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按語：近日，網上公開一封某河南大學生公開信，見下面的帖圖。信中，該學生表達了對貧窮人的鄙視。因此，就有人發表評論，並聯想到當年的德國納粹，認為中國社會要開始納粹化。我先把此文章轉載刊出，隨後將發表我的一系列看法，我在此先說出我的主要觀點：中國要走的方向和納粹的方向是相似的，但，這不是壞事，而是絕對的好事。】 余杰評論文章：一封大學生的公開信敲響了中國社會全面納粹化的前奏。 近日，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熱傳一封署名為“石可”的二零二零屆大學新生的《給國家和社會的公開信》。作者留下了手機號和QQ號，自稱是一名來自河南新鄉的大學生，目前就讀於廣西藝術學院，這封信應當不是偽造的。 作者在信中說，在其準備高考的全過程，也就是高中三年，親眼目睹了美國和西方如何傷害“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華為，他們用貿易戰來讓我們的經濟受挫，他們靠打擊華為來卡我們的科技，他們甚至用軍事威脅，試圖消滅領導我們走向富強的黨”。他希望中國發起反擊，但中國受六億收入不到一千的窮人的拖累，無法發起反擊，因為“我們國家太愛老百姓了，和美國打仗，這些窮鬼就會吃不飽，我想，正是他們，才導致我們國家現在處處受辱！”因此，他深思熟慮之後提出建議：“在這裡，我代表中國全部有錢的正常人，正式向國家提意見：讓我們參軍，讓我們去殺掉這些不努力，拖累國家的人，全國的大學生應該聯合起來，一起殺敵，這些人阻礙國家前進，就是敵人，就該殺。我們大學生，雖然沒社會經驗，但知道什麼是國讎家恨，知道什麼是大事大非，更知道，什麼叫有國才有家。只要我們大學生聯合起來，一個月來殺光六億低收入廢物，就可以省下無數的錢，土地，水，空氣等，讓剩下的一半人達到和美國一樣的水平，大房子豪車，嘩，想想就誘人！！……我知道，我們河南很窮，但這只能意味着，更需要殺，我會很堅定的，如果國家需要，我隨時向父母開槍。” 中國的網絡審查和封鎖，宛如天羅地網，稍稍與官方意識形態有差異的言論，立即遭到刪除，作者還會被喝茶。然而，這封殺氣騰騰的公開信，卻一直在中國的網絡上安然無恙，廣為流傳。毫無疑問，這名作者說出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不敢說的心裡話：窮人就是黨國的敵人，中國現在不是要殺富濟貧，而是要殺貧濟富。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位名叫石可的大學新生，並非富裕人家出身，卻爭先恐後地向黨請命，他願意親手向父母開槍，通過殺戮父母來贏得一張受黨重用的投名狀，然後躋身富人的行列。中國的共產革命，就是通過殺戮讓革命者從窮人變成富人，毛澤東、朱德、賀龍，無不如是。如今，這位並未研讀過馬列主義和毛選，公開信中也沒有引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大學生，居然無師自通跟當初的青年毛澤東心有靈犀。 歷史學者王友琴在《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中披露，在文革初期，學生打老師的風潮中，年齡僅十三歲的小學生也參與其中，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僅北京西城區就打死了七個校長。有相當一些女學生，掄皮帶，抽人，打得很兇。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女紅衛兵用錘子挨個兒敲他們的頭。據一位目擊者說，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打校長時，主打的是女學生。據有的被訪者說，初中二、三年級的學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齡有關。 文革從來沒有結束。可以理直氣壯地對父母開槍的大學生，打老師自然不會手軟。在中共紀念其建黨一百年的時刻，官方出版了經過篡改和閹割的黨史，這本黨史再次為文革翻案，以“艱難的探索”取代“十年浩劫”。這封大學生的公開信就是對這一風潮的直接響應。習近平是毛澤東和希特勒的精神之子，這位名叫石可的大學生則是“習近平的孩子”。中國社會全面納粹化的鼓點由遠及近，觸手可及。 中國培養出來的納粹學生，如何在美國危害言論自由 德國學者古多·克諾普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一書中，第一次全面嘗試描寫希特勒時代的青年人的歷史。那些在一九三零年代至四零年代初成長的少男少女完全被第三帝國所占有。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高調宣布：“這些年輕人，除了以德國人的方式思維，以德國人的方式行動，他們什麼也不用學習。”希特勒的孩子們以為他們追隨元首、參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願景，他們因此變得如此重要。“為元首、為人民和祖國而死是一種榮譽，一種義務。”實際上，他們是堅決地支持了一種背棄人類社會普遍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時代的見證人回憶道。 希特勒的孩子在後來的德國幾乎絕跡了，卻在今天的中國如蟑螂泛濫成災。有人以為，發表殺戮窮人的公開信的石可本人是窮人，出身在窮鄉僻壤的河南鄉下，就讀的只是邊陲的一所三流學校，他沒有到過西方、沒有見過世面，才會如此蒙昧、狂妄、冷血。然而，那些在西方名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又如何呢？他們在西方真切地體驗到什麼是民主、自由、人權，但他們的精神世界與石可一樣蠻荒、粗鄙、卑賤。 日前，香港民主運動領袖羅冠聰在臉書上披露，他獲邀到芝加哥大學與學生對話交流，卻獲知芝大的“中國學生及學者聯會”在事前向活動主辦方發信，強烈反對該校邀請他作為嘉賓，並以各種中共所散播的陰謀論（例如指他“煽動暴力”）抹黑他，表示此舉“傷害”了在芝大的中國學生。 羅冠聰指出：“無疑，即使許多中國留學生在海外能接受中國網絡城牆以外的信息，但大量留學生仍是以微訊作為接受信息的途徑，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和了解都只會停留在中共的說辭，並且無意識或主動地配合中共的大外宣。這種施壓要求校方取消講座的行為，赤裸地傳播中共的假消息外，更挑戰大學校園的言論自由，間接散播中共的威權主義。中共小粉紅以‘傷害中國人情感’作幌子，企圖以中國留學生龐大人數作為籌碼將反對中共霸權的人滅聲，是各個民主社會正在面對的危機。”他痛斥這些中國留學生是“流氓愛國者”。最後，他宣誓說：“我會與芝加哥大學校方持續跟進，務求院校堅守言論自由底線，亦要採取相同措施，勿因這些愛國流氓的壓力而自我審查，將中共限制言論自由的紅線帶到自由國度上。我也絕不向中共惡勢力低頭，繼續在國際社會宣揚民主自由價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公開譴責“中國學生及學者聯會”是中共的隨附組織。此後，該組織蟄伏了一段時間，如今殺氣騰騰地捲土重來。此一事件中的中國留學生，明明是言論自由的殺手，卻偏偏裝扮出一副受害者楚楚可憐的模樣，是為“扮豬吃老虎”。他們都是菁英中的菁英，但他們的言行卻自我認證了“習近平之子”的血統。他們或許學業有專攻，卻不假思索地充當中國極權政府的辯護士，並毫不掩飾地破壞西方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人們過高估計了西方價值對中國留學生的同化力道，同時也過低估計了極權主義洗腦後遺症的深重與長久。在美國名校哥倫比亞大學就讀多年的這群中國留學生，大都來自中國大城市中非富即貴的中產以上家庭，卻與就讀廣西籍籍無名的一所學院的、來自河南鄉下的石可，在精神結構上如此同構，這表明中共的黨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何其有效和成功，將十三億人變成了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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