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就在我們升學自願已填好，準備中考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我們的升學考試暫停了，全校師生都投入到運動中去。

寫到文革，感到下筆很困難。雖然我這裡僅僅只寫從1966年6月到1967年11月這短短一年多時間內發生的事情，但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太多了，真是“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使人眼花繚亂。又因為像文革這樣重大歷史事件，各方面的評論多如牛毛。我不想參與對文革的評論，而只想用一個初中學生眼中的文革表像來記敘自己的經歷。所以，我所反映的這段歷史，完全是自己的所見所聞，而且在時間上、事件的聯繫上多是不夠準確的。它只能是自己的一點感受和體會，從這點上說，它又是百分之百真實的。

前面已經說到，60年代開始，國內的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就越來越濃。到1965年，毛澤東又相繼提出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的問題。同年冬，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中央報刊上發表。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等文章。像我們這樣的中學生看來，國內的階級敵人已經在蠢蠢欲動，正在和美帝、蘇修遙相呼應。帝、修、反想在中國搞顛覆和復辟已不是警惕的問題，而是正在變現實。報紙上的一篇篇重磅文章，都給大家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6月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醒目標題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北京大學7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全文發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廣播電台也進行了轉播。聽到廣播，全校立刻沸騰起來。我們班旁邊的教室里傳出哭聲一片，有人咬破手指，書寫血書，表示要誓死保衛毛主席。這種激動的情緒很快在全校蔓延開來。回到班裡，我們班的一些軍隊的乾子弟也站出來，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聲淚俱下，有的當場咬破手指，書寫血書。

北京的學生由於在中央領導機關的身邊，行動最快，他們派出先遣隊到全國各地去播撒革命火種。北京批鬥學校領導和老師的消息一下子就在武漢市各學校中傳開。我們學校的軍隊幹部子弟也跟着行動起來，他們穿上父輩的黃軍衣，紮起武裝帶，十分威風。

他們首先把矛頭對準學校的老師，開始了殘酷的折磨。一位教外語的女老師被他們用膠布封住嘴，胸前掛着牌子，上寫“美國特務”，並用紅筆劃上叉。他們揮舞着皮帶，強迫她和另一些被揪出來的所謂“牛鬼蛇神”們圍着操場跑步。誰的步子一慢，皮帶就抽到他（她）的身上，還不許他們停下來。一位教政治的女老師被他們將頭髮剃成陰陽頭，用字紙簍糊成高帽戴在頭上。學校的校長也成了他們折磨的對象。一位教歷史的老師受到驚嚇，突然一天晚上跑到學校後面的鐵軌上臥軌自殺了。

在“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的“造反歌”聲中，學校的批鬥校領導和老師的情況越演越烈。

到了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件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把被他們篡奪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十六條》還提出要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要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堅決地、勇敢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進攻。

不久，上面宣布學校正式停課鬧革命，學校開始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四大”活動，校園內頓時熱鬧起來。

首先是老師們行動起來，大字報一夜之間鋪天蓋地，走道里、教學樓外的牆上，到處都掛滿了老師揭發學校領導和老師之間互相揭發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甚至從三樓一直拉到一樓，十分壯觀。

我記得我們的班主任蘇利生老師被他的女朋友、也是我們學校的一位老師肖小蘭貼出揭發他的大字報，題目就叫《評蘇利生》，馬上，蘇老師也貼出《評肖小蘭》的大字報進行回擊。老師們的互相揭發讓我們大開眼界，知道了老師們的一些平時不為人知的隱私。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位老師揭發另一位負責生物實驗室的老師，說他有一次穿着棉大衣在菜場偷豬蹄，把棉衣都弄油了。

不久，學生們也開始對老師進行大字報攻擊。並在學校不同教研室的房門兩邊貼出對聯。貼在語文教研組門兩邊的對聯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意在語文老師中有歷史問題的人多；貼在理化教研室門兩邊的是“酸反應、鹼反應、運動無反應，初速度、加速度、革命沒速度。”就完全是玩套用物理、化學名詞的遊戲。

接着開始了“破四舊”運動。學校的學生走上街頭，對那些帶有“封、資、修”色彩的招牌、路牌進行砸毀，換上充滿革命意義的新牌子。地主、資本家的家庭被抄家，被認為屬於“封、資、修”的東西統統被沒收，有的就當街堆起來放火燒掉。我們跟着學校的高年級同學一起，到黃浦路附近的古德寺去破四舊。他們用很粗的繩子套住寺里的泥塑菩薩，用力拉倒。當菩薩倒地摔成碎塊、塵土揚起時，同學中發出一片歡呼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陣線就十分鮮明。“紅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特別是革乾子弟成為的學校文革運動的領導者。他們根紅苗壯、苦大仇深，父輩們為共和國的建立流過血、負過傷，是當然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那些地方幹部家庭的子女，有的人的父母在運動一開始就受到衝擊，他們在學校也成了革命的對象。我們同屆不同班的一位女生的父親當時是武漢市文化局的局長，革乾子弟中的一人把她從同學中點名站起來，指着她的鼻子說，你父親是三點五到四點零的幹部，你要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他們還算客氣，給她留了一條出路。平時溫文爾雅、嬌氣十足的軍隊幹部家庭的女孩子，這時也開口一個“老娘”、閉口一個“老娘”地耍起潑來。

而像我這樣出身職員家庭，還有那些出身地主資本家家庭的同學，不管你過去在學習上或在政治上表現如何優秀，在運動一開始就全部歸零了，現在則成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類低人一等的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當時最流行的口號。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都自覺地少說為佳，謹慎做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上，由北師大附中學生宋彬彬給他帶上“紅衛兵”袖章後，一夜之間，學校的革乾子弟們也都帶上了“紅衛兵”袖章。“紅衛兵”的隊伍又逐漸擴大到那些出身工人、貧下中農、城市貧民家庭出身的同學中。剩下的就是我們這些家庭有歷史問題的以及地主、資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學，是被排除在“紅衛兵”組織的大門之外的一群，隨時準備接受他們的教訓。

曾經因為偷書在班上做過檢討、沉悶了好長時間的袁國新，現在也帶上了“紅衛兵”袖章，在班上特別活躍。他指着我的鼻子說：“你的父親是偽官吏！”

文革前的一次學校匯演時，我們班出了一個節目叫《不忘階級苦》，就是根據那首有名的“天上布滿星，月牙兒亮晶晶”的歌曲編排的。班上分派我在其中扮演一位貧農老大爺，由另一個家庭出身地主的女同學扮演老大爺的女兒（我這個人天生缺乏文藝細胞，這也是我有生以來唯一一次在舞台上表演節目）。現在也被他們指責為“兩個有家庭問題的人有什麼資格來來扮演我們貧下中農？！”簡直是義憤填膺。

我們班上的這批革乾子弟還算是溫和的，他們沒有對老師和同學動過手，也僅僅是極個別人在語言上稍有過火。造反派當權後，別的班上有毆打革乾子弟的事情發生，我們班從來沒有人這樣做，也沒有人參加武鬥之類的事情。但同學之間原來那種和睦相處的關係頓時變得陌生起來。

大串聯

1966年9月，為了在全國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種，互相學習鬧革命的經驗，毛主席向全國的學生發出了大串聯的號召。

開始，大串聯還是有組織地進行，學校的紅衛兵組織發給每個班級一定數量專門印製的乘車、乘船票，每張票上都標明了時間和要到達的地點。像我這樣出身不太好的人是不敢奢望能有出去串聯的機會的。班上現在有實權的人是朱家平。他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我是班主席，一直是搭檔，關係不錯。當他將到重慶去串聯的船票給了我和另外一個同學時，我真是大感意外，我算是有資格第一批參加革命大串聯的同學，覺得十分榮幸。

我們帶上被子、洗漱用具等簡單的行李和幾塊錢，乘船前往重慶串聯。全國各地均設有接待串聯同學的接待站，各地的政府機關、大專院校都騰出地方給我們吃、住，只要登個記，吃住免費。

到了重慶，接待站安排我們到一所學校住下，教室的課桌成了我們的臨時床鋪，每間教室都住得滿滿登登的。我們一安頓好，就跑到大學去抄大字報，收集傳單，小報，又跑到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去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熱情十分高漲。

重慶串聯完畢，回到武漢不久，我和另外三個同學又得到去成都串聯的火車票。這趟火車坐得十分辛苦，火車要過鄭州，再過西安，還要翻秦嶺，穿山洞，路程漫長而艱辛。沿途還有不少串聯的學生要上車，每到一站，站台上黑壓壓的都是人。大家都背着行李，拼命往車上擠，有的人乾脆從車窗往裡翻，車廂里人擠得都不能動彈了，連椅子下、行李架上、廁所里都是人。我整整在火車的狹窄行李架上擠了兩天兩夜。到達成都時，腳腫得連鞋子脫掉後就穿不進去了。

這次我們住在成都體育學院。串聯的學生太多，教室都住滿了，我們被安排到學校的大禮堂。諾大的禮堂里密密麻麻地擺滿了鋪蓋，就連椅子和椅子之間的狹窄空地都打上了地鋪。

剛安頓好，我回了一趟外婆家。七妹和大毛弟他們還沒有外出串聯，聽說我來了，他們都過來看我。一晃十年過去了，見到從前的小夥伴，還有點不好意思。我把身上僅有的幾枚毛主席像章送給他們，在外婆家吃了晚飯就連忙趕回駐地。

回到成都體育學院，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商量決定當晚步行去大邑縣參觀劉文彩地主莊園的泥塑展覽。大邑縣離成都有一百多公里，我們估計到第二天早上可以到達。本來第二天早上是有大卡車送我們到大邑縣去的，我們為了表示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虔誠態度，決定步行前往。

晚上6點鐘左右，我們出發前往大邑縣。走出城區，天黑下來，路上的人也越來越少，到後來就只剩我們三個人行走在鄉間的小路上。開始，大家還有說有笑，我拿出口琴，一邊吹，一邊走。走了幾個小時，大家就感到又累又餓，一個個變得無精打采、沉默不語了。

天越來越黑，四周一片靜悄悄，通向的前方道路淹沒黑暗中，手電筒照在前方只有一道淡黃的光柱，天上的星星是那樣遙遠，天空顯得特別的深邃而神秘，我只覺得天地是那樣廣闊無垠，那樣深不可測，只聽到我們三人“嚓、嚓”的腳步聲在空曠的野地里迴響，不時遠處傳來幾聲狗叫。深秋的夜晚，一陣陣寒氣逼人。我的心一下緊張起來，警惕地豎起耳朵注意聆聽周圍的動靜，生怕路邊突然冒出一個什麼東西來。

我們就這樣默默地往前行走，也不知走了多長時間。好不容易我們才看到天邊露出了淡淡的一道灰白色，灰白色逐漸擴展，黑色的夜幕一點點消退。慢慢地，灰白色變成淡黃色而金黃色而金紅色，天越來越亮，太陽終於露出來了。新的一天到來了，我們懸了一夜的心才放了下來。路上也開始有了行人，我們趕緊上前問路，得知到大邑還有二十幾公里後，頓時感到兩腿發軟，再也走不動了。這時，後面響起了汽車的轟鳴聲，我們趕快招手上了車。

大邑縣的劉文彩地主莊園的泥塑規模宏大，栩栩如生，確實壯觀。但在我腦海里印象更深刻的還是那一晚的夜路。黑暗中那樣的田野，那樣的星空，那樣的寂靜，那樣的緊張，那樣的疲勞，那樣的晨曦……，在記憶中都變得格外的美，格外的難忘。

串聯回到學校，校內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早的那一批紅衛兵（後來被叫做“三字兵”）由於他們的父輩在運動中開始受到衝擊，他們變為了“保爹、保媽”的保守派，並退出了學校這塊陣地。社會上，工廠的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打倒省、市委領導幹部還是保護省、市委領帶幹部”的問題上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大陣營。社會上各種組織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學校也成為“造反派”的天地。各年級的同學中也紛紛建立組織，三兩個人也可以拉個隊伍，刻個印章，印面旗幟，就可以開張了。我這時才感到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我和班上意氣相投的十幾個男生成立了一個組織，因為我們現在可已算是初四的學生，我們班是三班，就給自己的組織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叫“四零三部隊”。女同學則參加了高年級同學的組織，起名叫“紅燈照”。我們把它叫“破燈照”。

“四零三部隊”成立後，上沒有領導，下沒有基層，就我們十幾個人無所事事，整天呆在學校里，晚上也不回家，跟着高年級的大同學們瞎起鬨。

回想這段時間所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十分無聊的。如：趁着深夜無人，翻牆到隔壁的教師進修學院去偷該校造反組織“紅教工”的打字機，第二天，該校“紅教工”的高音喇叭就傳出“強烈抗議、嚴重警告的聲明”；也是一個晚上，我和另一個同學在黑暗中，躲在三樓教室的窗戶旁，用彈弓向“紅教工”亮着燈光的窗戶射石子，引來對方的叫罵。我們仍不住手，使對方忍無可忍，向我們這邊扔過來一把椅子，把我們這邊的一扇窗戶砸垮了。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段時間，新鮮感過去了，大家決定乾脆再到外地去串聯。

大串聯使全國的交通運輸秩序被打亂，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上面發出了停止串聯的決定。決定歸決定，我們開始用扒火車的方法自行組織去串聯。大串聯這個車已經剎不住了。

兩次見到毛主席

從1966年8月開始，毛主席已多次接見了紅衛兵，為趕上毛主席的接見，1966年11月，我和幾個同學在上面發出停止串聯的通知後，仍然決定上北京。

雖然宣布了停止串聯，但紅衛兵接待站還沒有撤銷。我們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學院住下。現在大家都是串聯的“老油條”了，不會像剛開始那樣跑到大學去抄大字報，而是到處去看熱鬧。我們既到北京工人體育館去看批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大會，也到北海公園去看白塔。那首少兒時就喜歡唱的“讓我們盪起雙槳”的歌曲，使我們對北海公園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

各地學生之間也經常為一些小事發生爭執，甚至動手打架。一次排隊吃飯，也是武漢去的一位小個子學生插隊，後面一位大個子東北的同學要將他拉出來。當時這位武漢同學手裡拿着個灌滿開水的熱水瓶，他舉起熱水瓶跳起來向大個子東北同學砸去，大個子一下子滿身熱氣騰騰。幸虧是冬天，沒有燙着。其他幾個東北的學生衝上去要打他，小個子馬上叫起來：“武漢的同學快來幫忙呀！”我們一幫武漢的學生馬上圍攏過去。由於武漢的學生人多勢眾，東北的同學立刻閃人。

由於要參加被毛主席的接見，各地來的同學被編成連、排、班，由軍人負責管理。11月26日半夜3點多鐘，我們被急促的口哨聲叫醒。部隊的軍人通知我們趕快集合排隊，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們每人領到兩個饅頭、一砣鹹菜、一個雞蛋。隊伍集合好立刻就出發了。天墨黑墨黑的，走了不多時就走在農村的小路上。我們踉踉倉倉地往前一路小跑，只聽前面“撲通”一聲，立刻有人叫起來：“有人掉進水裡了！”隊伍一陣騷亂，又聽見有軍人喊道：“不要亂，繼續走！”

清晨5點鐘左右，我們來到一個空曠的場地，在我們之前已經到了不少的人，黑壓壓的一大片，人聲鼎沸。天還是黑沉沉的，天邊微微露出一點點晨曦，我們問領隊的軍人這裡是哪兒，軍人告訴我們是西郊機場。

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發給的乾糧也吃光了，毛主席還沒有出現，大家都焦急不安。突然聽見一聲喊：“毛主席來了！”同學們立刻興奮起來，拼命往前擠、往上跳。後面的同學因為看不見，大聲地哭起來。站在前排的全是軍人，他們手拉手，一邊把同學們攔住，一邊喊：“不要擠！不要擠！”遠遠看見開過來一排吉普車，模模糊糊地看到第一輛敞篷吉普車上，毛主席穿着軍大衣，向兩邊的人群揮動手臂。車輛開得較快，緊接着一陣吉普車帶起的塵土漫捲過來，就什麼也看不清了。隊伍中只聽見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的呼叫和哭泣聲，隊伍亂作一團。塵土過去，車早已開遠了。這時再看同學們，一個個衣冠不整，淚流滿面。地上到處都是帽子、書包、鞋子、乾糧等。更多的人掏出《毛主席語錄》，在扉頁上記下這激動人心的時刻。我雖然沒有看清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樣，在紅寶書上寫下這樣的字句：“1966年11月26日某時某分，我見到了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後來，我才知道，本來西郊機場也就容納20萬人，頂多40萬人，那天西郊機場足足容納了200萬人！紅衛兵湧上去如海浪一般，將後面的警衛車擠壞了不說，還傷亡了兩個人。這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也是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

1967年4月底，我和班上幾個要好的同學又跑到北京，這次主要是想看看北京的“五一”焰火晚會。

到了5月1號這天，我們下午3點多鐘就往天安門廣場趕去。因為聽說5點鐘天安門廣場要戒嚴，不讓人隨便進入。在通往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我們發現很多路口已經開始戒嚴了。我們好不容易穿胡同走小路進入了天安門廣場，時間已是5點鐘左右了，天安門廣場上已經是人山人海，人聲鼎沸。

天色漸漸暗下來，路燈柱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不時還有活動主持人員在宣布會場紀律，布置解放軍維持秩序。7點鐘左右，天完全黑了下來，廣場的路燈、彩燈齊放光明。廣場上幾個發射焰火的地方，解放軍戰士也戴上防毒面具、穿好防護服裝，做好了發射準備。這時，高音喇叭中傳出活動組織領導的講話，宣布“五一”慶祝活動開始。只聽見廣場上及更遠的地方，幾乎同時響起雷鳴般的禮炮聲，同時天空出現了無數耀眼而絢麗的禮花，把廣場照得如白晝一般。我們站在離放禮花的地方很近，放禮花的響聲把耳朵都快震聾了，火藥的煙霧嗆得人睜不開眼，爆炸後禮花紙筒的碎屑也紛紛揚揚地落下來，落得滿頭滿身都是。突然，高音喇叭響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同時傳出主持人的講話聲“請解放軍同志維持好秩序，偉大領袖毛主席來到廣場看望革命群眾！”人群立刻涌動起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一浪高過一浪。只見幾輛吉普車沿着解放軍維持好的通道，從人民大會堂方向開過來，繞過人民英雄紀念碑，緩緩向天安門方向駛去。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身穿軍裝，面向周圍的人群揮動手臂，後面跟着的幾輛車上，分別還有周總理、陳毅副總理以及其他一些領導人，都穿着軍裝，向大家揮手。“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整個廣場。

造反派、保守派

文革中，派性林立，各種組織多如牛毛。但基本上分為兩大陣營：“造反派”和“保守派”。

武漢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是“工人總部”，保守派的最大組織是“百萬雄師”。這兩大組織後來成為全國赫赫有名的兩大群眾組織。在造反派內部，又分為好多派系，主要有“三鋼”（鋼工總、鋼九一三、鋼二司）、“三新”（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和“三聯”（中學紅聯、公安聯司、文藝革聯），還有“工造總司”。“三鋼”是造反派中的激進派，“三新”是大學中的造反派，較溫和一些，“三聯”則是觀點傾向於“三新”的勢力較小的幾個造反派組織。“工造總司”則是跟“鋼工總”摩擦不斷的另一大工人造反派組織。造反派組織在跟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同時，內部也互相攻擊，鬧得個一塌糊塗。

我們學校的各個造反派組織都成為“中學紅聯”的一部分。到了1967年，以“工人總部”為首的造反派開始奪權，以“百萬雄師”為首的保守派開始反奪權。為了奪權中的利益，各造反派組織之間也開始了內鬥。文革運動現在已經成為大人們的爭奪權力的運動，大學生們還有一點能量，學校的高中同學只能跟着起點哄，我們這樣的初中學生連起鬨的資格都沒有，只有跟着後面湊熱鬧的份。

我們“四零三部隊”的成員曾跟着高中同學還有其他學校的學生到一元路江邊的市政府靜坐，最後靜坐演變為絕食鬥爭。我們絕食了一天還是兩天，大家餓得實在撐不住了，絕食的人群中不時有人喊：“暈倒了一個！”“又暈倒一個！”穿白大褂的醫務人員連忙趕過去。在這種情況下，活動的組織者通知大家轉移到旁邊的市人委禮堂繼續絕食。在禮堂里，同學們唱起“抬頭望見北斗星”，那個悲壯，那個淒涼，哭聲混合着歌聲在禮堂上空迴蕩。

不久，傳來絕食鬥爭勝利的消息，禮堂內又是一片歡呼。前來支援的工人造反派給我們送來水和食品，“文藝革聯”的造反派還到現場慰問，為我們演出節目。當其中一個胖胖的男高音唱歌時，有人說他就是吳雁澤。我根本不知道吳雁澤是誰，當時他還沒有後來那樣出名。看完演出，吃完東西，我們就各自回家了。這是我唯一一次參加造反派的集體活動。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派系鬥爭逐步由文斗升級到武鬥，百萬雄師在武鬥方面顯得更正規、更有組織，更有實力。他們頭戴一色的藤條安全帽，手拿大刀、長矛，坐着清一色的解放牌大卡車，像一支經過訓練的準軍事化組織，傳言在“百萬雄師”背後有武漢軍區的支持，這一點在7.20事件中得到證實。

我兩次親眼看到“百萬雄師”圍攻造反派的大型武鬥場面，一次在漢口最熱鬧的六渡橋，一次在漢口車站路附近的“工造總司”總部。

六渡橋的武鬥場面是在戰鬥結束後進去看的。武鬥時，“百萬雄師”的隊伍把從江漢路水塔開始的道路就封鎖了。圍觀的群眾也是密密麻麻，人群中不斷有人叫罵“百萬雄師”。只見“百萬雄師”中有人拿着長矛就向人群趕去，人們馬上回頭飛跑，過一會又圍攏過來。

武鬥結束，“百萬雄師”的人馬立刻撤退。我跑到六渡橋去看時，只見從中南旅社到銅人像一帶房頂上的瓦全部被揭得一乾二淨，它們被用作造反派還擊“百萬雄師”的武器。這樣的武器肯定敵不過“百萬雄師”的大刀、長矛，被刺死的造反派的屍體就躺在馬路上，一連幾天沒有人來收拾，一場雨過後，屍體發脹，就像吹了氣的橡皮人。

漢口車站路附近的戰鬥是“百萬雄師”攻打“工造總司”的總部，“工造總司”的總部設在文化局的大樓內。

攻打“工造總司”總部的那天早上，我們聽到消息，一幫同學趕到離文化局大樓不遠的一個同學的家裡。從遠處可以見到大樓外的街道上滿是頭戴藤條帽、手握長矛的“百萬雄師”的人在走動。相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後，突然聽到大樓頂的高音喇叭中傳出“抬頭望見北斗星”的歌聲，不久就聽見一位女廣播員急促的聲音：“強烈抗議百萬雄師圍攻我工造總司！”不一會，廣播聲停止，就看見有人從頂樓窗口縱身跳下。

戰鬥整整進行了一個上午，戰鬥結束，“百萬雄師”很快就撤退了。我們趕快下樓跑到“工造總司”的總部里去看，只見院子裡、走道上、樓梯旁到處橫躺着一具具屍體，身上戳得到處是傷口，身上、地上都是一灘灘鮮血。

“百萬雄師”的每一場戰鬥都進行得十分乾淨利落，有章有法。戰鬥前首先用大卡車把進入的各路口堵死，不讓人進入，戰鬥一結束，立即撤退。

“百萬雄師”武鬥時的兇殘，在絕大多數群眾心裡留下十分惡劣的印象。“百萬雄師”的確是很不得人心的，他們每次遊行，幾乎都遭到圍觀人群的唾罵。

1967年的“7.20”事件，主要是“百萬雄師”針對當時中央文革派到武漢來處理造反派、保守派關係的謝富治、王力等人。武鬥的場面看不到，只看見“百萬雄師”的大隊人馬坐着一輛輛大卡車，頭戴藤條安全帽，手拿大刀、長矛，從7月19日起，連續數天上街遊行，高呼：“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邊站！”“謝富治、王力從武漢滾出去！”等口號。“百萬雄師”的武裝遊行，少則200輛卡車，多則據說曾出動過千輛。他們在東湖客舍圍攻、毆打、綁架中央文革的代表的情況都是事後從各種報道中得知的。“7.20”事件發生後，中央在北京機場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從7月23日早5：30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播出“中央代表團勝利返回北京”的重大新聞，並連續20天發表社論，定武漢“7.20事件”為“反革命暴亂”。輿論傳遍全國。“武漢7.20事件”就此向全國公眾公布，“百萬雄師“遭到毀滅性打擊。

逍遙派

奪權鬥爭的反覆無常、“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殘酷武鬥，讓我們感到了厭倦。我們的“四零三部隊”也自行消亡，大家都成了“逍遙派”。

時間到了1967年的夏天，有同學提出去游泳。這個建議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

武漢的東湖是游泳的好去處，沿湖大學不少，如武漢大學、武漢水利工程學院、武漢體育學院、華中工學院等等，每個學院沿湖都有天然游泳池。

從漢口到武昌去游泳，路程實在太遠了。為了乘車不花錢，我又發揮了繪畫的特長：畫乘車學生月票。當時的學生月票的圖案實在簡單，也就幾種顏色。每個月我都要畫幾十張，人手一張。最後連我們宿舍的鄰居小孩都有我畫的月票。一個夏天，大家都是用我畫的月票乘車，一次也沒有被抓住過。

大學的游泳池玩夠了，我們又決定去橫渡長江。長江江面的直線距離有1000多米，從武昌中華門到漢口濱江公園橫渡的斜線距離有7000多米，中間還要搶過漢水入長江口，搶不好，會被漢水沖跑，就不可能在濱江公園上岸。

在長江游泳十分刺激，江水水流湍激，輪船一過，波濤起伏，在浪中一上一下的感覺真好。我們五、六個水性較好、膽子較大的同學只穿一條游泳褲，打伙共用一、兩個籃球當救生圈，從漢口輪渡碼頭混上船，船快到武昌中華門碼頭時，我們一個個就從船上往江里跳，再從武昌游回漢口來。

最刺激的一次橫渡長江是1967年8月2日。

“7.20事件”廣播後，我和隔壁的鄰居小孩朱偉新、周厚學、黑子四個人又跑到上海玩了幾天，8月1號下午才回到家。當我們聽到上午武漢市舉行了盛大的橫渡長江活動，由於組織不好，死了很多人的消息後，我和朱偉新覺得錯過了這樣驚險的場面而十分遺憾，決定第二天早上再補一次橫渡長江。

8月2日上午7點多鐘，我們兩人就到達了武昌中華門碼頭。只見長江大橋旁邊的橫渡長江的下水處有一大幫人正在忙碌，岸邊的堤上擺放着一大排打撈上來的屍體。我們兩人從打撈屍體的人群中穿過，從容不迫地走進江水裡，向漢口方向游去。

下水後才感到風浪特別大，天特別的陰，江中幾乎看不到有船在開，整個江面顯得格外開闊，布滿烏雲的天空也顯得格外的低，就像要壓下來似的。波濤從四面八方向我們打來，使我們睜不開眼，喘不過氣。我們兩個人在江面上感到格外的渺小無助，心裡甚至有點緊張。於是，我們加快了游泳的速度，奮力向漢口濱江公園方向游去。上岸後，兩腿發軟，路都走不動了。

一個夏天，我已經橫渡過不下20次長江了，這一次是最困難、最刺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