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中共六大（1）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經大連、哈爾濱，偷渡過滿洲裡邊界，進入蘇俄境。在共產國際所設立的邊境接待站里，我辦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續。全程約兩個星期，便從上海到達了莫斯科。從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兩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產國際因為要糾正中共立三路線的錯誤，才派我回國。我在這裡，僅追述我在莫斯科經歷的幾件大事。

我到達莫斯科後，沒有在市內停留，便被帶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舊式的莊園。我記不清楚這個地方和莊園的名稱，只記得離主要交通線相當遠，是一個偏僻的鄉村。共產國際選擇了這裡給中共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或係為便於保密之故。這所過去屬於貴族地主的莊園，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農舍，吁陌蔥綠，呈現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會場所設備很簡陋，類似兵營。沒有圖書館，沒有娛樂設備，只設立了一間簡單的醫療室，為我們檢查身體。給我檢查的那位醫生說，我的體格很強健，這使我特別欣慰。這幾年來的艱苦生活，竟沒有使我的身體受到折磨，不能不說是最大的幸事。蘇方供應我們的伙食，質量特別好。這是對我們的優待，也意味着蘇聯在經濟上經過新經濟政策的恢復時期，已有相當大的進步了。

我到達較早，以後每天陸續有代表到來，瞿秋白中央的人員，也先後到達了。大會舉行的日期，漸漸逼近，大家都在忙着準備。在大會舉行前三五天的一個晚上，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率領共產國際中國部長米夫等和中山大學學生陳紹禹等，共十餘人突然來到，布哈林要求舉行一次預備會議，聽取我們的意見。於是我們已經到達的約二十餘位代表，便和布哈林他們共同聚集在一間小會議室內開始會談。室內僅有一張長桌，四周擺了一列椅凳，我們大家擠在一塊，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牆站着。

布哈林首先說，請反對共產國際的人先發言。瞿秋白陳紹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說：那就請張國燾同志先發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贊成，並向我催促。北京代錶王仲一贊成我發表批評中央政策的意見，但對任意加我以反共產國際的頭銜一點，表示抗議。我於是站起來發表演說，包括翻譯的時間在內，花了約三個鐘頭。布哈林沒有再要求第二個人發言，預備會議就結束了。以後也沒有再舉行。

我這次演說的全文，自然無法全部記憶，但主要論點，我還是記得很清楚。我從反共產國際這一點說起，沒有否認我對共產國際領導的不滿。更進而表示：在我看來，中共領導的錯誤，不在於反共產國際，亦不在於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過於倚賴共產國際。年輕的中共，它的領導者不待說是缺乏經驗的。我們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是下級服從上級的應有義務，我們信仰共產國際，認為共產國際的老革命家比我們見多識廣；每當我們的看法與共產國際的指示發生參差的時候，我們總以為自己不過是一些學生，對於自己的見解，不敢自信，而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必然深謀遠慮。因此，也就犧牲自己的主張，來遷就共產國際的指示。甚至，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無不言聽計從。這種情形，簡直已經到了迷信共產國際的程度，這就是事態的真相。

接着我舉例證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這一指示，作出結論，認為一切工作應歸國民黨，全體中共黨員，都應加入國民黨為黨員，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工人階級須先有民族覺悟，然後才有階級覺悟；並且預言至少五年之內，中國不會產生真正的共產黨。當時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說法，而且希望中共能獲得獨立的發展。我因此便被視為反共產國際，並受到中共中央的嚴重處罰。可是，馬林說了這些話，僅僅四年以後，共產國際另外一位代表羅明那滋，於一九二七年七月間向我們宣稱，中共中央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主要是它放棄了爭取整個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的見解恰恰與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經強大到這麼一種程度，即是只要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國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領導之下獲得勝利。我們又因在沒有機會陳述自己意見的情況之下，被判以反共產國際的罪名，受到譴責和處罰。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看法，擺在我們面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我們不能發現其中的矛盾麼？這些都是代表着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嗎？

我進而追述國共合作時期的情況，我沒有直指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根本錯誤，但認為這是一無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國民黨在組織上混成一體，相互間的糾紛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國民黨內賣氣力、做苦工，且被視為不安份。中共並沒有掌握軍隊，因此也說不上能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武漢反蔣時期，我們一直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圍攻。中共居於劣勢，只有退讓，企圖阻止反蔣聯盟的分崩離析，穩定武漢的所謂左派政權。這其中最顯明的事實是中共實力不夠或者可以說，不自量力，任重道遠的擔子把雄心壯志的中共壓垮了。

當我說到這裡，布哈林打斷我的話，說道：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為甚麼花許多時間，舊事重提？我停頓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覺得我既沒有直接指斥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根本錯誤，現在也不必直說共產國際的估計錯誤，因而接着表示八七會議的告黨員書，就沒有說到武漢時期敵我力量對比這一點。似乎中共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曾導致革命失敗，因而失敗的責任也應由中共中央完全負擔。難道這種批評是恰當的麼？我繼續表示我不否認中共中央在武漢時期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是必須糾正的；但如果糾正不得其當，又會誘發另一種極端的左傾錯誤。

我繼而檢討南昌暴動的問題，指出這是我們在武漢末期停止讓步，轉而積極反抗的嚴正表現。當時羅明那滋根據共產國際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電令，要我親自趕赴南昌，阻止暴動的舉行，我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的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意旨。後來，南昌暴動因事實上無法停止，終於發動了。但南昌暴動失敗後，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實，指斥我沒有堅決領導南昌暴動，反假傳聖旨，予以阻止。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鄭重質問：現在，我要請問布哈林同志，究竟有無拍發這個阻止南昌暴動的電令？還要請問當時在場的瞿秋白同志，為甚麼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後，反而顛倒黑白，說我假傳聖旨呢？

我又根據事實，批評瞿秋白中央兒戲暴動；把過去一切，不分青紅皂白，都當作機會主義來掩飾種種可笑的行為，反自詡現在的中央是布爾什維克的暴動指揮部。因此，我譏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動指揮部，只不過是不高明的“暴動編輯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對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動條件尚未具備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暴動，而應爭取群眾，擴大自己的實力。又由於現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更不應有輕率冒險行動，而應保全實力。可是，中央的方針恰恰相反，不注重團集革命勢力，只圖急功，不斷暴動；即在廣州暴動嚴重失敗之後，仍認為革命潮流在繼續高漲；制定兩湖暴動計劃，堅持繼續不斷的暴動，這簡直等於自殺。我認為爭取群眾的機會很多。並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濟南慘案發生，激起了全國性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認為這種反日運動，會幫助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而採取消極態度。雖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異議，要求中央領導反日的群眾運動，但中央仍置之不理；這簡直是放棄爭取群眾的機會。中央似認為實現土地革命的暴動，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對反日反帝國主義則不予重視。可是，我要問我們甚麼時候取消了這個反帝的根本任務。在我看來，反日並不會幫助蔣介石，恰恰相反，不僅可以將群眾團集，在中共反帝旗幟的周圍，也可以打擊壓抑反帝運動的蔣介石。

我說到這裡，布哈林皺皺眉，搖搖頭，驚嘆着說：原來是怎樣的！你先從這裡說起就好了。我接着表示，故事還多得很，我只能說個大概。工人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原是我們久已適用的原則，但瞿秋白中央卻否定了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日常組織工作的重要性。在農運方面也是一樣，只希望農民武裝，攻城略地，奪取一省或數省的表面勝利，忽視農民的組織和各種程度的經濟要求。至於中共本身則已淪為支離破碎之局，我們除了遭受敵人的肉體摧殘外，又遭受中央錯誤政策的蹂晌。現在中央為了推行它的錯誤政策，實施強迫命令和懲罰手段，因而黨內滋生一種離心的傾向；黨內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我陳述了這些意見之後，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嚴重的盲動主義錯誤；我雖屢次提出建議，企圖糾瓜，但均為瞿秋白所拒絕；因而我曾十分憤慨，準備採取行動，反抗這種錯誤政策，直到共產國際直接邀請我來參加這次的大會，我才決定停止反抗，到這裡來陳述自己的意見。我也並不想算舊賬，而是希望錯誤能獲得糾正，並規劃出今後所應採取的路線。我記得在這篇演說的末尾，我曾說：“這就是我這個被指為反共產國際的人的真實意見。”

我這篇演說，雖沒有預先擬好底稿，確是理直氣壯一氣呵成的。所有到會者，無論贊成與否，都認為是一篇中共反對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後也曾表示所獲甚豐，認為再無徵求反對意見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俄國同志，看了我這次演說的記錄護向我表示：這是一篇奇佳的演說，刻劃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點是沒有更明確的提出自己的積極主張，他希望我在大會的正式發言中，補充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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