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在纽约客上读到一篇文章： 托尔斯泰给我们上的一堂经济课，这位俄罗斯小说家认为，沉闷的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道德和政治。

1886年，列夫·托尔斯泰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为《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 它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帕霍姆的贫穷农民，梦想成为一名地主。 

他想：“如果我有足够的土地，我就不会害怕魔鬼了！” 魔鬼正在倾听，并决定策划一系列事件。 帕霍姆借钱购买更多土地。 他养牛、种玉米，致富了。 他出售土地赚取利润，并搬到一个新地区，在那里他可以低价购买大片土地。 他短暂地感到满足，但随着他逐渐习惯了新的繁荣，他变得不满意。 他仍然要租地种小麦，而且他还为了同一块地与较穷的人发生争吵。 他心想拥有更多会让一切变得更容易。

帕霍姆很快听说了巴斯希尔人，这是一个遥远的社区，居住在河边肥沃的平原上，几乎不花钱就能出售土地。 他买了茶、酒和其他礼物，然后去见他们。 他们的负责人解释说，他们每天都在出售土地。 只要花上千卢布的微不足道的价格，帕霍姆就可以拥有一天步行所能走完的土地，只要他在日落之前回到起点。 第二天早上，帕霍姆出发穿过草原高高的草丛。 他走得越远，这片土地看起来就越好。 他越走越快，越走越远，被遥远的前景所诱惑。 当太阳开始滑向地平线的时候，他转过身来，踏上回程，但疲劳开始袭来。他的脚瘀青了，心脏剧烈跳动，衬衫和裤子都被汗水浸湿了。 他双腿酸痛，冲上山，冲向酋长，酋长惊呼：“他获得了很多土地！” 但帕霍姆已经倒地不起，嘴里流着血。 巴斯基尔人怜悯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帕霍姆，咂舌。帕霍姆的仆人走过来，拿起铁锹，挖了一个六英尺长，两英尺宽的坑。 故事标题中的问题得到了解答：这就是一个人所需要的全部土地。

帕霍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只追求利润最大化； 他不断地寻找机会扩张自己的土地，然而，他却忽视了扩张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比如他跟邻里纠纷等等，更大的贪心带来更多的烦恼。 有一段时间，他的扩张周期看起来很成功，而且在每个阶段帕霍姆显然都有充分的扩张理由。 他的邻居很令人讨厌； 不租房更有效率； 好土地很便宜，机会难得。 从狭义上讲，他的行为是理性的。

但一系列看似理性的决定却以某种方式最终导致了灾难。 在每一个新的财富水平上，帕霍姆并没有享受他已经拥有的资源，而是很快变得不满意，幸福感缺缺。

 在故事的结尾，当帕霍姆为了圈地，走得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可以很容易地选择放弃自己的一千卢布，在草地上休息，然后悠闲地走回出发地。 但他相信自己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马上停下来是愚蠢的，因此他继续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注定失败的努力中。 

帕霍姆在去世前一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根本错误。 “我要的太多了，这毁了一切，”他想。 

一个精心策划的商业冒险让他丧失了性命，落到了全盘皆输的地步。

按现代人的逻辑，帕霍姆的悲剧在于他圈地之前没想得太清楚。应该再仔细地盘算盘算。但托尔斯泰不这么看，他更倾向于帕霍姆的贪心让魔鬼有了可乘之机。

魔鬼利用帕霍姆的弱点控制了他的灵魂；帕霍姆的贪婪追求产生了道德后果，扭曲了帕霍姆的信仰和行为。 在魔鬼介入之前，帕霍姆的价值观很卑微：“农民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却很漫长，”他的妻子在故事的开头说道。 “我们永远不会变得富有，但我们永远有足够的食物。” 他可以过一种不受自毁性贪婪束缚的生活。 然而，随着托尔斯泰的故事接近尾声，巴斯基尔家族对财富淡然的态度，让帕霍姆觉得这不是对他自己价值观的挑战，而是一个商业机会； 他认为他们不是明智的，而是“无知的”。

这篇文章看到这儿，让我想起了路加福音第15章主耶稣讲的无知的财主的故事。主耶稣 [路12:15]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12:16]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路12: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路12:18]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路12: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路12: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路12:21] 凡为自己积财，在　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这个寓言里的财主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私心态，他认为只要把每一样东西都充分安顿好，他就能宽心地享受他的财富。他预期未来将是享乐的岁月。这个财主竟然如此肯定未来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无视一个人的生命充其量只是个无定数，没有人可以保证他能如愿地活到自己想活的岁数。

帕霍姆被魔鬼所控制，无知的财主自愿将自己的灵魂放在一边，不去理会。两个贪心的人的结果都很悲惨。帕霍姆的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道德观对个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

托尔斯泰看到了经济思想的道德维度。 曾经有一段时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 1925 年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问题似乎与贪财有关，这一点似乎与日俱增。”凯恩斯和托尔斯泰一样，认识到经济学的许多主要话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和政治： 他在另一个场合写道，“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家大师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

他描述了这样一个未来：“对金钱作为一种财产的热爱（与对金钱作为享受生活的手段的热爱不同）是一种有点令人厌恶的行为。它不聪明，不美丽，不公正，不道德。” 。

将近一百年后今天，还有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经济决策时会考虑到道德的因素吗？或许，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官僚们给出的那些”伪”科学报告，不再提伦理和政治问题。宏观经济行为在他们眼里是只是一个价值中立、法律不可改变的自我调节区，而不是道德行动和责任的场所，与美丽，公正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