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產黨搞暴動如火如荼   毛澤東耍陰謀爬上高位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組成了以張國燾為中央代表、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根據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批準的計劃，決定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下發動南昌起義。起義部隊有賀龍指揮的二十軍，葉挺指揮的十一軍二十四師，朱德指揮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起義成功後組成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再加上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三個國民黨內的知名左派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起義部隊沿用國民黨第二方面軍番號，揮師南下，擬打通出海口，重新得到蘇俄援助，重新恢復廣東根據地。但孤軍無援。十月初，起義部隊進到廣東潮州、汕頭後，終於失敗。餘部在朱德、陳毅的率領下發動湘南起義後上了井岡山。日後中共黨內最著名的戰將林彪就是此時跟隨朱、陳走上了井岡山，開始了他叱咤風雲，殘忍血腥，大紅大紫，蓋世奇冤的一生。

中共的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在中共一大到四大期間不顯山不顯水，在中共黨內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這也難怪，從湖南鄉下來的毛澤東，比起陳獨秀、李大釗這樣的知名學者和那些留洋歸來的學子們，渾身都散發出農民樸實的泥土味。知識分子大概從心眼裡瞧不起從穿着到言談舉止都不太洋氣的毛澤東，所以中共歷次高層的改選，中央領導核心都被那些年齡比毛澤東小，資歷比毛澤東淺，言談舉止比毛澤東更顯稚嫩，更富激情的知識分子們所占據着。好不容易在“三大”上嶄露頭角，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留學生們回國後又很快把毛澤東擠出前台。如果國共兩黨的關係不出現大的問題，那麼毛澤東大概在中共黨內難有大的前途。蔣介石、汪精衛的分共為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提供了天大良機。一九二七年，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點。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撤消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實行這一總方針對於最了解中國農民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占有很大的優勢。九月毛澤東到湖南組織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帶領殘兵敗將幾百人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打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師第一團”的旗號，隨後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收編當地土匪袁文才、王佐幾百人。毛澤東上井岡山後，發動農民群眾，組建共產黨的地方組織，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民政權，進行游擊戰爭，使共產黨的武裝得到了極大地發展，為日後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基礎。站穩腳跟的毛澤東後來密令彭德懷殺掉了袁、王二人。

毛澤東走上井岡山標誌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向向傳統的封建農民起義的道路轉變。馬克思主義中的以工人為主體的無產階級革命開始變成毛澤東式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封建主義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開始受到被閹割的命運。

毛澤東奪取政權後，把上井岡山一事吹得神乎其神，說成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實際情況卻是與斯大林操縱的第三國際的指示有關，也是中國幾千年農民戰爭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實踐的成功，對各地共產黨人是極大的鼓舞。他們紛紛以此為樣板，發動武裝起義，建立農村根據地，使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到一九三Ｏ年夏，全國已有十餘塊農村根據地和十七個軍近十萬的紅軍隊伍。較大的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領導的井岡山、湘贛、贛南、閩西根據地，黃公略及後來的彭德懷、騰代遠領導的湘鄂贛根據地，許繼慎、徐向前領導的鄂豫皖根據地，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賀龍領導的湘鄂根據地，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廣西左右江根據地。其中以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根據地規模最大。毛澤東根據自身實踐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和建軍原則對於推動共產黨的武裝鬥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軍事角度看，毛澤東確有一點天才的味道。

就在共產黨熱火朝天地開展武裝鬥爭，準備奪取政權時，蘇俄在中國物色的第一位“俄奸”、蘇俄欽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開始改變自己的政治觀點，認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國民革命的成功標誌着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已完成。中國已進入了資本主義占優勢的和平發展時期，無產階級政黨只能在議會中進行合法鬥爭。認為共產黨在農村的武裝鬥爭是流寇運動。拒絕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獨秀的見解為一心抓槍桿子、想武裝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所不容。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終於看清了當初引他跳進政治旋渦後的蘇俄共產黨的悲劇：“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在孤獨中認定“改悔之事確難從命”，堅信“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陳獨秀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中最早從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迷霧中清醒過來的。繞了一大圈子，陳獨秀先生終於重新回到了“德莫克拉西”。陳獨秀晚年不同任何政治勢力苟合，謝絕胡適先生的美國之邀和參加國際參議會。拒絕蔣介石出十萬元經費要他再組織一個新共產黨。叫他當勞動部長也不干。早兩年被共產黨開除的譚平山和後來從延安出走的張國燾請他組織第三黨，他也一概拒絕，抗戰開始後，共產黨中央提出讓陳獨秀到延安並把他養起來，陳獨秀拒絕並反唇相譏：“你們開會，我怎麼辦？”一九四二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縣淒涼病逝。

在紅軍時期，毛澤東就暴露出殘忍嗜殺的帝王本性.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期間，重用李韶九，將反對自己的人冠之以“改組派”、“AB團”等各種罪名加以清洗殺害，被冤殺者近萬人。如此屠殺，引起了內部的極大恐怖和反感，暴發了著名的“富田事變”。在這次事變中，第二十軍三千餘名紅軍官兵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的口號。這一事變又以二十軍的副排長以上的指揮員七百餘人慘遭毛澤東殺害而告終。一九三一年一月，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堅決批判並糾正了毛澤東濫殺無辜的行為。毛、項二人因此結下“梁子”。

不但毛澤東殘忍嗜殺，就連共產黨內最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周恩來也表現出了殘忍的本色。一九三一年，中共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叛變，中共組織遭到破壞，周恩來派陳庚率特科人員將顧順章一家男女老幼十餘口全部殘殺，連不相干的小保姆也不放過，殺人後屍體全部埋在屋內，並用水泥澆鑄！

與此同時，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夏曦在洪湖蘇區也如此這般地對不信任的手下紅軍高官進行血腥的清洗和屠殺！

紅軍的發展極大地震動了國民政府，蔣介石自一九三Ｏ年十月起，調集大軍對紅軍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第一、二、三次圍剿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取得了勝利。第一次圍剿時紅軍俘虜了國民黨軍師長張輝瓚，毛澤東當即下令殺掉。對共產黨殘忍的殺俘政策，蔣介石以牙還牙，將一大批關押數年的共產黨人也殺掉。第四次反圍剿，毛澤東因在中共黨內遭到王明、博古、張聞天的排斥，被剝奪了軍權。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也取得了勝利。在毛澤東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排斥出紅軍領導核心後，到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圍剿開始，中共的武裝力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全國紅軍由十萬發展到三十萬人。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武裝發展的全盛時期。共產黨建國後的一切黨史由於服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需要，對此事實隻字不提，只提王明路線使五次反圍剿失敗，使紅軍遭到了很大的損失。毛澤東在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也大肆吹噓自己指揮的一、二、三次反圍剿，貶低周恩來、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大力抨擊第五次反圍剿。

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採取德國顧問的建議，一面用碉堡政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一面修築公路封鎖紅軍，斷其食鹽通道，使其坐困。新的堡壘主義戰略果然有效。紅軍在百萬大軍圍剿面前再難有所作為。第五次反圍剿歷時一年終於失敗。紅軍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萬紅軍浩浩蕩蕩從江西瑞金出發向西逃竄。蔣介石此時若部署得當，大可將共軍一舉殲滅，以免日後敗逃台灣之辱。上策是四面圍困，使共軍逃竄無路，就地殲滅。中策是在不得已時東南方向網開一面，把共軍趕到福建、廣東沿海一帶，也不難殲滅。誰知蔣委員長竟鬼使神差在西南方向開一口子，出此下下之策。雖然湘江一戰殲滅共軍大部，終究斬草未盡，使共產黨死灰復燃，蔣介石亦留下千古遺恨。

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毛澤東在共產黨內東山再起提供了難得良機。毛澤東從共產黨十幾年的歷史中悟出了一條真理：共產黨的事業一旦遭到挫折和失敗，領導人就必然下台。此時又恰逢共產黨同蘇俄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被炸毀，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已完全失去了操縱的可能。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因病躺在擔架上的毛澤東利用自己在反一、二、三次圍剿時在紅軍中樹立起來的威信，一路上不斷地拉攏王稼祥、張聞天等共產黨中央的決策者們，又與曾是自己親密下屬的林彪、彭德懷等人保持密切聯繫，等待時機東山再起。積極進行奪取共產黨最高權力的秘密活動。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召開了。出席會議的有跟隨紅軍長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負責人、以及各軍團長、政委。當周恩來代表中央作軍事報告後，張聞天發言對周恩來的報告大加指責，並作“反報告”，“反報告”中歷數中央自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的錯誤，要求罷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林彪、彭德懷等也在會上公開指責李德軍事指揮的錯誤，要求毛澤東重出江湖指揮紅軍。其他與會要人紛紛附和，博古、周恩來、李德陷入孤立。張聞天等人敢對中央的報告進行公開指責，若是在平時，馬上就會弄出個“反黨集團”之類的東西，可現在是非常時期，前後左右都有國軍在圍追堵截，哪有時間去“窩裡鬥”？再加上一年多來的“反圍剿”確是失敗了，博古、李德等人只得順從多數人的願望交權。

毛澤東是這次“倒閣”的主謀，但他知道這樣靠陰謀詭計就把太上皇共產國際派來的代理人趕下台不是名正言順，一旦共產國際知道後不知會有什麼反應。深知江湖險惡的毛澤東並不急於拋頭露面。作為過渡，將無權力欲望，文雅懦弱的張聞天推上總書記的位置，周恩來掛名軍委主席，毛澤東則接過李德手中的紅軍指揮棒，開始對槍桿子發號施令。毛澤東上任後，雖在土城一戰中受挫，但隨後改變策略，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攻克婁山關，重占遵義。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紅軍中贏得了較高的威望。此後毛澤東依靠紅軍的力量，在中共高層縱橫捭闔，幾年後終於坐上了共產黨和共軍的頭把交椅。

毛澤東會在長征路上搞陰謀詭計推翻博古、李德等人的領導，此事早在紅軍長征前就被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留守蘇區游擊隊總負責人項英“英明地”預見到了。長征前夕，項英對博古、李德等人說：毛澤東對被中央剝奪了紅軍指揮權一直心懷不滿，要警惕他在長征路上利用當年在紅軍中的威信篡奪中央的領導權。但博古等人自信滿滿：中央的路線是共產國際為我們制定的，中央路線的正確性和取得的成就是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紅軍廣大指戰員也是擁護中央的，任何人也改變不了中央的正確路線。項英的遠見為毛澤東所不容。項英的遠見為日後自己在“皖南事變”中遭毛澤東暗算埋下了伏筆。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東山再起，中共六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向忠發起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向忠發在其總書記任上做出了兩個對毛澤東的前途和中共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一是向忠發以張國燾與毛澤東關係不太融洽為由，反對共產國際遠東局讓剛從蘇聯回國的張國燾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將其派到鄂豫皖蘇區。若張國燾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以張的性格、才幹、魄力，斷不會有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重出江湖。二是向忠發提名被解除軍權的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這為毛澤東日後政治上的發展和登上高位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否則在長征前，無職無權的毛澤東很有可能與曾是中共中央負責人、當時也無職無權的瞿秋白一道留在蘇區並被蔣介石抓獲處死。向忠發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叛變並被處死。毛澤東感其知遇之大恩，從未說過向忠發的一句壞話。在《毛澤東選集》一至五卷中，毛澤東把所有前共產黨負責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博古、張聞天都大批一通，唯獨對叛徒向忠發網開一面，甚至大大讚揚向忠發任中共總書記的“六大”到六屆四中全會期間“路線正確”。向忠發任總書記期間發生的“立三路線”，在《毛澤東選集》中說是因向忠發工人出身，文化不高，當時中央主要是由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說了算，向忠發以“立三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為口頭禪，向忠發扮演的只是一個傀儡角色。但據近年披露的史實表明：向忠發其實是一個很有魄力的工人運動領袖，寫得好文章，對黨內事務也很專斷，敢公開與共產國際唱對台戲，所謂“立三路線”其始作俑者乃是向忠發而非李立三。毛澤東為政治需要而故意歪曲歷史事實、張冠李戴。當然也為共產黨臉面――共產黨被一個叛徒總書記再加上一條他的“錯誤路線”統治幾年，這算什麼玩意兒！

遵義會議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到遵義會議十四年間，終於完成了從一個名符其實的具有蘇俄意識的、比較“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到名為共產黨、實為封建法西斯黨的脫變。具有現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創立了共產黨，但知識分子們不懂中國政治，不諳官場權術, 在中共高層的政治角逐中一個個敗下陣來。而有濃厚封建意識和帝王思想的毛澤東卻靠其精明的政治手腕，玩弄陰謀詭計，登上了共產黨的權力頂峰，並牢牢地掌握權力直到命赴黃泉。遵義會議首開共產黨內搞陰謀詭計把對手趕下台的先例，這本身也說明共產黨的上層是一個腐朽的封建政治場所。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得勢者永遠是精於搞陰謀詭計的小人。中國的知識分子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的農民革命，卻屢遭失敗。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而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用傳統的中國農民意識和封建帝王思想去指導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卻取得了成功。這也說明幾千年封建思想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不是什麼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民主、自由、人權思想能輕易改變得了的。孫中山想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想來改造中國，由於種種原因他失敗了。陳獨秀想用蘇俄的馬列主義改造中國，他不但失敗了，而且還被自己親手創建的共產黨所拋棄。蔣介石接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大旗，也成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孫、陳、蔣三人都是想用外來的思想文化改造中國，卻同歸失敗。毛澤東接過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搞完全徹底的封建帝王專制，他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這或許是近百年中國歷史給我們的啟迪！

毛澤東指揮紅軍翻越四川西部的夾金山後，同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師。由於張國燾人多勢眾，張聞天為團結四方面軍，提議張國燾擔任總書記。毛澤東堅決反對。張國燾也姿態頗高地說：大敵當前，打仗要緊，不當總書記。結果張國燾只得到一個有名無實的紅軍總政委頭銜。然張國燾七倍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實力難免不遭到毛澤東和中央的猜忌。中共中央的首腦們隔三差五地輪流到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總部，對四方面軍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不是說四方面軍不該放棄鄂豫皖根據地，就是說四方面軍對中央不尊重，或者說四方面軍紀律不嚴明，有軍閥作風，是土匪。意思很明白：你四方面軍雖有雄兵八萬，但工作沒做好。我中央紅軍雖僅萬人，但你張國燾和四方面軍得聽我的指揮。你張國燾不得有任何非分之想，得夾着尾巴做人。紅軍的兩大主力剛會師，就埋下了不和的種子，也埋下了張國燾日後遭到整肅的伏筆。

毛澤東此人有一大特點：誰的力量比他強，就越是提防着這個人，想方設法要削弱他的實力，怕他以實力為後盾奪權。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率一萬多人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因朱德力量比毛澤東強過數倍，毛澤東就想法把朱德的部隊的大部分約八千人派出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並坐視被殲滅而不救援。三大主力在陝北會師後，張國燾人多槍多，毛澤東就把四方面軍主力派到河西走廊，坐視國民黨吃掉西路軍而不管。借國民黨之手削弱政治對手的力量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如果誰的力量比他弱，就想方設法施以恩惠收買拉攏。賀龍與張國燾會師時僅三千人，卻提升賀龍為二方面軍總指揮。到陝北後徐海東的力量很弱，毛澤東也採取收買拉攏的辦法。同樣毛澤東在蘇區為共產黨打下了一塊地盤，但共產黨中央遷到蘇區後就對毛澤東進行批鬥並解職，原因也是怕毛澤東恃眾而驕，用槍桿子指揮黨中央。現張國燾手握八萬雄兵，毛澤東不日夜將他提防才怪了。只是中央現處於山窮水盡之境地，對張的大軍有依賴，暫時不會下手。一旦中央脫離險境後緩過氣來，張國燾定難逃被整肅的下場。

會師後的紅軍混合編為左、右路軍，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右路軍和中央機關北上。張國燾、朱德率左路軍和紅軍總司令部北上，軍事行動統一由總司令部指揮。當全體紅軍走出草地到達川西的阿壩地區時，毛澤東忽然率領右路軍中的林彪、彭德懷的一、三軍團和中央機關約八千人悄悄地背着徐向前及右路軍的四方面軍兩個軍逃之夭夭。完全違背了由張國燾、朱德的總司令部統一指揮紅軍的規定。對於這個關繫到毛、張二人今後命運的中共歷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毛澤東開國後的教科書上的說法是：張國燾想武力危害中央，給陳昌浩發密電，要全體紅軍回師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此電被葉劍英截獲，葉劍英立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連夜率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脫離險境。毛澤東死後，葉劍英多次在華國鋒面前如此這般地演義這一事件，以表當年挽救黨中央的豐功偉績。但張國燾的密電至今未見公諸於眾。這就難以自圓其說。當事人之一的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除憤怒批判張國燾外，未提有此電文，只說葉劍英悄悄地拿走了軍用地圖。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大動亂年代》作者王年一先生也說沒有證據表明張國燾想武力危害中央。

據張國燾本人回憶：毛澤東違背統一行動的協議，悄然率中央機關北上，是想造成挾天子今諸侯的局面，遙控四方面軍。沒有北上的部隊，包括原中央紅軍的五、九軍團，都一致譴責毛澤東和中央背信棄義的行為，才有後來成立以張國燾為主席的中央委員會的舉措。據徐向前將軍的回憶：毛澤東等人率一、三軍團悄然出走，且派兵對四方面軍進行警戒。徐向前和四方面軍的指戰員毫不知情。陳昌浩得知消息後想派兵把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追回來。徐向前說：世上那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陳昌浩放棄了調兵追趕的打算。徐向前一句話，避免了紅軍內部的一場火併，也避免了自己日後落得張國燾、陳昌浩那樣的結局。

此事件的真實情況如何？至今為止，中共官方也沒拿出一個令中外史家信服的材料來證明是因張國燾想武力危害中央，毛澤東才率中央秘密出走的。二ΟΟ一年，中共播出據說是有史以來最客觀反映歷史真實的電視劇《長征》。但此劇對這一歷史公案也採取《春秋》筆法，鏡頭中只見葉劍英把一張紙交給毛澤東並與其密語，這張紙的內容也不向觀眾明示，毛澤東看了一眼後拍桌大怒，找周恩來、張聞天等人開會，宣布“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完全敗露”。隨後立即率彭德懷的三軍團悄悄出走。讓所有觀眾又是一頭霧水。編劇們肯定也不知葉劍英手上的紙飛飛兒上寫的是什麼，只能這樣來圖解毛記黨史。最近中共黨史學界對此爭論很大：中共高官們原在中央的人（如楊尚昆等）說有，原在四方面軍的人都說沒有。更有甚者，調查發電報一方的人，眾口一詞說沒有。調查收電報一方眾口一詞說有。但中共黨史檔案館查不到。有文章竟說出了這種話：“我相信毛澤東、葉劍英的人格，他們不會杜撰此事。”但毛和葉的個人人格恰是最不能使人相信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已全都作古，其真相看來是永難大白於天下。              

毛澤東率中央悄然出走後，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感到被愚弄、拋棄和欺騙了。張國燾隨即率大軍再過草地南下。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張國燾與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加上四方面軍高幹和原中央紅軍的五、九軍團高幹在卓木碉召開聯席會議。此會上中央紅軍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當眾揭露出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所作的、令在場四方面軍高幹不可思議、萬分憤怒的事。（徐向前語）與會者憤怒聲討毛澤東和中央背信棄義的行為，一致決議另立中央，張國燾任書記。

張國燾雖人多槍多，但總有點名不正，言不順。後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經林育英（又名張浩，林彪的堂兄）調解，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取消了中央。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任弼時、賀龍率二、六軍團（此時的二、六兩軍團總兵力不足三千人）與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師。毛澤東立即授予任、賀與張國燾分庭抗禮的權力並削弱張國燾的力量。於七月六日發布命令，由二、六兩軍團和四方面軍的三十二軍（原中央紅軍的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一道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朱德五人以組織寧夏戰役的名義，聯名下令四方面軍主力部隊組成西路軍，從靖遠西渡黃河。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轉戰到次年三月全軍覆沒，僅餘李先念率幾百人從新疆回到延安。歷來的中共文件和中共黨史均將此事定為：張國燾盜用中央名義，擅自命令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最後破產。就是彭德懷被關押期間所寫的《自述》也說西路軍渡河是張國燾的陰謀。這一公案直到毛澤東死後經徐向前、李先念多次申訴才得以澄清這一事實：西路軍從決策到渡黃河直至失敗，所有戰略戰術部署都是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軍委的直接指揮下。

關於西路軍人數，中共史冊眾口一詞說是二萬餘。但《彭德懷自述》中說因西路軍慘敗，抗戰初共軍僅二萬八千人，否則將有六、七萬人。以此分析，西路軍人數有四萬人左右。

西路軍渡河其實是毛澤東為消滅紅四方面軍的一個陰謀：為什麼組織寧夏戰役只有四方面軍的主力渡河，而無其它相應的軍事部署？為什麼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後，十一月八日中央軍委就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劃，其餘部隊向東、向南調動（與西路軍的方向相反）？為什麼放棄寧夏戰役計劃後不電令西路軍立即撤回？為什麼西路軍渡河後任其孤軍深入，直到全軍覆沒而沒派兵支援？（在西路軍全軍覆沒一個多月後，才派出劉伯承、張浩組成援西軍，而援西軍距西路軍渡河的靖遠尚有三百公里就停止前進了）這些疑問歸結到一點就是：四方面軍到陝北後，尚有五萬多人槍，而一、二方面軍之和僅一萬餘人。四方面軍兵力是一、二方面軍總和的四、五倍。毛澤東要除掉張國燾這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就很難，張國燾還有可能憑四方面軍的實力取得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權。於是來個釜底抽薪，把四方面軍調到遠離陝北中央的河西走廊去，借國民黨之手，消滅四方面軍，再逐步開展黨內鬥爭，除掉張國燾。當西路軍兵敗消息傳到陝北，毛澤東大概是興奮得幾夜都睡不着：這下可以無任何顧慮放心大膽地收拾張國燾這個傢伙啦！

歷史沒有如果，歷史給張國燾的機會太多。如果張國燾在川西與中央紅軍會師後以實力為後盾，對共產黨中央進行改造，就會名正言順地登上主席寶座。日後中國幾億百姓就會高喊“張主席萬歲”了。如果張國燾在毛澤東背信棄義逃跑後，立即率大軍追去，抓住毛澤東等中央要人，召開高幹會議，將其斗個七暈八素，這共產黨的寶座也是他的。如果張國燾不自行解散自己的中央，而是據理力爭讓毛澤東先承認背信棄義的錯誤，毛澤東斷沒整治張國燾的口實。如果張國燾不讓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而是駐紮在自己身邊。毛澤東是萬萬不敢對張國燾下手的。而張國燾竟沒有抓住一次機會。最終落得客死異國它鄉的下場。

四方面軍主力在河西走廊失敗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中央就開始收拾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幹部了。西路軍沒失敗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任軍委主席，周恩來、張國燾任副主席，張兼任紅軍總政委。大家相安無事。第二年三月底，西路軍失敗消息傳到延安，中共政治局立即開會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由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西北局書記一貶再貶，最後名義上擔任陝甘寧邊區副主席，實際上卻處於軟禁狀態。萬般無奈，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隻身從延安出走。陳昌浩因有想派兵追趕中央的罪狀，從此一貶到底，永不再用。抗戰爆發後，被送到蘇聯去，並不准其回國。五十年代初回國當了一個翻譯局的副局長。文革一來被批鬥。其蘇聯老婆也與他離婚。一九六七年在關押中吞安眠藥自殺身亡，終年六十一歲。徐向前因說了一句：世上那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從此不再重用。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無法施展。建國後雖因其四方面軍總指揮的資歷得以封元帥銜，但毛澤東在世時一直鬱郁不得志。

四方面軍的各級高幹如許世友、王建安、詹才芳、王宏坤、何畏等數百名被送進林彪任校長的紅軍大學關押批鬥，許世友因有高超武功，關押期間還戴了腳鐐手銬。逼得許世友等人秘密聯絡四方面軍將領近百人，策劃逃出延安回大別山。不料臨舉事時，王建安（此人後任共產黨兵團司令，銜授上將）向林彪告密。毛澤東聞報後大驚，思慮再三，親自出面接見了全部被關押的四方面軍將領，並說：四方面軍的問題由張國燾一人負責，與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無關，應當全部釋放。對主謀許世友原本要處決，許世友見事不妙，撲通一下，跪在毛澤東腳下求活命。毛澤東見許大和尚識趣，關押兩年後重新起用。所有被關押的四方面軍高幹們經歷了這次血腥整肅後，也只有死心踏地為毛澤東賣命。

關押鬥爭是毛澤東的決策，但毛澤東決不露面。而釋放時，毛澤東卻親自來宣布。這一關一放，妙味無窮。恩威並用不由你不服，有心從政的人最好先在毛澤東這裡學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