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的「见好就收」不是民主理论而是术 ——社会学·五千零三十九 我在上篇〈胡平的「非暴力」不如不说〉中阐述了「非暴力」的不合理，而后，我说「『非暴力』，胡平是在维护刘晓波；而刘晓波，是抄马丁·路德·金的；马丁·路德·金，也是抄甘地的」、「胡平，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是『见好就收』。而『见好就收』，更说不通」。 今日，我得空思考了下，认为：胡平的「见好就收」不是民主理论，而是术。 首先，胡平的「见好就收」是被称作民主理论的。那么，「见好就收」是不是民主理论呢？我以为，不是，不是民主理论，甚至连理论也称不上，最多只能称为术。 为什么呢？因，理论首先是一种思想的创见；而后，作为理论的新思想，是可以作为实践者们的行为标准的。而「见好就收」，显然不是种思想创见，也难以作为实践者的行为标准。 举例。我在社会学范畴中首创的「公正第一」（详见《公正第一》， 2016年4月出版），说的是——在今天、我们人类社会之中，大家完全可以不要先谈、也没有必要先谈——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而应当首先共同倡导：公正。所以，我把这提炼成「公正第一」。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主体、为纽带、为衡量，甚至作为计量。而社会主义，又是讲整体至上，或曰总体性。两者，各说各的理，这不就成了鸡同鸭讲了吗？而二者都无法说到一起，又怎么说得清呢？说不清，又非要扯着嗓子说，结果只能是社会撕裂。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就应该共同寻找一个公约数；而这个公约数，就当是——公正。 又为何说「公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公约数呢？因为，资本主义可以不讲公正、并宣称不需要讲公正吗？不能吧？而社会主义也可以不讲公正、并宣称不需要讲公正吗？也不能吧？既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要讲公正，那么，「公正」不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公约数——共同的价值观吗？ 而「公正」既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公约数，那么，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公正第一」，不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社会之中唯一可公用的行为标准吗？ 这「公正第一」，就叫思想、首创的社会学思想；而用十几万字阐述、论证、诠释的《公正第一》一书，则叫「公正第一」理论。 而同属于社会学范畴之中的、胡平的「见好就收」，则与「公正第一」明显不处于同一个等级，也显然是没有办法与我的「公正第一」相媲美的。 「见好就收」，最多也只能算是降一阶的术。为何这么说呢？打个比方吧，曾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思想；老子的「无为」，也是一种思想。而「田忌赛马」，则是一种术；三十六计中的「围魏救赵」等等，同样也都是术。 「公正第一」的道理，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无为」等明显宏大，也更能引领未来的人类社会。相反，「见好就收」远不及「田忌赛马」，更不及「围魏救赵」等三十六计。 此外，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中的「好」，是不确定的、很不确定的，甚至还是一种可变的变量——稍有改观，无疑是一种「好」；小有成果，也同样是一种「好」；而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那就更是一种「好」了……请问胡平先生，又该在哪一种「好」时「见好就收」呢？稍有改观就「收」，不失去了小有成果甚至阶段性胜利的机会？而等小有成果或阶段性胜利，会不会等来的是夭折，而违背了「见好就收」？ 不具备确定性，且其根本就没法确定的先天不足，致使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无法成为或算作一种理论；同理，也不能算是一种民主理论。「见好就收」，只能是种术，类似于权术；往好里说，可算谋略、策略，类似「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实在不好意思。我又想了一下，「见好就收」连「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也比不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一种完整的术，只比「围魏救赵」等三十六计略逊色一点点；而「见好就收」，则是不成熟的、不完整的，经不起推敲的，甚至还是难以自洽的。 胡平先生有志于创建民主理论，为人类社会进步做贡献，我非常敬佩，也很愿意帮助，比如，作他的磨刀石——辩论的对手等等。如蒙不弃，请胡平撰文商榷或论战，我不拘形式及语言。唯，希望若是针对我，尽量少涉及政治，因我如今不方便深谈这类。 另，我没有X（原推特），2018年被停掉以后，就再也开不到了；所以，希望有X的朋友，能将本文推给胡平先生，请他得空斧正。 顾晓军 2024-1-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