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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是和佛經的翻譯事業分不開的。最早的翻譯，是迦葉摩騰、竺法蘭在漢明帝時開始翻譯《四十二章經》，據說還有一些其它的經典。這就是最早的翻譯。

　　在初期（西元二、三世紀）的譯師中，我們不能不提到安息國（在今伊朗一帶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國的支婁迦讖，康居國（在今蘇聯吉爾吉斯地區）的康僧鎧、康僧會，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統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國僧人竺法護。同時還有朱士行於西元２６０年西行求法。由於他們的努力，不少聲聞乘和大乘的經文被翻譯為漢文。

　　這些譯師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小乘學派，以《阿含經》和《禪數經》之學為主，以安世高為代表；二是大乘學派，以《般若經》和《淨土經》為主，以支婁迦讖為代表。兩派同時並行。

　　當時翻譯事業還在初始時期，限於各種條件，還未能有計劃、有系統地翻譯，此時所翻譯的經書很少是全譯本，而翻譯文體也還沒確立，但是譯師已經出色地做到了開闢園地的工作，為佛教在中國思想界樹立了地位，影響深遠。

　　佛教在中國的大流行，開始於四世紀，當時中國僧界道安法師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積極作用的佛教領袖。他是我國最早的熱心傳教者，曾經派遣徒眾到各地大弘揚佛教。他又是我國第一個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尋求戒律，彌補當時律藏不齊全的缺陷，並制定了當時全國效法的僧尼規範（中國僧人出家後，廢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釋」為姓，是由道安提倡開始的）。道安法師整理了已譯出的經典，撰成了中國第一部「經」；他極力獎勵翻譯事業並第一次總結了翻譯的經驗。在道安法師的引導下，翻譯出許多重要經論，集中和培養了許多學者和翻譯人才，為後來鳩摩羅什的大規模翻譯事業預留下潛在的有利條件。

　　道安和他的弟子們尋求戒律的熱心，對於律藏的完備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道安在世時，已經得到大量的戒本，並且翻譯了其中的一部分律文，可惜那些書已經失傳了。不久之後，來自喀什米爾的弗若多羅和曇摩流支，先後幫助鳩摩羅什譯出了多部《十誦律》，這部律得到鳩摩羅什的老師卑摩羅叉的協助，在江西大為弘揚；佛陀耶舍（也是喀什米爾人）在西元４１０年又譯出了曇無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蘭卡來到中國的僧伽跋陀羅譯出了《善見律毗婆娑》，五世紀初法顯法師遊歷天竺，主要也是為尋求戒律而去的。法顯法師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古代偉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遊記」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視他最初求律的動機和這方面的成就。他除帶回許多書籍外，並且帶回了《摩訶僧祇律》和彌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的佛馱跋陀羅譯為漢文，後者則在他逝世後由佛陀什（喀什米爾人）翻譯了出來。另一位偉大的求法者，七世紀的義淨，也是抱著學律的志願而遠遊的。他帶回了律文，而且譯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種著作，從而使律藏大為完備。漢文譯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誦律》六十一卷，連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釋律文的諸論，先後譯出而今現存的約五百卷。後世中國高僧們關於律部的著作，現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於中國比丘戒的傳承，在南北朝時代，北方傳《四分律》，南朝是《十誦律》，到了隋朝統一中國，政治上北統南，佛教戒律也是這樣，從隋代起，只傳流北方曇無德部的《四分律》。藏語系佛教地區則向來是傳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區則流傳著與斯里蘭卡、緬甸等國相同的上座部律，與《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佛教經論大規模有系統的翻譯，應該說是開始於五世紀初的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事業，有著前人所未有的優越條件，那就是當時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在道安影響下聚集的一大批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義學僧人的輔助。但是鳩摩羅什法師的偉大成就在於豐富的學識和持久的努力。這一位有印度血統在今天中國西北（新疆庫車）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師，是中、印兩大民族共同的光榮。鳩摩羅什法師和後來的玄奘法師是翻譯事業中兩大巨匠，他所譯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僅是佛教的寶藏，而且也是文學的重要遺產，對於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上的影響非常巨大。在鳩摩羅什法師的講授和指導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當時的佛教的地位大大的提高和逄勃發展。就佛學方面來說，鳩摩羅什法師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於介紹龍樹菩薩創立的中觀系統典籍。由於他的努力，這一系列的經論著作，如《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維摩詰經》、《法華經》、《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金剛經》等，以及《大品般若經》的解釋，《大智度論》傳到中國來，為中國法性宗開闢了廣大的彊域。其次，鳩摩羅什法師還翻譯出聲聞乘一部重要論著《成實論》，起初與中觀三論（或《四論》:《中觀三論》加《大智度論》）相輔流行，之後逐漸形成了獨立學派，在南北朝期間盛極一時，後人稱為成實師。這一學派在聲聞乘中是比較接近大乘法脈。

　　鳩摩羅什法師的翻譯事業在西元４０１-４１３年間，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大乘空宗龍樹、提婆的學說。羅什之後，重要譯師相繼來到，主要經論不斷譯出。如覺賢於西元４１８-４２１年譯出《華嚴經》，曇無讖於４２１年譯出《大涅槃經》，求那跋陀羅於４４３年譯出《楞伽經》等，這些經典的譯出對中國佛教義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元六世紀初菩提流支來華（５０８）創譯大乘有宗無著、世親一系的論典，其中《十地經論》影響尤大，傳習者形成地論師一派（分南、北兩道）。以後真諦三藏（４９８-５６９）於西元５４６年來華，５６３年譯出無著的《攝大乘論》和世親的《釋論》，５６４年譯出世親的《俱舍論》。５６６年到５６７年又重譯《俱舍論》。真諦不僅是翻譯大師，而且也是一位義學大師，來華日久，擅長中國語言，所譯經論，隨翻隨講，弟子記述成為義疏。傳習者稱為攝論師及俱舍師。真諦到中國後二十餘年遭逢兵亂，於顛沛流離中仍能譯出一百數十卷重要經論，形成中國佛教的重要義學派別，是鳩摩羅什以後～玄奘以前二百餘年中貢獻最大譯師。

　　據玄奘所傳述，戒賢生於西元５２８年，由此可以推定護法約生於５３０年。而真諦生於４９８年，故真諦長於護法三十餘歲。又真諦譯有陳那著的《無相思塵論》（即玄奘譯的《觀所緣緣論》）和《解拳論》（即義淨譯的《掌中論》）。陳那是世親的弟子而為護法之師。可見真諦是介於陳那、護法之間的佛教有宗大師。玄奘所傳，以護法的學說為正義，其門下傳述以真諦之學及地論師之說為舊說或舊譯，而稱玄奘所傳為新譯，古人（唐靈潤）歸納有十四義不同。如舊譯認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新譯則認有一分無性（佛性）有情；舊譯認為佛果理智不二，新譯則認為理智各別（即分斷、智二果）；舊譯於三性中遍計所執及依他起二性俱遮，新譯唯遮遍計所執；舊譯以緣起之本唯在第八識，新譯則各識及相應心所皆為緣起之本。又真諦譯之《轉識論》以阿陀那（阿賴耶識之別名）為第七識，新譯則以為第八識。真諦所傳之攝論宗更立第九識，新譯則無此說。總之，新舊兩譯同屬有宗，宗旨相同，因時代先後，各成一家之言，義解稍有差異，也很自然。但真諦所譯傳之學在隋唐之際的中國佛教界曾激起很大波瀾，因而引起了後來玄奘法師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動機。真諦來華後至玄奘赴印前的八十餘年中（５４６-６２７），印度佛學也經歷了劇烈的變化。最初護法和清辨興起了空有之諍。接著月稱和清辨同室操戈而使空宗分成為自續、應成兩派。月稱又和月宮進行了長期的論戰。護法的弟子法稱也對祖師陳那的因明進行新的改革。學說總歸是辨析日精、後勝於前的，玄奘法師所承之學大體說來是較舊譯更為精確的。這一位孤征十七載、獨行五萬里、足跡遍於西域、印度百三十國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遊記《大唐西域記》的偉大旅行家，這一位通達中印文字、洞曉三藏教理，以留學僧身份出任當時印度最高學府那爛陀寺的講席，受到了印度及西域各國國王和僧俗人民歡迎敬重的偉大的佛教學者，玄奘法師以畢生精力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事業，譯出經論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約五十萬頌），玄奘法師系統化的翻譯規模、嚴謹的翻譯作風和巨大的翻譯成果，在中國翻譯史上留下了光輝典範。他的成就和貢獻在佛教上、學術上，都是非常深遠的。玄奘法師不僅全面系統性譯傳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經論，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經《大般若經》二十萬頌也完全翻譯過來；又把小乘說一切有部的重要論典幾乎全譯過來。另外，他又獨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師護法菩薩的秘傳之作，如和會空有兩宗的《廣百論釋》和編入《成唯識論》的護法正義，印度都無傳本。由此可見，玄奘法師實為印度佛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故在戒日王為他舉行的十八日無遮大會上，他高踞獅座，陳義立宗，無人敢出而與他對揚爭鋒。因此，大乘學者共尊他為「大乘天」，即「大乘的神」，為中國贏得了當時兩大文明古國間學術上最高的榮譽。百餘年後，日本僧人金剛三昧（西元８１８年前後在華）遊印時看見中、印的僧寺中都畫有玄奘所著的麻履（即麻鞋）及所用的匙、箸，以彩雲烘托，「每至齋日輒膜拜焉」（見段成式《西陽雜俎．前集》卷三及《續集》卷二）。可知印度當時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當作佛的足跡一樣敬重、供養了。一個學者在外國享到這樣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歷史上尚無第二人。直到現在日本佛教學者仍然認為玄奘法師這樣的人才，只有中國這個偉大民族才能產生出來，玄奘法師確實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和驕傲。

　　法顯法師於西元３９９年，以六十五歲高齡發跡長安，涉流沙，逾蔥嶺，徒步數萬里，遍遊北印，廣參聖跡，學習梵文，抄錄經典，歷時多年，復漂洋過海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經耶婆提（今印尼）而後返國。時年已八十歲，仍從事佛經翻譯。他著有《佛國記》，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義淨法師稍晚於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經時二十五載，遊歷三十餘國，尋求律藏，遍禮聖跡。回國後翻譯經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歸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法顯、義淨和玄奘法師一樣，都是以大無畏的精神，為法忘軀，為求真理而百折不撓。他們是不朽的翻譯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漢語系佛教翻譯事業持續了十個世紀（二至十一世紀），翻譯過來的經律論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餘部，六千四百二十餘卷，著名的本國和外國來的譯師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之外，如印度的曇無讖、佛馱跋陀羅、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闍那崛多和施護，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羅仙和僧伽婆羅，以及斯里蘭卡的弘傳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過眾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聲聞乘、性、相、顯、密各系統的學說都介紹到中國來，從而形成了中國佛教的巨大寶藏。中國古代的翻譯事業，為燦爛的中華文化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無可匹敵的，是我們優秀的文化傳統。

　　但是，我們還必須指出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一兄弟民族在創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和出色的成績；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時期，由於文成和金城兩公主的下嫁，引進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並創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赤松德贊時期，迎請了當時最著名的顯教學者寂護、蓮花戒和密宗大師蓮華生大士等建寺立僧，從事系統的翻譯，同時經沙洲向唐朝禮請漢僧前去傳授禪宗，講經說法，到赤熱巴中（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贊普，８１５-８３６在位）時，又迎請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學者一起議定譯名，校正舊有譯文，補譯大量經論。西元十世紀以後，西藏開始了佛教後弘期，三、四百年間印度和西藏兩地傳法求法的大德往來不斷。舉其最著名者，如出生於孟加拉的阿底峽尊者（９８２-１０５３），是印度當時學德崇高的大師，於1042年應請至藏，創立噶當派。其學說為後來宗喀巴大師（１３５７-１４１９）所繼承，創立了格魯派（即黃教），遍傳藏、漢、蒙廣大地區。又西藏的噶瑪巴曾三度赴印學法，創立了噶舉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長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權。世界知名西藏聖人密勒日巴即此派的第二代祖師。其餘譯經傳法的大德難以備舉。自西元八世紀中葉至中葉五百年間，西藏所譯出的三藏經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兩藏計算，部數五千九百餘種，分量約合三百萬頌，約漢譯一萬卷。在藏譯藏經中重譯甚少，故實際內容大大超過漢譯藏經。其中尤以空、有兩宗的論典以及因明、醫方、聲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經論，數量龐大，為漢譯所未有。由於藏文翻譯照顧到梵語語法的詞尾變化和句法結構，因而極易還原為梵語原文，所以受到現代佛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另外，在清代曾進行滿文大藏經的翻譯。近代還發現西夏文大藏經以及回鶻文佛經的殘卷。還有，我國的傣族文化一向不為人所知，解放後才發現傣族有非常豐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傳巴利三藏的傣文譯本。由此可見，我國各族文字的大藏經是人類文化史上極為罕有的巍峨豐碑，其中凝聚了多少前輩先賢的聰明智慧和辛勤耕耘、堅韌精神和偉大氣魄，這是無價的精神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