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时报》报道：“记者（12月）6日在（瑞典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看到，面对外国媒体咄咄逼人的反复提问，莫言淡定地回答：“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 “打死我也不说”老师终于盛装舞步，登上了诺奖舞台。在众目期待之中，于瑞典首都斯得哥尔摩瑞典学院发表40分钟的获奖演说。演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回忆自己的母亲，小时的贫穷生活，长相丑陋所受的讥讽，曲折的文学生涯；后半部分介绍作品，点出“讲故事”的人生意义，也微妙提起对自己得奖争议的感受。 “母亲”图腾 对莫言这个农民出身的中国作家，一个没有上帝，也不追求人间公义的人，也只有母爱才能成为他的精神高地。莫言对于母亲的颂赞，颇得一些人的好感。这正是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亲情”对中国人来说是这世界上唯一的救赎，救赎黯淡没有爱的人生，暂得一些温暖。“母亲”作为“亲情”最有力的符号，更是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沙漠绿洲。看重“亲情”的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然而传统家庭伦理及次序，并不能给家中的个人带来有尊严和意义的爱，在现代社会的狂风暴雨里更是一叶随时不知东西的小舟。实际上，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正是在家中受到极大伤害，以致一生不能走出阴影。 另外，中国人家庭观念强，以血缘关系维系生活，和他的社会观念淡漠几乎是一个事情的两面，不可分割。歌颂“母亲”，有时为的是逃避“社会”，“社会”的冷酷、无法达成的“社会”责任、没有方向感的“社会”漂泊。 作品 莫言介绍了几部自己的作品《蛙》、《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并讲到东北高密乡这一贯穿始终的创作土地，受到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其中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加西亚马尔克斯被称为上个世纪最伟大作品的《百年孤独》，则用魔幻现实主义瑰丽生动完现了虚构的马孔多镇的兴旺和衰败。 然而，除了东北高密乡这一乡土情结，在莫言对自己作品的介绍当中，并没有看到一个一贯的、或者是成长的文学线索和精神体系。莫言曾经说过：“认识人类之恶、自我之丑，认识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各异的悲惨命运，这才构成我所要追求的真正的悲悯。”在《蛙》的自序里他说：“写完这部书后，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然而在获奖词中，他仅仅强调一切都是“讲故事”。虽然说小说源于一种“讲故事”的冲动，但是，一个深入到文学和人性里的作家，应该对于讲些什么故事，如何讲，作家个人内在的文学驱动力，作品外在的形式有深入的思索并将此付诸语言。 其中提到“敢不敢对社会黑暗现象进行批评”的情况。对社会的真实反映，只有在中国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国人从小被教育要反映和歌颂“光明面”。对于黑暗面，为着光荣正确的缘故，最好却步，如果不得不写，一定要有所保留。正如同对于文学来讲，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之分，对一个作家来说，社会现实就是现实，真实的展示现实就是本分，本不应有对于“黑暗面”和“光明面”的态度分别和禁忌。 争议 整篇演讲词，可以看出莫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并不自信，所以对于“贫穷”、“丑陋”以及“得奖的争议”都放在心底，让这些越过了一个在更高层次上见解文学的动机。通篇只是一个人的“自我”，没有文学和现实大世界的宏观。 比较一下2006年帕慕克凭着《我的名字叫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怀念自己父亲之作《父亲的手提箱》，气质完全不同。帕慕克叙述了自己父亲留给自己的一箱未发表作品，讲述了自己敏感的内心世界，担心发现父亲是个伟大的而未名的文学家的紧张，点出了文学的盼望、忧伤、信念，以及对父亲的爱，优美沉缓。 他写道：“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裡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裡，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而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淼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和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心……不论何时当我看到这些被以夸张的语言表达出来时，我就知道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黑暗……” 帕慕克的父亲和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对于文学的热爱和作为小说家存在的焦虑，他接触到了父亲生命里最深处的感伤。而莫言不识字的母亲，提供的则是一种支持着他生活的温暖本色，却无法和作家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也许因为如此，莫言对于母亲的怀念，虽然有很多细节，却并无多少感人之处。 此次和莫言同为获奖热门的村上春树2009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发表了著名的高墙和鸡蛋的演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并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而莫言在结尾处对于得奖争议，以及涉及于此的种种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模糊处理，未免令人失望。 提到他们的演说词，并不是说文学奖的获奖者一定要用幽深的词汇来表明身份。莫言选择朴实的语言，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的是和“文艺腔”的大师们划清界限，完成一个“农民”自己的文本，一种中国式的乡土特色。然而，朴实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平淡的语言，一个获得如此重要奖项的作家，他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和写作的精华深深埋藏在朴实的语言之内，但他仍然需要传递和这一奖项匹配的、有着深沉精神内核的感动力，无论是深入灵魂之处的亲情，还是为了人的尊严和体制搏斗的情结。 可惜莫言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生活中天然缺少这些。 读了他的获奖演说我感到疑惑，那个写出《生死疲劳》的、有着奔放想象力的莫言，莫非是另一个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