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的哲學思維阻礙着人類社會的進步

　　　　——哲學·四千六百零七

　　為在〈顧曉軍長跑到玄武湖（視頻）〉中與讀者朋友們開個玩笑「早知道晚年好過，我就不過青年、中年……直接過晚年」，我鋪墊了句「日子終於好過些了」，誰料，立馬被現實掌嘴，遭遇到了點麻煩。

　　不去扯麻煩，而說人、真驕狂不得。因為，正如我在〈行為是種哲學〉中，回答自己的提問「因早出生個把月而多受到一點教育、畢業後的收入更多，就憑這一點、就定能改變一個人的人生嗎？」時所說的「答案，顯然是不可能的。因，人生的變數太多。」

　　而由上、由〈這3名美國人為何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和我的〈以為我和一台經濟學家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又想到「落後的哲學思維阻礙着人類社會的進步」。

　　在〈這3名美國人為何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文中，對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的原始表述是：「是否受教育時間越長，人一生的收入就會越多。他從學齡着手研究。以日本為例，按小學入學時間看4月出生的孩子與3月出生的孩子到畢業的受教育時間相差大約1年。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利用這個差異，收集孩子的數據並得出了結論：受教育時間越長，畢業後的收入越多」。而入學孩童及年齡分界的問題，在中國也存在。

　　於此，想早入學具有普遍性，因此入學孩童年齡分界是全球性、硬性、不得不為之的。而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的研究反而值得考究，因為這樣的研究起碼取證為10年，10年都嫌少，因經濟的潮起潮落的周期可能更長。而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的研究，如果落在某經濟周期的谷底或峰值上、及在爬坡或下坡中，就都不具有概率的意義。

　　在中國，老一輩的人都知道：早一年入學，可能正好得下鄉插隊；晚一年入學，可能正好可以分配工作。這樣，早一年入學就不可能、也沒法「受教育時間越長，畢業後的收入越多」。

　　除入學受經濟周期及政策影響外，就是我說的「人生的變數太多」，因此，這樣的研究、於經濟學就沒有意義——因，這不是經濟學中的規律，甚至都不具備某種概率。

　　相反，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的這項研究，沒有考慮到設法剔除濟周期及政策對其的影響，這恰是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的研究的巨大的短板，也是沒法與我的「經濟學『時代指數』理論」同日而語的、最重要的地方。

　　我的「經濟學『時代指數』理論」，講的是：比如，某地，在經過若干年的發展後，說比當初發展了一倍或兩倍。這是不是事實呢？是。然而，這在經濟學中、沒太大意義。經濟學要研究的，是你比整個世界超前發展、與超出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說，因科技的迅猛發展，世界的發展已與過去不能同日而語了；你與世界同步發展的那部分，研究價值不高，而真正值得好好研究的、是你超出世界發展的那一部分。

　　這，就是我的「經濟學『時代指數』理論」，也是我的現代哲學思想。而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缺少的，正是這樣的——剔除該剔除的部分的、現代的哲學思維，因此、他是落後的。

　　其實，落後的哲學思維普遍存在，在高學歷及「尖端」研究者中也普遍存在。如，202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戴維·卡德，竟與舒亞·D·安格里斯特是一樣的。

　　〈這3名美國人為何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對戴維·卡德的表述，是「具有代表性的領域是勞動經濟學，戴維·卡德以研究最低工資而聞名。他在1990年代發表的論文中，針對在同一時期提高了最低工資的州和保持最低工資不變的州，收集了有關快餐店雇用變化的數據。按照當時的經濟學理論，如果提高最低工資，經營者會因厭惡成本增加而減少雇用。戴維·卡德等人比較了兩個州相同業態店鋪的數據，發現雇用並未減少」。

　　一般人認為，提高最低工資必因厭惡成本增加而減少雇用員工；而戴維·卡德發現、並用兩個州的數據證明快餐店不這樣，這無疑是可取的。然，快餐店是直接且明顯地與生意掛鈎，而利益鏈條較長的行業未必也這樣。因此，快餐店的數據不足以完全證明提高最低工資不會影響減少雇用員工；何況，以兩個州的數據為標本，也較具偶然性。

　　如此，把這稱作「勞動經濟學」、是不是也有點「整詞兒」的意味呢？更何況，這也缺少經濟學中的規律的境界。

　　顯然，戴維·卡德與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一樣——急着證明某些東西，在「剔除」思維上遠遠不夠。而這，與我的思考問題的方法相比，也恰就是哲學思維的落後。

　　以上用本年度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思維方式，從學術領域證明本文命題——落後的哲學思維阻礙着人類社會的進步。那麼，褒獎學術的人們呢？

　　首先，今年戴維·卡德、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吉多·W·因本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可以證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們的哲學思維、並不比這些獲獎者們更高明，甚至還不如，也還要落後。

　　其次，再看諾貝爾和平獎一貫獎給各國政治家、世界組織及維權記者等，就可知其之落後。各國政治家和世界組織，這需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們判別嗎？這樣的判斷，不連小學生都可以做？而獎勵維權記者一類，這哪是獎勵和平？這不分明是獎勵對立嗎？

　　還有諾貝爾文學獎，獎勵的都是各國作協或筆會提名的作家，而不是民間的；這不就是獎勵「主流文學」嗎？如果諾貝爾文學獎早幾百年頒發，那不就是獎勵宮廷文學？

　　宮廷文學，需要獎勵嗎？而更重要的，獎勵宮廷文學、這是諾貝爾先生的遺願嗎？

　　我論述過，行為是種哲學。而從分析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學術思維入手，與世界各科之最高獎項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文學獎和諾貝爾經濟學的評委們的思維來看，難道這不正是——落後的哲學思維，阻礙着人類社會的進步嗎？

　　　　　　　　　　　　　　顧曉軍 2021-11-21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