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政治敏感期，北京守望教会会众连续两次于4月10日和4月17日，在大批警察的包围下，坚持进行户外敬拜，遭到当局驱散，扣留和打压。4月10日拘留了170位会友，17日拘留了二三十位会友，其中包括三位牧师。据悉有许多会友在10日后，被迫离职，租房被强迫搬迁。如果守望教会继续坚持户外敬拜，那么可见的状况是，当局必将采取更为严酷的手段打压，彻底拆散守望教会。

那么守望教会的信徒们为什么要冒着这样的危险，坚持户外聚会呢？既然圣经所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那么守望教会为什么不能完全听从政府的命令，停止户外聚会？实际上，守望教会如此做，实在是迫不得已。

守望教会建立于1993年，目前有信徒1000人左右，主要是白领和学生组成。在其发展过程中，守望教会曾经是小组型，后来人数不断扩增，从2005年开始租用写字楼进行主日聚会。2006年7月，教会向政府申请登记，试图成为一个透明的、公开化的教会。但2006年8被政府拒绝。其后教会试图上诉宗教局，然而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最近几年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聚会，引起海淀区宗教部门的关注。2008年奥运会前，借整顿安全为由，北京海淀区宗教与公安部门于5月11日冲击了守望的主日聚会，试图取消教会在那里的聚会。一年多以后，2009年10月，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手段胁迫房东就范，将守望教会从华杰大厦赶了出来。由此导致了2009年11月守望教会在户外的两次敬拜。

第二次户外敬拜后，在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教会带领层相信了有关政府人员代表政府表达的允许守望教会回到室内进行敬拜的承诺，相信了给政府留出时间就能够解决场所问题的愿望，于11月15日的主日重新回到室内敬拜。

2009年12月22日，教会全额支付了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房款。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开发商始终拒绝交付房屋的钥匙，且无法给出理由。2010年，教会周日租用老故事餐吧。人数增多，并且老故事经营方受到政府压力，多次提出让教会离开。教会考虑这样的因素，在今年3月底，不得不改租锡华商务酒店进行主日聚会。然而，22号酒店的负责人分别以不同理由说明教会已经合同租用的会议厅不能交付使用。

因此，教会一方面支付了二千七百万的房款却无法使用本当属于教会的场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支付高额的租金租用临时聚会的场所。三月底的情况是：不仅进入教会所购置的场所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教会租用新的临时场所也遭遇重重困难。于是守望教会与3月27日宣布，4月10日开始户外聚会。

由此可见，守望教会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选择这样一个敏感时期进行户外聚会。实际上，守望教会寻求的，无非是可以按照现有的规模，进行室内敬拜的权利。然而教会租赁的场地一再被政府压制而不能使用，逼得守望教会不得不进行户外敬拜，维护一个基本的，在上帝面前敬拜的权利。

除了继续坚持户外敬拜，直到教会租赁的场地可以安全使用，守望教会确实还有两个选择。一是挂靠政府的“三自”教会，二是分散成为小组，十至二十人。那么守望教会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

1.  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

基督教传入中国已经超过两百年。1949年前天主教徒约有270多万人，基督教徒约有70多万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开始了“三自”爱国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切断基督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关系，完全由政府领导，并且组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它是一个从属于政府宗教局的政治组织。

有相当一部分信徒在宣传和压力之下转入“三自”，而那些不愿意进入三自体系的传道人和信徒，则面对着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监牢和劳改。其中有著名的教会领袖王明道，袁相忱等。

文化大革命之后，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所松动，地下教会开始发展，由于人数较少，且多在家庭里聚会，被称为家庭教会。二三十年来家庭教会不断发展壮大，人数已经超过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认为他们和三自教会有重要区别，因此不愿加入政府的三自体系。比如说：

三自教会以政府为首，以宗教政策为原则管理教会。家庭教会以基督为元首，以圣经教导为依据治理教会。

三自会实行政教合一，顺从政府宗教政策，并参加政治运动。家庭教会主张政教分离，在合乎圣经的原则下顺服政府，但当两者抵触时，是“顺从神而不顺服人”，并愿为顺服神付上代价，走十架道路。

三自教会只能在登记的教堂内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家庭教会则遵行耶稣的大使命，以各种机会传福音、建立牧养教会。

“作为一个家庭教会，守望教会愿意向政府登记，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治、自传与自养的本土教会，拥护宪法并爱这个国家，但守望教会不愿意在自己的信仰立场上有所妥协；不能够加入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机构，即“三自爱国会”；也不认同有关部门对《宗教事务条例》中有关宗教团体就是指“三自爱国会”的解释。”

2.  联合敬拜与分散聚会

那么，教会为什么不能分散成为小组敬拜 ？

守望教会经过堂会转型已经成为了公开的和整体性的教会；这是一个发展了20多年的教会的必然要求。而且教会人数已经达到一千人，教会事务的处理效率、会友之间的感情、信仰联系，也让他们认为整体而非分散聚会是上帝的旨意。

另一方面，教会若要广传福音、影响文化，则必然要进行整体和公开的敬拜。如美国基督教学者刘同苏牧师所说：“秘密地躲在家庭里面聚会，对基督徒本身的灵命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但是，却肯定无法将福音带给整个社会。在这个时代，上帝已经命定教会要将福音传至中华民族的各个人群，仅仅守在社会边缘或者躲在隐秘地方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在这个时代，上帝已经拣选了家庭教会作整个民族的守望者。福音不再是在边缘区域悄悄传递的‘小道消息’，而是在空旷明亮之地向全城喊出来的主流声音。”中国家庭教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农村走向城市、边缘成为主流，这时，公开、整体性的敬拜无论从教义上、还是从公民信仰权利上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由历史上看，公开、整体才是基督教会敬拜的正常状态，而破碎、隐藏是教会敬拜的非正常状态。

因此，守望教会基于信仰的纯正性，“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为了基督福音的使命，而做出目前的选择。教会明白这很容易被政府或其他不了解的人解读为是要参与到当下敏感的政治活动,也必然会带来更严厉的打压。然而教会及其会众除了面对神面前的良心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这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事件，是家庭教会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以聚会场所的形式爆发出来。政府过时的宗教政策，不断以一种不定期打压和逼迫的方式对待教会，而无视教会在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所作出和即将作出的贡献。以“宽容”和“爱”为本的基督教，不但不会是政府的敌对力量，反而会成为道德滑坡的中国社会的一剂良药，引发社会对于灵性和价值的重估，在过分物质化的世界，带来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方向感。

“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一直在政府部门的手中。如果政府部门有诚意，带着服务信教公民、为信教公民解决困难的心，那么当下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政府将守望教会购置、作为崇拜之用的场地钥匙交还，或者书面保证今后不再阻挠教会租赁聚会场地——之所以要求书面，因为2009年政府人员的口头承诺没有真正落实——会众有了场地，自然就会回到室内，与任何政治敏感事件脱钩。

中国的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福音会研究员陈渔博士指出“中国需要回归宪法。不仅是基督教团体，中国其他任何宗教团体、民间组织，都在期待回归宪法。因为中国宪法的设立包含了基本的民主自由精神。”

普世的基督徒，请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合法性”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来祷告，为福音在中国的广传，为普通信徒敬拜的权利，为这个国家的未来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