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球時報》報道：“記者（12月）6日在（瑞典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現場看到，面對外國媒體咄咄逼人的反覆提問，莫言淡定地回答：“我從來都喜歡獨來獨往，當別人脅迫我干一件事的時候我從來不干，逼我表態的時候我也不會表態，這是我幾十年來一貫的態度。” …… “打死我也不說”老師終於盛裝舞步，登上了諾獎舞台。在眾目期待之中，於瑞典首都斯得哥爾摩瑞典學院發表40分鐘的獲獎演說。演說有相當一部分是回憶自己的母親，小時的貧窮生活，長相醜陋所受的譏諷，曲折的文學生涯；後半部分介紹作品，點出“講故事”的人生意義，也微妙提起對自己得獎爭議的感受。 “母親”圖騰 對莫言這個農民出身的中國作家，一個沒有上帝，也不追求人間公義的人，也只有母愛才能成為他的精神高地。莫言對於母親的頌讚，頗得一些人的好感。這正是許多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親情”對中國人來說是這世界上唯一的救贖，救贖黯淡沒有愛的人生，暫得一些溫暖。“母親”作為“親情”最有力的符號，更是每個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沙漠綠洲。看重“親情”的中國人家庭觀念非常強，然而傳統家庭倫理及次序，並不能給家中的個人帶來有尊嚴和意義的愛，在現代社會的狂風暴雨里更是一葉隨時不知東西的小舟。實際上，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正是在家中受到極大傷害，以致一生不能走出陰影。 另外，中國人家庭觀念強，以血緣關係維繫生活，和他的社會觀念淡漠幾乎是一個事情的兩面，不可分割。歌頌“母親”，有時為的是逃避“社會”，“社會”的冷酷、無法達成的“社會”責任、沒有方向感的“社會”漂泊。 作品 莫言介紹了幾部自己的作品《蛙》、《透明的紅蘿蔔》、《豐乳肥臀》、《生死疲勞》、《檀香刑》，並講到東北高密鄉這一貫穿始終的創作土地，受到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影響。其中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的絕大多數作品都發生在約克納帕塔法縣，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加西亞馬爾克斯被稱為上個世紀最偉大作品的《百年孤獨》，則用魔幻現實主義瑰麗生動完現了虛構的馬孔多鎮的興旺和衰敗。 然而，除了東北高密鄉這一鄉土情結，在莫言對自己作品的介紹當中，並沒有看到一個一貫的、或者是成長的文學線索和精神體系。莫言曾經說過：“認識人類之惡、自我之丑，認識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各異的悲慘命運，這才構成我所要追求的真正的悲憫。”在《蛙》的自序里他說：“寫完這部書後，有八個大字沉重地壓着我的心頭，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然而在獲獎詞中，他僅僅強調一切都是“講故事”。雖然說小說源於一種“講故事”的衝動，但是，一個深入到文學和人性里的作家，應該對於講些什麼故事，如何講，作家個人內在的文學驅動力，作品外在的形式有深入的思索並將此付諸語言。 其中提到“敢不敢對社會黑暗現象進行批評”的情況。對社會的真實反映，只有在中國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國人從小被教育要反映和歌頌“光明面”。對於黑暗面，為着光榮正確的緣故，最好卻步，如果不得不寫，一定要有所保留。正如同對於文學來講，沒有絕對的“好人”“壞人”之分，對一個作家來說，社會現實就是現實，真實的展示現實就是本分，本不應有對於“黑暗面”和“光明面”的態度分別和禁忌。 爭議 整篇演講詞，可以看出莫言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並不自信，所以對於“貧窮”、“醜陋”以及“得獎的爭議”都放在心底，讓這些越過了一個在更高層次上見解文學的動機。通篇只是一個人的“自我”，沒有文學和現實大世界的宏觀。 比較一下2006年帕慕克憑着《我的名字叫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懷念自己父親之作《父親的手提箱》，氣質完全不同。帕慕克敘述了自己父親留給自己的一箱未發表作品，講述了自己敏感的內心世界，擔心發現父親是個偉大的而未名的文學家的緊張，點出了文學的盼望、憂傷、信念，以及對父親的愛，優美沉緩。 他寫道：“作家是一種能夠耐心地花費多年時間去發現一個內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當我談到寫作時，我腦子裡想到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文學傳統，而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單獨面對自己內心的人﹔在內心深處，他用言語建造了一個新的世界。 對我來說，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內心深處的隱秘傷疤，真正去擁有這些傷和痛，把它們變成我們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見的部分。 而文學最迫切的任務，是要講述並研究人類的基本恐懼：被遺棄在外的恐懼、碌碌無為的恐懼以及由這些恐懼衍生的人生毫無價值的恐懼﹔集體性的恥辱、挫折、淼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還有民族主義者的煽動和對即將到來的通貨膨脹的擔心……不論何時當我看到這些被以誇張的語言表達出來時，我就知道他們觸及了我內心深處的黑暗……” 帕慕克的父親和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對於文學的熱愛和作為小說家存在的焦慮，他接觸到了父親生命里最深處的感傷。而莫言不識字的母親，提供的則是一種支持着他生活的溫暖本色，卻無法和作家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也許因為如此，莫言對於母親的懷念，雖然有很多細節，卻並無多少感人之處。 此次和莫言同為獲獎熱門的村上春樹2009年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發表了著名的高牆和雞蛋的演說：“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並說“我寫小說的理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讓個人靈魂的尊嚴浮現出來，將光線投在上面。經常投以光線，敲響警鐘，以免我們的靈魂被體制糾纏和貶損。這正是故事的職責，對此我深信不疑。不斷試圖通過寫生與死的故事、寫愛的故事來讓人哭泣、讓人懼怕、讓人歡笑，以此證明每個靈魂的無可替代性——這就是小說家的工作。我們為此而日復一日地認真編造故事。”而莫言在結尾處對於得獎爭議，以及涉及於此的種種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模糊處理，未免令人失望。 提到他們的演說詞，並不是說文學獎的獲獎者一定要用幽深的詞彙來表明身份。莫言選擇樸實的語言，也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為的是和“文藝腔”的大師們劃清界限，完成一個“農民”自己的文本，一種中國式的鄉土特色。然而，樸實的語言並不意味着平淡的語言，一個獲得如此重要獎項的作家，他可以將自己的生命和寫作的精華深深埋藏在樸實的語言之內，但他仍然需要傳遞和這一獎項匹配的、有着深沉精神內核的感動力，無論是深入靈魂之處的親情，還是為了人的尊嚴和體制搏鬥的情結。 可惜莫言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因為他的生活中天然缺少這些。 讀了他的獲獎演說我感到疑惑，那個寫出《生死疲勞》的、有着奔放想象力的莫言，莫非是另一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