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良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早上邻居老张的儿子小张把蔡淑兰背到了出租车上，父子俩把她送到了急诊室。陪着她等了一会儿，来了几个护士一个医生，给蔡淑兰量量血压、心跳，问了几个问题就走了。

周维良接到电话，还以为老蔡是高血压又犯了。她这些年一直靠药物维持着血压的稳定，时不时有一些状况。他送走了老张父子，坐在蔡淑兰的床边。蔡淑兰没有醒，头歪搭在枕头上，嘴里有一道口水流出来，淌在枕头边儿。她的头发都斑白了，脸色暗沉沉地，嘴上的皱纹一下子咧到了耳根。

淑兰年轻的时候，头发总是黑油油的，有时候绑个大辫子，有时候扎两个小辫，别提多精神了。她每隔天洗一次头，在搪瓷水盆里拎出一大摞黑头发，滴拉着水，叫他帮着拿块干毛巾来擦。她经常对着镜子剪自己额前的刘海儿，到三十了还要留那种孩子气的齐刘海儿，说好看。淑兰以前爱美，和别人一样穿着蓝棉袄，看着就格外干净俏丽。

一个胖医生走过来，他的白大褂有点发黄，穿在身上也稍显得短。他戴着副黑框眼镜，两个腮帮子上泛着红光，就好象刚刚赴宴回来。他倒是还算客气，对老周微微点了点头，简短地说：“家属啊，蔡淑兰是突发脑溢血。要住院手术。”然后哗哩哗啦在纸上写条子，刷地撕下来，递给他说：“到住院部去交钱吧，交齐了就过来，我给你排手术。”

周维良忙问：“医生，她不要紧吧。”

“回来再说吧。”医生转身叫一个护士说“小田，那个血检回来了没？胃疼的那个？“

“那您怎么称呼？”

“林医生。”

到底要紧不要紧呢，周维良心里有点儿打鼓。可是现在赶紧把钱交了住上院再说吧。周维良一看，自己也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先回家取钱，那么就要把老蔡一个人扔在这里了。蔡淑兰仍旧躺在床上睡着。

两个小护士在值班台后面唧唧呱呱地说“我老公......” “我婆婆......嘿嘿......”他过去跟她俩说：“护士姑娘，麻烦你们看着点儿那儿的蔡淑兰，我得要回家取钱去办住院。”高个儿护士点了一下头，算是答应了。老周这才匆匆忙忙地往回家赶。

这半年多来，他们俩过着一种谁也不知道要怎样的生活。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淑兰跟他歇斯底里地吵过几次，可是很快，她就仿佛不在意了。她不大和他说话，却也不赶他走。

照着她的脾气，他想着她一定要离婚的。可是她只是仿佛把他看成了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而已。如果他要离婚的话，她会立即跟他去签字。可是她自己不再提离婚的事儿，也许是怕被人说闲话，可是他总觉得她心已经死了似的。

老周再也不和那个女人有什么联络了，他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又一个可怕的错误。

接下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淑兰的冷漠他无能为力，她有权利这样对待他，一切都是他的错啊。他现在经常会埋怨命运，他不知道为什么生活总是这么折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那么率性、热烈、充满着希望的一个人。他读书、打猎、喜欢自己摆弄个小电器。闹文化革命，他整天闲散在家，偶尔也出去跟人混混。父母都怕他真的变成个小流氓，可是也管不住他，就让他到北方的二姨家里去玩。二姨父是个赋闲的军人，家里的孩子都老实听话懂事，让他跟他们去学学吧。他大哥被打成右派，死在了内蒙古，就剩了这么一个小儿子，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可别再出头了。

在二姨父那儿，他别的没学，就是认识了蔡淑兰。而且是一眼看见她就爱上她了，她那么漂亮，他们俩个好的没法说。就是那么多人反对，他们还是结了婚。

可是漫长的艰苦才刚开始，结婚不久淑兰就生了孩子。她不愿意离开父母，跟他去南方，即使她愿意，他们也没有能力做到那个调动。他又怎么能够撇下他的老父老母呢。

后来文革结束了，他就去考大学，他是很聪明的，一考就考上了。毕业了，还是没有办法分配到一起，只好又回了老家照顾父母。多少年以后父母都走了，政策灵活了点儿，特别是周蓬的事发生以后，他终于能够有个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家，和她和女儿天天生活在一起了。

可是这个家已经不像是个家了。女儿还好，淑兰经过那么多年的辛苦劳累和悲惨，对他只有怨恨而没有了别的。女儿毕业去了北京，一年还回来一两次。再后来就出了国，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她说是将来要接他们去美国玩玩开开眼界，他其实提不起劲儿。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只剩了他们俩个，面对着面，不说话的俩个人，生活在这个屋檐底下，继续着平淡而干枯的每一白天，和被痛苦回忆侵袭的每一个夜晚。

淑兰自从跟了他，命就一直不好。老了常去庙里烧香布施，怎么还是突发了这么麻烦的病啊。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会怎么样呢。周维良在心里对着神啊佛的，念了好几个来回，求你们保佑保佑淑兰吧。虽然他从来不信，这会儿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付了钱，周维良在心里拼命搜索，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是可能在认识这个医院的医生，可以说上个话，找一个好大夫，早点儿排手术。他想起来了，周萌表哥的同学好像是个大夫，可是个妇产科的，但是也许可以问一问，多半能够搭上个什么关系吧。

快到急诊室了，听得一群人似乎在吵吵闹闹，有人在哭，声音撕心裂肺的。老周想，多半是死了人，送来的太晚了。待他转了弯，才发现急诊室没事儿。而是从对面的儿童急诊室，冲出来一个头发蓬乱，满脸是泪的女人，一看就是个乡下人，脸上皴红的两个脸蛋，黑瘦黑瘦的。衣服是很久以前的那种格子衫。女人怀里抱着个两三岁的小孩，孩子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也不哭，也不闹，倒像是睡着了。

接着又跑上来一个中年女人，也哭着，拉着她说：“你要去哪儿啊！咱再求求医生吧。”

女人干咳了几下，一大片眼泪从她的眼里汪出来，她的两个眼睛呆呆地，不知道看着哪儿。她站着没动，又看了看怀里的小孩，脸上似乎严肃起来。

她抱着孩子，回转过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弯着身子要磕头，因为抱着孩子，所以弯不下去。她只好佝偻着，也不哭了，大声地、好像念课本似的说：“医生大哥大姐，俺求求你们了。就收了他吧，俺们已经跑了几个医院了。你们再不收，俺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儿童急诊室的门半开着，并没有哪一位医生和护士出来。女人就在那里跪了半晌，她也不再说话。旁边的中年女人站在那里抹眼泪。周围渐渐围了一群人，探头看着急诊室，看着这女人，指指点点。一个保安过来，硬是把她拉走了。

人群很快散了。周维良进了急诊室，有两三个医生护士在交头接耳低声说着什么，有一个年轻的小护士好像在抹眼泪。很快，人们就忙乱起来，拿病历的拿病历，送点滴的送点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淑兰歪着头，还在昏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