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我的乐感也还不错，不管什么歌，只要不是太高难度的，我听上三四五遍就会唱个八九不离十。

喜欢唱歌的首要条件，必须得要有条好嗓子，我嗓子确实还不错。虽然不是石破天惊穿云裂石的那种，却也清脆亮丽如行云流水，能高能低能上能下。

其次就是唱歌要不怯场，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开了喉咙唱，如果就自己一个人小声哼哼唧唧，那是不能称之为唱歌的。我这人比较厚颜，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表现欲强。记得小时候妈妈把她的同事带回家中，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把当天在幼儿园学到的新歌唱给他们听，一个人载歌载舞又唱又跳，从来不晓得什么叫怯场。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一件事情是你喜欢做的（比如唱歌），而且你也具备条件（有个好嗓子），再加上你敢于去做（厚颜XX），那么你缺的就是一个供你表演的舞台了。

我真正登台表演是在汉口黎黄陂路小学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学校里有个教体育的男老师叫张恭福，他虽然教的是体育但是却特别喜欢吹拉弹唱，总是背着一架手风琴在操场上晃来晃去。也许他真的是有音乐天赋却不晓得怎么阴差阳错被派去当了体育老师，那年头的事情有谁说得清楚。总之他上课教体育，下课就搞音乐。

这位张恭福老师后来在武汉市还真闹出蛮大的动静，很搞出了一点名堂。文革后期他创建了“武汉市红领巾艺术学校”，名噪一时。“红领巾艺术学校”声震武汉，经常参加全国性演出。不少家长都挖空心思把自己的孩子往里面塞。当然这是后话，不在本文要表述的范围之内。

话说张恭福老师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组建了“武汉市小伙伴艺术团”，我有幸被他发掘出来，成为了艺术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要说“艺术团”这名字起得也太高端大气上档次了一点，其实我们当时是以唱歌为主，并没有真的去搞什么艺术。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张恭福老师是很有一点鸿鹄之志的。

我们这个合唱团有20几个学生，当时被选中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李云，她的歌喉浑厚圆润温婉柔和，现在回想起来很有一点关牧村的味道。记得还有一个叫肖林辉的男生，他的嗓音高亢有力荡气迴肠，像李双江的风格。他很快就当上合唱团的首席男高音，我也成为了首席女高音，我们两个总是搭档一起领唱，或者男女声二重唱。肖林辉后来真的走上了专业之路，考进了武汉歌舞剧院当上了一名歌唱演员，不过这也是后话，也不在本文要表述的范围之内。

记得某一年我们合唱团每周都要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为一档少儿节目录音，那档少儿节目是教唱歌，教唱的都是革命的少儿歌曲。事先我们合唱团就把要教的那首歌唱的滚瓜烂熟，但在录制节目的时候还是煞有介事一句句的跟着电台派来教我们的老师学唱，然后30分钟之后，我们就全体合唱一遍表示我们已经学会了。

有次学唱的一首歌里有几句领唱是我唱的，我特别想听那次的节目，而且还找老师打听到节目的播放时间。但那时家里没有收音机，于是又特意跟邻居周家说好，到时候去他们家听。那天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调台调音调，不知是我记错了时间还是他们没有调对台，总之那天我没有听到自己的歌声，很有点失落感。

那时候的“武汉市小伙伴艺术团”很出风头，合唱团的成员不仅仅有黎黄陂路小学的学生，还有外校招来的学生，张恭福老师任总指挥总策划艺术总监，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我是张老师的得意门生，独唱领唱二重唱四重唱，凡有女高音那一定是由我来担当。我们合唱团逢节日就必定有演出：“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还有暑假夏令营演出，学校的庆祝活动等等，小伙伴们简直忙得不亦乐乎。武汉剧院，江岸区委大礼堂，洪山大礼堂......武汉市的各个礼堂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我的脸皮练得愈发的厚，胆子也愈发的大，独唱的时候一个人走到舞台正中央，脸不变色心不跳，看着台下那一片黑压压的人头视若无睹，演奏过门一结束，我放开嗓子就唱，从来就没有惶过台！

那时我独唱过的歌曲现在还记忆犹新：“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金瓶似的小山”，“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党听”，“五彩云霞”，“翻身农奴把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领唱过的歌曲就更多：大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鸟在前面带路”，“学习雷锋好榜样”……总之什么革命我们就唱什么，什么能让人热血沸腾，我们就唱得让大家更加热血沸腾。

有一首女声四重唱“再过十年”，我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唱到毕业，那首歌是我们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每次我要去演出家里人总是问：今天唱什么？我总是回答：再过十年！后来我家老爸说：你这“再过十年”已经唱了快3年了！怎么还在唱呀？

“再过十年”的歌词我现在仍然一字不差的记得，重唱的高音部和低音部我都还会唱。这首歌是《北京组歌》中的一首歌：亲爱的朋友请你对我讲，再过十年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地方？我吗？我走出学校，奔向那遥远的地方！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是我的岗位，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歌曲的结尾是：北京啊，北京啊！我们的母亲，我们绝不辜负你的期望，期望！被我们天才的张恭福老师改成了：毛主席啊，毛主席啊，伟大的领袖，我们绝不辜负你的期望，期望！

凭心而论，“再过十年”的旋律优美抒情，如果不是那些革命的歌词，这首歌应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当时唱这首女生四重唱的几个女同学我还记得很清楚：林琳和李云唱低音部，郭丽玲和我唱高音部，林琳唱最低音，我唱最高音。林琳第一个唱：那时候请到工厂来找我，来看我新制成的机床；李云接着唱：请你到公社来找我，我正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然后是郭丽玲唱：请你到山区来找我，我正在山顶上观察气象；我最后一个唱道：请你到大海上来找我，我正像海燕在飞翔，我正像海燕在飞翔！

有次非常正规的演出，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去现场录制节目。我们演唱了《再过十年》。那时电视还是非常稀罕的物件，一般人家里是没有的，只有大机关和政府部门才会配备电视机。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在市委工作，那天她在她妈妈的办公室看了电视直播的演出节目，第二天兴奋地对我说：郭爱平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唱歌了！你下台的时候怎么把前面的同学推了一下？我顿时目瞪口呆，因为我记得我确实是做了这个动作，而且当时我还在想已经快要退场了，没想到是那是直播节目，这个小动作居然也被录了下来。

李云现在仍然和我保持着联系，林琳曾经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后来考进湖北艺术学院附中，成为我们几个人当中唯一搞音乐的，我们后来失去了联系。郭丽玲在《长江日报》文艺版当编辑，和我的一个邻居李长胜是同事，她最后总算与艺术沾上了一点边。我则来到美国北卡的渔港小镇，跟我唱的最后那段歌词有几分吻合：请你到大海边来找我！

小学毕业那年，湖北省艺术学院附中（简称湖艺附中）面对全省招生，张恭福老师带着他的得意门生去报考，我和林琳都被他选中了。考试分三个阶段：初试，复试和最终考试，很有点比赛的意思：初赛复赛和总决赛。

初试就像海选，各路人马上阵，人头济济。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大礼堂里，一大堆人挤在那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去唱，有几个老师坐在那里听。我唱了张老师帮我选的一首歌，张老师用手风琴给我伴奏，几分钟就唱完，然后心里想考试比演出要容易多了！

复试的时候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同学被淘汰掉。复试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进行，我们还是被叫到名字的时候就上去唱。我唱的是同一首歌，依然是张老师手风琴伴奏。跟初试不一样的是每个同学要求朗诵一首诗歌。我的感觉就跟平时排练一样，不像正式演出时台下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

初试和复试我都顺利通过了，接到最终考试的通知书是盛夏时节。那时我已经完成了中考，报考学校的志愿书也早已填好。作为班上的学霸，我们的班主任魏莉群老师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她帮我填写报考志愿书：第一志愿是湖北省实验中学，第二志愿是华师一附中，这两所中学都是省重点中学。第三志愿我选了武汉市第六中学，那时六中只是武汉市重点中学，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名气。我当时一门心思要去湖北艺术学院附中，连一直梦想的省实验和华师一附中都不放在眼里了。所谓的“心高气盛”大概就是如此吧？

去考试的前一天中午，在珞珈山街楼上的大房间里，因为天气太热，我们把凉席铺在地板上，妈妈和我躺在凉席上谈心。妈妈说：有个叫郭兰英的歌唱演员，号称“金嗓子”，你晓得吧？我点点头。妈妈接着说：你也姓郭，你也是金嗓子，以后你就当小郭兰英，好好唱歌，将来到国外的音乐大厅去演出！

最终的考试地点是湖北艺术学院本院，在武昌阅马场一带（或者是紫阳路？），我小时候除了演出基本没去过武昌。考试那天妈妈把我送到了湖北艺术学院门口，张恭福老师也去了。考场除了考生能进去，家长和老师都只能在门口等。我拿着准考证和一个号码，被验明正身以后就自己一个人进去了，那时候我才感觉到：哟嗬！这回是真的要考试了！

我从容不迫地进了考场，一点也不紧张，就像我演出时从来不会惶场一样：我喜欢唱歌擅长唱歌而且厚颜，我真找不出有什么能让我紧张的理由！

考试分好几个部分：考音阶音准音色，还要朗诵一首诗歌或者散文，最后跳一段舞蹈。每项考试都在不同的教室，有不同的主考老师，他们不喊名字而是喊号码，被叫到号码的同学就进教室考试。我是报考声乐的，考试的最后一部分要求唱一首自选歌曲，考舞蹈专业的同学则要求跳一段自选舞蹈。我放声高唱了自选的一首歌，有位老师给我用钢琴伴奏。我唱完以后自信地含笑看着老师们，然后听见主考老师中有一位轻声赞叹：真是金嗓子！

考试结束后，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在家里等通知，因为我们是毕业班，那个暑假没有布置暑假作业，于是我天天到林琳家厮混。林琳的父亲是武汉市某局的局长，13级高干，她家在汉口同兴里的一处独门小院里，环境非常幽雅。林琳考得也不错，她觉得自己进湖艺附中把握很大，我更认为自己是板上钉钉，就像张恭福老师预期的那样：如果就只有一个人能考上，那个人也必定铁定是我无疑！

我和林琳每天都憧憬着进湖艺附中以后的学习生活。湖艺附中的学生每天早上要练功，所以规定学生必须住校。林琳说我们两个人要争取住同一个宿舍，我说那是必须的。林琳又说湖艺的学生一定要学会一门乐器，她希望我们两个人都选同样的乐器，那样我们就能一起上课了，我说那是必须的。我们有时觉得西洋乐器好，就说以后学小提琴，有时候又觉得中国乐器好，于是改变主意要学扬琴，总之我们不停地变来变去。但有一点不会变的就是：接下来的10年我们都会在一起学艺术。湖北艺术学院附中跟普通中学不一样的是：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比如退学辍学），基本上是初中3年升高中，然后高中3年直接进入本院读大学。这样算下来就是整整10年的时间，真正是“再过十年”了。

不久林琳收到了她的入学通知书，但我却没有收到。接下来等待的日子显得很漫长，我每天到学校去等消息，每天眼巴巴地盼着邮递员送信，真有点心急如焚的感觉，我总是觉得邮局把我的通知书寄丢了。林琳告诉我说去学校报到的日期都快要到了，我也很焦急，甚至要张恭福老师去学校打听，张老师却总是含糊其辞。

记得那是个很闷热的下午，天黑沉沉的，好像随时要下雷阵雨。我和几个同学去汉口滨江游泳池游泳，游了几圈之后我靠在游泳池边的栏杆旁休息，有个同学神秘地过来告诉我：郭爱平你还不晓得吧？孙雪涛昨天收到了湖艺附中的入学通知书，学校把你的名额给了她！因为你妈妈是共产党，你爸爸是国民党！

“你爸爸是国民党！”这句话像惊雷一样在我头顶上炸开，我被炸得惊慌失措连一个躲藏的地方都找不到。小学毕业那年我还没满13岁，但是凭这着句话，我还没开始的音乐生涯就被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我一直不知道我爸爸是国民党，我只知道我填表的时候“家庭出生”一栏填的是“职员”，我甚至都不晓得“职员”一词的确切含义，只是觉得没有“工人”，“贫农”或者“革命干部”那么响亮，填写“职员”的时候总有一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哪晓得“职员”还会跟国民党扯上关系。

孙雪涛是当时武汉市副市长孙荣章的女儿，她连续留级2年，读六年级的时候留级到了我们班，她比我们大两岁，人高马大显得很成熟的样子。她成绩很差，但是喜欢跳舞。她住在黎黄陂路武汉中医院正对面。因为她家房子很大，二楼整个一层都是她家的，所以我们班上几个女生放学后经常会到她家里去排节目，有时候正巧碰到孙荣章也在家。我们在那里又唱又跳，偶尔他还会在一旁观看。

孙荣章是南下干部，进城以后休了原配夫人娶了年轻貌美的第二任老婆，孙雪涛是孙荣章第二任老婆的女儿，她说话很粗放，开口闭口就是“老娘如何如何”。有一次放学后我们到她家排节目，进了孙雪涛家门，只见她站在二楼的楼梯口，指着她妈妈的鼻子大骂：你跟老娘放小心点！她妈妈也站在楼下跟她对骂。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怎么会是她顶替了我的名额？她虽然也报考了湖艺附中舞蹈专业，但连复试都没有参加就被淘汰了，照理说她根本就没有入学资格，但是她却拿到了入学通知书，因为我爸爸是国民党！

（小学毕业登记照）

现在回想起来很是顺理成章：孙雪涛连续2年留级，中考肯定又没有通过，如果她还不能小学毕业就无法继续留级了，一个人总不能无休无止的读小学吧？她老爸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在我望眼欲穿等候录取通知的同时，在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里，他紧锣密鼓迅速打通了学校上上下下的关系（想必张老师也是知情者），把录取名额给了孙雪涛。

好几年之后，我从农村抽调回武汉当了工人，在汉阳钢丝绳厂上班。一次晚上11点下中班，我坐厂里的班车回家，班车停在汉口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我从黎黄陂路走回珞珈山街。在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深夜散步的孙荣章，没想到他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而且还记得我的名字，他跟我寒暄了几句并询问我的近况。他必定还记得他曾经动用他的权力，把属于我的名额给了他的女儿，不知当时他的心里是否有几分愧疚？

又过了几年，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了孙雪涛。朋友家住汉口黎黄陂路，就在孙荣章家的隔壁。他家是医学世家而且在武汉市比较有名气，她是上门来求医的。多年不见，孙雪涛发福了不少，她见到我显然有些吃惊。她在XX公司上班，这是必然的，应该也是她老爸的功劳。又过了好多年之后，听说她下海去了深圳，这也是必然的。当时的官二代都纷纷下海搞“官倒”捞钱，她老爸手中的权力再不用就要过期作废了，她这也是顺应潮流之举。在那之后我再没听到关于孙雪涛的任何消息。

那个夏天在我印象中阴沉灰暗乌云密布，我一分之差没有考上省实验和华师一附中，班上另一个学霸陈维群也没有考上省重点。我们的班主任魏莉群对我们两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结果我们都让她失望了。陈维群在同班同学中跟我关系最好，她后来进了武汉市第16中学，我则被武汉市第六中学录取了。

进了中学以后我还是参加学校的各种演出，也独唱领唱过，但我不再像在“小伙伴艺术团”的那几年中，对舞台充满了憧憬和期盼并坚信自己会一直唱下去直到大放异彩。读初一的上半学期，海政文工团到我们学校招文艺兵，学校推荐我去考试。我不抱任何希望地去参加了考试，心里却一直有个声音在说：你爸爸是国民党！

我爸爸是国民党！就连一个普通的艺术学院附中都不肯录取我，何况是政审那么严格的部队？果然招收文艺兵的海政文工团连一个答复都没有给我，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去参加过考试。一片树叶被风吹到他们面前然后又被风轻轻带走，谁会去关注那一片叶子的存在呢？

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喜欢唱歌，而且喜欢放声高唱！只要有时间我就唱歌：洗衣服的时候唱，择菜洗菜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唱，上楼下楼也唱，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唱。清早睁开眼睛我就开始唱歌，一直唱到上床睡觉。每天翻来覆去把我会唱的喜欢唱的歌统统都唱上一遍。

那时我们家住在汉口珞珈山街1号，楼上楼下住了十几家人，板壁隔成的房子根本就不隔音，二楼的好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池和厕所，厨房也是公用的。楼下住的蓉生小妹也喜欢唱歌，我在二楼开始唱：“洪湖水哟浪呀么浪打浪呀！”她会在楼下跟我唱和声：“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呀！”用歌剧《刘三姐》里的一首歌来形容，那真是“唱山歌哟，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哟，哪怕滩险湾又多”！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邻居们真是仁义厚道，我们这么肆无忌惮声放声高唱完全就是扰民行为，但他们居然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人投诉，如果有的时候一天没有听见我唱歌，他们还会奇怪。记得住在楼下的李妈妈总是问我：平平你今天不在家吗，怎么没听见你唱歌？用现如今非常时髦的话，这哪里叫唱歌呢？分明就是“刷存在感”！直到69年初我离开武汉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左邻右舍们大概都松了一口气，这栋楼总算是清净了！

我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下农村我在田边地头唱，进工厂我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唱，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大厅唱…一路走来一路唱，我漂洋过海唱到了美国。我的美国同事告诉我，他们听不懂我用中文唱的歌，但是我的歌喉很优美！

有一次我跟瑞克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瑞克说这首歌好，抑扬顿挫高亢有力而且还带点抒情。我说这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要打倒你们美帝的歌！瑞克大惊：额滴神，连打倒美帝的歌都被你唱的这么动听，I 真是服了U了！

我在汉阳钢丝绳厂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时候，曾被宣传队的同事们戏称为“短笛”，当时我不大懂得短笛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听到一首歌：“欢乐的短笛欢乐的歌，歌声飞出心窝窝”，我才觉得用“短笛”来形容我唱歌，真的很确切。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歌声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

2018年7月

美国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