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中共六大（3）

這次大會首先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任務。在國共合作破裂以後，中共的基本方針究竟應如何，實在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大會根據布哈林的報告，規定“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這一革命，具有兩大任務：“第一，驅逐帝國主義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第二，徹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大會認為：“以上兩項任務，雖然沒有走出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的範圍之外，但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廣大工農兩大革命動力，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用武裝暴動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和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專政，開闢中國革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進展”這個公式，後來就成為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藍本。

這次大會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並指出“中國現在並沒有甚麼革命高潮。因而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大會認為：在城市中，主要應進行工人群眾的組織工作，和領導反帝運動，在農村中應利用尚保存着的蘇維埃根據地和少數工農紅軍，依據革命情形的發展，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因而制定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窮苦農民的《農民土地決議》等等。

中國蘇維埃—即工農民主獨裁—這個概念，或者說這個公式，在這次大會的決議文中，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決議案中說：“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三時期—蘇維埃時期。”同時又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這顯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會的演說中着重指出：日本在濟南出兵，採用暴力侵略，中國有被瓜分或爆發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在將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共有與譚平山這類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可能。這個與“工農民權獨裁”，顯然不同的“聯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決議，但也沒有人批駁過。這個重要的論斷被忽略了，是這次大會最大的失敗，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個惡果。決議文中還進而武斷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他以前是削弱並動搖軍閥制度的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並團結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這種說法非常荒謬，後來的抗日戰爭這個事實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於當時托洛斯基主張中共不應搞蘇維埃，應當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力爭民主之說，更沒有討論過。因此大會決議並沒有證明中共此後非走蘇維埃道路不可，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發展前途。蘇維埃這個公式似是既成事實，南昌暴動失敗，結束了國民黨左派政權這個政治鬥爭目標，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又樹起了蘇維埃這面旗幟。而且，沒有人願意出面抹煞這個既成事實，發動從新檢討的討論，因此，討論的重心就轉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發展前途。即是說，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農村蘇維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發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國農村蘇維埃存在的意義時，曾說過一些有趣的話。在這次代表大會前，據說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情勢下，許多中共黨員跑到偏僻的農村去，組織農村蘇維埃和從事農民武裝是有好處的，即是較易於保存一部份幹部和一部份實力。不久斯大林又補充說，中國不統一，而交通又極不發達，蘇維埃和紅軍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四川的劉存厚，帝制餘孽，守舊的軍閥，弄到形單勢孤，還能憑藉少數兵力在四川綏定地區盤據了十幾年直到現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斯大林這些話看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蘇維埃運動之缺乏信心，簡直是近於悲觀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孫中山曾據廣東一隅反抗北京， 甚至沒有提到其他許多割據稱雄的事例，卻舉劉存厚處在極偏僻地區的最反動割據以為例，實在耐人尋味。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句口號似是萬應靈藥。因為這個新名詞第，可以擋住“割地自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一類的指責，再則它可以隨意解釋，便於盲動主義者和斯大林的徒子徒孫們—米夫派—乘機走私，以圖近功。這句口號，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得極多，瞿秋白曾利用這句口號，多方掩飾他的盲動主義，似乎不管革命形勢是否高漲，只須利用國民黨內部的混亂和軍閥戰爭，就可在鄉村大搞蘇維埃，並把這些散處各鄉村蘇維埃集合起來包圍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端麼？米夫和他的門徒們表面雖不多說，心目中總以為中國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憑此找出中國革命的捷徑。因此，後來特別強調鞏固蘇維埃區域，和積極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組成，也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具體表現。我對上述觀念批評最多，一直堅持土地革命須與反帝相配合，如果沒有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次大會的決議文雖將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和少數工農革命軍，看作是農民鬥爭，也並不將他看作革命政權，還警告不可對它估價過高，因為它的力量還很小。但在另一方面，這決議文卻判定：“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根據這個假定又進而說到：“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宣傳口號，將要如何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些論斷便是後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理論根據。由於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擬決議文時上下其手，這次大會沒有扭轉忽視反帝的傾向，特別漠視日本侵略的危險；更抹殺了國民黨反日本侵略和作為民族派的積極效能；又誇大了土地改革的作用，錯誤地移植了蘇維埃這個政權公式，因而先後釀成了中共內部許多糾紛。例如立三盲動路線，米夫、王明的蘇維埃路線，毛澤東的游擊主義和我自己對中共中央的反抗等等。

除以上說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會另一個重要表演，是促進了黨的團結云云。但這只是表面的文章。我們一致通過了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除陳獨秀因未到會落選外，中央委員包括向忠發、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項英、顧順章、鄧中夏、羅章龍、毛澤東、任弼時、盧福坦、陳潭秋、彭湃、蔡暢、王仲一等，尚有候補委員李維漢、羅登賢、王若飛、鄧穎超、余飛等。

大會閉幕後，新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認為這是一件大事，都親身出席參加。當組織新政治局議案提出時，有一位委員首先表示：“應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員，另行選舉新人參加。”他的理由是：“舊有委員都犯有嚴重錯誤，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說：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仍是黨內最好的同志；除沒有參加大會的人（按即指陳獨秀），只好置之不論外，其餘的都有資格參加政治局。他並且極誠懇的表示：如果沒有原有政治局委員參加，或者沒有反對過去中央的人參加，都不能組成一個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說明的就提出了一張七人的名單，即：向忠發、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七人。這個名單就在各個委員不願引起新的辯論的情形下，無異議的通過了。米夫接着表示：這個新政治局的委員提名，是共產國際經過慎重考慮而決定的。現在既已通過，共產國際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規，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提名，應由上屆中央政治局提供出來。這次由共產國際直接提出，當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義在內。

米夫看見進行的情形頗為順利，因而進一步提議說，共產國際認為最好由向忠發同志任書記，瞿秋白張國燾兩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組織，蔡和森同志任宣傳，周恩來同志任軍事，項英同志任工運。米夫這個提議，也迅即獲得一致通過。

這次大會閉幕以後，跟着就要舉行共產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了。中共代表約有半數的人，仍留在莫斯科為出席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中共代表。向忠發、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則率領其餘的代表，先行陸續返國，從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黨內的紛爭，經過這次大會，總算是解決了。我這個被認為中共右傾反對派領袖的人物，從此，改稱為少數派的領袖。共產國際這樣做，是因為中共黨內的爭端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似只有籠籠統統的來一個少數派和多數派，卻並不說明這兩個名稱有甚麼內涵。

這次大會又為俄共黨的斯大林派與布哈林派的紛爭陰魂所籠罩。斯大林與布哈林中間的爭執，那時還沒有公開出來，我們原不知道底細。首先是陳紹禹等私下說到布哈林右傾，並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瞿秋白就利用這個消息，認為布哈林支持張國燾，是右派支持右派；並指斥布哈林過份批評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是他個人的私見，斯大林並不與他一同見解。

這種消息在大會中傳播着，形成有利於瞿秋白的形勢。有些代表覺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為右傾，他的報告又有與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主張，將來斯大林不贊成，中共不免要連帶發生震動。米夫在這種空氣中，不僅不否認這種傳說，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並有意無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權和聯絡富農之說。這種氣氛，減輕了布哈林發言的作用，也無異使瞿秋白獲得意外的解脫。

李立三在這點上，更沉不着氣，他曾向我表示：我們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大林的一面。他覺得共產國際現在主要是反對右傾，布哈林又是右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的報告不能完全算數，今後中共的方針，與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貫作風又是好大喜功，也愛遇事強迫命令一番，他感覺到斯大林的作風與他不謀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幹起來。這樣，六次大會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動主義，後來竟釀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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