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参军入伍到1978年入党，整整过了十年。在部队，因为家庭历史问题我没能入成党，谈的女朋友也吹了，使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打击沉重；现在终于入党了，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激动，好像事情早该如此，只不过来得晚了一些。 生活还是快乐的----干部篇（三） 郭小宁 成为写材料的“专业户” 粉碎“四人帮”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学习和运动不断，不断有会要开，有材料要写。这些任务也经常落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头上。 开始写的是工会的材料，如：简报、企业的先进经验及个人的先进事迹、工会召开的有关会议及年终表彰大会的领导发言稿等。后来，也参与写公司系统的年终总结等较大的材料。 由于经常有材料要写，也渐渐摸出了写总结、讲话稿、批判稿、先进事迹材料等各类材料的套路。宣传科的胡明辉总结出写宣传材料的诀窍就是“一张报纸、一把剪刀、一瓶浆糊”，确实很形象。 1978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一年。2月，我和公司的张德安、连军英三对在公司举行了集体婚礼，终于成家了。同年5月，我又解决了组织问题，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从1968年参军入伍到1978年入党，整整过了十年。在部队，因为家庭历史问题我没能入成党，谈的女朋友也吹了，使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打击沉重；现在终于入党了，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激动，好像事情早该如此，只不过来得晚了一些。 在机关工作，特别是在政工部门工作（工会组织在当时是纳入政工序列的），没有党员的身份是不好开展工作的，所以入党是迟早的事。 公司原来负责写大材料的是党委公办室主任王毓华以及党办秘书何其林。王毓华1978年提拔为公司的副经理，何其林因一直与王毓华有矛盾，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情他跟王副经理大闹了一场，不久就被下到工厂当了一名中层干部。 王毓华提拔为公司的副经理后，接手任印刷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是武汉空军医院转业的营职干部毛华枫。他原来支左时就是在武汉印刷厂，与现在的公司党委书记熊明洪关系很好，所以转业后就到公司来了。他写材料的水平也还可以。他一到公司就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1979年下半年他点名把我要到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那个年代会议多、运动多，要写的材料也特别多。会写材料的人当时都被誉为“笔杆子”，很受领导器重和群众的羡慕。 没有接触这个工作之前，我把写材料看得很神秘。我刚写材料时，也煞费了一番苦心，加班加点地熬夜，思考材料怎样写而睡不好觉。当看到自己写的东西打成文件时还很有几分得意，看到领导讲话用我写的材料还有一种“领导是我的代言人”的错觉而沾沾自喜。 其实写这种“八股文”都有一个基本固定的套路和模式，掌握了一点都不难： 以写年终总结这样的大材料为例，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套路： 首先要要有一个“帽子”，多是用“在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什么什么的文件精神，我们怎么怎么样”的一段套话来开头，以显示总结材料在把握方针政策上的正确性； 第二部分就是总结的主要部分。这部分就需要把本公司系统一年来所做的工作加以梳理，把公司年初提出的全年的工作要点结合下属企业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事例进行整理，挑出有用的素材来。将这些素材进行归纳提炼，列出一二三条所谓的经验、问题，最好还要有分析，大条条下面再细化成小条条，围绕主题进行展开，突出重点、有血有肉，条理清晰，提纲挈领，加以拔高。 第三部分就是要提出下一年度的工作思路，这些都是党委开会定下来了的，只需要在文字上润润色、有条理就行了； 材料的最后再进行高度的概括，提出几点有号召力和有鼓动性的口号，一篇有质量的材料就大功告成了。 其余的材料如简报、先进事迹材料、会议纪要等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照着套就行了。 我按照这个套路写材料，几乎是百试不爽，领导很喜欢。 而且时间长了，积累了经验和资料，写材料已经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很多原来用过的材料稍加修改再补充一些跟形势的新内容，又可以作为新的材料反复套用。 我的强项就是善于从领导言简意赅的几句讲话中揣摩到他们对所要材料的意图，并了解不同领导的讲话风格；对下属企业上报的各种材料，能从繁杂的材料中进行归纳提炼找出有用的东西来并上升到经验的高度。这个诀窍很多人不能掌握。他们的材料几乎都是千篇一律，不顾及是哪位领导讲话及他的讲话风格，以为材料写得面面俱到、越长越好。结果写成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当然要被领导打板子。 在党办工作几年后，天天写这种套话十足的材料，不但学不到东西，还要不停地揣摩领导的想法，尽量使自己站在他（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完全是“为人作嫁”，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慢慢厌烦写材料的工作了。
函授大学 1977年秋，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招生开始了。我作为1966届的初中毕业生，有资格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大事，老三届中的相当多的人都十分兴奋，忙着准备考试。 由于我现在的工作环境挺好的，加上我对数、理、化一点也不感兴趣，读文科我认为还不如自己看书，不需再去读什么大学浪费时间（当时我对文科的认识还是很狭隘的，仅把文科认定为就是学文学）。而且我在上中学时就对上大学没有兴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恢复高考上大学这件事情一点也没有动心。 而我的一些中学同学，他们下乡4年多才有机会招工回城，大多数人的工作单位和工种都不好。如铸造厂的翻砂工、化工厂的锅炉工等。恢复高考后，同学中很多人都参加了高考而且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都有了较好的工作，现在有的当了处长，有的当了总工，有的当了厅局长。 即使是这样，我对我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还是小学时看《战争与和平》中的那句话：“正如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我当时就对这句话记忆深刻。也许冥冥中这句话预示着我今后要走一条不随大流、另辟蹊径的道路，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厚的一本书我就记住了这一句呢？ 1979年初，中南财经大学与武汉市经委联合开办了对各工业局干部在职学习的工业经济管理函授大专班。这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函授大学招生。 市一轻局将招考通知发到公司，给我单位两个报考名额。公司组织科长刘明和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考试。我想，学工业经济管理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确实有用，又不用完全脱产，对工作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当时我还在工会工作，对于工会主席陈红把我当机器使用也让我心烦意乱。参加函授大学的学习可以让我有时间换一换脑筋，调整一下心情。而且学习毕业后，还可以争取换一下工作环境。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提拔干部和提升职务根本没有对文凭和学历的要求，主要看你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我也从没有想过弄一个文凭会对我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好处，我没有这么深的心计。 我这个人在涉及到个人的利益方面的事情很少主动去追求。我只想在一个我喜欢的领导下面做一件我喜欢的工作。对于我不喜欢的领导和我不喜欢的工作，我是一天也干不下去的。 我很喜欢“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样的格言，也很安于现状、知足长乐；同时又不是那种能够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人，这似乎有点矛盾。人本来就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有这样矛盾的性格也属正常。 上函授大学又是一件对我今后工作具有重大影响的好机会。如果我没有大专以上学历，我后来也进不了武汉质检所这样的专业技术机构。这些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当时我根本不会想到会离开印刷公司系统的。 机遇和运气对我确实有一种特别的关照。 由于是在职学习，而且是文革后的首次函授大学招生，考试的内容很简单。一门是语文，一门是时事政治，我一考就通过了。两门考试我的总分为168分，为市一轻局考上函授大学的十几人中的第一名。就这样，没费什么劲我就上了大学，尽管是函授大学。 我们这个班，都是来自武汉市各个工业局和大型企业的在职干部，共有70来人，年纪大的有50来岁，小的也只20来岁，我算不大不小的，30岁。 这个函授大学实际是对干部进行在职培养的一个训练班，有人将它誉为“黄埔军校”。这个班毕业的同学，后来不少人成为市、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当时跟我一起上函授大学的一轻局的两个人，一个是武汉火柴厂宣传科科长的肖志刚，一个是武汉市食品工业公司技术科副科长的刘龙成，现在分别是市政协的副主席和市人大的副主任，都成了副市级的领导干部。 我参加函授大学学习后不久，就调到公司党委办公司任秘书。我的顶头上司毛华枫对我每周有两天左右的时间去参加函授学习不是很高兴，他多次劝我放弃算了，理由是搞一个文凭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他心里的真实想法还是认为我读书会影响工作，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其实，我参加函授学习对工作没有多大的影响，该我做的事情即使加班还是自己完成的，只不过有两天的时间我不在公司时，临时有什么事情那就没有办法了。 1980年，在我上函授大学期间，我的顶头上司毛华枫提为公司党委副书记，我被任命为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1982年底，三年的函授大学的学习结束，我取得了大专文凭。 三年漫长的时间没有改变我想改变工作环境的想法。原来是对工会主席陈红把我当牛马使唤受不了，调到党委办公室后，成天写一些无聊的材料也让我烦不甚烦。在领导身边工作会议多，大会小会都要参加做记录，整理材料，编写会议纪要、简报等等，一点都不自由。我不太喜欢陷入这样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成天忙忙碌碌，对自已一点提高都没有。 尽管在公司机关呆了近7年的时间，尽管我现在已是公司党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了，而且还有向上提拔的空间，但我对机关的生活还是不很适应。机关的生活太清闲，写材料的工作也太无聊。我喜欢做一些有意义的实际工作，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有点荒废自己的青春，我想在企业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现在又学了工业经济管理这个专业，总得有机会运用一下自己三年所学的知识。 不久公司团委书记宋淑丽又调到武汉市侨联去了，对我也有刺激。她能够调到她更喜欢的工作岗位上去，我为什么又不行呢？何况我要求的是到企业去，应该不算过分。 我考虑了几天，决定还是找公司的刘经理谈一谈。 为什么找刘经理谈而不是去找一把手党委书记熊明洪或直接领导我的党委副书记毛华枫谈，我是反复分析过的。 对熊明洪书记我一直不太喜欢他，跟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摸不清他的想法，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跟毛华枫副书记倒是可以无话不说，但我太了解他了。只要我跟他提出下厂这件事情，会直接影响到他分管的工作，他肯定会反对。首先找他谈无疑会堵死我下企业的路，如果我坚持一定要下去肯定会把关系搞僵，对以后的工作更不利。 而刘经理我对他一直很敬佩，他也很欣赏我。如果我跟他谈，从大道理上他不会认为我的想法不对，应该会支持我。即使他不同意，肯定有他不同意的理由，他是一位很通情达理的领导，就是他批评我，我也能够接受。 我鼓起勇气找到刘经理，向他提出我想到企业去干点实事，也好把我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我没有把我不想整天写材料的真实想法告诉他，这样说他肯定不会高兴的。 不出我料，刘经理听到我的想法果然很高兴。他认为我不贪图机关舒适，愿意下去锻炼的想法很好，并说年轻人都应该像我这样。以后公司机关的年轻人干几年后都应下去锻炼锻炼。从我带头下企业后，公司里的年轻干部几乎都先后被安排到企业担任过领导职务，我打响了自愿下企业的头一炮。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爽快地答应我的要求，还担心他会批评我不安心本职工作。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跟刘经理谈完话后，心里有了底。我就把我的想法又跟我的分管领导毛华枫副书记作了汇报。这件事情肯定要告诉他，不然对他也太不尊重了。何况党委开会时，我也希望他能支持我。 毛华枫副书记的意见也如我预计的一样。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我想下企业的想法又一次大泼冷水。他这次跟我谈话更直截了当，除了说党办工作的重要性外，还说我在公司的群众基础很好，领导也很器重我，我今后很有希望被提到副经理的位置上来，要我不要轻率作出下去的决定。 他肯定认为我对现在担任的副主任职务不满意，才会说出我有希望提拔的话。 他越是这样说，我越是坚定了下去的决心。如果给我一个封官许愿我就改变了态度，那我不是正如他想象的那样,我是为了职务问题在闹情绪吗？他太小瞧人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汉口印刷厂去了解下面的工作情况，路上我们也谈到公司下步面临的改革问题。当时已经有风声对于像公司这样的二级管理机构需不需要保留的问题。我认为有局一级的管理就够了，企业主要靠自己来经营，多一级“婆婆”只会给企业增加负担，需要撤销。他却不然，认为公司有存在的必要，一轻局没有精力管理如此多的企业。 几年后形势的发展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不但二级公司撤销不管企业了，连各工业局都全部撤销了。当然，大批的国有中小型企业也随之关、停、并、转或改制，这是我没有预计到的。 公司党委不久就开会研究下属部分企业班子调整的问题。作为党办副主任，每次党委会我都参加做记录。由于这次涉及到我的工作变动问题，党委会我没有参加。会后，刘经理亲自找我谈话，说公司党委已研究同意我到工厂去。并要求我不要太计较下去后担任什么职务，鼓励我下去后要好好锻炼，好好工作。 我想，公司党委开会时，肯定会有一番争论。 毛华枫副书记肯定是坚决的反对派，他是不肯放走一个他已经用得很顺手的“笔杆子”的；熊明洪书记对我肯定没有非留下来不可或非下去不可的想法，他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由他拍板作出最后的决定；刘经理肯定是坚决的支持派。作为公司的行政一把手，他的态度的分量肯定要大得多。 公司党委会后，毛华枫副书记也跟我说了他在党委会上不肯放我走的意见，并对我的离开表示很遗憾。 我一开始就找刘经理谈的决定是正确的。 1983年2月，公司党委正式下文任命我为下属的武汉市汉光印刷厂的党总支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任命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我并不想搞政治工作而希望能搞业务，当个副厂长什么的。 事情也真是凑巧，跟我同时从部队退伍进人民印刷厂，又在一起打过球、横渡过长江的罗想林，也同时被任命为汉光印刷厂的副厂长，让我好生羡慕，真想跟他换一换。 我们两人又一起到汉光印刷厂走马上任了。 我结束了7年的机关生活，又回到了我参加工作起步的企业。 相关链接： 生活还是快乐的----干部篇（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