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诚,最初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手.在北京到临沂的129号公路牌下,凌晨三点.下了车.一双温暖的手就握住了我.以后几天,这双手握着我的手走遍了 村里, 失明的他只能用双手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双手是他表达情感的渠道:与你五指交叉相握是信任的信号,稍稍用力是在压抑内心的愤怒.轻拍你的手是会意,双手摸着对方的脸庞,是在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啊.手总是热的…… 掏鸟窝的瞎孩子 陈光诚是山东沂南县东师古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一岁时一 场高烧烧瞎了他的双眼,贫寒的母亲忙着为大户人家做饼顾不上孩子,发现时没有办法的父母搓着手,听着孩子哭了一夜,对于小光诚这一夜再没有亮过。在这个偏 远的沂蒙山脚的村庄.双目失明,并不能改变他是村里最调皮的孩子:他最会掏鸟窝——想一下?原来他让树下的孩子用竹竿绑着锅盖盖住鸟窝的口,他就循着小鸟 的叫声爬到树上,一掏一个准。长大以后小时候的伙伴见到他,还会说:“什么时候再去抓鱼?”原来他是全村最会捞鱼的小孩。“我看不到鱼,但我知道鱼会在哪 里,什么样的石头下会有鱼” 童年是快乐的,帮父母收麦,用双手感觉麦田风的变化。不快乐的是村里会有孩子看他眼瞎捉弄他, 例如打一下他的头就跑。小光诚的策略, 是不反应,记住对方的口音,下次碰上,一把抓住小坏蛋,痛打一顿。当正常孩子捉弄光诚时,旁观的大人往往只说一句:嗨,弄人家瞎子干嘛。当光诚打小坏蛋 时,大人就会慌忙出手相救。“原来他们潜意识中认为捉弄盲人是蛮正常的。”这个世界是不公正的,他想。 对于盲人,机会永远 是那么少。十八岁时,他才上了小学一年级。有幸逃脱众多盲人文盲的命运。略识文字的父亲,给他念水浒,三国。路见不平一声吼,种在他心里。在盲人中学,校 长把孩子们关在学校,以交通安全为由不让他们出校门一步。陈光诚带着学生们向学校干涉:“咱们学校是为学生一时负责,还是一世负责。”终于取得出校权。他 还为反对食堂师傅欺学生看不见把二个馒头的面粉做成三个馒头。师傅捉弄这个厉害的小家伙,最后只给他一个人小馒头,让他告瞎状。光诚聪明地在同学中取证, 将两个大小不同的馒头放在校长面前。更为奇特的是,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向他多收钱,陈光诚完全根据自已对速度与时间感觉,准确说出里程,讨回公道。 当 时全国只有两个大学招盲人学生,每年盲人大学生只有四五十人,而全部是学中医与推拿。98年陈光诚有幸成为少数的南京中医学院盲人大学生,这时在中国这样 的盲人大学生也只有四五百人。在人们眼中,盲人除了推拿,算命,干不了别的事。 陈光诚偏偏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他 回到了贫穷的小村。 一声吼 陈光诚在家里喜欢评论事,渐渐地乡里乡亲有什么矛盾,家里吵架 “什么花盆砸到人了,狗咬人啦,儿女不养老啦 ”都会让他评个理。陈光诚总是按自已心里的道理说个明白,有一次偶然听到法律条文,渐渐陈光诚发现,自已想当然整出来的理,和法律还挺象的。陈光诚就让父 亲给他读法律,听广播的法律栏目。 1991年,《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残疾人免征农业税费,义务劳动。 但在当地农村从没有落实,没有任何保障。乡里雇佣的流氓收租队横行乡里,与乡里收费分成。套上麻袋,他们就打人,还要撬门抢东西。残疾人成了他们开刀的好 标本。在邻村,一位聋哑人被流氓收费队打成了脑震荡。 1993当收到陈光诚这儿时,陈光诚花了一年一路从乡告到县,市,省 直到北京,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室收下了他的上访材料。回来后三个月乡镇干部上门,说你的钱我们免了还要给你每年二百元补贴。没过多久。陈光诚发现自己的 900平米的承包田被收走了一大半。转包给别人,承包金240元给了乡镇。 “上访是没用的!”陈光诚看透了。 “光 诚,你看这咋办哩。” 孙祖镇农村的一位盲人刘乃堂,被村里逼着要去挖土方,要收税。刘不肯。村长就在村里的大喇叭上骂开 了,还伪称乡党委决定:“咳,大家听好了。乡党委通知:……某某谁家的瞎儿子,农业税你凭什么不交,人家交你也得交……”大喇叭喊得不安生。村长又上门: “你全当我们是要饭的,你残疾人要交上,别人农民的税也好要了。” 陈光诚写一纸诉状交上去,法院判村长败诉。 这 是陈光诚代理的第一个案子。 村子里的怪事总是很多,乡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办出生证时,一定要夫妻两买一种三百五十元一瓶的 叫福施福的神药,并且说吃了对胎儿好,也说不明白药效。许多夫妻买了以后就扔了。更多夫妻,因为买不起这个药,就没办出生证。结果小埠村里一个头胎怀孕六 个月的合法孕妇,没有出生证,就要被计划生育的人抓住做人流,杀一儆百,这样的事在当地有很多。陈光诚赶到一声怒喝:你们这是犯法,六个月的孩子打掉是杀 人知不知道。计生委的人吓跑了。 当地把他看成农民的保护神,讨教的人越来越多,陈光诚总是说:“我不是什么保护神,也没啥 了不起,这些权利本来就是你们的。” 邻居家有一个精神病人,常年被关在一个五点七平方米的栏杆里,家人每天递点吃的。就这 样的人,乡里收了他十年的农业税。陈光诚警告,你们要是还收,我们法院见。 另一户人家父母均是盲人,唯一的儿子是正常人, 生的两个孩子又是婴儿瘫.这样的人家乡里还要按人头收费,上门抢粮食。 “他们不按法律程序或理由,上门抢东西,你们就把他 们当贼一样打!” 这样的事有很多。陈光诚渐渐成了当地的赤脚律师。 “这些案子,城里的律师 不肯接,也接不了,没什么钱,这时就需要我这样的赤脚律师了。”2001年陈光诚就辞了县里医院的工作,全心在村里帮村民打官司。“说实话到医院有钱按摩 的都是玩麻将玩出病的政府官员与官太太,我讨厌为他们服务。” 双眼看不见,陈光诚花的力气比正常的律师要多十几倍,听材 料,正常人一小时能掌握的,陈光诚需要十多个小时。有时骑自行车就能取证的事,陈光诚得步行数个小时,还要走山路,碎石重叠,陈光诚许多时候是一个人走 过,很多时候,迷路了,陈光诚要在晚上十一点才能摸回家。一次在独自过桥时,从桥上摔了下来,幸亏有些水性,才没有伤了性命。有的河中没有桥,只有一块块 露出水面的石头,陈光诚要用手一块块摸过去。 自然的危险并不可怕,陈光诚说接到威胁的电话。有一次夜晚他一个人在路上,突 然一辆摩托车加速从背后向他撞来,突然又刹住了,可怕的寂静,车开走了。“也许是雇佣的打手,最后一刻起了善心。”陈猜想。 你 们不能不作为 92年至今,陈光诚在的村村务没有公开过。在陈光诚指点下,村里六名代表联合三分之二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陈光诚将300名村 民的公开信贴到了村上,并抄送人大,检查院。 2004年3月4日,二十多张大字报晚上偷偷贴在村里的墙上,上面扬言:“瞎 子……,只要再提罢免村委会,用石头砸开你的脑门子。……”陈光诚立即打110报警,并寄去证据。没有回音,打了十几次,再打,派出所传出一句狠话:“你 再打110就要先整你!”村干部乐了“倒要看看公安局是你们家开的,还是我们家开的。”村里民众的代表的杨树林,每棵树被锯子齐胸锯了一半。陈光诚立即起 诉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 十多天后,公安局拿着起诉状找到陈光诚:这点小事你们还起诉?陈正色回答:对你们是小事,我们是大 事。你们拿国家经费,不能爱查不查。 公安局怎么会有陈光诚的起诉书?陈又上法院,法院说没收到立案信。陈早有准备,在邮局 查到当时挂号信送达的时间,陈光诚又准备起诉县法院侵犯公民诉权,将起诉状交给被告方。 11月4日公安局终于来做笔录。 村 民提起陈光诚,最服气的是这样一件事,1998陈光诚大学毕业刚回家,到了村口闻到一股恶臭的水味,坐下没多久听到,有村民突然犯怪病死亡,还有村民孩子 考上大学,体检却不合格。“一定与河水有关。”陈光诚立即取证,联合两个村的村支书,收集了一河两岸,四万个村民的签名,要求关掉污染的造纸厂。并把污染 厂推向被告席。厂停下来治污后。2000年陈光诚又申请了英国联邦基金20多万扶贫资金为修了163米的深水井,那些日子,村里象过节一样,每家动员起来 挖土,修自家门口的水路。仅仅用了政府工程开价三分之一。村民感觉自己是有力量的。 “没想到是瞎老五,村里看上去最没有用 的人让俺们吃上了甜井水。” 刁难 要知道农民打一场官司有多难。 下 面的情景是常见的。 沂南县行政庭,陈光诚代四个农民立税收案。面对行政庭庭长刘长伟。 “你 们去行政复议,才可以诉讼。” “庭长,法律规定,两条路径可以各选一。” 立案申请又被扔出 来。“你这个钱太少了,几十元的事,也来立案。” 被陈光诚反驳后,庭长又厉声说: “你怎么 来给他立案的!谁委托你的。” 陈光诚指指窗外。庭长看到了窗外的农民。 “不给立!——反正 不行。” “不行,请给一个书面的裁定。” “什么都不给你出,就不给你立,你爱找谁找谁 去。” 还有更明白的。 在一次开庭时,甚至法官跳出来为被告地税局说话:“我来给你解释解 释。”打断陈光诚从北京请来的律师:“行了,行了,你是北京的,俺是农村的,俺这儿和你们北京不一样,俺得听当地政府的,当地政府叫干什么咱就干什么。” 陈 光诚很明白: “执法不公正?这些法官,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已执法不公正,关键是权利相关方没有给他们压力。这些法官不是没 有知识而是没有压力。对于农民来说;自已不争取权力,永远没有人会给你们权力。” 这还算是直截了当的,针对陈光诚这样的明 白人。 一位刘常余的盲人,父母都近90,老母亲还被牛顶伤腿出不了门。自己与老伴都是盲人,自己还聋,大儿子打工在外失 踪,大媳妇跟了二儿子.乡政府通过骗手印的方式,让二儿子承担大哥与父亲的提留款与农业税,家中只有借高利贷,最后还有1000多元没法交.乡政府的小分 队把家中的粮食与牛强行牵走.刘被迫花了1200元买回自已的牛.立案后,每去一次法院,法官就找一个要补充或需要增加的理由.刘常余这样一个盲聋人,在 荒郊用手摸索着最后来来回回走了七次.每次要走上一天.还要面临乡小分队麻袋套上打人的危险.整整三年后,才调解撤诉。因为除起诉费,当地法院还要收一百 元实用费,说是打电话,传真费用。刘常余根本打不起了,打官司,耗尽钱财,现在刘常余在小孙女带领下,四处讨饭。 浦王镇的 一位原来一心讨公道的农民便是因为立案难失去了信心,写信说“光诚,起诉没用的,就是起诉了执行不了还是没用。我们不打了行不行。”最后中途放弃了。陈光 诚很难受。 “ 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刁难,打掉农民法律维权的信心。” 又是什么支撑陈光诚做下 去。 “案子本身并不重要,意识最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案子,唤醒民众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一案子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影响四 五个家庭,中国有二亿个家庭,如果这两亿家庭都有类似的认识,他们会认清社会的本质,会起来改变社会。” 没有对政府的监督 就没有真正的法律,法律成了一纸空文比没有法律更糟糕。”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农民,你的权力只能通过你自己去努力 维护,而且团结起来斗争上才能长久,你一定改变几千年来上把自己命运寄托在一个有道明君,一个包青天,一个好的政府官员身上,彻底打消,没有人给你权利, 给你也是暂时的。” 经过官司的农民大部分不再把不公原因归为腐败分子了,也不再象报纸上宣传的“错误都是丫环的,姑娘是好 的。”打过官司的农民与没打过官司的农民就是不 一样。 在采访中,一位农民刘长春上了门,他是开一家小铺面的,一直是老老 实实做生意,胆小怕事,从不拖欠税款。2003年,萨斯期间,地税局说今年闹灾,地税核准交1000元,刘长春赶紧交了钱,拿了完税发票。12月1日,地 税局的人员说上门看一下完税发票,一到手就收走了。12月6日,地税局上门称刘长春没交税,要刘老汉补2003年全税。并当场用两卡车拉走店里的全部商 品,并殴打了刘老汉的儿媳。录相机甚至录下了十几分钟儿媳凄惨的叫声与哀求声。老汉咽不下这口气,“他们不能这么干呢!”告上法庭,一件很简单的案件,只 要查一下地税局存根就行了。结果地税局出了二十六张假凭证。官司仍在进行中。 官司在当地是大事,何况还是告地税局的。大大 小小的商家和农民都旁听。 明显的变化是,刘长春经常会碰到同街小店主,他们说:长春,我们请你喝酒,现在地税从每年 1200元降到正常的400元了。开庭了,大家都受了触动。地税局觉得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弄的了。这就是改变。 刘长春以前碰 到官会害怕,还会哆嗦,现在“不怕了。” 他说;光诚,以后打官司的农民兄弟需要什么,说一声。 赤 贫 33岁的 陈光诚办了许多个案子,没有收一分钱,家里一贫如洗。他的卧室里,只有一个斑驳的柜子,是他奶奶留下的旧柜子,他的床是奶奶留下的旧床,垫着砖头。墙上蒙 着灰,裂着缝。 陈光诚:“不是我不让你进卧室,寒伧着呢。”我的眼睛红了。 一个哥哥不支持 他,认为会倒霉的。说还干这儿,我不会睬你的。陈光诚以前靠父亲的一点退休工资支持,现在父亲去世了。 乡里对市里的记者 说:“你们千万不要报道陈光诚,他是个可疑分子。” 大哥却支持他,办什么事都默默为他带路。 村 民们更喜欢他,在酒席上,陈光诚往往是主持酒局的好手,乡亲长幼都相信他。 传奇的是青岛华工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姑娘与陈光诚 在一次电台节目中通过电波相遇,好心的陈光诚用亲身经历安慰一时工作不顺心的姑娘,姑娘 去了东师古村见了陈光诚。此后姑娘放弃了工作嫁到了村里,人们百思不解,“你为什么嫁给他”,姑娘说:“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不嫁给他。” 她 嫁到山东后,在一所县重点中学教书。 “ 老婆,比起教育,为农民维权这个事更远大,把工作辞了,一块做吧。”姑娘听了他的话。 现在她成了他办案的眼睛与向导。她叫袁铃茹。 每 天妻念夫听,陈光诚通过耳朵学二个小时法律。 别人花十分钟学会的东西,盲人需要一个小时,学法律是艰难的,当陈光诚申请到 交大旁听法律时,学校回答:除非是全国劳模与世界冠军。陈光诚又一次被拒之门外。 陈光诚的经济是个问题:农民已经没有钱打 官司了,陈光诚为了不增加负担,于是不收一分钱。每年他与爱人母亲种地养活自已。外出活动常睡在朋友办公室沙发上。他向众多基金会申请过基金,但是一分钱 也没有拿到,得到的却是官僚化的答复,甚至没有答复:“他们进入中国是想改变中国,却被中国改变了。”陈光诚认为,基金对农民维权比较敏感,不敢放款,更 重要的是思路上的问题,他们认为改变法官意识更重要,其实中国的法官不是缺少常识,而是没有力量推动他们执法公正。”资源应当用于培养成权利弱势者的权利 意识上。 “ 在中国凡是触及问题的根本的,没有不敏感的。都会受到打击,只要问题做到点子上了。目前的NGO与基金会浪费了太多资源,却没有做根本的问题:唤醒弱势者 真正的力量。” “我发明了一个衡量个人与一个机构的评介公式:就是以他所做的除以他的所说的,如果分值越大,这个行动者价 值越大。” 相反陈光诚是个直接行动的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办了多少案子,因为从没有统计过,只知道干下去。他的临沂朋 友记者陈克锋帮他估算了一下,有三千人次。陈克锋回忆:一次在北京地铁,陈光诚出示了残疾证,但被认为不是北京市残疾人被补收了车票,回到家后,他想起这 是不对的,立即返回北京,立案要求北京地铁公司赔偿,并修改规定。陈光诚胜了,北京地铁公司与国家法规不符,从此所有残疾人坐北京不收费。 “想 到就做,维护公正是第一位的,而不管是多少钱。他的心大着呢。”陈克锋说。 唤起 2005年 1月13日, 村里的孩子叫着:“瞎子们开大会罗。” 只见一个个衣裳 褴缕 的盲人,柱着盲棍从四面八方的田野上走来。神奇的是来自九县三区的盲人,大部分没有人带路,却一个个准时摸到陈光诚的村口。一个完全民间自发形成的学习残 疾人保障法的活动在村里一间民房中开始了。 72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展部前主任丁启文,惊呆了,因为在这之前,他读了临 沂残联的报告,为临沂残疾人都过上“小康生活”而高兴,一看到眼前活生生的残疾人朋友们仍是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眼睛都红了。他深深鞠躬“我是为你们服务 的。”中国80%盲人在农村,他们至今仍是没有保障的,有的还到处睡觉,可能成为冻死骨,有的乞食为生,不能走远,饥不择食,靠邻居救济。这次六十人的培 训,有二十多人是其它各村的民间骨干,其余四十人是各乡的盲人。 在会上,一位红脸汉子扛着一个草剁子进来,“尊敬的专家, 俺是卖糖葫芦的刘永,今儿看到那么多残疾人听你讲法,挺激动,就把这所有的糖葫芦都献给你和残疾人朋友。”这是培训班收到的第一笔私人捐助。在这之前,陈 光诚是通过朋友筹款办的培训班。 “没钱,咱也要办。” 北京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做了《让爱改变 并不完美的现状》丁启文做了《新残疾人属于新文明》:讲的是“残疾人不是二等公民,而是平等公民,不要再有封建臣民思想,如果有侵权,必须自己起来维 护。” “俺村在进行选举,俺和孩子票想找人代写,原村干部说代写人不在不让代写怎么办?” “咱 庄户人太糊涂了,明明受侵害了,还不知咋回事,现在心里亮堂了。” 一个字不识的张女士,用指头与拳头向人们比划:“以前俺 心这么点,听了专家讲座,宽了,这么大。” 在学习班结束后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一辆公交不让盲人学员上车,说不收你 钱,你别上。盲人不服,她就说你身上有味道。听说此事后,十几位盲人学员们有的到家后又赶回来联合起来向公交公司讨说法。笔者刚刚获悉,公交公司经理将上 门道歉并赔偿。 “ 社会的改变,往往不是靠上面的人最有权力的人,反而是社会最弱势的人,美国六十年代是黑人,韩国是工人,英国呢许多人不知道是残疾人运动。” 在 黑暗中,他比谁都看得更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