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血腥幽默毛要刘主持搞死自己决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一会议连同三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从不点名打倒到点名打倒的重要会议，这两个会议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八十名。

会议的第一项活动是“介绍情况座谈会”。名为座谈，实际上是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向与会人员宣读毛泽东的圣旨，其它的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只能洗耳恭听。

五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上谈了八个多小时，主要传达毛泽东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为发动文革而编造出来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危言耸听的论断，特别介绍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解散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并说《通知》的最后一段（即毛泽东添加的文字，见后页）是惊心动魄的，中央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问题，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的问题，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康生的讲话表明了文革发动的准备工作是从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

五月六日下午，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讲话，张春桥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一九六六年，重点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围绕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前后中共上层的斗争。并说姚文发表前三天，先请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几人提意见，他们对最后一部分（关于政治问题）统统反对。我们这时估计到斗争将是激烈的。文章发表后反映强烈。意外的是三件事：一、范瑾、沙英问背景（即彭真叫邓拓、范瑾向《文汇报》问姚文是否是毛泽东让登的），二、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向谁专政？三、十二月二十日决定出小册子，二十四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总之封锁得严严的，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布置又有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布置？

五月七日上午陈伯达在“座谈会”上讲话，采用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明的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以证明彭真此人一贯反对毛泽东，一贯反动透顶。

座谈会后，与会人员即开始讨论康生等人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讨论了近十天后，于五月十六日一致通过了这个中共历史上著名的、血腥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作出撤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说该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盗用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提纲特别强调‘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总之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说彭真“盗用中央名义”有利于稳住批准《提纲》下发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年给张国焘定罪时也有“盗用中央名义”一说。

《五、一六通知》通知发表前，毛泽东亲自多次精心修改增删，其中杀气腾腾、火药味十足的文字出自于毛泽东的亲笔：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了，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刘少奇真的愚蠢到看不出毛泽东这些文字都是针对自己，要搞死自己的节奏？

会议第三项是林彪五月十八日上午在大会上讲话。林彪的讲话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顺着毛泽东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的思路，将古今中外许多有关政变，暗杀等事例抖出来，以证实毛泽东的“北京会发生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言。二、大讲“反复辟”。说的是：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三、大讲毛泽东是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还没有第二个人。毛主席是个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是我们的行为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受到了毛泽东高度的公开赞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林彪的讲话在三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为印发。十一中全会后的九月二十二日，又将林彪的讲话作为党的文件向全国传达并给以高度评价：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恐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需要林彪时，同样把他捧得万丈高。

就差一点高呼“林彪万岁”了。

毛泽东把林彪弄死之后，不知道怎么向全中国的民众解释了，一九七二年又捏造出了《致江青的一封信》，说林彪在这里大念政变经，是为了图谋不轨。

林彪讲话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查。彭真、陆定一等人又将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检查期间有一小插曲，五月二十日陆定一作检查前，林彪将亲笔写的纸条放在每个人的席位上。纸条上写着“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前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作风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未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件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一场极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掺杂着揭个人隐私的矛盾，给世人留下茶余饭后的笑料。

彭真、陆定一等人检讨期间，与会者上至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下到与会的各级官员，人人赤膊上阵，个个口诛笔伐，对彭真等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昨日的功臣，今日的祸首；昨日的同志，今日的敌人；昨日还阶级感情深似海，今日就阶级仇恨海样深；昨日衣服裤子打伙穿，今天就要把他抽筋剥皮煮了吃。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会议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阶级敌人”、“走资派”的人在其处理决定中都贯之以“同志”二字。彭德怀等人的处理也是这样。这使人不好理解。这从逻辑上来说是非常混乱的，既然是同志，为什么又说他代表了资产阶级？既是代表资产阶级，就是阶级敌人，又为何称其为“同志”？看来这“同志”和“敌人”之间还真没一个严格的界线。毛泽东今天喜欢你，今天你是“同志”，明天不喜欢你了，你就成了“敌人”。等几年又喜欢你了，你又可以从“敌人”变成“同志”。一切以毛泽东的好恶为准。

陶铸此人的擢升并不出人的意料。此人在大跃进中是一个最会说假话，最会放卫星的省委书记之一，颇得毛泽东的信任而在六Ｏ年时升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前面提到在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的生日聚会时，毛泽东专门与陶铸坐在一桌上，足见毛泽东对他的器重。另外陶铸对邓小平尤为佩服。他曾说：共产党内若允许拜师的话，他一定拜邓小平为师。这次陶铸由中南局上调中央也是邓小平提名推荐的。邓小平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喜欢的是小陶，不动声色地投其所好。

李雪峰的提拔就有一些名堂了。李是彭真的老部下，与其关系密切。由李取代彭真也许是毛泽东为了考验他对自己的忠诚度，当然李雪峰也是大跃进的忠实执行者，当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在徐水县搞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县的共产主义试点。

至于叶剑英的任职，只是起一个配角作用。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

让刘少奇自己主持通过打倒自己的《五、一六》通知，让刘少奇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整下台。是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涯的一大天才的杰作、一大超级的阴谋、一大血腥的黑色幽默！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闭会后，五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笔指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确定后另行通知。

成立中央文革是毛泽东为剥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权力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中央文革名义上陈伯达是组长，实际上江青才是其中的“老大”。名义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实际上除毛泽东外谁也领导不了。以前是毛泽东出主意，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执行。现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是形同虚设，什么事只要毛泽东向中央文革小组打个招呼，中央文革立即就在全国兴风作浪。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力量完全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地位，成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唯一依靠力量。

刘少奇在主持通过了打倒自己的决议后，五月三十日又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毛泽东立即批示：同意这样做。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手握尚方宝剑的陈伯达占领舆论阵地后果然身手不凡，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此文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还是说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号召“横扫”的是思想文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和“破旧立新”之类的东西，没有一句是针对中共高层人物的内容。此文出笼的背景大概是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密旨：现在还不想让刘少奇就觉察到文革的矛头所指就是他本人。故意把矛头指向无关紧要的“破旧立新”其它方面。此文之所以出名，乃是一九八一年陈伯达被邓小平送上审判台时，此文居然成了陈伯达的一大“罪状”。

陈伯达代表毛泽东占领了中国的舆论阵地后，毛泽东可以放手地通过报纸、电台等工具，进行种种的宣传煽动工作。文革之火已经点燃，下一步就是如何把这把火引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了。

就在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后，毛为麻痹刘少奇，命令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朱德”。批斗会上，人人义愤填膺批朱德搞修政治主义。批斗会上，朱德说：“我都八十几的人了，走路要人扶，吃饭要人喂我搞哪门子修正主义哦？”会后北京出现大量批判朱德文章标语，说朱德是“大军阀、大土匪，修正主义总后台”！毛泽东又出来为朱德站台说“朱德是红司令。”此事才算了结。