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知識分子鑽進毛澤東口袋陣（一）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邀請並主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舉行了十三次座談會，號召他們向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幾乎與此同時，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李維漢又主持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集的工商界座談會二十五次，懇請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為表納諫之誠意，對知識分子們提的意見統統原封不動地登在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報紙上，四十多年後，當人們重新翻閱當年的各種共產黨報紙，目睹作為日後“罪證”的“右派言論”無不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當年對國家、民族，對毛澤東、共產黨的一片赤誠所感動，許多意見不僅切中時弊，而且歷盡四十年的歷史風雲，至今都閃爍着真理的光輝！當年的毛澤東若是稍許有一點納諫之心，今日的中國該會變成什麼模樣？

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鈞五月二十一日提出“政治設計院”：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短短數語，極有見地。

但就是這幾句話，使章伯鈞“榮幸”地成為中國右派“第一條好漢”。

章伯鈞政治經歷複雜，一九二二年，章伯鈞成了朱德的秘書。隨同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早期黨員之一。

此後，此君又加入中國國民黨。腳踏兩隻船。

一九二六年春，章伯鈞回國。他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

國民黨分共後，他參加了中共的南昌起義，並隨軍南下。失敗後到香港，從此與共產黨和國民黨脫離了關係。

一九二八年，章伯鈞與譚平山、鄧演達等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又稱“第三黨”――即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第三黨。

一九三三年，章伯鈞參加國民黨左派蔣光鼐、蔡廷鍇、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發起的反蔣事變。失敗後流亡日本。

一九四七年二月，章伯鈞等人的第三黨經幾次改名後定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此後章伯鈞一直任該黨主席。

章伯鈞又積極參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成立工作。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他又成為該黨主要負責人之一。

抗戰勝利後，章伯鈞支持共產黨，反對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章伯鈞出席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不久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通部長。

一九五四年章伯鈞出任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由於章伯鈞的多重政治身份，和他獨樹一幟的見解，他的發言非常引人注目。

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

羅隆基先生對於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曾多次流露出不滿，對中共的“肅反”、“三反”、“五反”中的濫殺無辜行為也有微詞。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登出了羅隆基的發言：

“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曲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成立這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

一、可以鼓勵有意見的人向委員會申訴。地方上的一些知識分子都希望有說話的地方，並且希望“條條道路通北京”，認為有意見傳到北京，就是“下情上達”。因此，有了這個委員會，就可以使有委曲的人不至於沒地方申訴。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崑崙先生說，現在有人以為今天的‘鳴’‘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實這不外是經驗主義者錯誤的主觀主義設想出來的公式。過去許多大運動造成一些隔閡。過去的運動都有平反工作。不過，過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會把意見轉給地方，地方又把意見轉給有關單位領導的組織去處理。這樣就很難做到“有錯必糾”了。如果成立了這麼一個，那就可以將平反的機構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來。過去的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那就更有利於做平反工作。

三、在‘鳴’‘放’中，就有人有顧慮。誰也不敢保證，對‘放’與‘鳴’絕對不會有人打擊報復。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這樣，有報復思想的有就害怕，真的受到報復的人也有路可走。

這樣的委員會，中央有，地方也應該有，而且中央可以領導地方的這樣的委員會；全國有這麼樣的有系統的機構，一定能夠保證‘鳴’‘放’得好。我這個僅是建議，很不成熟，不知是否妥當。”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何錯之有？

就因為這一建議，羅隆基成了中國右派“第二條好漢”。

羅隆基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就是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後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

羅隆基崇尚英美政治。一九三一年，與張君勵等人組織“再生社”，出版《再生》雜誌。後又擔任南開大學、西南聯大教授，擔任過《新月》雜誌主編，《晨報》社長等。

一九四一年十月，羅隆基參與組織中國政團同盟，出任宣傳部長。

抗戰勝利後，羅隆基站在了中共一邊。一九四九年春，蔣介在上海軟禁了羅隆基。

毛澤東開國後，羅隆基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

中共的整風和大鳴大放已近尾聲，該“放”的已經“放”了，不該“放”或不想“放”的也早已厭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查對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單，發覺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尚未發言。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打電話給儲安平，請他務必在六月一日所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一次發言。

儲安平只得遵命。他事先寫好了稿紙，題目是《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儲安平把毛澤東、周恩來稱為“老和尚”，把其他中共幹部稱為“小和尚”，只是借用毛澤東四月三十日的一句風趣話而已。

儲安平向毛澤東和周恩來請教什麼呢？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取得的政權，黨需要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甘情願跟共產黨走，但跟共產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縱觀所謂“右派言論”，唯儲安平的發言稍夠“右派水準”，但也當歸納為“忠言逆耳”之類。

儲安平由於“黨天下”之高論，而成為中國右派“第三條好漢”。

儲安平一九Ｏ九年生於江蘇宜興。上高中時就寫小說，靠自掙稿費上了大學。二十六歲時去英國留學。回國後當編輯、教授。

一九四九年九月，儲安平到北平出席共產黨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因毛澤東一句話：“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而以民主黨派人士身份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儲安平在後來交待時，就自己六月一日的發言的由來，作了一個說明：

“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學社、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六月一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六月一日發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

看來儲安平是引誘加強迫，被綁上右派戰車的。

在上海市，名不見經傳的陳仁炳成了共產黨文人張春橋重點轟擊的對象：

張春橋對陳仁炳的“右派”言論進行了概括，總結為“六論”：

一曰“暗無天日”論。二曰“辯駁有罪”論。

三曰“拆橋頭堡”論。四曰“火燒基層”論。

五曰“大病重藥”論。六曰“我們負責”論。

所謂“暗無天日”論，其實是因為陳仁炳說了一句“某個角落”已“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陳仁炳指的是上海作家協會這個“角落”，而張春橋則把此話擴大為陳仁炳說新中國“各個角落”都“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然後加以“駁斥”。

所謂“辯駁有罪”論，則是因為陳仁炳說了一句：“在整風運動中是應該着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

所謂“拆橋頭堡”論，是因為陳炳仁稱那些“反右”積極分子為“橋頭堡”，要“拆除”。

所謂“火燒基層”論，是出自陳仁炳的一句話：“整風暫不到基層，是由於基層的‘消防’力量不夠。”

所謂“大病重藥”論，是由於陳炳仁常說：“治大病要用重藥。”

所謂“我們負責”論，是出於陳仁炳一句帶笑的話：“上影廠有許多同志在我們民盟開會，說了許多話，我們可負不起責任呀！”

其實陳仁炳隨口所說的話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意思，而張春橋則挖空心思加以“總結”，上綱上線。這才是張春橋的看家本領。

陳炳仁被張春橋無中生有，一批再批。一時間名聲大噪，被毛澤東點名加以批判。成為右派在上海的頭面人物，從而有幸成為中國右派的“第四條好漢” 。

陳仁炳生於一九Ｏ九年中秋節，出生在湖北武昌一個基督教家庭。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文學院社會系，同年自費赴美國留學。先在美中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獲社會學碩士學位，然後於一九三六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獲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這年秋天回國,任教於武昌華中大學。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在上海市，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彭文應作了如下發言：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有報喜不報憂，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道出來。”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於管理而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自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在有明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我們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由於這些較為尖銳的發言，坐上了中國右派“第五條好漢”的  交椅。

彭文應生於一九Ｏ四年。十三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參加過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大學教授。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人民大學二十二歲的女學生林希翎說：

 “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不能以黨代政。”

“權大還是法大？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法’都是最高統治者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約，就連一般的官員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嗎？解放後口頭上說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但實際上仍然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就連槍斃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不是還要毛澤東親自批准才能執行嗎？毛澤東說的話，沒有人敢反對。‘權大於法’是實實在在的。就是到了現在，雖然一再強調‘以法治國’，但各級領導干於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嗎？現在的中國是權大。”

“肅反擴大化了。”

林希希翎因這些言論成為中國右派第六條好漢。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１９３５年出生，浙江溫嶺人。１９４９年夏在杭州上中學時，參加了解放軍第二十五軍，曾任師文工隊員。五十年代前期轉業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可是她卻“不守本分”，從當時文壇幾個“熱點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藍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論文，引起爭論並受到批評，她不服，進行反駁，這就出了名。

由於她“頑固抗拒”，在反右運動後期被定成“極右分子”，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後又被作為“反革命”逮捕判刑十五年。筆者寫本書時，林希翎女士尚健在，已移居國外。多年來在海外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奔走呼籲。

筆者封以上六位為中國右派的“六條好漢”，原因是他們是中共永遠都不可能為其“改正”的最後的六個右派分子。如果中國真有個什麼“右派委員會”的組織的話，此六人理所當然地應是該“委員會”的“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