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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读书 1957年，鄱阳街小学又开始了新学年的招生。我已满8岁了，顺利地上了小学。我比同班的大多数同学稍大一点。 我所就读的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百米左右，从珞珈山街到兰陵路再转个弯就到了。学校临街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也是俄式洋房，一层下面有一米多高的地下室。学校有一个近一千平方米的操场，操场旁边对着三层洋房还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房子，也是学生的教室。木制的楼梯和地板已经很陈旧了，走上去嘎吱作响。我读一年级的教室就在这栋破旧的两层楼里。 由于玩野了，上学后，我还是很调皮，在学校及在家里都经常惹事，老师、邻居和家里的保姆没少在我母亲面前告我的状。在那个年代，各家的父母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几乎没有时间管我们这些小孩，保姆和老师的告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小学一年级还没上几天，我的舅舅从老家成都来到武汉。他由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没能考大学，到武汉来散散心。他听我母亲说我调皮，没人管，就要求把我带到成都去读书，由他来调教我。我母亲一口答应了。对于只身一人到遥远又陌生的成都去读书，我是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想去的。但我太小，没有自主权，大人作了决定，我再不愿意也只能服从，满怀委屈和眼含泪水，随我舅舅登上去重庆的轮船。 当时要去成都，交通不太方便，只能坐船从重庆转道。从武汉到重庆，逆水行船要走三天两夜，其间，因避免夜间过三峡中险滩较多的瞿塘峡，轮船要在万县停泊一夜，同时给轮船加煤。 长江三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过瞿塘峡夔门时，就感到船笔直朝山壁撞去，两岸陡峭的山壁高耸入云，蓝天成了一道缝，山体仿佛随时会往中间挤压过来似的，使人心惊胆颤。长江在这儿就像一条细细的溪流，轮船就像一片树叶片漂在水中，人就显得更渺小了。 从三峡中穿过，还可以听到两岸猴群们一阵阵的吼叫声在山峡两岸回荡，经久不息。大自然的雄伟壮观给人以震撼。上中学时，课文中有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读到诗中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倍感亲切。后来，参加工作后，又多次出差经过三峡，但再也没有听到“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撼人的声音，总觉得三峡中缺少了什么，使三峡逊色不少。 轮船到达重庆，舅舅要在重庆呆几天去见几个朋友，他把我托付给开往成都列车上的乘务员，由乘务员把我带到成都。到站下了火车，乘务员将我送上一辆人力黄包车，我拿出舅舅写给的有我外婆名字和地址的纸条给拉车人看，他看完以后，拉起我就走。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万一中间有点什么闪失，把我弄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良好和民风的纯朴，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拐卖儿童的事情发生。 我舅舅和我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住的地方叫槐树街39号。槐树街是一条较狭窄的小街，可能因槐树多而成名。街道的地面铺着青石板（？），街旁是一排排四合院，每个四合院的两扇大木门上面都钉有铜门环，院内都种了不少大树，整条街古朴幽静。拉车的人到了门口，对着院子大门大声叫道：胡雅奇（我外婆的名字），出来接人！不一会，大门打开，我外婆急匆匆走出来，付给钱后，一把将我抱住，大声说道：“我的孙子来了！我的孙子来了！” 外公、外婆及舅舅一家人 这儿，我要谈谈外公、外婆及舅舅一家人。 外公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的教官，当时大约有五、六十岁，清瘦清瘦的，留着稀疏的三羊胡子，已经花白了。外公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虽上了年纪，但身板挺直，保持着军人的姿态。解放后他没有了工作，就在家里置了一部木头纺纱机，靠纺出的纱卖钱来填补家用（家中的主要收入还是靠外婆当小学老师的工资，再就是我父母不时给他们寄点钱）。纺纱机成天吱吱哑哑、哐当哐当地吵个不停。以后上中学后，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木兰词》。开头一句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一念到这两句时，头脑中马上就涌现出外公坐在他家里的那台木头纺纱机旁的情景，不过不是“木兰当户织”，而是“老头当户纺”。《木兰词》这篇古文我至今几乎还能全文背下来，可能跟我在成都的这段生活的经历有关。 从我到外公家那天开始，直到离开的那一天，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从没看到外公对我露出过一次笑脸，也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超过10个字的话。要说话，也是“快吃饭！”、“买葱去！”、“别乱动！”等，一开口都是军人式的命令语气，简短有力，后面都带有惊叹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我，也不知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猫一样，躲避不及。但他看见隔壁邻居家的小毛弟，却是满脸笑容，可见他还是会笑的，只是不对我笑。 外婆是这个家里唯一让我感到有一丝温暖的人。她个子不高，不胖不瘦，说一口北方话。她见着我时总是满脸笑融，慈祥和蔼。我很愿意亲近她，也不怕她。在这个家里，她其实也是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外公是绝对的权威，只要他发威时，谁也不敢吭声。外婆的脸上已有很多皱纹，在我看来，她已经很老了。但她还在一所叫西马棚街小学当老师，教三年级的语文。当时也就五十岁左右。我到成都后，就在她教书的这所小学上学。对于我的学习，舅舅有时会过问一下，更多的时候都是外婆管我。 舅舅当时高中毕业不久，也就20来岁，他圆圆的脸庞，中等身材，长得很英俊、壮实，从外表看不出他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他因病没能参加高考，正休学在家养病。他喜欢写诗歌、小说什么的，书桌上总是堆放着厚厚的稿纸，只要他在家里，总看见他伏案写作。他还担任着街道青年团组织的书记，社会活动很多，经常有年轻人来到家里，和他一起讨论工作或文学创作。他也经常在外边忙一些社会工作。舅舅其实是一个比较和气的人，但在我面前，也许是为了显示出他的权威，他总是摆出一付严厉的样子，我也比较怕他，在他面前从不敢调皮捣蛋。 很久以后听我母亲说，反右斗争中有人揭发他们办的一个油印刊物上发表的东西里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还有组织地下诗歌朗诵会什么的问题。街道党组织撤销了他的团支部书记职务，还开除了他的团籍。 这以后，舅舅就像变了一个人，没有人来找他了，他也不再伏案写作了，但仍很少在家，在家时也很少有笑脸，很少说话。后来，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好像姓赵。他经常自己动手制作小卡片，就像现在的贺年片，他将调好的颜料蘸在牙刷上，用梳子弹刷，将雾状的颜色颗粒喷在硬纸上，形成五颜六色的图案，再贴上他女朋友的照片，卡片做得十分精致、漂亮。谈了女朋友后，他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 多年以后，听我母亲说，他后来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去了包头，在包钢工会里做点宣传工作，是临时工性质。并和他的女朋友在包头结了婚。谁知好景不长，包钢精简人员时他们又失去了工作回到成都，舅舅只能找一些代课老师等临时工作做，过得十分落魄。他的这位夫人也因此同他分手了，使他在精神上又一次受到打击。 又过了几年，在我读中学时他去世了。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死因是心脏病。我更多的认为还是心情郁闷所致。 外公家里，还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是外公的叔叔，我叫他二太爷。他长着浓密的兜腮胡子，佝偻着腰，一只手搭拉在胸前，一刻不停地颤抖，一只手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拖着步子，一颠一颠的。他的嘴边总是搭拉着老长的口水，不时地滴流到衣服上，湿漉漉的一大片。时间长了，衣服的袖子上、前襟上都黑油发亮。 二太爷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我后来看过他读大学时的照片，长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才，与我见到的判若两人。大学毕业不久，他患了一种叫“帕金森”的病，就变成现在这样。他一直跟外公一家生活在一起。外公对他的态度很不好，跟他说话的态度比对我还凶。外公训他时，他多是默不作声，偶尔也低声咕哝两句，得到的是更严厉地训斥。 他还成天在熬中药、吃中药，身上的中药味和脏衣服发出的臭味混合在一起，十分难闻。我对他身上散发出的难闻气味十分厌恶，总是离他远远的。在这个家里，除了外婆，就是他对我好。每次他好不容易向外公讨了几个零用钱，马上就带我到商店里去买点心给我吃。买东西时，我都抢先从售货员手中把食物接过来，生怕被他碰着。我在成都时，他曾经颤颤巍巍地拿着绳子往窗檐上绑，想上吊自杀，被外公发现，大骂了他一顿。 回武汉多年后母亲告诉我，二太爷还是死了，好像是病死的。
西马棚街小学 到成都以后，我就读于外婆教书的西马棚街小学，学校离外婆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巨大的排污水渠，粗大的排水口可以喷出直径一米多的水柱，水花飞溅，响声震耳，十分有气势。每次从这里经过，都有不少人立在一边观看，我也常常驻足不前，看得忘乎所以，如醉如痴。直到现在我还惊奇排污口怎么能喷出如此宏伟有力的水柱来。 到成都不久，我就能说一口地道的成都话了。在班上，也与同学混熟了。同学之间，也是以武力称王，我在摔跤中只输了一个同学，屈居二王。 上课时，我的精力充沛得一刻也不能安静，经常乘老师不注意时不停地换位子坐，以寻求刺激和博得同学的注意。由于在班上是“二王”，我的作业也经常叫其他同学帮我做。下课后，也与同学们疯闹不停。 学校的操场上有个秋千架，一次，荡秋千时，我一边荡，下面有一个同学在下面推。秋千荡得太高，我心里害怕，手一松，从高高的秋千上掉下来，又将左手小臂摔脱臼了。外婆送我去看中医。脱臼复位后，手臂用纱布吊在胸前。这次没有像上次摔折后打上石膏，而是用中药敷了好长时间，敷伤用的中药的气味与二太爷吃的中药一样的气味，闻起来很不舒服。 上幼儿园时，因为疯闹将右手摔断，现在又将左手摔脱臼。我的一双手跟着我真是多灾多难。但从好处讲这也锻炼出我“左右开弓”的强项：重活如提拿东西、打球等肯定是左手干的；写字、吃饭等轻巧活就交由右手去做。这样一双手分工明确、各尽所能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 由于自己太调皮，经常被老师惩罚。一次因上课太闹腾，放学后老师又将我留在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壁思过”。这次留校的时间很长，老师故意将我晾在一边不理我而专心去改她的作业（她肯定是被我的调皮气坏了）。 眼看天都开始黑下来了，我的心里又着急又害怕，真希望老师快点放我回家，要我作一千个保证都愿意。正在这时，恰好有一位认识我和我外婆的女老师进了办公室（外婆中午和晚上有时工作忙不回家吃饭，都是我吃完饭再给她送饭到学校。所以，有些老师认识我）。她看见我，笑着说：“这不是胡雅奇的外孙吗？又做了什么坏事呀？”将我留校的老师这才放我走人。 回到家里，天色已晚。外公、外婆、舅舅他们已经在吃饭了。因为害怕挨骂，一进屋，我没等他们开口问，马上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伤心极了，一抽一抽的。这一招确实有效，外婆马上过来安慰我，哄着我把饭吃完。 饭后，外婆没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她是当老师的，当然明白我回来晚了肯定是被老师留校了），而是叫我把课本和作业拿出来给她检查。课本破破烂烂的，作业本中有不少“5分”、“4分”，也有一些“3分”甚至“2分”，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外婆也没有批评我，她继续检查，并不停地向我提问，我都老老实实地一一作了回答。她又拿出她教课的三年级的语文课本，随便翻到一篇叫《西门豹治邺》的课文让我读，我除了几个生字不认识，看了一下拼音后再读以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外婆还就课文提了几个问题要我回答，我都答对了。 第二天，她找到校长，请求将我跳到三年级读书。我想她这样做，是认为一年级的课程可能对我太简单，所以我才这样调皮不好好上课；跳到三年级读书，她也可以管住我。 校长说现在已经取消了跳级的制度，学校不能批准，此事只好作罢。 我的印象中，在成都的这段日子里，我没有好生读过一天书，但成绩好像还说得过去。 成都的小伙伴 外婆所住的四合院内一共住了三户人家。 外婆对面的一家从没有见人回来，大门上老挂着一把锁。院子顶头一家姓赵，赵奶奶和赵爷爷跟外公、外婆算是一代人，他家是个大户人家，共有小孩九个，最大的已经参加了工作，跟我差不多大的是老七、老八和老九。老七在读五年级，老八跟我一样在读一年级，老九比我小一点，还没有上学。老七是个女孩，老八、老九都是男孩子。按辈分，我该叫老七为七阿姨，老八、老九分别为大毛叔、小毛叔。他们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我无法接受喊他们为阿姨、叔叔，他们也不习惯听这样的称呼。所以，我喊他家的老人为赵奶奶和赵爷爷，喊老七、老八、老九为七妹、大毛弟、小毛弟，有点乱了辈份。家里给我带的换洗的衣服中有一件泡泡纱的衬衣，上面还有淡淡的圆花点点。这件衣服我一直不肯穿，舅舅将它送给了七妹，她很喜欢，马上穿到身上。舅舅给我和七妹、大毛弟、小毛弟照过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中，七妹穿的就是我的那件泡泡纱的衬衣。 四合院中央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种了几株栀子树，还有几棵高大的柚子树。栀子树开花时满院清香扑鼻，我很喜欢栀子花的香气。女孩子爱美，七妹还把栀子花摘下来插在头发上，高兴得满脸笑容。柚子树结果时，一颗颗黄橙橙的柚子挂在树上，十分诱人，我天天盼着柚子赶快成熟，想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院子里还有一口水井，全院的人吃饭、洗漱都靠这口水井，井水清澈冰凉，可以直接饮用。 外婆一家跟赵家关系特别好，我跟老七、老八和老九的关系也特别好。放学后，大多时间都是和他们一起玩。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不忘给我一份。舅舅高兴时，也带我们几个去河边游泳，或者到郊外田野去游玩。 一次，舅舅带我和老七、老八和老九几个孩子到城墙外去玩，去城墙的路上，要经过一片竹林。当时，正是全国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期，城墙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拆下来的砖被用作盖土高炉炼铁。竹林周围有一大片坟地，也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在竹枝上可以看到挂着的绣花鞋子，竹林地上还有坟被毁后扔弃的无名骷髅。我看见一个骷髅上的两排白牙十分显眼，就把这些牙齿偷偷拔下来，拔下来的牙齿还带着牙根，一颗颗牙齿老长老长的，十几颗牙齿足足装了半荷包。回到家里，我把这些牙齿又偷偷放到七妹床上的枕头下面，晚上睡觉时吓了她一大跳，好多天她都不敢一个人进她的房间去。 槐树街上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不少，大家经常聚在一起玩。一边玩一边还不停地唱一首不知是谁看了《渡江侦察记》后编的歌：“李连长，刘四姐，他们两人坐起扯，扯过来，扯过去”。玩伴中有一位比我大一些的男孩特别会画画，他能随便拿一段粉笔或一块砖头碴，就可以在地上画出惟妙惟肖的图画来。特别是他画的穿戴盔甲、骑马挎刀的武将，神气极了。我看得目不转睛，十分羡慕。回到家里，我也拿出一本图书，照着上的画临摹，画了半天也画不像，就干脆用薄纸盖在画上影描下来。我天天这样影描，很快就崭了一大摞。我将一些影描的图画给我父母寄去，他们来信夸我画得不错。我对画画越来越有兴趣，几乎天天都要对着小人书画几张，画画的水平逐渐有了较大的长进。喜爱绘画这个特长，在我以后人生道路的几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真要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启蒙小老师。 成都印象 在成都呆了近一年的时间，由于年纪太小，也没去过很多地方。像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宝光寺、青城山等著名的古迹都是我参加工作后回成都玩才去的。我只去过百花坛公园。各地的公园大多一样，除了到处是花草树木，没有留下其他什么印象。 成都在我这样只有8岁多的孩子眼里，留在印象里的是树木很多，很高大，葱郁而茂密。而且银杏树、核桃树、石榴树、柚子树不少。为什么记得这些树，主要是他们的果实我都吃过。槐树街上就有很多银杏树，落下的树叶像一柄微缩的扇子，我们拿它当书签。外婆住的院子里有柚子树，院墙隔壁还有几棵核桃树。一次下大雨，刮大风，将还未成熟的核桃刮下来不少，落在我们院子这边。看到青绿滚圆的果实，十分诱人。我捡起来擦一擦就咬了一口，又苦又涩，赶快吐了。后来才知道，核桃吃的是它果实的核，果肉是不能吃的。 成都留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东西好吃。外婆和舅舅他们带我吃过赖汤圆和郭汤圆，在家里吃过白斩肉、油炸锅巴、炕馍等。其味美至今不忘。 成都给我最不好的印象也有两个：一个是厕所。学校和外婆家的院子里的厕所都是用木板搭盖的，十分粗糙、简陋。拼凑起来钉在一起的木板大缝连着小缝，不但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而且天冷起风时，在厕所里大便，风透过板缝“嗖、嗖”地吹在屁股上，就像无数把小刀在皮肤上划，十分难受；解大便的地方也是用一条条木板拼凑而成，板上留出一排洞口，下面摆放几口大缸装粪便。木板被尿液和粪迹弄得肮脏、潮湿，滑岌岌的，大便时，总有滑下去掉进粪坑的担心。夏天，厕所里绿头苍蝇扑面而来，数都数不清。粪缸里满是蛆虫，在粪缸里活跃地上下蠕动，一片白茫茫，而且厕所里臭气刺鼻，混合着小便积留成垢形成的氨气，熏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每次上厕所都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第二个是河里的水，呈暗青黄色，像酱汤一样，稠稠的、粘糊糊的。舅舅曾带我到离家不远的西郊河里游泳，我站在岸边半天不敢下去，不是怕水深，而是感到水太脏。我从成都回到武汉后不久，满身起了无数个红疱，奇痒难忍，擦药也不见效。折腾了好长时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在成都的脏水里游泳游出来的。 1987年我带儿子一起回成都玩了一趟，在都江堰，看到岷江的水也是那种暗青黄色；在郭沫若题字的桂湖公园里的湖水也是这样的颜色，看着让人十分不舒服。 天回镇 一个星期天，舅舅带我去了一趟天回镇。天回镇是我的祖籍地，位于成都市区以北约20里，当年，这里只是一个弹丸小镇。从小镇这头走到那头，也就一枝烟的功夫。 位于天回山、凤凰山两山之间的天回镇，历来为四川首府成都北出秦岭的门户。据说，当年玄宗皇帝逃难进入成都，走到这个当时大约还不叫天回镇的小镇，疲劳饥饿难以成行。后来，找到一家小饭馆，小饭馆里也只剩了豆腐。饥饿的皇帝刚吃了碗豆腐，就听到都城光复的喜讯。于是，就此打道回府，不进成都了。从此，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作天回镇。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名字叫《死水微澜》，写的就是天回镇。可见天回镇在历史上的名气还是很大的。 我父亲早就离开老家参加了工作，解放后又到了武汉，还有一个姑姑在南京，只有我的奶奶和大姑妈他们还住在天回镇。我是郭家的长孙，长这么大了奶奶还没见过我。我们是乘早班的火车去的，到奶奶家已是十点多钟了。奶奶和我的一个叫小宝的表哥在家。奶奶已是老态龙钟了，精神还很好，看到我们来了，她笑得合不拢嘴，忙着杀鸡买肉，给我们做午饭。 奶奶家有一个不大的院子，一间老屋比较陈旧了。院子里（还是外边？记不清了）有一小片竹林，竹林间有一条小溪水潺潺流过。我到后，表哥带我到竹林去玩，舅舅留在屋里和奶奶说话。表哥用竹叶做成小船，放到溪水中，竹叶小船慢慢顺水漂流。我一下就和他混熟了，玩得十分起劲。奶奶做的中饭有白斩鸡和回锅肉，很好吃。吃完中饭，因为要赶下一趟的火车回成都城内，我就和舅舅离开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对奶奶和表哥的印象也变得十分模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