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不后悔
一、参军
1968年1月,我参军了。那年,我18岁半。是武汉二中初中已毕业了快两年仍呆在学校的学生,我们自称为“初五生”。
我们这批1963年进校的初中学生,1966年就该毕业考高中了。由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1966年6月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毕业考试全部完成,准备中考时,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准备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到1967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尾声,全国山河正在实现一片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被打倒,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一个个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斗、批、改”到了“改”的阶段,我们这些停课闹了两年“革命”的革命小将,在家里和社会逍遥够了,现在也收兵回校了。
1967年10月,我所在的学校进驻了军宣队,准备复课闹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年底,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征兵。
当兵在那个年头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情,已经闲散了快两年,闹都闹够了,玩也玩腻了。现在有参军入伍的机会,大家都十分兴奋,全班符合条件的男生几乎都报了名。我家庭出身职员,勉强够报名的条件。但我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属于有历史问题的那一类。我能否参军入伍,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通过体检,全班只有三个人的身体符合条件,我是其中之一。也许是身体符合条件的人太少了吧,我有幸被批准入伍了。
在我校征兵的是海军。海军给人一种神秘感。从电影上看到的水兵,头戴无檐大盖帽,后边两根黑色的飘带,雪白的水兵服,还有三条蓝白相间条纹的披肩。站在威武雄壮的军舰上,手握一杆钢枪,远眺一望无边蔚蓝色的大海,说有多神气就有多神气!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海军服已改成灰色,但海军对我的吸引一点也没减少。何况,我还从来没有看过真正的大海呢!
出发前,我们这批即将入伍的新兵,到江岸区黎黄陂路基督教青年会旁的一条小巷的一个窗口排队领取军装。心里那个激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从现在开始,我就从一个学生,一个老百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大学校中的一员!领到发的物品,有灰色的军装、灰色的棉被、军用水壶,还有大头鞋和绒棉军帽。我明白了我们的部队肯定在北方。而且看样子是上不了军舰了,谁见过在军舰上穿大头鞋的?!但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海军呀,总会跟大海打交道吧。
换上崭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穿上沉重的大头鞋,整个人显得傻叽叽的,很不自在,没有一点军人的形象。但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心里还是很得意。带兵的军人给了我们这些新兵短暂的时间,回家告别。很快,我们这拨新兵就集中上了军车,到了武汉黄浦路兵站。当晚,在惠济路长办的一个招待所过夜,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从新江岸货场上了一列闷罐子火车,告别了武汉,开始了新的生活。
火车把我们一直往北拉,沿途开开停停。过了北京后,仍往北开。沿途经过秦皇岛、葫芦岛、锦州,快到沈阳时,火车才改变了方向,转往东跑了。到第三天下午五点多钟,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下火车就看到一片辽阔的大海和停泊在岸边的军舰,看到火车站屋顶上的“旅顺”两个大字,我们才知道,我们到了我国北方著名的军港——旅顺。
车站外,一排军车早已在等着我们,带兵的军人开始点名,我们这列火车的新兵被安排上了不同的汽车。我和我同班的一位同学朱家平分在一起,另一位同学谭力士上了另一辆车。同车的还有我们一个学校高中的两个同学向世荣和刘克敏,武汉来的还有8个人,分别来自汉口铁中的王予生、应来福、秦洪涛、张福林和黄石路中学的黄成贵、胡继民、舒天寿、宋振国。从今以后,我们12个武汉兵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上了车,汽车开出了城区,半个小时左右,天色暗了下来,汽车上了盘山公路。又过了一会儿,汽车终于停在山沟旁的一个土坡上的小营房的院子里。连队的首长、老兵和比我们先到的新兵在院子里列队欢迎我们。
我下车一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依山坡而建的营房,形成一个不太规矩的长方形,两排相对的石头砌成的营房,一栋在一米左右的土坡上,一栋在坡下;顶头是一排木头搭成的简易平房,形成一个U字型的院子。院子中是一个将山坡修理平整形成的约200--300平方米的场地,场地坑坑洼洼的,露出大大小小的石子。两个破旧的篮球架树立在两端,十分寒酸。营房周围一片寂静、黑暗,零散在附近的老百姓的破旧的平房里,透出星星点点昏暗的灯光。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海军?这就是我将要生活几年的地方?
连队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就放在营房门口的两个大木槽中,雪白的东北大米饭,冒着热气,脸盆里装的是大白菜烧肉片。一路上我们吃的都是这样的菜,已经很熟悉了。饭毕,将我们这批刚到的新兵分别安排到新兵班中,跟其他早到的新兵们见面。睡在木板搭成的统铺上,一夜翻转难眠,说不清是激动、新奇还是失望、不安。
第二天吃早饭时,装饭的大木槽中不再是雪白的大米饭,而变成红通通、圆溜溜的东西,像一颗颗小红珍珠,看起来很诱人,心想这又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但这些颜色鲜艳诱人的“小红珍珠”一吃进嘴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不但满口乱跑,就像在跟你躲迷藏,不让你逮住它,而且粗糙得嚼也嚼不烂,堵在喉咙口怎么咽也咽不下去。有的新兵吃了几口就哭了起来,放下碗不吃了。早到的新兵告诉我们这是高粱米,是我们今后要吃的主粮,大米只占我们口粮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些,心里更是凉了一大截。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接受半个月的新兵训练。所谓训练,其实就是听连长、指导员给我们讲我们部队的任务及重要意义,学习毛主席的建军理论和林副主席的军事思想。讲海军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我知道了我们的连队是海军工程兵,属旅顺基地工程部管辖。我们部队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兵第二团二营七连”。旅顺基地的番号是“4005”,我们连队的番号是“4114部队23分队”。我们的任务是专门从事海防工事的施工。我们连队所在地叫大沟村,这一片山叫老铁山,是旅顺的最前沿,也是军事要地,在历史上还很有名气。在我们海军内部,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为首的是毛主席革命阵营的人,以肖劲光、苏振华为首的是刘少奇反革命阵营的人。我们要坚决站在李、王、张首长一边。我没有想到经过了两年多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以后,又能参加军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激动和自豪。
我们这批1968年入伍的新兵,分别来自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浙江、湖北等地,除我们12个武汉的城市兵以外,其余都是从农村来的。特别是武汉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发生过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大家都用一种敬佩的眼光来看我们。
学习结束,对新兵授领章、帽徽。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心里说不出的激动和自豪。接着,宣布新兵分配,我被安排到连部当统计员,我的同班同学朱家平安排到连部当文书,其他老乡都被安排到各排的施工班中。小时候下军棋时,军棋中最小的是工兵,他除了罩得住地雷外,谁都比他大。我们现在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工兵了。
对于施工部队来讲,统计员是个美差,因为可以不用从事繁重的施工任务。能当上统计员,也确属偶然。有可能我是城市兵,有文化,统计员总要会一点写写算算吧。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会画画,引起了连首长对我的注意。这一特长的显露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连队负责办墙报的是辽宁的一个老兵,他是连队炊事班的饲养员,负责养连队的十来头猪。我们学习休息时,看见他正在办墙报。他抄完稿件后,准备画一组连环画。我就站在一旁看。看得他不好意思,问我会不会画画。我说会。他把画笔递给我,我也不讲客气,拿过笔,照着图,三下两下就画好了,他十分佩服。墙报贴出以后,全连都知道了武汉兵中有一个人的画画得很好。
海军工程兵是施工部队,施工部队需要干活,人当然也就要多一些。部队的编制与其他兵种不一样,不是三三编制,即一个师三个团,一个团三个营,一个营三个连,一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我们是四四编制,一个连有四个排,一个排有四个班。再就是连部和炊事班。连部配有文书、通讯员、统计员、卫生员、理发员、仓库保管员,还有一名裁缝,负责缝补战士们在施工中磨破的衣裤。统计员主要负责施工进度统计,包括人员出勤情况的统计,每个月末将统计报表交到营部统计员那儿,再一层一层汇总往上报。
新兵训练期间,连长、指导员带我们去了工地。工地的代号叫601,正准备开始施工,是个弹药库,就在连队驻地后面的山上,步行要走几十分钟,山洞刚刚开挖10来米深。我们一到洞口,看见头顶上犬牙交错的岩石,一道道裂缝张着大嘴,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新兵们一个个把安全帽捂得紧紧的,谁也不敢进去。指导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往里带,大家哆哆嗦嗦地进了洞。
回到营房,新兵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特别是那些农村兵,来到部队,本是想学一门技术,复员回家后有一条谋生出路的,结果还是要和石头打几年交道,这与在农村种田有什么区别?不但比种田辛苦、而且还危险得多。很多人不安心。没过几天,一个湖北监利的新兵偷偷跑回老家去了。后来又被押送回来,给了一个什么处分。(未完待续)
郭家长子小宁 2010.5.13
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