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南昌起義（1）（ZT）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達九江，當時九江碼頭很為擁擠，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物都由武漢來到這裡，大部分候車轉赴南昌，也有些正設法潛往長江下流上海等地。他們大都在那兒對時局發展交換意見，中共的要人們也乘機拉攏國民黨左派人物，企圖為南昌暴動增加聲勢。這裡也是一個軍事轉運站，第四軍正由武漢經九江轉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賀昌（少共中央委員）、高語罕（武漢軍校的政治教官）、惲代英（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廖乾五（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和關向應（少共中央委員）等同志舉行會議。簡略告訴他們二十六日中央常委會議的經過和決定，他們都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的餘地，尤其是惲代英表現得最為激昂。

當我追問惲代英為甚麼不能重新討論時，他表示沒有必要等候我的來到再行討論，因為事情已經決定了；並進而怒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他曾說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它們的領導完全破產了。現在南昌暴動一切準備好了，忽然又來了甚麼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他強調不理會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按照已經決定了的計劃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脅過我說，如果我再動搖人心，就要打倒我。

惲代英這種憤怒的發言，曾使我為之變色。他平時是一個正直而有禮貌的人，對我一直很友善，對人沒有私怨，沒有與人競爭的野心，在共產黨人中素有“甘地”之稱。我聽了他這些話，當時百感交集。他堅持暴動，顯然積壓已久的憤慨到此時才坦白髮泄出來。我也佩服他這種堅毅精神，自愧沒有能夠用他的蠻勁去對付羅明那滋。我也感覺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領導威信，已經喪失了。我當時在難過的心情中，不願作任何解釋，只說這件事等到達南昌後再行討論。

我為了等候火車，在九江停留了兩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惲代英結伴前往南昌。當時落後的南得鐵路顯得破爛不堪，而且軍運繁忙。少得可憐的車輛都被軍隊占用去了，沒有客貨車經常開行；又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資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車。在這兩天內，我和惲代英緊張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劃反對汪精衛分共的宣傳和行動，布置當地的地下工作等等。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動將如期舉行為前提而處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達南昌後，立即與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周逸群等舉行會議。會議一開始，我詳細的報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會議情形，並要求了解南昌的情況。我說話的要點，大致是共產國際和它在漢口的代理人對南昌暴動的看法，都着重能否成功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期待有蘇俄軍事顧問的幫助和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共產國際的電令顯然是要阻止這一暴動，加侖將軍主張與張發奎將軍一同回師廣州的建議是值得重視的；我奉命來考查這裡的實況，並和大家重新討論這一問題。

當時情勢緊迫，一部分到會者要趕着去與賀龍等舉行另一特別委員會會議，另一部分人又有要事急待處理，大家都心情緊張急躁，根本不願談到“成功希望”和“改變計劃”等等說法，誰說一句鬆勁的話，怒火就會向他噴來。

我的話剛說完，李立三即站起來急劇而簡短的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哈哈！為甚麼我們現在還需要重新討論？葉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認為南昌暴動不易獲得成功，如果能和張發奎一同回師廣東較為合算；中共同志們隱藏在第四軍中，也不會遭到暗算；他與賀龍相處總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繼李立三發言後，就平靜的說：將分裂行動推遲一些時間，也許是好的。握有兵權的葉挺搶先說出這樣的話，這使譚平山大為焦急，因而他用威、脅的口吻說：如果我們在軍隊中的同志，此時不能行動起來，那末，以前的所有軍事工作都很難認為是我們黨的軍事工作。周恩來目擊此種情況，也就急劇的說：我們最好行動起來。在這種不平常的討論氣氛中，我重新提到我還不知道這裡的情況，也再次說起共產國際那種有無成功希望的說法和加侖將軍企圖推遲這一行動的設想。這使周恩來聽了大為着急，他似不願意陷於冗長的討論，因而憤怒的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只有辭職，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會議。

周恩來憤而辭職的表示，使這個極度緊張的會議達到了沸騰點。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除葉挺和我外，都不願對已有的決定作任何的改變，這是極為明顯的。他們都好像騎上了虎背，抱有義無反顧的氣概。我當時只是要求重新討論，並沒有堅決阻止和一定要改變計劃的決意，自不願鬧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評了幾句周恩來那種要挾式的辭職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會議旋即轉而討論一些緊急事項，我則改與個別同志談話，了解情況。

最先與我長談的是李立三，他最堅強的論點是一切都準備好了，時間上已來不及作任何改變。李立三認為不能停止暴動，要點有二：第一不能違反與賀龍所訂定的密約；第二如果改變計劃，我們原來發動暴動的意圖已無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樣，都根本不願涉及是否成功的問題，好像這是阻攔他們行動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語峰總是環繞着“來不及阻止了，來不及有任何改變了”，其他同志與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態度。

中共與賀龍的關係，最先是李立三對我詳細說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賀龍這個土匪出身的軍人，以往與中共的關係不算很密切，現在決心追隨中共一塊兒干，我們不能令他失望；我們與賀龍已經信誓旦旦，在形勢上說彼此都已騎上虎背，在決心上說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變都易引起嚴重的誤解。李立三更進而警告說，賀龍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滿張發奎，也自覺他這個土匪出身的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無出頭之日，遲早要被繳械的，現在如果我們改變計劃，聯絡張發奎，那他可能認為是被出賣了；也可能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向、張發奎告密，洗脫自己，反過頭咬我們一口。在這一點上當天周恩來也曾有重要的補充，他指出，賀龍決心參加暴動，並且秘密徵得他部下各師長的一致同意，他們都認為這樣做才有出頭之日；整個暴動計劃和發動時間，他們都已經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變了。最先運動賀龍參加暴動的譚平山，也曾向我說明，賀龍內心有恐嗓也有野心，企圖取張發奎的地位而代之，我們正要利用他的這種野心，捧他做總指揮，而且任何聯絡張發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對我詳細的說明，深恐暴動計劃的秘密泄露，知道這機密的人已經很多；在人員的調動上，宣傳的語氣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態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覺察。他曾警告說，即使張發奎真誠願意與我們合作，一同回師廣東，決心在那裡重建國民革命根據地，依現在的情勢看也是沒有指望了；因為張發奎到達南昌後知道了我們曾策劃暴動反對他，那有不反臉對付我們的道理。後來周恩來參加討論，我們具體檢查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獲知暴動機密的人，已經超過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幹部外，還有張曙時等十多位國民黨左派人物和賀龍部的重要將領。在通信聯絡方面也相當廣泛，除南昌、九江、漢口之間每天都有函電和人員的來往外，而且還與駐在撫州的第三軍教導團團長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農武裝領導人余灑度等通訊，約他們按時舉事。因此檢查結果，我們一致認為這個秘密已無法保持或掩蓋，甚至有些行動都來不及停止了。

根據上面所說過的實際情況，我曾宣告暴動計劃不能改變，表示支持前敵委員會的原有決定，至於不能根據國際指示辦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復命，完全由我負責。葉挺也曾表示過根據實況只有不顧一切的幹下去。我素來是責任感很濃厚的，我覺得我要嚴格的執行中共中央給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應當替南昌暴動找尋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視我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雖然一直表明並不根本反對暴動，現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們仍然不完全諒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敵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再也沒有討論改變計劃的事，決定照原計劃執行。到會者知道了張發奎偕同汪精衛孫科等已經到達廬山舉行會議，而且頗有針對着南昌的跡象，大家都在研討對策。南昌暴動原決定在三十一日清晨舉行，由於我的要求而改期，現在又重新確定，在八月一號清晨舉行。而且根據這個決定，到會者部分擔着緊急工作，分頭活動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 南昌暴動終於成為中共鬥爭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動的發展，首先需要探討一下中共的領導能力如何，而中共領導的無能與混亂，似乎是預定了南昌暴動失敗的命運。在這一點上，我要先說說譚平山；他在沒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帶展開活動。他曾標榜要在南昌開創一個新的局面，這句話的意思，具體的說，大致是由他策劃出一個南昌暴動，並由他自己名符其實的領導起來，不再理會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當成就之後再說。

譚平山的野心與他的才能相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從國共合作，國民黨改組的時候起，一直擔任重要的職位，在中共內他始終是個要角，在國民黨內他又是中委兼組織部長。就由於這種地位使他有點飄飄然，常誇耀他是老同盟會，與國民黨左派有廣泛的聯絡，在中共又是最先參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數重要領導人之一，並為斯大林所賞識，這樣他似乎是左派革命勢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國民黨左派或共產黨人，似乎對他都不敢寄予甚大的期望，這一點，也許他自己並未完全覺察到。

在武漢末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於譚平山向國民政府提出辭去農政部長的辭呈，認為太過軟弱，表示不滿，也有過指責。這件事，也許就促發了他單獨行動的決心。南昌暴動的前夕，他的言詞和態度都不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內，他把我視為中共中央的正統，一股怨氣曾向我發泄過。他所提出的暴動宣言有許多不妥之處，須我代他修改，他曾橫加阻止，並很不客氣的指責我企圖包辦。可是他這種露骨的表示，不僅沒有得到一般同志的支持，反而引起過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動發動後，譚平山被推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而且賀龍是他提攜起來的，中共的前敵委員會似乎也可由他領導，通過前敵委員會更可指揮葉挺等重要軍人，一切似都如願以償，是以他曾擺過領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們對他的不夠熱忱，更沒有人高興去捧他。當他想到處境甚危，不易獲致成功，不應露骨反對中共中央的時候，也曾主動企圖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關係，對外也曾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但這都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幹部都不相信他能夠成為對內對外的重心。

當時葉賀這一支暴動軍隊，不待說，是極需一面政治旗幟的，對內需要團結和鼓勵軍心，對外需要有響亮的發言和號召。這點我也曾向我的戰友們提起過，但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南昌暴動沒有得力的發言人，這就使中共的領導為之黯然失色。

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是可以負起政治領導責任的，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不多談政治問題，甚至很少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即使舉行會議，也沒有討論過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員會屬下參謀團主任的周恩來，一心注意軍事問題，大概他是以獲致軍事勝利，使這支暴動軍能在廣東東江地區立下腳根為第一要義。也許他以為一切要等到軍事勝利後再說，如果過早奢談政治領導，不是空論，便是自討麻煩。多數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與周恩來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強調暴動是天經地義，誰要是懷疑或提出異議，誰就是動搖和不夠堅決。這種不計成敗的唯心觀點，也就是盲動主義的根源。

我當時的處境相當尷尬，也有些無能為力之感。我是應當返回漢口中央去復命的，只因交通阻隔，無法成行，惟有隨軍前進。我不僅遭受過譚平山的反對，而且李立三、周恩來、惲代英等同志無形中認為我對暴動不夠堅決，對張發奎存有幻想。我自覺我的領導信用是受到打擊了，除了照常參加前敵委員會會議，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無法挽救中共領導的凌亂局面。

暴動前夕，參加暴動的軍隊，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員，也由九江一帶向南昌湧進。中共將有暴動，似為張發奎所覺察。三十一日，張發奎從九江乘南得車趕往南昌，但他到達馬迴嶺站附近，即被阻隔。據在當地指揮暴動的負責人聶榮臻向我描述當時的情形說，張發奎趕到馬迴嶺時因為交通已斷，即下車向正在移動的部隊警言：“你們向何處開動？奉了何人命令？”並宣稱：“我是張總指揮，我命令你們停止前進！”這時聶榮臻深恐軍心動搖，便指揮同志，架起機關槍，向張來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掃射。張見情形不對，便被逼不再指揮他的部隊了。因而聶等也就指揮軍隊破壞鐵路，將馬迴嶺以次的沿線部隊，都依計劃移向牛行車站及南昌附近，並布置警戒。

南昌暴動，決於八月一日上午三時發動。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內不參加這次暴動的軍隊的武裝。三十一日葉挺賀龍等部隊，都已按計劃集中到南昌城內及四郊各軍事要地。這一軍事行動的指揮，是由葉挺負責的。那時，我也在葉挺的師部。還不到三時，槍聲便響了。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留駐在南昌城內的朱培德部隊約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繳械了。當行動開始時，葉挺曾接到好幾次電話，都是他的部屬向他報告：被包圍的部隊表示願意投降一同參加行動。葉挺卻一一以堅決的語氣回答：先繳械再說，天亮前，南昌城內的各機關，都已被全部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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