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简史： 6.4 古人的枪杆子笔杆子

蒋闻铭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神教，欧洲人以神为本，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建立了一整套以神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制度。中国没有过一神教，古圣先贤，干脆以人为本，有系统地发展建立社会组织的制度典章，两千年下来，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也是一整套全方位覆盖的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 不过呢，各人做的是各人的文章。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思维理念，表面上看，从整体到细节，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人类社会，从东方到西方，旧文明的主题，都是人征服人。人征服人的手段，说到底，无非是枪杆子笔杆子。中世纪的欧洲，这两杆子是分离的，国王世俗政权征服人，靠枪杆子；天主教会垄断知识文化，靠笔杆子征服人的思维理念。但是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段，又掌握在完全分离的不同的人群手里，世俗政权和天主教会，就有合作也有矛盾斗争。国王和教会的矛盾斗争，事实上成为了贯穿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演变的主题。天主教会有一神教，在与世俗政权的争斗中，往往占上风。笔杆子对枪杆子，就形成了蛮有力量的制约。知识文化，相对武力征服，要文明些。结果就是教会的精神权威，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欧洲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体安定，又阻止了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以武力为基础的大一统的社会制度的形成。

中世纪的欧洲，大多数的战争，都是以宗教为理由。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了一神教，大家在神面前，就都是兄弟姐妹，想动用武力杀人征服人，不能拿力大为王做根据由头，只能拿对方是异教徒做理由。 结果现代人看起来没什么要紧的对主的不同的认知，莫名其妙地就成了发动战争人杀人的理由。只要有了不同意，就不共戴天了。其实呢，都是帮力大为王武力征服造的借口。举一个例子。天主教会说相信上帝和耶稣不是一位，和相信上帝和耶稣是一位的，都是异教徒。教会给的标准答案，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也是一位，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杀相信圣父圣子是两位的，后杀相信圣父圣子是一位的，想办法自圆其说，就搞出来了这个不讲逻辑的三位一体。不过欧洲中世纪，拿刀的人，和决定谁对谁不对的人，是分开的。所以这两种征服人的手段，枪杆子笔杆子之间，有了制衡，武力征服，就受了限制，搞不了像中国古代那样的大一统。

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中国没有一神教，征服人靠武力，征服人的思维观念，靠儒教。儒教的本意， 是通过仁义道德的思维理念，克己复礼的行为规范，去克制力大为王，武力征服的野蛮残暴。可惜圣人也只是人，说的话远不如全知全能的神有力量，所以还是枪杆子力大为王，在中国占了上风，武力征服，演变成了大一统的皇权制度，儒教笔杆子，成了皇权一统的附庸。不过一种系统自洽的社会人文理论，一旦开始形成，有自身演变发展的逻辑，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不是力大为王的人们可以随意控制利用的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儒教在中国，后来也有了可以与武力皇权对抗的力量。大一统的皇权制度，和科举制度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读书人的群体，融合在皇权一统的社会管理的体制之中。笔杆子对枪杆子，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衡。但是相对来讲，儒教对比皇权，在中国始终处在辅助附庸的位置上。对力大为王的制约的力度，远不如欧洲的一神教。

人类旧文明，拿人征服人做主题，究其根本，是因为古人没有切实可行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手段。人征服人，相比认识自然征服改造自然，在古代，要容易很多。不过到了近代，现代科学的兴起，给人类提供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认识自然，征服改造自然的正确可行的路径。西方社会的主题，就慢慢地从人征服人向人认识改造自然转移。今天的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不是不讲人征服人，但是主流的社会意识，已经从人如何征服人，转移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事业上。

现代文明和近代中国 （全书目录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