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有些人，不屬於後來的一生，卻屬於一生的後來。 ——沈若蘭
第五部：風暴前後 第十三章：文化大革命 顧明遠被劃為右派以後，講台很快離他遠去了。 最初，他還被允許在系裡做些雜事。整理資料，抄寫文件，打掃實驗室，清點農具。後來連這些也不讓他做了。有人說，右派分子不能接觸學生，更不能接觸科研材料，以免繼續散布錯誤思想。 顧明遠沒有爭辯。 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後，他已經明白，爭辯在某些時候並不是為了說明事實，而只是給別人增加新的罪狀。他那幾頁關於農業科學規律的意見，被反覆摘抄、批判、上牆。原本平靜的句子，一旦被放進特定的框裡，就變成了“反對領導”“否定政治掛帥”“攻擊社會主義建設”。 他自己有時看着那些大字報，幾乎認不出那是自己的話。 他說過，農學不能急功近利。 牆上寫成：顧明遠反對群眾熱情，攻擊社會主義農業路線。 他說過，田間試驗需要長期觀察。 牆上寫成：顧明遠迷信資產階級科學，否定黨的領導。 他說過，學術討論需要不同意見。 牆上寫成：顧明遠妄圖製造思想混亂，為右派鳴鑼開道。 字寫得很大，墨色很重，貼在學院最顯眼的地方。學生們路過時會停下來看，有人憤怒，有人困惑，也有人裝作沒有看見。少數曾經聽過他課、敬重他的學生，見到他時把頭低下去，匆匆走開。 顧明遠不怪他們。那個年代，低頭也是一種自保。 批判會開了很多次。 他站在台前，低着頭，聽人發言。有人是真氣憤，有人是奉命表態，也有人聲音發抖，顯然是在害怕自己若不說幾句，明天就會輪到自己。一個年輕教師曾經受過顧明遠照顧，此時也站起來發言，說顧明遠“平日偽裝老實，實際內心陰暗”。 說到最後，那年輕教師聲音越來越小。 顧明遠抬頭看了他一眼。 那人立刻避開目光。 會後，顧明遠被要求寫檢查。 他寫了一遍，又被退回來。說不深刻。 再寫一遍，又被退回來。說沒有挖出反動根源。 後來，他終於學會怎樣寫那種文字。先承認自己立場錯誤，再承認思想深處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再承認過去對黨的領導認識不足，最後表示願意接受改造。 可是寫完以後，他看着自己的字，心裡一片麻木。 周素珍第一次知道他被劃成右派，是在學院有人上門通知之後。 那天傍晚，她正在灶間燒飯。柴火有些濕，煙從灶口倒出來，嗆得她直咳。門外來了兩個幹部模樣的人，站在小屋門口，問：“這是顧明遠家嗎？” 周素珍擦了擦手，走出來。 “是。” “你是他愛人？” “是。” 那人說，顧明遠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已經定為右派分子，希望家屬提高認識，同其劃清界限，幫助改造。 周素珍站在那裡，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她聽不懂那些大詞。什麼右派，什麼資產階級思想，什麼劃清界限。她只聽懂了一件事：顧明遠出事了。 她問：“他人呢？” “在學校接受批判。” “能回家嗎？” 那人看她一眼，像是覺得她沒有抓住重點。 “目前還可以回家，但要隨叫隨到。你作為家屬，也要有正確態度。”周素珍點點頭。“我知道了。” 送走他們以後，她回到灶間。鍋里的飯已經糊了，米香變成焦味。她站在灶前很久沒有動，直到鍋底冒出更重的煙，才慌忙把鍋端下來。 那晚顧明遠回來得很晚。 他推門進屋時，天已經黑透。周素珍坐在桌邊，桌上放着一碗飯，一碟青菜，已經涼了。油燈光很弱，照着她的臉，顯得比平日更瘦。 顧明遠站在門口，沒有立刻進去。 “他們來過了？”他問。 “來過。” 屋裡安靜了一會兒。 顧明遠說：“素珍，你若覺得受牽連，可以……” “飯涼了。”周素珍打斷他，“我去熱一熱。” 她端起碗，轉身去灶間。 顧明遠站在原地，喉嚨像被什麼堵住。 他知道她聽懂了自己的意思。他想說，你可以同我劃清界限，可以回鄉下，可以不必跟着我受苦。可是周素珍沒有讓他說完。她只是去熱飯。 那一碗重新熱過的冷飯，後來在顧明遠記憶里留了很多年，比許多誓言都重。 從那以後，日子一天天難起來。 工資降了，鄰居的眼光也變了。原本同周素珍打招呼的人，漸漸少了。巷口賣菜的小販仍然賣菜給她，卻不再閒聊。學院裡的家屬們見了她，有人點頭，有人裝作沒看見。也有人好心勸她：“你要注意態度，別讓自己也受牽連。” 周素珍聽了，只說：“我一個鄉下女人，懂得少。”她確實懂得少。但她懂得一個人在最難的時候，不能再被家裡的人推出去。 幾年裡，顧明遠被下放勞動。 他去過農場，也去過山邊的試驗田。名義上是勞動改造，實際上是把一個曾經站在講台上的教師，從學術和學生中間拉出來，倒在泥土和羞辱里。顧明遠本來就熟悉農活，插秧、挑糞、除草、曬穀，並不陌生。身體的苦，他還能承受。真正難的是人的目光。 有人監視他。 有人故意把最重、最髒的活分給他。 有人在休息時指着他說：“顧右派，你不是懂科學嗎？來，科學地挑兩擔糞。” 眾人鬨笑。顧明遠低頭挑起糞桶，什麼也不說。 他並不是不屈辱。只是屈辱到一定程度，人的臉上反而會沒有表情。 周素珍每隔一段時間去看他。 路遠，她背着布包，有時坐車，有時走路。包里有換洗衣服，一雙她自己納底的布鞋，幾塊鹹菜，一點炒米。有一次下雨，山路滑，她摔了一跤，膝蓋破了，布包也沾了泥。到了農場門口，守門的人不讓她進去，說探視時間過了。 她站在雨里，說：“我不進去。東西給他。” 那人不耐煩：“放這兒。” 周素珍把布包遞過去，又問：“他身體好嗎？” “右派還能不好？有飯吃，有活干。” 周素珍低下頭，沒有再問。 她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 後來顧明遠收到那隻布包，打開時，發現裡面的布鞋還帶着一點濕泥。他摸着鞋底密密的針腳，忽然把臉埋進衣服里，許久沒有抬頭。 1959年少數“悔改”較好的右派，釋放回單位接受批判和監督，顧明遠逃過了三年大饑荒在勞改農場餓死的命運，但＂好＂景不長，接着文化大革命，同走資派一起又遭批鬥，過着慘無人道的日子……。這些事情，沈若蘭並不是立刻知道。 一九六六年夏天，南京的風也在變。 學校里的空氣忽然緊起來。起初是學生貼大字報，批判學校領導，批判舊教育制度，批判專家教授。幾天之內，牆上、走廊里、教室外，到處貼滿紙。紅黑墨字鋪天蓋地，像一場突如其來的火，燒進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沈若蘭已經是南京大學的副教授。 她這些年工作穩定，學生不少，學術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可到了那個夏天，地位不再是保護，反而可能成為罪名。教授、專家、權威、學術成就，這些過去代表榮譽的詞，忽然都變得危險。 第一次有學生衝進她辦公室時，她正在整理講義。 幾個年輕人臉上有一種激動到發亮的神情。領頭的學生把一張紙拍在桌上，說：“沈若蘭，你要交代你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沈若蘭抬頭看他。 那孩子也許只有十八九歲，比承安大不了多少。幾年前，他若坐在她課堂上，她會叫他讀書、做實驗、改報告。現在他站在她面前，直呼她的名字，眼神里沒有學生對老師的敬意，只有時代給予他的某種臨時權力。 沈若蘭慢慢放下講義。 “你們要我交代什麼？” “交代你長期宣揚白專道路，壓制學生革命熱情，崇拜外國學術權威！” 另一個學生翻她的書架，把英文書一本一本抽出來，摔在桌上。 “這些都是毒草！” 沈若蘭看着那些書。 有幾本是她從昆明帶來的舊書。書頁發黃，邊角磨損，裡面還有她年輕時的批註，也有顧明遠當年寫下的字跡。她的心猛地一緊，卻沒有表露出來。 她只是說：“書不要摔壞。” 領頭的學生冷笑：“你還心疼這些資產階級破書？” 沈若蘭沒有再說話。 那天以後，她被停課。 辦公室被查抄。書籍、筆記、信件、資料，都被翻了出來。她最擔心的是那些與顧明遠有關的舊信和舊書。幸運的是，許多信件早在多年裡被她陸續燒掉，只剩少數幾封藏得很深。那本英文參考書被學生翻到時，只看見一些學術批註，並未看出其中情意。 可沈若蘭還是出了一身冷汗。 她不怕自己受衝擊，卻怕承安被牽連，怕那個不能公開的身世被人挖出來。 承安那時已經長大，正在外地工作或讀書。運動一起，他很快寫信回來，字裡行間都是擔憂。沈若蘭給他回信，只寫：“我一切尚可。你在外謹言慎行，不必為我奔走。”她知道，奔走未必有用，反而可能讓孩子陷得更深。 很快，她也被拉去參加批鬥會。 會場設在大禮堂。 台上掛着巨大的標語，台下擠滿學生和教職工。幾位老教授被推到前排，胸前掛着牌子。沈若蘭也站在那裡，頭低着，背卻沒有彎得太厲害。有人按她的脖子，讓她低頭，她踉蹌了一下，仍然站穩。 有人念她的“罪狀”。 說她長期走白專道路，教學中只講科學不講政治。 說她崇洋媚外，引用外國教材。 說她以學術權威自居，壓制青年。 說她………。 第十四章：她走了 周素珍病倒的時候，顧明遠還沒有完全恢復工作。 那時，風暴已經過去最猛烈的階段，許多事情開始鬆動，又沒有真正清楚。校園裡仍舊有標語，只是顏色舊了；牆上的大字報被雨打得卷邊，有些已經脫落；過去被打倒的人，有的被叫回去整理材料，有的仍在等待結論，有的已經等不到那一天。 顧明遠就是在這種模糊的日子裡回到學院的。 他不再被人公開押到台前批鬥，也不再每日去最偏遠的地方勞動。可他的身份還沒有完全改變。有人說要“落實政策”，有人說還要“繼續觀察”。他被安排在資料室幫忙，整理舊書、清點農學期刊、修補破損的實驗記錄。 那些舊期刊上有許多他熟悉的名字。 有的先生已經去世，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和他一樣沉默地活着。顧明遠坐在資料室的灰塵里，翻看一頁頁發黃的紙，常常有一種說不出的恍惚。年輕時，他曾相信知識可以改良土地，改良農業，甚至改良一個國家的命運。後來他才知道，知識有時連保護一個讀書人自己都做不到。 周素珍便是在這一年秋天開始咳嗽的。 起初，她說只是受了涼。 “夜裡風大，沒關好窗。”她一邊咳，一邊把鍋里的粥盛出來，“過兩天就好了。” 顧明遠看着她，皺了皺眉。 她比從前更瘦了。 這些年，她跟着他吃了太多苦。年輕時還算結實的身子，被勞累、擔驚受怕、缺醫少藥一點點磨薄。她的手背上青筋突起，指節粗大，指甲邊常有細小裂口。冬天冷水一泡，裂口就流血。她總說：“不要緊，鄉下女人都這樣。”顧明遠聽過太多次“不要緊”。他自己也說過太多次。 可人這一生，並不是所有“不要緊”都真的不要緊。許多傷害只是當時沒有倒下，後來才慢慢在身體裡討債。 他勸她去醫院。周素珍搖頭。“咳嗽而已，看什麼醫院？花錢。”“現在不像從前了，去看看。”“你才回來，事情還沒定，錢也不寬裕。家裡還有米要買，煤要買。”“錢的事我想辦法。” 周素珍看他一眼，笑了笑。“你想什麼辦法？你這幾年想的辦法還少嗎？”這句話並沒有怨意，卻讓顧明遠沉默下來 她說得對。他這些年想過許多辦法：想過怎樣寫檢查才能少挨批，想過怎樣在最髒的活里保住身體，想過怎樣回到學院，怎樣恢復教書，怎樣把過去的研究資料找回來。可是對於家裡的貧寒，對於她的病，對於她一生沒有得到多少好日子，他想不出真正有用的辦法。 幾天后，周素珍的咳嗽加重了。 夜裡，她常常咳得坐起來，捂着胸口，背彎成一團。顧明遠給她倒水，她接過來喝一口，又擺擺手，示意他睡。 “你明天還要去學校。” “你這樣，我怎麼睡？” “老毛病。” “你從前沒有這樣咳。” “人老了，哪有不添病的。” 她說自己老了。 其實她也不過六十上下。可那時的顧明遠看着她，忽然覺得她確實老了。不是年歲上的老，而是被苦日子催出來的老。她年輕時沒有真正做過年輕女子，嫁到顧家後便是媳婦，是兒媳，是妻子，是一個替遠行丈夫守家的人。等丈夫回來，又趕上右派、下放、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她，運動一個接一個，她一路跟着熬，熬到風聲漸緩，自己的身體卻先垮了。 顧明遠終於硬拉她去了醫院。醫院裡人很多。 走廊上擠滿病人和家屬，有人坐在長椅上，有人靠牆站着，有孩子哭，有老人咳。空氣里有消毒水味，也有藥味和汗味。周素珍坐在顧明遠身邊，手裡攥着掛號單，像一個不習慣進城裡機關的鄉下婦人。 輪到她時，醫生聽了聽胸，又讓拍片。他們等片子的時候，周素珍小聲說：“早知道不來了，耽誤你一上午。”顧明遠說：“別說這個。” “我怕查出什麼來。”顧明遠心裡一緊，周素珍低着頭，手指摩挲着衣角，像是說錯了話。過了一會兒，她強笑了笑：“我隨口說的。”可是顧明遠知道，她並不是隨口說。 檢查結果並不好。 醫生說肺部有陰影，需要進一步檢查。那幾個詞說得很謹慎，卻足以讓人心沉下去。顧明遠拿着片子，站在醫院門口很久沒有動。周素珍站在他身邊，反而比他平靜。 “嚴重嗎？”她問。顧明遠說：“醫生讓再查。”“那就是嚴重了。”“還不能這麼說。” 周素珍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 “人總有這一天。”顧明遠心裡一陣刺痛。“不要胡說。” “我不是胡說。”她說，“我只是想，若真有什麼事，也不算太冤。你總算回來了。” 這句話使顧明遠再也說不出話。 他一直以為，自己這些年是受苦的人。被劃右派的是他，被批鬥的是他，被下放勞動的是他，被剝奪講台的是他。可是周素珍這一句話，讓他忽然看見另一個事實：她也一直在受苦，只是她的苦沒有名目，沒有文件，沒有結論，也沒有平反的可能。 她的苦，只能叫日子。 病情確定以後，周素珍反倒更安靜了。 她沒有哭，也沒有責怪誰。醫生開了藥，囑咐休息。顧明遠想讓她住院，她不肯。“住院花錢多。”“病要緊。” “我住進去，家裡誰做飯？你一個人連衣服都找不到。”顧明遠說：“這些我都可以學。”周素珍笑了。“現在才學，晚了。” 她笑得很輕，沒有諷刺，只像說一件平常事。顧明遠卻聽得心裡發酸。 他確實晚了。 這一生，他學會過很多東西。學會顯微鏡下觀察細胞，學會田間測算產量，學會寫論文，學會在批鬥會上低頭，學會在苦難中沉默。可是他沒有學會怎樣好好愛這個陪了他一生的女人。 她就在他身邊，他卻總把心的一部分留在遠處。 留在昆明。 留在南京。 留在一個不能再回去的人身上。 周素珍病後，顧明遠開始每天早早回家。 學院裡的人對他態度也有些變化。過去避着他的人，見他妻子病重，也會說幾句客氣話。有位老同事悄悄塞給他幾張糧票，說：“拿着吧，別推。”顧明遠接了，低聲道謝。 家裡的屋子變得更靜。 周素珍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忙。她坐在床邊，看顧明遠在灶前笨拙地生火。火燒不旺，煙從灶口冒出來，把他嗆得直咳。周素珍想起身，被他按住。她只好坐着，嘴上卻忍不住指點：“柴要架空一點，不然燒不起來。”“鍋蓋別老揭，飯要夾生。”“鹽少放，你每回都放多。”顧明遠一一照做。 飯端上桌時，米有些硬，菜也淡了。周素珍吃了幾口，說：“比我想的好。”顧明遠說：“你這是安慰我。”“我也不是總說假話。”兩人都笑了一下。 那笑很短，卻是他們多年婚姻里少有的溫和時刻。沒有運動，沒有批鬥，沒有右派帽子，沒有鄉下人的閒話，也沒有那個始終隔在他們之間的影子。只是一個病中的女人和一個笨拙學着做飯的男人，在一間舊屋裡吃一頓不太像樣的晚飯。 病情一天天加重。 周素珍開始吃不下飯，夜裡睡不好，咳得越來越厲害。有時候，她會望着窗外出神。顧明遠問她想什麼，她說沒想什麼。 可是有一天黃昏，她忽然說：“明遠，我有時想，要是我們有個孩子就好了。”顧明遠的手停在半空。他正在給她倒水。水杯里的水晃了一下，險些灑出來。 周素珍沒有看他，繼續望着窗外。 “有個孩子，你以後也有個人照應。病了有人端水，老了有人問一聲。現在就我們兩個人，我要是先走了，你一個人怎麼辦？” 顧明遠把水杯放到她手邊，聲音發啞：“不會的。”“什麼不會？”“你不會先走。”周素珍輕輕搖頭。“你又說傻話。” 顧明遠坐在床邊，低着頭。 屋裡光線暗下來。窗外有孩子放學經過，書包碰着搪瓷飯盒，發出清脆的響聲。那聲音很快遠了。顧明遠忽然想起承安，想起那個他從未抱過的兒子。孩子應當也早已長大了，也許已經上學，也許已經工作，也許長得像沈若蘭，也許某個眉眼像自己。 周素珍似乎察覺了他的沉默。她轉過頭看他。“你是不是有什麼話，一直沒有同我說？”顧明遠猛地抬頭。周素珍的眼神很平靜。那不是質問。也不是審判。 只是一個女人在生命快走到盡頭時，終於不再願意迴避一生中那個沉默的空洞。 顧明遠的嘴唇動了動，卻沒有說出話。 周素珍看了他一會兒，慢慢收回目光。“算了。”她說，“不說也好。” 第十五章：她還在 周素珍走後，顧明遠的屋子忽然空了。 從前他並不覺得這間屋子有多熱鬧。周素珍本來就不是話多的人。她做飯、洗衣、縫補、收拾屋子，腳步很輕，說話也輕。許多時候，兩個人一整天也說不了幾句話。顧明遠備課，她在旁邊納鞋底；顧明遠看書，她在灶間燒水；顧明遠從學院回來，她把飯端上桌，只說一句：“吃吧。” 那些日子平淡得近乎無聲。 可是人一走，顧明遠才知道，原來一個人的存在，並不只在話語裡。 她用過的針線筐還在床頭。裡面有半卷白線，幾塊碎布，一枚頂針，還有一隻沒納完的鞋底。灶台旁邊放着她常用的木勺，勺柄被手磨得發亮。衣櫃裡，她的藍布衫疊得整整齊齊，領口處有她自己補過的針腳。窗下的竹籃里，還放着她生前曬好的幾把乾菜。 這些東西都很小。小到她在世時，顧明遠幾乎沒有認真看過。如今每一樣都像在說話。 葬禮很簡單。 沒有多少親戚來。周素珍一生本來就不善交際，又跟着顧明遠輾轉城裡鄉下，許多老親早已疏遠。學院裡來了幾位同事，有的是出於情分，有的是出於禮節。有人安慰顧明遠：“節哀。”有人說：“素珍嫂子是好人。”也有人沉默地站一會兒，放下花圈便走了。 顧明遠站在靈前，穿一件舊中山裝，頭髮花白，背微微佝僂。 他看着周素珍的遺像。 那張照片是很多年前拍的。照片上的她比臨終前年輕些，臉上沒有笑，只是安靜地望着前方。那不是一張漂亮的照片，也不是一張會讓人一眼記住的照片。可顧明遠看着看着，眼淚忽然落了下來。 他這一生，為沈若蘭流過淚。 在昆明車站，看着火車漸遠時，他眼眶紅過。收到沈若蘭寫來“我與孩子均安”的信時，他在燈下坐到天亮。後來許多年，每當想起南京那個孩子，他心裡也會隱隱發痛。 可是直到周素珍走了，他才第一次為她失聲痛哭。 這種哭不是年輕時愛情破碎的哭，也不是遭受冤屈後的哭，而是一個人終於明白自己欠下太多，卻再也無從償還時的哭。 他欠周素珍什麼呢？ 說起來，她並沒有向他索取過什麼。 沒有要求他熱烈地愛她，沒有逼他忘記過去，沒有因為他落難而離開，也沒有在臨終前追問那個女人是誰。她只是把飯做好，把衣服補好，把老人送終，把他從一次又一次災難中等回來。 她用一生替他守着一個家。而他卻從未真正把自己的全部心交給這個家。 守靈那一夜，顧明遠一個人坐在屋裡。 外面下着小雨。江南的雨細密，落在瓦上，聲音很輕。屋裡點着一盞燈，燈光照着周素珍的遺像，也照着桌上一碗未動的冷茶。親戚和同事都已經離開，屋子裡只剩他一個人。 他坐到後半夜，忽然起身，打開那隻舊木箱。箱底放着一些舊信。 這些年，顧明遠一直保留着沈若蘭寄來的少數幾封信。大部分信，他讀過以後都燒了。尤其是運動年代，他不敢留。可有幾封太短、太克制，也太像普通舊友之間的問候，他便夾在幾本農學書裡，後來又放進木箱底部。 他把信拿出來，放在燈下。 紙已經發黃，摺痕處有些脆。沈若蘭的字仍舊清秀、端正，像她這個人。信中說南京天氣，說教學工作，說承安已經上學，說自己一切尚可。她從不寫太多私人情感，連痛苦也寫得很有分寸。 有一封信里，她寫：“孩子漸長，性情沉靜，愛讀書。此事你知即可，不必再問。”顧明遠看着那句話，眼睛又濕了。 那是沈若蘭給他留下的最小的一扇窗。她不許他走近，卻讓他知道，孩子在長大。 承安。那個孩子，如今該是成年人了。 他會是什麼模樣？像沈若蘭多一些，還是像自己多一些？他是否知道父親是誰？是否怨恨這個從未出現過的人？如果有一天相見，他會叫自己什麼？顧明遠不敢想下去。 他把信重新折好。 這時，他忽然看見桌上周素珍的遺像。那雙安靜的眼睛，在燈下望着他。 顧明遠的手停住了。他忽然覺得羞愧。 周素珍屍骨未寒，他卻在守靈之夜翻看另一個女人的信。可是再想，又覺得這種羞愧不是從這一刻才開始的。它早在昆明雨季就已經種下，後來在漫長歲月里，一層一層壓在心底。如今周素珍走了，那羞愧才終於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遮擋。 他把沈若蘭的信收回箱底，關上箱子。 然後，他坐回靈前，輕聲說：“素珍，是我對不起你。”屋裡沒有回答。只有雨聲。 周素珍下葬以後，顧明遠大病了一場。 並不是什麼急症，只是發燒、咳嗽、渾身無力。醫生說他這些年身體虧損太大，又受了刺激，要好好休養。 學院裡此時已經開始逐步落實政策，他的右派問題也在複查之中。有人來看他，告訴他形勢在變，也許不久就會有結論。顧明遠聽着，點點頭。 換作年輕時，他也許會激動，會覺得自己終於等到了昭雪的一天。可現在，他反而沒有想象中的喜悅。周素珍沒有等到。許多老先生沒有等到。那些被毀掉的年歲，也不會因為一紙結論就回到原處。 後來，他終於被正式平反。學院恢復了他的教師身份，安排他重新參加教學和科研。開會宣布時，領導念了一段文件，說過去對顧明遠同志的處理是錯誤的，應予改正，恢復名譽。 會場裡有人鼓掌。顧明遠坐在下面，手放在膝上。 他沒有哭，也沒有笑。只是覺得心裡很空。 恢復名譽，這四個字聽起來很重。可名譽恢復以後，頭髮已經白了，身體已經壞了，周素珍已經走了。那些年裡，他沒有能站上講台，沒有能繼續研究，沒有能過一個正常教師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能讓身邊那個女人過幾天安穩日子。 會後，幾個學生圍上來。他們有的是年輕教師，有的是後來才入校的學生，並不知道他當年講課的樣子。有人恭敬地說：“顧先生，以後還請您多指導。”顧明遠看着他們年輕的臉，心裡忽然微微一動。 講台。這個詞，還是能讓他心裡動一下。他已經老了，卻仍然想回去。 第一次重新上課那天，教室里坐得很滿。 有些學生是慕名來的，有些是好奇，想看看這位曾經被打成右派、如今又恢復名譽的老先生究竟是什麼樣。顧明遠走上講台時，手裡拿着幾頁講義，紙邊微微發抖。 他在講台前站了一會兒。 窗外是浙江潮濕的春天，校園裡的樹又綠了。許多年前，他也曾這樣站在講台前，講作物，講土壤，講田間試驗，講科學要尊重規律。後來這些話成了罪名。如今他又回來了，卻已經隔了一整段被奪走的人生。 他清了清嗓子，說：“今天，我們講水稻根系。” 聲音一開始有些啞。講着講着，慢慢穩了。 學生們低頭記筆記。粉筆在黑板上發出熟悉的聲響。那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回來，落在他耳邊，幾乎讓他站不住。可他仍然講下去。 他說，根在地下，看不見，卻決定一株稻子能不能站穩。 說到這裡，他停了一下。學生們以為他要喝水。 他卻望着黑板上畫出的根系圖，忽然想起許多人：想起沈若蘭，想起周素珍，想起那些在時代風雨中被壓彎、卻仍然艱難活下去的人。 人也是有根的。有些根扎在土地里，有些根扎在書本里，有些根扎在一個人的心裡。有些根即使被踩斷，也還會在泥土深處悄悄生出新的細須。 他繼續講。下課後，一個年輕學生走過來，說：“顧先生，您講得真好。”顧明遠笑了笑。“我只是很久沒有講了。”“可您講得很清楚。”顧明遠沒有再說。 他抱着講義走出教室，陽光照在走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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