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的城墙上 /将阴森的光线抛向高高的天穹/在那片野性与皎洁的黑色大陆/诗人在星光下/ 去寻求采集完美的神所撒下的花朵

诗人 /生活在别处/在沙漠/海洋/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洪水的幽魂刚刚消散

生活在别处，谁不曾想像过呢？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没有经过的欢乐，这种想象，不正是我们偶尔对命运的小小的逃逸？年青的我曾经觉得生活像虚浮 的灰尘一样可厌，我的言语和呼吸都只是警钟，敲打我加快离开它的步伐。我渴望着别处、远处、不知名的地方，甚至在他人的生活中。。。这是青春没有安定的心 常有的骚动吧。这也是一种使人无法享受当下的轻微的水土不服，随着老之将至终将烟消云散。

借用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作为题目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它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诗人：年轻的雅罗米尔。雅罗米尔是父母一次野外激情的产物，虽然他们因此步入了婚 姻，他的父亲却始终玩忽而冷淡。母亲由于对乏味婚姻的可怜的失望，而将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唯一儿子的身上。雅罗米尔渐渐长大，每一天都被母亲热烈谦卑的， 然而又兼具入侵性的爱和索求围困着。

雅罗米尔很小就有敏感纤细的艺术天赋。这些天赋在母亲那感性的，过分浓烈的关注、赞美和享受之下逐渐包围了他的自我意识，使他骄傲而自卑。年轻的他始终处于 和母亲的拉锯战之中，试图摆脱幼子可笑的稚拙，然而却一再发现他在成人世界面前的软弱和焦虑。他有过几次青黄不接的爱情，都在笨拙尴尬中无疾而终。后来有 这么一位错误出场的“红头发女孩”，使他顺利度过了初次性行为的巨大心理难关，虽然她看起来毫无魅力，他仍然相信自己爱上了她。她成全了他的爱情探索，她 使他安全过渡到了彼岸的成人世界。然而，向往已久的这个世界也并未使他轻松。

雅罗米尔生活的年代，在捷克是一段风声鹤唳的日子。社会主义颠覆了旧有的社会秩序，同时生涩却又粗暴地挑战以往的审美和情感价值。在这风卷残云的精神狂欢和 禁锢中，诗人为自己无处安放的激情找到了理想主义的图腾。他反对以往的一切，热情澎湃地赞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他相信这是一种极端完美的秩序，以致于作 为维护秩序的代价，个体的生命和情感不必同情。这种理念上的反抗本身，使他恍惚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必须享受这种力量所带来的尊严感，因此他还要有所行 为。后来，因为情人的一个谎言，他告发了她要叛逃出国的弟弟，致使她锒铛入狱。出于对情人的由爱生恨，出于对理想的病态蒙昧的执着，出于需要摆脱自己幼弱 焦虑的迫切，诗人做出了一件严重的，足以毁掉一家人的政治告发事件。

不过，诗人并未由此得到真正的生活。他不久就在煎熬中死去。

在我看来，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有两个主题：成长的困顿和诗情的政治附体。这两者都与青春有关：其一是从石缝里向外张望的仓促而踌躇的青春，拥挤着一个鲜 绿敏感的小草过多的幻想，期望，怀疑和自我的无所适从；其二是烈焰一样狂妄放肆的青春，始终要寻求不负责任四处燃烧的机会。诗或诗的情感是完美的炭木，蛊 惑着奔忙的火焰对现实世界短暂的占有和破坏。

成长的困顿谁不曾遭遇呢？尽管它已经过去，人们却不能轻易将它遗忘；它成了文学和电影常青的主题。《毕业生》里年青的达斯汀霍夫曼，如同年青的诗人雅罗米 尔，急于摆脱母亲的怀抱，而进入真正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却没有一个入口，这是青春期的噩梦。这个噩梦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生活是一只巨大的怪兽，足以吞 噬我们一切青涩的梦想；又是一面无处不在的照妖镜，一再显示出我们的可笑和卑微。然而，青春的本质却不甘心被吞噬，也不怜悯卑微。青春在不由自主地冒险冲 击，在自己的领地里宣称爱情，并且要毫不留情地割去一切卑微的附庸。诗人的精神冒险比众人更惨烈，这样他们就见到血，血可以更快速地成诗。

有人大概说过，没有写过诗的青春，算是枉过。这样说来，诗是青春的佐证。

肉体的冒险似乎也同样重要，性的成熟是不可或缺的心理标志。无论是年青的毕业生，还是《朗读者》里十五岁的大男孩，都无法抵御成熟女人的诱惑，将床当成了和 生活较劲的主战场。这仿佛是一条捷径，可是雅罗米尔没有这样的好运，他还不得不时常为自己的青涩而挣扎，为重要关头功亏一篑的爱情哀叹。还好，一个完全偶 然而来，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丑女孩，将他搭救了出来。然后他开始以诗的狂热塑造这一段爱情。

典型的诗人就是如此，用黑或白的感情对待一切。从这点上讲，雅罗米尔是忠于自己的。在生活每一丝琴弦震动中，黑或白的坚定给诗人带来无尽痛苦和快乐的浪潮。诗就是爱，或是死。没有什么中间的情感可以将文字排列成如此的非理性，而又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美。

不过，诗或者诗所栖居其上的热烈和充沛的感性美和流动的力量，却也在某些时候成为了邪恶蛊惑人心的有力同谋。在历史上，重大事件中，理性的退隐常常是危险 的。只有诗人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蔑视理性并将它逐出自己的伊甸园，因为那与他们所创造的美无关。但是，诗人真的可以不为后世诟病吗？

类似于雅罗米尔的狂热，《罪与罚》中有杀人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历史上也有中国过去的岁月，文化大革命，还有二战时的纳粹和日本。红卫兵们（还有许多不年轻的 中国人）曾是同样的慷慨激昂，从心底里相信生活要在他们手中翻天覆地；当年的德国民众也在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带领下众志成城，仿佛在替全人类的明天奔赴战场，奥斯维辛的烧尸炉只是一个必要而有效率的手段；日本人曾经很敬业地替天行道，传播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理想，所以连日本的慰安妇都怀着为国献身的壮志奔 赴中国。

邪恶，在经理想主义整容之后，变成了一代人或者一群人的绝对唯美。这是人间一种可怕的恶魔般地转换。它使人销魂落魄，轻易放弃自己灵魂的一丝独立。它使更多 的无辜生命遭受悲剧的突击。这是世界最邪恶的时候，也是人性最软弱的时候。某些人永久地成为了邪恶的奴隶，而某些人在这些奴隶的快乐中死亡，余下的人在这死亡的阴影中战栗。

我还记得小学时有一本笔记本，夹页里是雷锋日记。他铿锵有力充满诗情地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被认为是革命战士的坚定立场。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有很多被严冬一样残酷对待的人，只是有良心和理性的人。他们还没有完全被主义冲昏头脑，也尚未为私利出卖自己，比如说林昭和张志新。当然，若论起谁要为群体邪恶负责，就不仅是有关青春和诗情的事了。而热烈的理想主义，一旦在冒险的青春和偏执的人格上爆发，就滑向了极点，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