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按語：讀到這篇文章，我感到文革極左的思想仍在中國的上空徘徊。這種思想的表現有多樣性，其中的一樣就是打着民主的旗號和幌子。文中也提到了，當年的江青就認為過去的老幹部至少80%是民主派，而江青和毛澤東也認為自己都主張民主，文革就是一場別樣的、群眾參與的民主運動，直接把國家主席劉少奇給廢掉了，比美國更“民主”。再聯想美國國會的衝擊案，它和中國文革的性質是一模一樣，都是那所謂的民主的產物。那些所謂民主體制的共同的特點就是可以把群眾不認可的最高領導者彈劾和廢除掉。文中提到文革復辟也必將會是以民主的面貌和幌子出現，之前的六四就是一起企圖復辟文革的所謂的民主運動，因為它將矛頭指向鄧小平和改革開放，並維護毛澤東的形象。

那麼一項群眾的民主運動到底是好，還是壞，衡量其的標尺就是這些運動是否有利於改革開放，因為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能強國富民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今天的改革開放的成果來之不易，希望大家都來守護，不要增加變數。我奉告那些整天罵着習豬頭和高喊要進行民主改革的人不要給改革開放添亂或懷着居心叵測。這個民主改革搞得不好，那就是二次的文革，其破壞力將是巨大的，會瞬間讓中國淪為一個癟三的國家，任人踐踏。

繼續加大改革開放，不能因為幾個懶民而讓國家停止進步。腐敗在任何地方都會有，不分民主或專制，享有特權更是明目張胆的腐敗。當一個普通農民超過了國家領導人的收入，那才是民主的一個體現。】

“文革”，那是個瘋狂的年代，民粹到極致的年代，同時是大破壞、大摧毀的年代，不堪回首！ 我一直不相信“文革”會再次重演。但現在發現有一批極左分子和團體，一直不遺餘力的為“文革”翻案。而且他們大有市場或追隨者。比較活躍的代表人物有原國務院研究中心顧問馬X、原化學工業部部長秦XX、原國家統計局長李XX。還有一批左翼學者，如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等（因為太敏感，其他不提名也罷）。這些人極左人物，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痛心疾首，頗有人眼睛向後看，希望回到“文革”時代。 甚至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馬賓、張宏良、梅俏可算是這方面的代表。烏有之鄉書社的負責人范景崗也很活躍。

馬賓，冶金工業部原副部長、鞍山鋼鐵公司原總經理、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幹事、顧問，2017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去世，享年104歲。改革開放以來，馬賓無時不在緬懷毛澤東時代，一直主張為文革翻案。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公有制經濟昌盛，不脫離群眾且世風良好的年代，轉眼間，在物質刺激和市場效應下，社會風氣敗壞，“滿目都是假，唯有腐敗真”。當此之時，他力呼恢復毛澤東時代治國路線，再來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種腐敗、不公等社會經濟現象。 2006年，年過九十的馬賓著《紀念毛澤東》，書名下邊特地大字註明：“2006年12月26日”（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誕辰）。紀念領袖毛澤東無可厚非，問題在於該書的內容。 這本書是雜記、論文、詩詞的合集，總計40多篇，還有近20篇附錄文章。書中收錄的文章大體上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怎樣看待改革開放以來的形勢？

作者認為，現在是“破產的破產，失業的失業，乞丐公然到廣場討飯，小偷多得防不勝防……工廠礦山事故頻繁……貪污分子越殺越多，殺不勝殺”，“不推倒這新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黨內修正主義），就不要想有社會主義”。 

這些問題是怎麼造成的呢？

作者認為，“其歷史根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而十一屆三中全會背叛了毛主席路線，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作者說：“必須翻案，必須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這個名字，非常適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開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革命實踐。” 

 馬賓向讀者宣布：“現在離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階段，已經快30年了，看來我們應該規劃，積極準備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階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馬賓同時提出鬥爭目標：“在城市，把在改革開放期間一切公有財產被私有化了的財產，全盤收歸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在農村，實行土地國有化、勞動集體化、生活社會化的三農政策。” 

再來一次“文革”還不夠！馬賓希望：“七、八年一次，進行幾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還鄭重要求：“徹底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看了這些，讓人不寒而慄！ 2008年，北京一些學者和離休高官參加了馬賓的《紀念毛澤東》一書的座談會。張宏良、鞏獻田等人在會上發言，會後還印行了一本《向馬賓同志學習》的小冊子。 馬賓認為，“毛澤東一生貢獻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他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又是一次整黨、清黨。”“在國際上反對美帝國主義，國內反對官僚、腐敗現象和黨內反修正主義鬥爭中，開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座談會上，張宏良以“高舉復興社會主義的思想大旗”為題發言，高度讚揚馬賓是目前中國左翼力量的一面大旗，既是已經覺悟起來的老同志的一面大旗，也是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輕同志的一面大旗，還是民族不屈精神的一面大旗。 2019年11月24日，張宏良還寫了另外一篇文章：“向沖在時代最前列的最無私無畏的左翼旗幟馬賓同志學習！”可見他十分崇敬馬賓。 張宏良在座談會上說，馬賓現象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個現象本身表明了中國左翼力量正在復興。 

張宏良引述毛主席的話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演習，演習什麼?首先演習的就是這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他說，文革一開始，紅衛兵就提出了要發揚“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說、敢幹、敢革命、敢造反，這是一種何等磅礴的大無畏精神！...... 今天我們更加需要這種精神，今天的中國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我去年紀念主席誕辰113周年寫的一篇文章，現在看來危機比去年更加迫近。

梅俏的發言把矛頭對準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鄧小平一邊。當時發表一篇社論，《紅旗》雜誌發的，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現在讀這篇文章是很正確的，江青講過去老幹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從現在結果看，江青的話有什麼錯？” 

一位名叫敬東的發言說：“30年的所謂改革開放，我們沒有看到什麼進步。我們看到的是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會主義，糟蹋了我們的共產黨……”“中國社會在短短的30年就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買辦、大資本家，這是什麼執政綱領造成的？”敬東的結論是：“不得不呼喚人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有北京學者認為，馬賓、張宏良的這些主張，就是“正在復興的中國左翼力量”為“拯救中國”開出的藥方，令人毛骨悚然。 馬賓由此被改革派精英戴上一頂“左的精神領袖”的帽子。他曾經的同事吳敬璉公開批他開倒車，更將他打入“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之列。 

另一本引人注目的書是梅俏著的《毛澤東的“珠峰”》。這本書大約30萬字。 翻開書，目錄後面是一位署名“戴公”的人給作者的信。信中說：“祝賀你寫了一部捍衛毛澤東晚年思想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但同時又是豐富而複雜的，還需要有更多的人來研究。” 

據介紹，梅俏寫這本書很下了一點功夫，收集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從毛澤東與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關係，毛澤東的“反修”理論探索以及“文革”中的外交活動等幾個角度，詳細評述了“文革”的過程，並且批判了“文革”結束之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翻案復辟”，導致“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背叛行徑”。 

梅俏在書裡寫了一個衣衫襤褸的農民工，以此作為改革開放的縮影和寫照。與此同時，對於國務院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農業稅，給種田的農民發放多種補貼，以及多年來逐漸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鼓勵農民進城，卻隻字不提。 

這是“文革”結束30多年來國內僅見的一本從“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長篇專著。 

據梅俏說，寫作此書用了兩年，完成於2004年12月。書稿完成之後，“是一位退休的農村支部書記贊助出版的”。2006年12月26日，該書“再版後記”說：“本書於今年5月出版後，得到讀者的認可。在大家的贊助和要求下，年底再版。” 

過去，我一直認為，改革開放40餘年的中國在不可能倒退回去，人民不可能答應“文革”悲劇重演。但當前的“左”的社會思潮、激進的憤青現象、仇官仇富的情緒…… 讓人感到，如果不加以引導、管控，第二次“文革”不是不會重演。 

我們千萬不可低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力。

那些放大改革開放的問題，渲染計劃經濟年代的人人平等，沒有腐敗，沒有黃賭毒，沒有貧富分化，人人的生活有保障…… 

那些揭露社會陰暗面，炮轟貪官污吏和“走資派”，鞭笞為富不仁的民營資本家，放言為民請願，宣揚階級鬥爭的言辭 ...... 

雖然都很極端，但很能蠱惑人心，處在社會底層的草根階層很容易接受這些東西。 

更令人不解的是，我們的社會並沒有採取措施，壓制“文革”式的極左思潮，還在讓那些左翼團體和馬賓、梅俏、張宏良之流任意發表為“文革”翻案的言論。 

我越來越相信溫家寶總理離職前的判斷：文革的錯誤並沒有完全清除，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文革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