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更深刻地了解美國 顧曉軍按：讀着林一五的《2024大選前瞻：解釋社會撕裂的“四個美國”理論》，我想到一個新的標題——讓我們來更深刻地了解美國。之所以轉發它，是因為我讀着覺得，很多人真的並不了解美國，甚至是生活在美國的人們。當然，也不是讀完該文就能懂美國了，但、至少是多一個角度了解美國。 2024大選前瞻：解釋社會撕裂的“四個美國”理論 作者：林一五 今天是一篇舊文重發，原文發表於2021年，在2024年總統大選鳴鑼開幕的當下回顧這篇文章，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接下來看到的很多現象。 我們介紹的是發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21年7、8月號上的、作者應該算在進步派里的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寫的《四個美國》。《四個美國》還有一個副標題，“彼此衝突的有關美國目的和意義的想象，正在撕裂這個國家，還有和解的可能嗎？” 文章從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起筆，描繪了美國的四種面貌，四種講述美國故事的方式。按照派克的說法，四種敘事，代表四類美國人，美國社會就是在四種敘事不可調和的矛盾中撕裂的。 一 第一種敘事，派克稱之為“自由美國”。 所謂的“自由美國”，緣起於七十年代保守主義運動在共和黨內成了主流，又隨着里根的上台在美國成了主流。這裡的自由，內涵偏向“新自由主義”。支持這種哲學的人一般被稱為“自由放任主義者”或“自由至上主義者”，英文詞是libertarian。 自由放任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兩個東西，自由放任主義者一般推崇哈耶克，認為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其他的少管。據說在法語意大利語裡，libertarian和“無政府主義”是同義詞。我們都知道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對立，自由放任主義在美國是屬於保守主義範疇的。新自由主義，新的自由，也即新的保守。 按派克所說，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有兩個思想來源，一個是精英的傳統主義（elitist traditionalism），信奉者為“懼罪”的新教徒、傳統天主教徒、南方農民、夢想成為貴族的人、與人群格格不入的個人主義者；另一個是反共分子（anti-communists），這些人比如Whittaker Chambers曾經都是美國共產黨員，向右轉後將自由主義視作“淺色調的共產主義”，極力抨擊。必須要說的是，不管是精英的傳統主義還是反共分子，都不是美國社會的主流，但吸收了它們理論要素的新自由主義，卻利用七十年代美國人對滯漲的不滿，靠着前好萊塢明星里根的微笑，一統江山。 派克抱怨道：“大多數投票給里根的美國人，沒人告訴他們‘自由美國’將打碎工會，枯竭社會項目，或是改變反壟斷政策，它將帶來一個新的壟斷時代，由沃爾瑪、花旗、谷歌、亞馬遜、摩根大通和美孚石油構成的二次鍍金時代。” 他還說：“閃亮的山巔之城本來預想以精力充沛、富含同情心的居民組成投身於國家復興工程的社區，取代遙遠的大政府。但是沒有東西能將這座城市凝聚在一起。山巔之城是中空的，一群全都只想索取更多的個體。” 他繼續說：“在《獨立宣言》中，自由在平等之後到來。對里根和信奉‘自由美國’敘事的人來說，它意味着擺脫政府和官員的自由。它意味着做生意不受監管的自由，只要市場能承受無論給工人開多少（低）工資的自由，破壞工會的自由，將你所有財產全都傳給兒孫的自由，負債買斷有問題的公司然後為資產剝離它的自由，擁有七間房子的自由——或者無家可歸的自由。擺脫所有障礙的自由是竭澤而漁的，它也侮辱人們的人格。” 被誤導的民眾最終遭遇到了經濟上的衝擊，但更為可怕的是，新自由主義給他們打上的思想鋼印讓他們失去了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相對應的，擺脫了制約的保守主義精英們由於可以肆無忌憚地壟斷財富和輿論，本身也在快速劣化。派克舉了一個例子，在最初的時候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創辦人Willliam F. Buckley Jr.，是里根，現在呢？是Ted Cruz，是Sean Hannity。 派克總結道，“自由美國”是“破壞性的”，而非“建設性的”，“不負責任刻入了‘自由美國’領導者的基因”。 Ted Cruz，共和黨籍德克薩斯參議員，茶黨中堅，競選過總統。他的破事不是一件兩件，《四個美國》發表前後最出名的一件是當年2月德州暴雪極寒天氣時，他在停電最嚴重的時候，拋下選民，帶着老婆飛去了溫暖的墨西哥坎昆度假。 二 第二種敘事叫“聰明美國”。 這是流行於美國前百分之十的領薪職業人士（salaried professionals）的敘事。在信息科技、電腦工程、科學研究、設計、法律、新聞和藝術各個行業的領薪職業人士，總體財富比不上職業經理人和投資人，但因為人數規模，他們享有非常大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他們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最適應現代科技的群體。他們的身份主要不是由籍貫和國家來定義的，而是由畢業學校和職業定義的。 在精英主義和擁抱資本主義方面，“聰明美國”和“自由美國”有重合的地方。不過對於政府介入的態度，“聰明美國”要比“自由美國”靈活。因為本身是通過學歷和就業確定的社會地位，“聰明美國”的信奉者需要政府來保障每個人獲取平等的實現階層流動的機會。所以，種族平等是要的，多元招聘是要的，窮人的基本生活安全是要的，窮人家孩子受教育的機會是要的，這些都要政府出面保障。 “對他們來說，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比起重新分配要更容易接受一點。” “聰明美國”的代表，要屬克林頓夫婦。“黑人職業人士”奧巴馬是另一個代表。 不過話雖然這樣說，領薪職業人士通過幾十年的財富積累和輿論影響力，也悄悄地形成了自己的壟斷。如果說新自由主義的老饕們是通過移除監管、降低稅率將權勢傳代，那麼領薪職業人士則是通過將教育資源收入囊中實現階級穩固。 各種數據都表明，領薪職業人士有能力也有意識更早更多地在子女上學問題上投入金錢，他們的孩子順理成章地會在將來繼承他們的職業和社會地位，這一點在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對比中尤其明顯。 在《美國的體制問題》裡我們介紹過2021年4月《大西洋月刊》上Caitlin Flanagan的《私立學校是不能原諒的：在美國富人子弟與窮人子弟所受教育的鴻溝大得驚人（Private Schools Are Indefensible: The Gulf Between How Rich Kids and Poor Kids Are Educated In America Is Obscene）》，當過私校老師的CF對美國的教育制度展開了猛烈的批評。 有一點當初我沒有展開分析，這裡可以寫一寫，很應景——CF雖然批評公私學校的鴻溝，但她自己同時也是私立學校的學生家長。CF無疑是領薪職業人士的一個代表，她這種曖昧的態度，正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聰明美國”支持者們微妙的心理。 對領薪職業人士的這種微妙心理，派克是這麼評論的：“這種公平的理想解釋的卻是精英主義的殘酷。如果你不晉級，除了你自己，你不能責怪任何人和任何事。那些成功者可以在道德上感到心安。” 從七十年代開始，那些領薪職業人士，那些“成功者”，開始聚集在民主黨的旗幟下。“‘自由美國’為‘聰明美國’塑造了可接受的思考半徑，自由貿易、去監管、經濟集中和平衡預算成了民主黨主張的政策。”而符合這些人需要的多元文化主義等，也將民主黨改造成了與從前完全不同的政黨。 對“聰明美國”，派克的總結是，“作為一種國家敘事，在‘聰明美國’里，國家這個概念只有微弱的存在感。‘聰明美國’並不恨美國，因為美國對精英主義很友好。”但因為本身的成功，“聰明美國”的信奉者不需要祖國，他們依靠的是學歷、職業、家庭以及自己的小圈子。他們對愛國主義嗤之以鼻，也就可以理解了，因為愛國主義某種程度是情緒性的，而情緒帶來不確定性，會影響贏家已經掌控的局面。 在派克說的四種敘事裡，我對“聰明美國”是最感興趣的，因為我總忍不住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這邊是不是也有一個“聰明中國”？那些天天把曖昧不清的“世界公民”說法掛在嘴邊的，難道不是嗎？我還忍不住想，“聰明中國”的信徒里，那些爬的更高更快的，有一些似乎還想把“自由美國”複製出來。 推薦項飈老師這篇關於世界公民的文章，從康德的世界主義開始，很好地對世界公民這個概念做了正本清源。 三 第三種敘事叫“真正美國”。 “真正美國”確定成型，要歸功於2008年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2008年秋天在北卡的一場造勢大會上她面對着成千上萬的藍領工人喊出了這句口號。 佩林自己就是“真正美國”的代表，那些惹得“聰明美國”信奉者不喜的特質，成了吸引“真正美國”信奉者的利器。這些特質包括但不限於她工薪階層的出身，她的口音與方言，她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她上了四所大學才拿到學位，她五個孩子的名字都很接地氣，她寧可生下有唐氏綜合徵的孩子也不願意墮胎，她未婚先孕的未成年女兒，她丈夫的釣魚生意，她全家的打獵習慣。 “真正美國”呼籲強烈的愛國心，甚至到了為了“純潔性”和“力度”而批鬥肅反的地步，派克用了三個詞來概括這種傾向：白人+基督教+民族主義。 “真正美國”的信奉者許多居住在鄉鎮，他們喜歡熟人社會，排斥陌生人，喜歡大家一樣有錢或者大家一樣窮，他們可以為了宗教信仰而放棄教育，可以隨時準備和“境外的敵人”與“境內的叛徒”決一死戰。 顯而易見，“真正美國”是直接站在“聰明美國”對面的一種敘事。2008年爆發的金融海嘯強化了這種對立，“真正美國”的支持者大多遭受了慘重的損失，而在他們看來，危機的始作俑者，一眾城市精英，卻以各種方法逃脫了懲罰，甚至有些大發國難財，變得更有錢。 派克把佩林和川普聯繫起來，他說佩林是一個領先於時代的民粹主義者，如果她晚兩年出現，她就是女版的川普，憤怒而茫然的紅脖子會像抬起川普一樣把佩林抬進白宮。 派克的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有一點他沒說的更讓我在意，那就是佩林成為副總統候選人時，全美國都在問“佩林是誰”。比起“真正美國”的代表佩林，背後那隻把佩林捧起來的手更為關鍵。2008年和佩林搭檔競選總統的是共和黨大佬麥凱恩，麥凱恩家族可是著名的豪強，直到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麥凱恩已經去世，共和黨各路人馬還要看麥凱恩遺孀辛迪·麥凱恩的臉色。顯然麥凱恩家族都應該屬於“自由美國”陣營，那他們和佩林的聯盟就多了一層深意，足以說明“自由美國”和“真正美國”的關係。 我們可以抽出這麼一條脈絡：“自由美國”搞亂了這個國家，“真正美國”成了受害者，“聰明美國”作為喝湯的受益者，既對前者的貪婪和無節制不滿，又對後者時刻提防。“真正美國”實際上反對的是“自由美國”制定下的規則，但他們的受教育水平決定了他們並不總能認清問題的根源，在憤怒無處發泄時，他們被“自由美國”引導，成了打擊“聰明美國”的主力。事情到川普上台後起了變化，猛人降世，“真正美國”的力量（或者說怨氣）變得出人意料的強大，它反過來裹挾了“自由美國”，也鉗制了“聰明美國”。 四 還剩最後一種敘事，派克將其稱為“公正美國”，或者更準確的稱呼——“不公正美國”。 派克講了一個故事，在他那一代人眼中，一切都在緩慢變好，過往的問題都得到了回答，比如美國曾經有奴隸制，但最大的障礙已經搬開，08年美國選了一個黑人當總統！ 然而，派克注意到，在許多35歲以下的美國人眼中，美國並不是處在上升中的，換句話說，他們並不買老一輩的賬。兩代人的爭論中，一個叫弗洛伊德的男人死了。 弗洛伊德之死只是一個例子，同樣的例子還有許多，總結而言，年輕美國人不再把老一輩美國人深信不疑的觀念當做理所當然，這些觀念包括人人生而平等、努力工作你能實現任何願望、知識就是力量、民主和資本主義是唯一最好的制度、美國是移民國家、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歸根結底，這一切叛逆都出自於這樣一種認識——“美國從未獲得公正”。 在幻滅中長大的年輕人迷上了批判理論和身份政治，哪怕他們中許多人還沒有搞清楚這兩個詞是什麼意思，但這不妨礙他們以流行的模式濫用它們。 派克問：“‘公正美國’敘事是什麼？”他立刻自問自答：“它並不將美國社會視作一個混合的、流動的整體，而視作一套固化的等級制度，就像是種姓制度一樣。”具體的案例分析我們在之前的讀書筆記里做過很多，這裡就不贅述了（《李實等【到底發現了什麼】：貧富分化的秘密丨讀中國計劃（十八）》、《接着讀李實等【到底發現了什麼】：21世紀是“拼爹”的世紀丨讀中國計劃（十九）》、《怎樣算富人？極度不平等的社會什麼樣？繼續讀李實等【到底發現了什麼】丨讀中國計劃（二十）》、《中國需要怎樣的福利國家制度丨讀完李實等【到底發現了什麼】丨讀中國計劃（21）》）。 “我描述的四種敘事都產自美國在維持和擴大戰後中產階級民主方面的失敗……我非常不想生活在其中任何一種共和國里。”在《四個美國》快要結尾的時候，派克這樣寫道。 然而事實是派克同時生活在這四種敘事中。四種敘事，四個美國，各自代表了過去五十年美國歷史中的一部分真實，訴說着不同群體的心聲，所以它們被各自的信徒深信不疑。 派克是進步派的作家，他寫《四個美國》一方面是要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呼籲美國各界趕快找到共識，找到一個能被所有人分享的敘事。 最後我們來聊聊派克筆下這個“共同的敘事”。派克沒有指出它是什麼，但他確實明確提出了尋找它的方法，這在全文開始第一段就擺出來了： 我大致翻譯一下這段的意思：國家就像個人一樣，通過講故事來理解它們是誰、它們從哪裡來以及它們想成為什麼樣子。國家敘事就像個人敘事一樣，容易陷於感傷、委屈、驕傲、羞恥、自我蒙蔽。從來就不止一種國家敘事——它們一直互相對抗，一直變化。最持久的敘事並不是那些最符合事實的，而是那些傳達我們最深的需要和願望的。美國人現在都知道民主基於共同分享的事實——當事實變得可以被取代，我們就迷失了。但就像沒人能在不斷的自我批評中過上幸福和富足的生活一樣，國家要求的不僅僅是事實——它們需要表達道德身份的故事。對着鏡子的長久凝視必須以自我尊重結束，否則它將吞噬我們。 在我看來，這段話信息量驚人，而且包含着讓人裂開的誠實。儘管全文都是對四種敘事的批判，儘管毫不留情地諷刺了“自由美國”欺騙民眾時的選擇性敘事，但喬治·派克提出的終極解決方案其實可以說跟他批判的對象如出一轍——事實和真相併不重要，重要的是講好故事，迎合好我們自己對自己的道德想象。不能總是自我批評啊，對着鏡子看自己，一定要越看自己越順眼。歷史也是可以虛構和剪裁的，只要它能滿足我們的需要。 我們以前寫過《在美國，媒體精英已經開始公開鼓吹“新聞不需客觀”了麼？》，要說走得遠，喬治·派克可比Leonard Downie Jr.走得遠得多了。今日美國社會的撕裂，除了喬治·派克批判的四個群體或者說四種原因，他自己難道不也代表了在這中間功不可沒的第五個群體嗎？作為進步派作家的喬治·派克把別人都罵遍了，獨獨饒過自己，這種虛偽使他對別人的批判哪怕有道理，也完全起不到他所期望的通過講道理解決問題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