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色的城牆上 /將陰森的光線拋向高高的天穹/在那片野性與皎潔的黑色大陸/詩人在星光下/ 去尋求採集完美的神所撒下的花朵

詩人 /生活在別處/在沙漠/海洋/縱橫他茫茫的肉體與精神的冒險之旅/洪水的幽魂剛剛消散

生活在別處，誰不曾想像過呢？另一種可能性，另一種存在，另一種沒有經過的歡樂，這種想象，不正是我們偶爾對命運的小小的逃逸？年青的我曾經覺得生活像虛浮 的灰塵一樣可厭，我的言語和呼吸都只是警鐘，敲打我加快離開它的步伐。我渴望着別處、遠處、不知名的地方，甚至在他人的生活中。。。這是青春沒有安定的心 常有的騷動吧。這也是一種使人無法享受當下的輕微的水土不服，隨着老之將至終將煙消雲散。

借用法國詩人蘭波的詩句作為題目的小說《生活在別處》，它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詩人：年輕的雅羅米爾。雅羅米爾是父母一次野外激情的產物，雖然他們因此步入了婚 姻，他的父親卻始終玩忽而冷淡。母親由於對乏味婚姻的可憐的失望，而將全部的情感都傾注在唯一兒子的身上。雅羅米爾漸漸長大，每一天都被母親熱烈謙卑的， 然而又兼具入侵性的愛和索求圍困着。

雅羅米爾很小就有敏感纖細的藝術天賦。這些天賦在母親那感性的，過分濃烈的關注、讚美和享受之下逐漸包圍了他的自我意識，使他驕傲而自卑。年輕的他始終處於 和母親的拉鋸戰之中，試圖擺脫幼子可笑的稚拙，然而卻一再發現他在成人世界面前的軟弱和焦慮。他有過幾次青黃不接的愛情，都在笨拙尷尬中無疾而終。後來有 這麼一位錯誤出場的“紅頭髮女孩”，使他順利度過了初次性行為的巨大心理難關，雖然她看起來毫無魅力，他仍然相信自己愛上了她。她成全了他的愛情探索，她 使他安全過渡到了彼岸的成人世界。然而，嚮往已久的這個世界也並未使他輕鬆。

雅羅米爾生活的年代，在捷克是一段風聲鶴唳的日子。社會主義顛覆了舊有的社會秩序，同時生澀卻又粗暴地挑戰以往的審美和情感價值。在這風捲殘雲的精神狂歡和 禁錮中，詩人為自己無處安放的激情找到了理想主義的圖騰。他反對以往的一切，熱情澎湃地讚美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他相信這是一種極端完美的秩序，以致於作 為維護秩序的代價，個體的生命和情感不必同情。這種理念上的反抗本身，使他恍惚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必須享受這種力量所帶來的尊嚴感，因此他還要有所行 為。後來，因為情人的一個謊言，他告發了她要叛逃出國的弟弟，致使她鋃鐺入獄。出於對情人的由愛生恨，出於對理想的病態蒙昧的執着，出於需要擺脫自己幼弱 焦慮的迫切，詩人做出了一件嚴重的，足以毀掉一家人的政治告發事件。

不過，詩人並未由此得到真正的生活。他不久就在煎熬中死去。

在我看來，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有兩個主題：成長的困頓和詩情的政治附體。這兩者都與青春有關：其一是從石縫裡向外張望的倉促而躊躇的青春，擁擠着一個鮮 綠敏感的小草過多的幻想，期望，懷疑和自我的無所適從；其二是烈焰一樣狂妄放肆的青春，始終要尋求不負責任四處燃燒的機會。詩或詩的情感是完美的炭木，蠱 惑着奔忙的火焰對現實世界短暫的占有和破壞。

成長的困頓誰不曾遭遇呢？儘管它已經過去，人們卻不能輕易將它遺忘；它成了文學和電影常青的主題。《畢業生》裡年青的達斯汀霍夫曼，如同年青的詩人雅羅米 爾，急於擺脫母親的懷抱，而進入真正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卻沒有一個入口，這是青春期的噩夢。這個噩夢我們每個人都有過。生活是一隻巨大的怪獸，足以吞 噬我們一切青澀的夢想；又是一面無處不在的照妖鏡，一再顯示出我們的可笑和卑微。然而，青春的本質卻不甘心被吞噬，也不憐憫卑微。青春在不由自主地冒險沖 擊，在自己的領地里宣稱愛情，並且要毫不留情地割去一切卑微的附庸。詩人的精神冒險比眾人更慘烈，這樣他們就見到血，血可以更快速地成詩。

有人大概說過，沒有寫過詩的青春，算是枉過。這樣說來，詩是青春的佐證。

肉體的冒險似乎也同樣重要，性的成熟是不可或缺的心理標誌。無論是年青的畢業生，還是《朗讀者》裡十五歲的大男孩，都無法抵禦成熟女人的誘惑，將床當成了和 生活較勁的主戰場。這仿佛是一條捷徑，可是雅羅米爾沒有這樣的好運，他還不得不時常為自己的青澀而掙扎，為重要關頭功虧一簣的愛情哀嘆。還好，一個完全偶 然而來，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壓力的醜女孩，將他搭救了出來。然後他開始以詩的狂熱塑造這一段愛情。

典型的詩人就是如此，用黑或白的感情對待一切。從這點上講，雅羅米爾是忠於自己的。在生活每一絲琴弦震動中，黑或白的堅定給詩人帶來無盡痛苦和快樂的浪潮。詩就是愛，或是死。沒有什麼中間的情感可以將文字排列成如此的非理性，而又如此的真實，如此的美。

不過，詩或者詩所棲居其上的熱烈和充沛的感性美和流動的力量，卻也在某些時候成為了邪惡蠱惑人心的有力同謀。在歷史上，重大事件中，理性的退隱常常是危險 的。只有詩人似乎可以理直氣壯地蔑視理性並將它逐出自己的伊甸園，因為那與他們所創造的美無關。但是，詩人真的可以不為後世詬病嗎？

類似於雅羅米爾的狂熱，《罪與罰》中有殺人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歷史上也有中國過去的歲月，文化大革命，還有二戰時的納粹和日本。紅衛兵們（還有許多不年輕的 中國人）曾是同樣的慷慨激昂，從心底里相信生活要在他們手中翻天覆地；當年的德國民眾也在一個阿道夫希特勒的帶領下眾志成城，仿佛在替全人類的明天奔赴戰場，奧斯維辛的燒屍爐只是一個必要而有效率的手段；日本人曾經很敬業地替天行道，傳播大東亞共榮圈的偉大理想，所以連日本的慰安婦都懷着為國獻身的壯志奔 赴中國。

邪惡，在經理想主義整容之後，變成了一代人或者一群人的絕對唯美。這是人間一種可怕的惡魔般地轉換。它使人銷魂落魄，輕易放棄自己靈魂的一絲獨立。它使更多 的無辜生命遭受悲劇的突擊。這是世界最邪惡的時候，也是人性最軟弱的時候。某些人永久地成為了邪惡的奴隸，而某些人在這些奴隸的快樂中死亡，餘下的人在這死亡的陰影中戰慄。

我還記得小學時有一本筆記本，夾頁里是雷鋒日記。他鏗鏘有力充滿詩情地說“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被認為是革命戰士的堅定立場。現在看來，那個時代有很多被嚴冬一樣殘酷對待的人，只是有良心和理性的人。他們還沒有完全被主義沖昏頭腦，也尚未為私利出賣自己，比如說林昭和張志新。當然，若論起誰要為群體邪惡負責，就不僅是有關青春和詩情的事了。而熱烈的理想主義，一旦在冒險的青春和偏執的人格上爆發，就滑向了極點，無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