者許建國（1903-9–1977-10-4，許於文革期間飽受迫害，文革結束不久即去世，生前不便為周之“落水”解釋）。

許建國在抗戰時期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部長是康生），1939年至1943年兼任中央北方局社會部長，是領導北平特委的直屬上級。他對周作人這件事是知道並首肯的。但曾任北平特委的負責人卻諱言不談。中央有關部門派人在1986年5月15日，持編號3823號公函，來上海向沈鵬年了解這位原北平特委負責人的情況。

……其實此事（指周作人“落水”，張注）早在1942年3月由賈芝（李大釗之婿）寫文章公開披露了。還說許建國也知此事……他們最後表示：這是學術性的調查研究，可以在“內部刊物”上發表，使當事人和知情人看到後進行補充和訂正，就能把事實搞得更準確,更翔實……（同上書，下冊，頁227）

周作人案之所以四十多年均未能澄清，乃由於三位知情者兼負責人出於種種原因一再含糊其辭。1938年至1942年擔任北平特委書記的王定南（1910-）1986年3月才講了真話；袁殊是1986年6月25日才口述回信給沈鵬年證實有關事實；他們兩位都是中共資深高幹。而袁寶騤則是中共親密朋友，傑出的愛國民主人士，自1982年至1986年五年間多次向沈鵬年談及周作人的事，甚至早在解放初期即向周恩來提過這件事。

可是好事多磨，周作人案生前始終未能澄清，以致1949年後他自國民黨監獄中獲釋放起，因家庭人口多而生活窘迫不堪，文革狂飆一起終於死於非命。所幸歷史總算還他一個公道，知堂老人泉下有知當可瞑目矣！

綜上所述，號稱“偉光正”的中共自崛起至今一百餘年，蒙與騙之本性根深蒂固。所以王定南和袁殊這樣的資深高幹，明知所屬共黨之朋友受屈亦不敢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反之，如沈鵬年這樣儘管事不關己也熱心盡力拯人於水火，實屬難能可貴，鳳毛麟角也。

最後，需要指出一點，即書中對於魯迅生前十分器重和賞識的劇作家姚克（1905–1991-12-18），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1961年3月17日夏衍談《魯迅傳》第二章時說：“當時有一個滿口洋文，油頭粉面的人（指姚克），和魯迅交往，我曾告訴他此人不大好，魯迅也很不以為然。”（同上書，上冊，頁217）

末句稱“魯迅也很不以為然”，不知何所指。事實上姚克精通英文，應魯迅之請一再為其翻譯英文名著；姚克本人對於話劇創作更是成就斐然。他翻譯完成了魯迅《短篇小說選集》，和魯迅的來往書信達五十多通。魯迅對姚克“以西文介紹中國現狀”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百度百科）其後在魯迅葬儀上他擔任大會司儀，全過程緊挨着大會主席宋慶齡；自靈堂抬棺出大廳時，他是扶靈者右邊第一人。夏公雖然較姚克年長5歲，見多識廣，但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等因素所限，對姚克的判斷未免失之偏頗。

198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清宮秘史》之案為姚克平反，是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清宮怨》劇作（電影《清宮秘史》之劇本）。

溫故而知新，翻閱一些前輩的舊作，往往能夠大有進益。在此謹誠摯推薦沈鵬年著《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時值新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願與諸君共勉。

張成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