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六大（3）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前途。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 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他的理由是：“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

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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